南宋中后期的农民战争

一 横征暴敛激化了阶级矛盾

宋孝宗即位后，虽取消了秦桧的官爵谥号，恢复了岳飞的名誉，纠正了秦桧当国时的一些弊政，免除绍兴三十年（1160年）以前的所欠赋税，但实际上农民并未得到什么实惠，得到好处的只是那些大地主。随后，赋税征收又逐渐增多。南宋中期，旧税未免，复增新税，而支移、折变、和买等各种巧取豪夺的名目有增无减。杨万里曾经指出：“民输粟于官谓之苗，旧以一斛输一斛，今以二斛输一斛矣。输帛于官谓之税，旧以正绢为税绢，今正绢外有和买矣。旧和买官给其值，或以钱，或以盐，今皆无之，又以绢估值而倍折其钱矣。旧税亩一钱输免役一钱，今岁增其额，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数倍其帛，又数倍其钱，而又有月桩钱、版帐钱，不知几倍于祖宗之旧”。南宋中期后，农民的负担更加重了。

南宋领土比北宋大大缩小，其经济承受能力有限，但为了维持它的反动统治，却保持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孝宗乾道初年，其军队已超过四十万人，每年用于养兵之费达八千多万缗。赋税收入大部用于养兵，州县无余，便另立名目加征于民。淳熙七年（1200年）夏，知南康军朱熹说：“今民间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州县无复赢佘，于是别立名色巧取。”自然加重了对农民的盘剥。荆湖南路各州县的税米南宋政府还要求“馈荆、鄂、襄阳诸军”，要农民将税米直接送往前线，而运送粮米的费用却要农民自己承担，如潭州（湖南长沙市），岁输米三十万斛，额外又增运输费十万缗。

苛捐杂税，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其中以月桩钱最为民害，它的征收范围很广，有所谓曲引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折纳牛皮筋角钱等等，如曲引钱，虽规定“乡村有吉凶聚会者，听人户纳钱买引，于邻近酒户寄造酒曲，不得非理抑配”，法令虽这样规定，但征收时，却采取了按田亩摊派的办法，上等三千文，中等二千文，下等一千文，最下等五百文，“皆随夏秋税送官，自田二十亩而上，无能免者”。另外，还有乳香摊派，乳香是一种奢侈品，对广大人民来说，是一种无用之物，封建统治者却通过州县政府向农民摊派购买，限期强卖。贫苦农民衣食都很困难，那有能力购买乳香，这等于置民于死地。

茶叶专卖制度，也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激化了阶级矛盾。北宋时，茶叶专卖已经引起王小波、李顺起义，南宋时，种茶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南宋政府对茶农、茶贩的控制也更加严密，规定茶农要将生产的茶叶低价卖给官府，官府却以高价出卖“茶引”于茶贩，茶贩凭“茶引”取茶，运销各地。这种制度，不仅使茶农深受其害，而茶贩也获利很小，因此，茶农茶贩之间便私相买卖，私贩盛行起来。茶贩往往成群结队，人数“多辄千余，少亦百数，负者一夫，而卫者两夫，横刀揭斧，叫呼踊跃，以自震其威，使人有所畏而不敢迫”，将茶运往外地以至渡淮北去，售于金朝境内，获利极厚，广大茶农，也依靠私贩“资以为生”。南宋政府严禁私贩，并派兵缉捕，因此，许多茶农、茶贩被迫起而反抗，参加农民起义，有些起义还是茶贩领导的。

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使农民纷纷破产，失去生计，哭诉无门，终于铤而走险参加起义，正如辛弃疾所说：“斯民无所诉，不去为盗，将安之乎？”

二 李金领导的起义

乾道元年（1165年）春，湖南地区发生旱灾，饥民遍地，封建官府不仅不加救济，反而向各州县灾民派实乳香，农民无比愤怒，灾情最重，生活无着的郴州（湖南郴县）宜章县农民，在李金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

