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

一 北宋“三冗”的发展

北宋王朝建立后，宋太祖、宋太宗两朝，曾奖励垦荒，减轻赋役，并取消了五代时期的一些杂税，因此，在农民的辛勤劳动下，北宋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发展，经过六七十年的时间，到宋真宗统治时期，便达到了它自身发展的顶峰。宋仁宗以后，由于冗官、冗兵、冗费等三冗的发展，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不仅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遭受阻碍，而且激化了阶级矛盾。

北宋政府建立了一套庞大、重叠的官僚机构，设官多如牛毛，太宗统治时期，官员已经过剩，真宗以后至仁宗时，便形成了冗官局面。宋代之所以形成冗官，首先是由于科举取士人数不断扩大。北宋初年，科举取士人数较少，进士科每年不过数十人，太宗以后，取士人数逐渐增多，真宗时期更加扩大，咸平三年（1000年）真宗亲自主持考试，一次就录取进士、诸科等一千多人。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前后举行科举十三次，仅进士科即录取了四千五百七十人，而诸科人数更多；宋代还有所谓“特奏名”，专门录取多次参加科举的高年龄落榜者。宋代又取消了“释褐试”，一经录取，即可授官。因此，随着科举取士人数不断扩大，官员的数量便日益增多。“恩荫”的泛滥，是宋代官员膨胀的另一重要原因。北宋规定，除科举外，皇室贵族、后妃、姻亲、五六品以上官僚子孙及其亲朋门客等，都可以通过三年一次的大礼及圣节、致仕、改元等机会得到“恩荫”为官。庆历七年（1047年）一年之内，皇族因恩荫得官者即达一千多人，有的官宦子弟还在褓襁之中就已经恩荫为官了。受荫者当官之后，又可再荫别人，因此，文武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叶梦得说：宋初“三班例员止三百，或不及。天禧后，至四千二百有余，盖十四倍。元丰后，至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合宗室八百七十，总一万二千五百六十，视天禧又两倍有余。以出入籍较之，熙宁八年入籍者，岁四百八十有余，其死亡退免者，不过二百，此所以岁增而不已也。右选如此，则左选可知矣”。文武官员的数量都超过了官位的许多倍，宋祁曾经说：“天下有定官无限员，……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清人赵翼，对宋代官员的冗滥也作过评论，他说：“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右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至北宋中期，官员冗滥已经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

北宋王朝是通过发动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因此，北宋统治者非常重视军队，把军队看作政权的主要支柱。北宋立国之初，各种军队总数不过三十多万人，由于北宋采取募兵制，特别在荒年时又大量募兵，因此，军队的数量便逐年增多，太宗时达到六十六万多人，真宗时达到九十一万多人，至仁宗时，便猛增到一百二十五万多人。庆历八年（1048年）北宋全国总户数为一千零七十多万，每户按五口计算，总人口不过五千多万人，除去老、幼、妇女，不过一千多万人，可见，占很大比重的男劳力都已应募为兵，成了坐衣待食之辈。北宋军政也极为腐败，将领大多是贪财黩货之徒，他们忙的是兼并土地，经商营利，根本不把军队的训练放在心上。大将石守信解除兵权后，“专务聚敛，积财矩万”，他们还远自陕西贩运竹木到东京谋取暴利，“所过矫制免关市算”。仁宗时大将杨崇勋“尝役兵工作木偶戏人，涂以丹白，舟载鬻于京师”。神宗时，陕西禁兵“其间至有匠氏、乐工、组绣、书画、机巧，百端名目，多是主帅并以次官员占留手下，或五七百人，或千余人”，武将私役士兵为自已经营工商业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仁宗时张亢说：“国家竭财用以赡军，今军士有手艺者，管兵之官每指挥抽占三分之一”。国防前线的士兵也不例外，同样有许多人变成了将官们的役人。薛向说：“陕西之兵，厢、禁军凡二十五万，其间老弱、病患、伎巧占破，数乃过半。”这些士兵虽然挂名军籍，但由于长期缺乏训练，对战阵却一窍不适，因而成为冗兵，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冗官、冗兵又带来了冗费。北宋官员数量多，待遇也很优厚，《宋史？职官志》：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冬绵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月二百千，绫十匹，绢三十匹，绵五十两。节度使，月四百千，节度观察留后，三百千，观察二百千，绫绢随品分给。其禄粟，则宰相、枢密使月粮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三司使七十石。节度使一百五十石，观察、防御使一百石。熙宁中，又诏县令、录事等官，三石者增至四石，两石者增至三石。俸钱禄米之外，又有职钱，御史大夫、六曹尚书六十千；翰林学士五十千。俸钱、职钱之外，又有元随、傔人衣粮，宰相、枢密使各七十人，参知政事至尚书左右丞各五十人，节度使百人，留后及观察使五十人。衣粮之外，又有傔人餐钱，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诸司使副等官九等。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还有所谓公用钱，自节度使兼使相，有二万贯者，其次一万贯至七千贯，凡四等；节度使自万贯至三千贯，凡四等；观察、防团以下，以是为差。由于俸钱、禄米等的开支很大，因此，官员的薪俸供给成为北宋财政上的沉重负担。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曾经说：“方今天下凋残，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滥者多。”

