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疾疫

元明时期的人民饱受疾疫之苦，但最为严重的疫情集中在四个时期：元代最后15年（1344—1345、1356—1360、1362）、永乐五年至九年（1407—1411年，其中1411年的疾疫是整个15世纪中最严重的一次）、万历十五年至十六年（1587—1588，疫情蔓延甚广）、明代最后6年（1639—1641、1643—1644）。明正德元年到嘉靖二十五年（1506—1546）的40年间的疫情数量也超过了整个元明时期的平均数。明代的最后三波疾疫与明代最后百年内由干旱引起的、最严重的几次饥荒同时爆发，分别是嘉靖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1544—1546）、万历十五到十六年（1587—1588）和崇祯十二年到十四年（1639—1641）。

要对这些群体性疾病进行科学的取证实属不易。我们得到的关于症状的描述，大部分出自非专业人士之手，即便是那些出自医者之手的记录，其中涉及的医学知识也与我们如今所掌握的大相径庭。痢疾、伤寒、天花、鼠疫，是最接近他们描述的病症种类。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元末和明末发生的大规模疾病是淋巴腺鼠疫，其致病源是藏在黑鼠身上的跳蚤所携带的一种病菌。史学家倾向于相信这种诊断，很大程度上与欧洲在14世纪鼠疫大爆发时的戏剧性经历有关，而不仅仅是因为这种传染病骇人的规模。毕竟是蒙古人最先把这种疾病传染给欧洲人——即在黑海北岸抵御蒙古人入侵的意大利人——后者在1347年把这种病带回了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最初的鼠疫病源携带者是钦察汗国（the Kipchak Khanate）的武士。钦察汗国，亦称金帐汗国（the Golden Horde），是忽必烈建立大元后分离出来的一支蒙古部族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版图西缘建立的独立王国。

1911年，满洲爆发肺鼠疫，新加坡籍传染病学家伍连德领导治疫工作，因而被称为“中国的鼠疫斗士”。他是第一个提出元末疾疫为鼠疫的医学专家，尽管他的论据十分有限。世界史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对这场鼠疫可能迅速在欧亚大陆蔓延开来的假说大感兴趣，他在1976年写下的关于传染病全球史的名著《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正是基于这一假说。在现代史上，蒙古大草原有一个巨大的鼠疫病源库，蒙古沙鼠是亚洲鼠蚤的宿主，这一点益发增加了上述假说的分量。

人口史家奥尔·本尼迪克托（Ole Benedictow）开始质疑上述假说。他认为，“黑死病给研究它的学者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以至于“他们对奇特和异域事物的感觉”盖过了他们的批判力。他主张，要解决源头的问题，不应追求最夸张的假设，而应从“近似起源的原则”入手，即“距离越短，传播的阻力就越小”。本尼迪克托令人信服地证明了，1344年，鼠疫如果从元帝国出发，于1346年到达黑海边，那么途中的障碍是根本无法克服的。长达两年时间，病菌是无法完成这样长距离的旅行的。钦察汗国的蒙古人使如此迅速的转移变得更加不可能，因为在1343年，即元代爆发疾疫的前一年，他们已经切断了中欧陆上贸易。

时间和空间都是阻碍。在14世纪，鼠疫如果由坐船旅行的老鼠或人携带的话，一天能前进40公里。由于淋巴腺鼠疫的潜伏期只有3—5天，一天之内就会传染，而80%的被传染者在3—5天内就会死亡，所以传染范围达两公里都是很困难的事，更别说靠这样的方式让病菌穿越整个丝绸之路了。乌兹别克斯坦等金帐汗国领土内的地区成为病源地的可能性倒是更大。最后，还有气候方面的证据。跳蚤的自然死亡率很高，因此只有通过不断繁殖才能维持群体的数量。寒冷的天气不利于它们的生殖。1344—1353年属于元朝最冷的年份，对于鼠蚤的远距离迁移来说恐怕是最为不利的。

