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峡地区是北宋初年阶级矛盾的焦点

一 土地高度集中

王小波、李顺起义，是北宋初年爆发于川峡路的一次农民大起义。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一般都发生于一个王朝的末年，为什么这次起义却爆发于北宋王朝的初年？这是由于这一地区的阶级矛盾特别尖锐造成的。

北宋灭蜀后，初设西川路，后分置峡西路，981年又合并为川峡路，相当于今天四川省的汉族人民居住区及陕西、甘肃两省南部和湖北西部的一部分地区。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国十多省，向唐朝的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等一切封建反动势力进行了猛烈冲击。他们杀死贫官污吏、地主恶霸，打开官府和地主的仓库，救济贫民百姓，涤荡着一切封建污泥浊水，“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给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但是，黄巢农民军攻占长安后，未能进入四川地区，便被封建统治者镇压下去了。因此，四川地区没有经受唐末农民战争的洗礼，原有的封建豪族庄园大地主没有受到任何触动，原封未动地保存了下来。另外，在唐末农民战争中，中原地区的地主，为了躲避农民军的打击，也纷纷迁居四川：一大批封建官僚、士大夫，在黄巢农民军攻占长安前，也跟随唐僖宗逃到四川，史称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这些人，在四川地区广置田产，兼并土地，成为一支新的兼并势力。

川峡地区，四周为高山环抱，地势险峻，东有三峡之险，北有剑门之固，易守难攻，中部是一块大盆地，土质肥沃、物产丰富，号称“天府之国”。唐末五代时，中原地区战乱较多，中原地主由于受到农民战争、藩镇混战等的冲击，以及地主阶级内部相互斗争的结果，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因此，北宋初年的土地集中，从全国来看，并不严重，《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京城附近的荒地竟然这样多，其他地方一定更多，在荒地很多的情况下，农民占有一小块土地，应当不是很困难的事。川峡地区则不同，这里的地方势力，依靠地势之险，物产之富，挡住了中原封建军阀的侵扰，黄巢农民起义军又没有到过这里，因此，这里环境一直比较安定，在这种情况下，自唐中期发展起来的土地兼并，便没有受到阻碍，一直向前发展，因此，这里的土地集中，也就特别严重。后蜀节度使田钦全，仅在成都一地就占有土地一万多亩，后来他将这些土地全部施舍给了成都正法院作为寺产，其占地之多，可以想见，任过永康军知军的吕陶也曾说：“成都府界，四境之土相距皆百二三十里，昔为十县，县之主户各二三万家，而客户数倍焉。”川峡多数农户是不占有土地的。川峡路的土地集中情况，我们从北宋政府的主客户统计中，就可以了解，据乐史《太平寰宇记》的不完全统计，宋太宗时川峡路的总户数为1，167，872户，其中客户为487，902户，约占百分之四十一强，客户之多，已远远超过全国其他地区，还有些州县的客户竟多达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如嘉州（四川乐山）总户数为29，168户，其中客户为23，207户，占百分之七十多：昌州（四川大足）总户数为13，880户，其中客户为12，700户，占百分之九十多；普州（四川安岳）总户数为15，410户，其中客户为13，144户，也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由主客户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川峡地区的农民大部份不占有土地或占有土地很少，这里是全国土地集中最严重的地区，因此，贫富对立和阶级矛盾特别尖锐。

二 庄园农奴制盛行

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土地占有形态的变化，自唐代开始出现的契约租佃制，到北宋时便成为农业生产中占支配地位的租佃形式。佃客与地主间通过契约建立租佃关系，地主向客户提供土地，客户向地主纳租，可以添租刬佃，也可以退佃，一切都按契约规定办理，主客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松弛，客户可以离开地主的庄园。但是，川峡地区，由于土地高度集中，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成都府外，大部份地区生产关系还比较落后，佃客对地主的封建依附性还很强，基本上还处于封建庄园农奴制阶段。