北宋军队冗滥，待遇却很优厚，据《宋史？兵志》记载，“凡上军都校，自捧日、天武暨龙卫，神卫左右厢都指挥使遥领团练使者，月俸钱百千，粟五十斛；诸班直都虞候、诸军都指挥使遥领刺史者半之。自余诸班直将校，自三十千至二千，凡十二等；诸军将校，自三十千至三百，凡二十三等，上者有傔；厢军将校，自十五千至三百五十，凡十七等，有食盐；诸班直，自五千至七百，诸军自一千至三百，凡五等；厢兵阅教者，有月俸钱五百至三百，凡三等，……自班直而下，将士月给粮，率称是为差；春冬赐衣有绢绵，或加布、缗钱”。除正式军俸、月粮、衣料外，遇郊祀、寒食、端午、冬至等，还有各种名目的赏赐、特支等钱物的发放。一百多万的庞大常备军，将士待遇又如此优厚，因此，军费成为北宋财政上的又一沉重负担。仁宗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曾指出：“臣昨曾约计天下财利出入之籍，知天下之所以困，本于兵”。军费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

二 土地集中和赋税不均

由于北宋实现了统一，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局面，出现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北宋统治者又多次下诏，“垦田即为永业”，鼓励农民垦荒，因此，在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下，大片荒地和废弃耕地被开垦出来，许多农民拥有了一小块土地。小自耕农数量的增加，这是北宋前期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但是，这种状况维持的时间不长，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许多农民又纷纷破产，沦为客户。

北宋地主阶级把兼并土地看作是致富的主要途径。《文献通考，田赋考二》：“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以钱购买和仗势占夺，这是兼并土地的两种主要方式。每当荒年凶岁，或青黄不接时，农民为生活所迫，往往向地主借取高利贷。高利贷利息很高，农民一旦陷于高利贷的网罗，便无法摆脱，最后只好变卖田产还债。如真宗时，永兴军的豪民，即“多贷钱贫民，重取其息，岁偿不逮，即平入田产”。欧阳修说：“有力者，乘其急时贱买其田宅，而贫者立券举债，终身困不能偿。”农民遇有丧葬嫁娶，也是地主兼并土地的时机。如福建路，其俗重丧礼，父母死后，办丧事“以尽力丰侈为孝”，一些游手好闲之徒，也借机前来大吃大喝，动辄数百人，三等以下农民，多因此而欠债破产，变卖土地。有的农民，为了一时逃避赋役，在官僚地主的诱骗下，将土地寄托于地主、里胥门下，久而久之，其土地便被霸占，自己沦为客户。还有的地主利用伪造卖地契的手段夺取农民的土地。如四川眉州（四川眉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案子，“眉州大姓孙延世伪为券夺族人田，久不能辨，转运使按治之。（章）频视券墨浮朱上，曰：‘是必先盗印然后书。’既引伏，狱未上，而其家尺复诉手转运使，更命知华阳县黄梦松覆按，无所异。”这个大地主才低头认罪。宋仁宗统治时期，是北宋土地兼并的高潮时期，仁宗即位之初，刘后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吕夷简为相，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发展起来。官员“王蒙正恃章献太后亲，多占田嘉州，诏勿收赋”。刘后的亲戚仗势兼并卑地，不仅不受限制，反而受到免赋优待。他“侵民田几至百家，有诉者，更数狱，无敢直其事”。官员马季良，“家本茶商，娶刘美女”，他仗势“冒立券，庇占富民刘守谦免户役”，结果，刘守谦的土地全为马季良占夺。一般官员也不甘落后，如“比部员外郎郑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余顷”公卿大臣兼并土地有至千顷者。一般地主、富商大贾，僧尼道冠也莫不大量兼并土地。地主兼并土地的结果，不仅广大农民失去土地纷纷破产，而国有土地也大片被占，使官田日益减少。仁宗统治晚期，土地兼并已发展到极严重的程度，全国有半数以上的土地为各级地主阶级所占有。北宋政府中也有许多人曾建议“限田”，但均未能实行。