宜章县地处荆湖南路的最南端，地连广东，“二广诸郡，城垒兵备，率皆单寡”。这里官军兵力薄弱，有利于农民军发展，因此，李金起义户，很快发展起来。乾道元年（1165年）五月，农民军已发展到上万人，他们“分道犯英（广东英德），韶（广东韶关市）、连（广东连县）、广（广州市），德庆（广东德庆）、肇庆（广东肇庆市）、封（广东封开）、梧（广西梧州市）、贺（广西贺县）之境，旁入道州（湖南道县）、桂阳军（湖南桂阳），杀掠万计，州县不知所为，至敛民间金帛赂之以免”。农民军攻入广东、广西两路，在九州范围内，杀地主，没收其财物，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随后，农民军又返回家乡湖南，经道州（湖南道县）攻占郴州（湖南郴县）、桂阳军等城。农民军“鼓行面前，直捣县邑”，有些地方官无力相抗，便献出伞帛，要求农民军不要到他们那里去。在农民军的打击下，这些老爷们的往日威风，扫地以尽。

李金起义后，“数道大震，朝廷忧之”，乾道元年（1165年）三月，南宋朝廷任命刘珙为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让他全权负责镇压农民起义军。同年五月，刘珙到达潭州，拟调集各州军队，但却遭到各州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非湖南材官所能了也，非鄂渚羽林不可”。安抚司的官员也畏缩不前。刘珙感到，湖南官军力量很弱，远不是农民军的对手，只好向朝廷告急，要求增派援兵，同时写信给湖北、京西制置使沈介，要求他发兵协助，并且向他保证：“道远贼炽，比下诏，且不及事，请以便宜出师，即朝廷以擅兴为罪，吾自当之。”这时，在李金起义的影响下，湘阴县桥口又爆发了刘花三、李无对为首的起义，有众数百人，攻击刘珙的后方，农民军大有席卷湖南之势。面对农民军的南北夹击，刘珙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纠集了一支由州县兵组成的三百人的军队，由部将赵彦率领向桥口的农民军反扑，刘珙还出重赏号召地主武装起来镇压，他贴出布告：“民有得盗斩首者，皆厚其赏，盗所隐赃者无多少，官一不问”。这张布告，吸引了当地的地主分子，他们配合官军，向这支小规模起义军发动进攻，使许多人惨遭杀害。

六月，沈介令游奕军统制田宝率兵一千人，鄂州水军统制杨钦率兵一千五百人到达湖南。刘珙：“发夫数程外迎之，代其负任；至则犒赐过望”，杨钦原是钟相、杨幺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将领，后叛降，成为南宋统治者的忠实走狗，刘珙看到杨钦可用，便下令各路军队均受杨钦节制。田宝、杨钦两支军队的到来，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军由优势转为劣势。在官军的进攻下，李金接连战败，六月三十日，郴州战役，农民军又遭惨败，被田宝追杀二十多里。七月，官军攻桂阳，农民军将领田欧、尹宽战败。农民军力量一再削弱，而“鄂将谷青，王翌又各以二千人至”，农民军退守宜章。八月，农民军数万人与官军在龙冈发生决战，“自辰至申，官军稍却”，农民军即将取得全胜时，农民军叛徒杨钦又带领大队官军杀来，“钦被发大呼，策马横冲之，贼分为两，共前列精兵歼焉。”农民军被冲为两段，结果大畋，李金率领农民军残部退往莽山之中。

在军事镇压的同时，南宋统治者对李金起义军同样也进行了诱降活动，刘珙发出文告：“贼徒相扑杀诣吏者，除罪受赏。”当农民军办量削弱，形势恶化时，农民军内部的一些不坚定分子，便经受不住敌人的威胁利诱，发生动摇。八月七日，曹彦、黄拱叛变，李金、黄谷等农民军领袖被执送官军，壮烈牺牲。官军进入宜章山区后，进行了血腥大屠杀，许多劳动人民惨遭杀害，地主分子也进行了反攻倒算，“复故田宅者以千数”，造成一片白色恐怖。但是，劳动人民并没有被血腥镇压所吓倒，他们把农民军战士掩护下来，化整为零，分成许多小股，继续战斗，直到这年十二月，才最后失败。