川峡路的地主集中了大量土地，同时也奴役、剥削着大量的劳动人口，这些劳动人口在川峡路被称为“旁户”。《宋史？刘师道传》：“川峡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宋会要辑稿？刑法》也说，“巴蜀民以财力相君，每富人家役属至数千户”。大地主役属的旁户很多。旁户不同于一般的佃客，《太宗皇帝实录》卷七十九：“旁户素役属豪民，皆相承数世”，是世世代代被束缚于豪族地主庄园上的劳动者，他们与地主之间是世袭的封建依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农奴。原籍川峡的苏洵，曾对此有过描写，他说：“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相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使，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力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旁户是在豪族庄园主的指挥、监督之下劳动；他们在生产中没有自由，在这里还存在着严重的超经济强制。旁户所受封建剥削也是很重的，《宋史？刘师道传》：“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即田税、布帛、徭役等所有的国家征调，都要旁户承担，其剥削量超过了同时代其他地区地主对客户的剥削。

川峡路的豪族地主，为了增加供他们剥削的劳动人手，除兼并土地外，还采取暴力手段？把普通农民变为他们的旁户。南宋史学家李焘曾记载说：“南川巴县热夷李光吉、王衮、梁承秀三族，各有地客数千家，间以威势诱胁汉户，不从者屠之，没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户，谓之‘纳身’。”熟夷，就是已经汉化了的少数民族，李光吉、王衮、梁承秀三族，占地客数千家，当是豪族庄园大地主，但他们仍不满足，依然不断抢占农民土地，强迫农民“纳身”，变为他们的农奴，他们不仅是农奴主，同时也是地方恶霸。

落后的庄园农奴制，使农民受到残酷的压迫剥削，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能离开庄园主，世世代代当农奴，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促使川峡地区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

三 北宋政府的横征暴敛，

川峡盆地物产丰富，盛产稻谷、茶叶、丝、麻、布帛、绫锦等，有所谓“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之称，特别是蜀锦，更是闻名全国。后蜀时，孟昶加紧对人民榨取，府库中积存了大量的财富，乾德三年（965年）北宋灭蜀后，宋太祖组织了水、陆两支运输队伍，用十年多的时间，把后蜀府库中的宝货、钱币、布帛、粮食等，全部运走，“悉归内库”，使川峡人民受到一次空前的浩劫。

后蜀统治时的川峡人民，对孟昶的统治极为不满，如在成都，即“满城诵朱长山《苦热诗》，曰‘烦暑郁蒸何处避，凉风清冷几时来!’上（赵匡胤）曰：此蜀民思吾之来伐也。”的确川峡人民对北宋统一是表示欢迎的。川峡人民之所以欢迎北宋，一是希望统一后能减轻封建压迫剥削，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北宋政府不仅运走了后蜀府库中贮存的全部财富，而且对后蜀时的各种征收都继承下来，使之合法化了。如梓州，“州承旧政，有庄宅户、车脚户，皆隶州将，鹰鹞户日献雉兔，田猎户岁入皮革。又有乡将、都将、镇将辈互扰乡里”与后蜀时没有什么不同。再如所谓头子钱，开宝“六年，诏诸仓场受纳所收头子钱，一半纳官，一半公用。……是岁令川峡人户，两税以上输纳钱帛，每贯收七文，每匹收十文，丝绵一两，茶一斤，秆草一束各一文”。还有牛皮钱的征收，开宝八年（975年）三月，宋太祖在一个诏令中说：“四川尚存伪制，牛驴死者，革尽输官，宜蠲去之。每民租二百石，输牛革一，准钱千五百。”各种名目的征收，不胜枚举。

川峡地区二税的征收，也较其他地区为重，因为宋政府规定，川峡人民的二税，不收本色，一律折为绢帛缴纳，最初绢价较低，后来绢价提高，但所纳数量不变，加重了人民负担。另外，豪族地主还往往与封建官吏勾结，上下其手，千方百计隐漏赋税。宋太宗就曾经指出：“今州县城郭之内，则兼并之家侵削贫民，田亩之间，则豪猾之吏隐漏租赋，虚上逃帐。”其所隐漏的赋税，自然转嫁到了小农身上，“征役不均于苦乐，收敛未适于轻重”，赋役负担极为不均。