土地集中不仅使农民破产，同时也带来了赋税的严重不均。宋代的官户、寺院等，因享有减税免役的特权，故他们虽兼并了大量土地，但却很少负担赋役。一般大地主，虽然拥有很多土地，但由于他们采取各种办法逃避赋税，实际负担的赋税仍然很少。他们逃避赋税的办法很多，有的购置田产后，并不办理过税手续，赋税依然由原主承担，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因而成为无产“税户”；有的地主为了降低户等和减少赋税，便将一部分土地和人丁分散为许多子户，分立户籍，称为“诡名子户”；还有的将自己的土地假称施舍于僧寺、道观，以求免除赋税，称为“诡名寄产”；还有的地主伪造卖田契约，将土地“假售”于“形势户”或“官户”，自己成为佃户，以避赋役，称为“诡名挟佃”这样一来，赋役便主要落到了自耕农、半自耕农身上。农民承受不了封建赋役和高利贷的盘剥，只好变卖田产而成为“客户”，更有的弃家逃亡而成为流民。农民逃亡之后，州县官员为了保证赋税征收的数量，便将逃亡者的赋税分摊到未逃亡的农民身上，这样，便使未逃亡者也走上了逃亡的道路。因此，宋仁宗时期赋税不均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国家控制的土地和人口大为减少。

对于土地集中带来的隐田漏税，一些有见识的官员已经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纷纷要求“均田”、“均税”，大理寺丞郭咨、秘书丞孙琳还在沼州（河北永年县）肥乡县用“千步方田法”对土地进行清丈，“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复”，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庆历年间，谏官王素建议“均天下田赋”，欧阳修也认为郭咨、孙琳的“千步方田法。行之有效，可以推广；三司亦认为可行，并建议于亳州（安徽亳县）、寿州（安徽风台）、汝州（河南临汝）、蔡州（河南汝南）四州中，选择“尤不均者”先行试点，于是选定了蔡州上蔡县，让郭咨、孙琳前往清查，结果“上蔡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均其赋于民”。但清查工作并未坚持下去，更没有推广到全国，“咨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由于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清查工作半途而废。后来田京知沧州（河北沧州市），曾对赋税严重不均的无棣县进行土地清丈；蔡挺知博州（山东聊城），曾对聊城、高唐的土地进行清丈，都敢得了很好的效果，也因“民不以为便”而罢，在大地主们的反对下停止了。嘉祐年间，三司使包拯，又主持“均田”，遣官分行诸路，清查隐田，均定赋税，也由于大官僚们的反对，“才均数郡田而止”。土地集中，赋役不均的结果，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富民买田而不收税额，谓之有产无税，贫民卖田而不推税额，谓之产去税存”。这样就更加速了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农民的破产。