三 赖文政领导的起义

南宋时，政府对茶叶实行专卖，通过压低收购价格以盘剥茶农，以茶引、缉私控制茶贩，千方百计增加政府收入。由于收购价太低，茶农“不得以自赡”，纷纷破产；又由于官府的“茶引”定价太高，使茶贩无力购买，因而私贩盛行，官府对私贩进行武力镇压，终于酿成所谓“茶寇”的起义反抗。

南宋中启期，“茶寇”起义此伏彼起，一直没有停止，但规模都比较小，其中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是淳熙年间赖文政领导的荆湖茶贩起义。

淳熙二年（1175年）四月，湖北茶贩以赖文政为首在荆南发动武装起义，有众四百多人。湖北境内官军较多，起义军不易发展，赖文政乃率领起义军进入湖南，又入江西，沿途杀官员，烧官府，连败地方官军。南宋政府慌忙调集鄂州（湖北省武昌）及江西的军队前往镇压，但官军尚未集结起来，起义军已经到达吉州（江西吉安），吉州宋军顽抗，被起义军打得大败，后起义军又转入禾山（江西永新县西北）。知隆兴府兼江西路安抚使汪大猷派副总管卖和仲领数州之兵攻禾山，他老而无能，轻举冒进，故一进山就被起义军打垮了。后官军集中大队兵马攻山，起义军又采取缓兵之计，声称可以谈判招安，但暗中却立旗帜为疑兵，由乌道窜去”，两天后官军才发现起义军转移，已经望尘莫及了，围剿失败。六月，南宋朝廷又任命辛弃疾为江西提刑、节制诸路军马，镇压起义。贾和仲兵败被罢官除名；送贺州（广西贺县）编管：汪大猷也受到降职处分。

赖文政率起义军离禾山后，由吉州（江西省吉安县）、赣州（江西赣州市）进入广东境内，“其锋甚锐”。广东提点刑狱林光朝立即调集本路军队拦截，摧锋军统制路海，广东钤辖黄进“各以兵分控要害”，赖文政起义军接战失利；损失很大。为保存实力，起义军又返回吉州，在永新县的禾山一带山区隐蔽下来。

八月二十六日，赖文政率领起义军由安福县经娘子坑进入萍乡（江西萍乡市）境内，潜伏于“东冈之周氏家”。江西宋军将领解彦祥率军尾追，并派兵四出侦探起义军的去向。八月二十九日，起义军的住处为宋军侦知，解彦祥乃自率大军，以巡检使马熙为向导，扑向东冈，以优势兵力向起义军发动突然袭击。在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赖文政仍沉着应战，与官军激战于周氏门前田中，起义军伤亡很大。日落后，赖文政率部转移，转移中，起义军又遭到马熙的袭击，乃退回安福，在安福寺休整和治疗伤病。这时，解彦祥也尾追不放，由宜春（江西宜春）越过仰山追至安福。赖文政则由安福南下，经永新进入兴国（江西兴周），将宋军远远抛在后面。

九月，辛弃疾在以大军围攻的同时，也加紧了诱降活动，不断派人到起义军中劝降。赖文政由于在萍乡战役中受到很大损失，在转移途中，又受到土豪彭道的袭击，起义军人数大减，伤病员又多，已无力再战。兴国县尉黄倬前来劝降，许诺了许多条件，赖文政信以为真，结果上当，被骗到江州杀害，起义失败。

赖文政起义前后坚持斗争半年之久，南宋统治者动用了上万人的军队，“将尉死者数十人，为费以六万计”才镇压了这次起义，可见对南宋王朝是一次沉重打击。

四 陈峒领导的起义

李金起义被镇压以后，南宋统治者将鄂州兵一千多人留驻于郴州和桂阳军，用以监视，镇压人民的反抗活动。随后，湖南安抚使刘珙又要求“增置新兵”，因而，“调度百出”。镇压李金起义后，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加重了。正如辛弃疾在给孝宗皇帝的上书中所说的：“陛下不许多取百姓斗面米，今有一岁所取，反数倍于前者，陛下不许将百姓租米折纳现钱，今有一石折纳至三倍者，并耗言之，横敛可知。”杨万里指出，“郴寇之作，亦守臣和籴行之不善之所致也。”是封建压迫剥削太重导致了陈峒农民起义的爆发。