川峡地区，特别是成都府等地，纺织业非常发达，蜀锦名闻中外。这里的农民，除农业生产外：大多从事家庭纺织业，以补农业之不足。对于农民的家庭纺织手工业，北宋政府也不放过，为了搜刮到更多的绢帛布匹，淳化年间，北宋政府规定：“成都除常赋之外，又置博易（买）务，诸郡课民织作，禁商旅不得私市，日进上供，又倍常数。”从此，布帛的生产和销售受到国家的控制，不准私自买卖，国家还强迫农民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帛，低价卖给国家。博买务的设立和禁私市布帛的规定，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把农民从事家庭副业这一生路也给断绝了。

茶叶是川峡地区的特产之一，许多农民以种茶为生，没有土地的“旁户”也在庄园主的土地上种茶。吕陶说：“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赋税一例科折，役钱一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即茶农按规定缴纳税役钱帛后，才可出卖茶叶。川峡地区虽无茶禁，但北宋政府为了能够收购到大量茶叶用以交换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却“禁其出境”，不准私自贩运到外地出卖，必须卖给官府的茶场或经国家准许的大茶商；国家对茶商购销茶叶的数量、地点、时间、运输路线等，都有严格规定，不准违犯。茶场及茶商收购茶叶时，都压低茶价，茶农深受其害，许多茶农因此破产；由于茶叶的购销为国家所控制，不能自由贩运出境，因而大量中小茶贩失业。

四 小股农民起义不断爆发

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加深了川峡地区的阶级矛盾，但祸不单行，北宋初年又连续发生自然灾害，水旱不断袭击着川峡地区的劳动人民。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八月，“嘉州言：江水暴涨，坏官寺庐舍，溺死者千计”。淳化二年（991年）七月，“嘉州江涨，溢入州城，毁民舍。……九月，邛州蒲江等县，山水暴涨，坏民舍七十区，死者七十九人。淳化四年九月，梓州玄武县涪河涨二丈五尺，壅下流入州城，坏官私庐舍万余区，溺死者甚众”。淳化四年（993年）冬），“东西两川旱，民饥，吏失救恤”。频繁的灾害，激化了阶级矛盾，使川峡地区成了全国阶级矛盾的焦点，因此，北宋初年这里便爆发了农民起义。

川峡人民反抗北宋统治的斗争，从北宋灭蜀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乾德三年（965年），王全斌、刘光义、王仁赡率领宋军灭蜀后，以胜利者自居，他们在蜀“日夜饮宴，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蜀人苦之”；王全斌还克扣原蜀兵的军饷，对其进行种种凌辱，甚至屠杀降兵，终于引起了川峡人民的反抗。以全师雄为首的原蜀降兵在绵州（四川绵阳）发动兵变，号称“兴国军”，有十多万人。三月，“两川贼群起，先锋都指挥使高彦晖死之。”；966年，“渝州（四川重庆）贼杜承褒劫众围州城”；开宝六年（973年）“朱昂权知广安军，会渠州妖贼李仙众万人劫掠军界”；这年在果州（四川南充）、合州（四川合川）、渝州（四川重庆）、涪州（四川涪陵）等州县，也发生了人民起义；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绵州（四川绵阳）妖贼王禧等十人以妖法惑众；淳化二年（991年）“贼任诱等寇昌、合州”；淳化三年（992年），在荣州（四川荣县）、戎州（四川宜宾）、资州（四川荣县）、富顺监（四川富顺）等地，又发生武装起义；淳化四年（993年），在荣州、资州再次爆发起义。

小规模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说明北宋初年川峡地区的阶级矛盾已经很尖锐，随着阶级矛盾的逐渐激化，至淳化四年（993年），便爆发了王小波、李顺为首的大规模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