三 封建剥削加重和阶级矛盾激化

北宋立国之初，虽然在四川地区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但从全国来看，由于宋初奖励开垦、减免赋役、废除五代十国留下来的某些苛捐杂税，农民的负担还是有所减轻，因而阶级矛盾也是比较缓和的，故农民起义和兵变的次数较少，涉及的范围也较小。随着地主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封建剥削的加重，至宋真宗统治时期（997～1022），这虽然是北宋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表面上好象天下太平，但实际上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间的矛盾，开始逐渐加深。宋真宗是北宋的第三位皇帝，在位期间，他大搞迷信活动，大肆挥霍浪费，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澶渊之盟签订后，北宋不仅放弃了收复幽云的努力，同时还每年送银绢三十万于辽，真宗初以结盟为荣，后认为是一大耻，为了“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他与宰相王旦、王钦若等密谋，造出谣言，声称有“天书”降于承天门，演出了迎“天书”的丑剧。随后又举行封禅，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真宗带领百官和大批护卫队，浩浩荡荡东封泰山，沿途大吃大喝，随意赏赐，用钱八百多万贯；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真宗又率领百官入潼关，渡渭水，西祀后土于汾阴，费钱二十万贯；为了存放所谓的“天书”，真宗下诏修建玉清昭应宫，规模宏伟，金碧辉煌，有房二千六百多间，集中各地能工巧匠，原计划十五年完成，真宗迫不及待，修宫使丁谓勒令日夜施工，七年而就，耗资矩万。由于真宗的提倡，朝廷上下，京师地方，大小官员纷纷进献“祥瑞”，有所谓“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等，名目繁多，不可胜计，真宗也一一收下，重加赏赐，造成极大的浪费。真宗的迷信活动，也曾遭到一些正直官员的反对，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指出：“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毕东封，便议西幸，轻劳圣驾，虐害饥民，冀其无事往还，谓天已成勋绩。是陛下以祖宗艰难之业，为佞邪侥幸之资，臣所以长叹痛哭也”。他还警告真宗皇帝，若不悬崖勒马，陈胜、黄巢那样的农民大起义就要爆发了，但真宗置之不理。当时，“会岁旱，京师近郡谷价翔贵”，人民处于饥饿之中，而真宗东封西祀不止，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

北宋统治者还以为，宗教“有裨政治”，因而对佛教、道教都大加提倡。北宋政府在京师和各地名山修建佛寺，广渡僧尼。真宗时，全国佛寺达二万五千多所，僧徒增加到将近四十万人，尼姑达六万多人；仁宗时，佛寺又增加到近四万所，僧尼达到五十多万人。大量的劳动力脱离了生产，成为坐衣待食的寄生者，这不仅是社会人力的极大良费，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北宋统治者尊玄朗为始祖，故大力提倡道教，在各地修建道观，赏赐土地，“道场斋醮，无有虚日，且百司供亿，至不可赀计”，崇信佛道，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仁宗即位后，宋夏关系日趋紧张，特别是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以后，不断侵扰陕西边境，宋夏战争连年。为了抗击西夏，北宋在陕西、河东前线，派驻了数十万大军，每年要付出大量军费。庆历三年（1043年），权三司使王尧臣曾经作过统计，他说：在元昊侵边前，每年支出钱帛粮草，陕西一千五百五十万，河东八百五十九万，元昊侵边以来，每年支出陕西达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河东增至一千三百三万。庞大的战费，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冗官、冗兵带来的冗费，以及封建统治者的挥霍无度和宝元以来对夏战争频繁，使北宋的财政开支逐年增大，很快出现了赤字。仁宗庆历以后，每年财政赤字银绢近三百万缗。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和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北宋政府除加重“和籴”“和买”、“折变”等变相田赋外，还扩大了商税、盐税和酒税，为了增加收入，对各种商品，甚至瓜果蔬菜都收税，据仁宗时曾任过三司使的张方平统计，商税在景德年间收入为450万贯，庆历年间便猛增至1975万贯：盐税景德年间为355万贯，庆历年间增至715万贯；酒税景德年间为428万贯，庆历年间增至1710万贯，时隔不过四十年，税收增加三倍多，其增长速度实在惊人!这些税收自然都直接或间接落到了农民身上。北宋立国之初，虽曾取消了一些五代时期留下来的杂税，但也有些继承了下来，也有的取消之后又恢复了。仁宗统治时期，杂税名目多至数十种，上至土地房屋买卖，下至家畜牛羊、猪鸭，甚至兄弟分家，无不收税，各种名目的盘剥都落在农民身上。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谏官余靖指出：“今天下自西陲用兵以来，国帑虚竭，民间十室九空。……天下之民皆厌赋役之烦，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妇携手赴井而死者。”人民被推向绝路，阶级矛盾激化，终于爆发了一连串的兵变和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