淳熙六年（1179年）正月，宜章县人陈峒，领导农民在太平乡发动了武装起义，旬日之间，发展到数千人。陈峒“剿悍善战，颇有策划，据炭山深谷，多施偏驾弩、礌石手炮，又有小盾，皆其长技”，他们还“遣人入溪峒，买毒药之可为药箭者”，制造了杀伤力很强的毒箭，因此，农民军所到之处，屡败官军。陈峒与李金一样，起义后很快南下攻入广东连州，随后分兵两路，一路由陈峒率领返回湖南，进入道州境内，攻占江华县，又破桂阳军（湖南桂附）之蓝山、临武二县；另一路则由邝深率领，攻取连州（广东连县）阳山县，并把矛头指向广州的怀集县（广东今县），大有南取德庆（广东德庆县），肇庆（广东肇庆市）二府之势。农民军的迅速发展，使郴州、道州、连州、永州，桂阳军等地“皆警”，湖南，广东两路震动。

陈峒起义爆发后，湖南路安抚使王佐，一面向南宋朝廷报警，要求调拨荆鄂兵三千人来援，一面就地拼凑军队讨伐，他起用流放到湖南的犯罪将领冯湛代理湖南路兵马钤辖、节制诸路军马，指挥潭州将兵八百人，又从各州县调集土军、弓手、义兵共五千余人，前往镇压。

这时，广东方面，当邝深率领农民军攻下阳山并指向广州怀集县的时候，广东安抚使周自强，也调兵遣将对农民军进行围攻堵截，由摧锋军正将刘安、训练官巫迕等，“领兵往击，败之于怀集县界郭湴村，又败之于连州界大镬村”。农民军一再失利，又有官军追逼，邝深感到在广东难以发展，便进行战略转移，率领农民军由间道撤回了宜章。

邝深返回宜章后，陈峒也率兵由道州回到了太平乡，两路起义军又汇合到一起。农民军的战略转移；—是为了集中力量，利用熟悉的地形，有效地打击敌人；但南宋统治者却误认为农民军已经计穷力尽，四月十三日宋孝宗也借机下诏“招安”。但老奸巨猾的湖南安抚使王佐却反对盲日乐观，他身临其境，了解农民军的情况，认为农民军虽遇小败，但主力并未受到损失，因此，他坚决主张武力围剿，并上书朝廷，要求迅速调兵支援。宋孝宗乃以王佐节制诸路军马，统一指挥镇压农民军事宜。这样，农民军就处于湖南、广东两路军队的南北夹击之中，形势对农民军十分不利。

面对敌人的夹击围攻，农民军毫不气馁，他们主动迎击来犯之敌，在宜章县的黄沙寨，与冯湛相遇，农民军“大呼奔突”，大败冯湛临时拼凑的三千军队，并乘胜追杀，但不幸中伏，陈峒之弟中箭牺牲，农民军退兵。