关于元末流行鼠疫的说法，也被用于解释明末的疾疫。人口史家曹树基提出，明万历十五年（1587）和崇祯十二年（1639）都曾爆发过鼠疫。他将前者与隆庆五年（1571）重开与蒙古人的边境贸易联系起来。同时，他也将鼠疫的爆发归因于中国农民迁居蒙古草原从而侵犯了（有可能携带鼠疫的）蒙古沙鼠的栖息地。曹树基认为，携带病菌的鼠蚤从老鼠身上跳到人身上的时间大约是在万历八年（1580），这一年在山西省爆发了疾疫。此后，明朝政府立即停止了马市交易，但一切已经太晚了。万历十年四月（1582年5月），疫情已波及北京。在潜伏数年后，于万历十五年五月（1587年6月）再次爆发，一年后三度爆发。

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旅居北京的一位福建士人曾将疾疫的爆发归咎于北京恶劣的生活条件。他抱怨道：“京师住宅既逼窄无余地，市上又多粪秽，五方之人繁嚣杂处，又多蝇蚋，每至炎暑几不聊生。”然而，消暑的阵雨却并非总是解决的办法。“稍霖雨即有浸灌之患，故疟痢、瘟疫相仍不绝。”无论致病原因是否同一种细菌，此番景象竟与1349年大瘟疫时英王爱德华三世向伦敦市长描绘的情景惊人地相似：“人们必经的大街小巷到处是臭不可闻的粪便，城市里被污染的空气，对穿行其间的人们来说真是一大危害。”1361年，这位国王在给伦敦市长的另一封信中抱怨道：“街上留着腐臭的血迹，城里空气污染严重，因此，在令人避之不及的、极度肮脏的恶臭飘荡之处，疾病和其他许多坏事就会盘桓不去——正如我说到的这座城市里的情形——或者说开始滋生；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恐怕巨大的危险早晚要落到自己的头上。”

万历皇帝无法像英国国王那样走上自己首都的街头，但在万历十五年五月六日（1587年6月11日）北京爆发疾疫后，大学士申时行向他奏报了城内的情形：“天时亢阳，雨泽鲜少，沴气所感，疫病盛行。”他提醒皇帝，洪武、嘉靖时都设有免费施药、施诊的惠民药局，并奏请依此祖制行事。他建议万历皇帝“敕礼部札行太医院，多发药材，精选医官，分札于京城内外，给药病人，以广好生之德”。皇帝采纳了申时行的建议，尽管他很快就发现，限制发放救济金的陈例有不妥之处，但明代的皇帝一般不会直接违抗祖制。万历的办法是援引其祖父在位时（嘉靖年间）“每家量给与银钱一次”的事例。类似的干预手段对死亡率的影响十分有限。根据人口史家曹树基略微偏高的估计，中国北方死亡率在40%——50%。也就是说，万历八年（1580），山西、北直隶和河南三个北方省份的总人口为2560万人，到了万历十六年（1588），应该减少到1280万人。

同年，江南地区也爆发了疫病，可能是经由大运河从北方传来的，因为有关发病的记录都出现在大运河沿线。然而，我们也可以认为，这场疫病是因为万历十五年到十六年（1587—1588）饥荒后，人们体质虚弱，伤寒和痢疾等通过水传播的疾病乘虚而入所造成的。

孩子特别容易被传染（图5）。万历十六年（1588），江南大疫，我们在一位陈姓寡妇的一首诗中找到了一点有关当时情况的珍贵记录：

年来水旱作灾屯，疾疫家家尽掩门。

儿女莫嫌全食粥，眼前不死亦天恩。

如陈氏这首《遣荒诗》所述，当时的人很清楚地意识到接触传染的危险性，因此通过自我隔离的方法来保护自己。不过令我们好奇的是诗中关于孤儿的部分，因为她暗示了，父母因病致死，而他们的子女却存活下来。这在一场疾疫中是很不寻常的，因为老幼通常是传染病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如果疾病而非营养不良是主要死因，那么说明某些儿童自身产生了针对其父母病菌的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