黄沙寨战役后，冯湛不敢再长驱直入，便改变策略，“敛兵闭垒”不战，“筑室聚粮，为久驻计”，对农民军进行围攻同时，又派出奸细，刺探农民军的虚实和进行诱降活动，还将俘虏的农民军放归，并宣布，若“能诛灭首恶，不惟宥罪，抑有醴赏”，以削弱农民军的斗志。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军“欲战不得”，日子一久，军心开始涣散，再加以敌人的诱降，使得农民军“内自相疑，无复斗志”，战斗力大大削弱。这时，冯湛又乘机向农民军发动进攻，“五战五克”，农民军接连失败，几天后，湖南安抚使王佐也来到宜章，他亲临前线，指挥各路军队围攻农民军，四月二十三日，命冯湛移屯何卑山，并命刘横、张立、李献率兵三百人，从间道偷袭农民军的重要据点空冈，烧毁了据点内的存粮和房屋。鄂州军统领夏俊、田升及冯湛，率领“敢死军”直抵律头洞。五月一日，官军“分五路进兵”，向农民军发起猛烈攻击，农民军企图以“诈降”争取时间，修缮营垒，结果事泄，王佐督兵急攻，农民军战败，退保空冈寨，但寨已被烧，无法固守，再退至十二渡，又为官军所败。第二天，农民军反攻，欲夺回旧寨，与官军展开激战，“自辰至申”，农民军失利，“溪流为赤”，许多起义军牺牲，五百多人被俘虏。

空冈、十二渡等根据地失守后，陈峒率领农民军余部冲出重围，转移到荚州境内。冯湛等率领官军“攀缘险绝，穷追数日”。农民军又败，陈峒不幸被俘，惨遭杀害。陈峒牺牲后，农民军余部又在副领袖李念九（又名李曦）的领导下坚持斗争。五月十八日，起义军内部又出现叛徒，将李念九杀害，投降官军。至此，陈峒起义便最后失败了。

五 李接领导的起义

宋孝宗统治后期，广西地区“百姓凋弊日甚，而官吏贪残无已，连年荒歉，饿殍满路，而州县不肯检放租税。……百姓嗷嗷，无所控诉”，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和吏治的败坏，激化了阶级矛盾，农民无以求生，终于爆发了李接为首的农民起义。

李接，又名李辑，他原是陆川（广西陆川）的一名弓手，受县尉统辖。任弓手期间，由于“官兵俸给，数月不支”，受到将官克扣钱粮的盘剥，无法生活，便团结一部分弓手，于淳熙六年（1179年）五月十六，“奋臂而起”，“杀九州巡检”，发动了武装起义。

李接起义后，针对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明确提出“不收民税十年”的斗争口号，起义军“所至州县，不专杀戮，往往开发仓廪，振施贫乏，招纳亡命，伪补官资，愚民翕然从之”。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农民纷纷参加起义，很快扩大到数千人。李接起义军顺利攻下容州（广西容县）、雷州（广东海康）、高州（广东今县）、郁林（广西玉林）等地，在陆川，博白等八县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他们“屠将官高居弁，执郡守刘长福”，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李接的反封建斗争，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他们称李接为“李王”，称官兵为贼。附近的小股农民起义军陈子明，陈南容、徐铁条、杨寿、彭四十、苏生，陈方寄、谢宁、周回生等人，也各自率领部众加入了李接的队伍，农民军的力量更加壮大了。

李接起义军的发展，使统治者异常恐慌，广西经略安抚使知静江府刘焯深怕农民军南去下海，乃以沙世坚将效用军，自悟，藤趋容，效用粟全五人为之导。陈玄国以高州戍兵，自化与世坚会，调雷、化州水军截海道，趋漕司转饷，募白霞土丁，调巡尉吏士，以至增邮兵”，对农民军进行围攻堵截。淳熙六年（1179年）七月，宋孝宗命刘焯“节制诸军马督扑”，大批官军进入广西，“分军薄贼营，为连珠寨十三，以断贼往来”，将农民军包围。在大军包围的同时，刘焯也进行招降活动。由于敌众我寡，农民军伤亡很大，未能打退官军的进攻。同年十月，李接率众突围，计划向海上转移，又因宋军“有备不得前”，未能成功，李接战败被俘，同时被俘的还有农民军将领彭四十及农民军战士二百六十五人。十一月八日，刘焯“喋接等于静江市，脍其肝心”，李接遭到残酷杀害，为农民革命献出了生命。历时半年之久的起义，至此失败。

李接起义后，未能与同时爆发于湖南的陈峒农民起义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因而影响了农民军的发展，这是这次起义很快失败的主要原因。李接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对封建统治的打击还是沉重的，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淳熙七年（1180年）正月，南宋政府不得不下令“减广西诸州岁卖盐数”。对农民起义地区，也减免了一部分赋税。

六 晏梦彪、陈三枪等领导的起义

绍定年间，在福建，广东一带又爆发了晏梦彪、陈三枪等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主要是由南宋政府的食盐专卖政策引起的。真德秀说：“盐法乃致寇之源。缘福盐溯流而至南剑，又自邵武溯流而上汀州，其搬运甚难，故盐到汀州，不胜其淆杂，不胜其贵，所以汀人只便于食私盐，自循、梅、潮、漳来，颇近又洁白，价又廉，故汀人每至冬春间，千百为群兴贩，因而行劫。官司一遣人追捕，便至拒捍杀人，比盐寇所从起也。”南宋政府对盐的生产和销售进行控制，低价由亭户（盐户）手中收买，高价卖给盐商，由盐商运往各地加价出售于民户。官盐价高质劣，民户不愿购买，因而私贩盛行。官府派兵缉查，终于引起武装对抗。绍定二年（1229年），晏梦彪（又称晏彪）为首于汀州（福建长汀）发动了武装起义。晏彪起义后，很快攻下了宁化（福建宁化），清流（福建清流）、将乐（福建将乐）等城，进迫南剑州（福建南平市）。起义军还分兵北上，破建宁（福建建宁）、泰宁（福建泰宁）、邵武军（福建邵武）；南攻泉州（福建泉州市）、兴化军（福建莆田市）等沿海一带，其他州县的农民也纷纷响应，福建一路，几乎都爆发了农民起义。

晏梦彪起义后南宋福建地方兵力薄弱，无力与起义军对抗，安抚使王居安上书朝廷求援，并推荐在家守制的陈靴为将领兵镇压，朝廷乃任命陈靴为南剑州知州。陈靴到任后，立即征调民兵抵抗起义军，并要求淮西派五千精兵支援。南宋朝廷又任命陈靴为捉刑招捕使，淮西将陈万率三千五百人也来到福建。宋军在力量对比上占到优势后，即围攻起义军的根据地潭飞磜，起义军不支，潭飞磜失守。随后，莲城（福建连城）七十二寨也被宋军占领，晏梦彪被俘遇害，起义被镇压下去。

绍定六年（1233年）八月，在江西赣州（江西赣州市）还爆发了陈三枪领导的农民起义。陈三枪起义后，据松山寨，在江西，广东边境进行流动作战，“所至屠残”。江西安抚使陈靴曾多次派“遣官吏谕降，贼辄杀之”，遭到农民军的坚决拒绝。陈靴“招安”失败后，凶相毕露，一面向朝廷求援，一面调集江西各地军队，向农民军发动围攻。十一月，南宋朝廷让陈靴节制江西、广东、福建三路扑寇军马，给以指挥三路军队的大权。从此以后，陈三枪农民军便受到了三路宋军的进攻，宋将刘师直驻梅州（广东梅县），齐敏驻循州（广东龙川县），堵住了农民军南下的通道；陈靴统率淮西兵及亲军指向农民军的根据地赣州山区。十二月，农民军的外围据点下平、小平等四寨及百丈峒失守。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官军将领苗秀荣进犯田平，缩小了对农民军的包围圈。三月，官军侵占大石堡，随后，农民军的重要据点松梓山被包围。陈三枪毫不畏惧，“悉精锐下山迎敌，旗帜眼色甚盛”，与官军展开激战，官军以骑兵冲突，又用火攻，农民军寡不敌众，战败，松梓山寨失守，农民军大将张魔王自焚死，十二名将领被俘，一千五百多起义军战士被杀。激战中，陈三枪中箭，身负重伤，率领余部杀出一条血路，“缒崖而遁”。

陈三枪冲出重围后，又遭到宋军统制齐敏的截击，随后，又败于下黄，部众仅存数十人，转战至兴宁（广东兴宁县），兵败被俘。陈三枪与另外六名农民军将领被送到隆兴府（江西南昌市），惨遭杀害，起义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