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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析——避凶

历史大观园 宋元文明 2020-07-24 12:55:39 0


人们相信,世界的良好秩序仰赖于天、地、人三者力量的平衡。上至皇帝下至黎庶都知道,灾异的意涵远胜于灾异本身。它预示了天、地、人之间关系的失谐。对于这种失谐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人在与天地的关系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另一种则认为,人的角色是被动的。

主动论认为,天地间的灾异是由人的不当行为导致的,只要改正错误,自然失调就会停止。这种“道德气象学”(moral meteorology)把皇帝摆在一个十分微妙的位置上,因为,作为天子,他是与天关系最密切的人,被赋予最大的权力,因此也能对天产生最大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好是坏。这种逻辑意味着,每当灾异出现时,就可以臧否皇帝的统治。因此,“深渊”对于皇帝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一个诤臣要警告皇帝,只要列举有关灾异的奏报即可,譬如正德时期,就有人上书皇帝,言辞颇为激烈。他上言道,帝国上下正饱受灾害困扰,“黄风黑雾,春早冬雷,地震泉竭,扬沙雨土”,这意味着“天变于上,地变于下,人物变于中”。对此皇帝应该有所作为。

弘治皇帝则十分幸运,在位期间并没有遭遇“深渊”。然而,弘治朝的灾害也并不少,尤其糟糕的是经常有莫名的龙见事件。干旱是最主要的问题。成化十八年(1482),即弘治皇帝登基的六年前,明朝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干旱。此后20年间几乎年年有之。此时也是一个寒期。弘治五年(1492),一开始便遭遇了严峻的环境问题。除了全国大范围内的干旱外,华北的大小流域还爆发了严重洪灾。是年的头几个月,北方各省有关洪水、横寒将影响秋收的奏报如雪片般飞来。弘治皇帝意识到,他将不得不豁免弘治四年(1491)欠缴的税收。向各省各县催缴欠税的做法,只能使当年的税收愈发艰难。他前后三次赦免税粮,共计350万升。

对于皇帝来说,比起灾害造成的有形的财政损失来说,无形的道德损失更棘手。正月,钦天监奏报天象有异,始觉灾害已造成道德上的损失:有青白色流星经中天南行,后三小星随之;月冲犯其他星座;木星犯灵台星;西北地震有声。这些都是天示恶兆。

弘治皇帝本可以向天祈求宽恕,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向他的官员咨询。作为天子,他应该如何使天地满意?正月三十日(3月7日),一位派去察看洪涝灾情的御史上奏四点建议,重新分配来自南方的贡米。第二天,又有一位御史请求削减本年节庆的不菲经费。一位礼科给事中建议皇帝提醒庶官各修其政,内外刑官约法省刑。用这些官员们的话来说,这些措施应该能感召上天,“变灾为祥,转祸为福”。通过皇帝自己的检身修德,天、地、人三极间的权势关系会潜移默化。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晚,月亮再次冲犯其他星座的运行轨道。第二晚,流星再度出现。可知力挽狂澜并非朝夕之间的事情。

像皇帝那样的天人交感,是大多数人不敢妄想的事。他们更愿意接受一种被动的解释,即天、地、人三极的失谐是周期性的。天与地时不时会脱离他们的轴心。人能做的只是挨过这段动荡的时期。对于普通人来说,真的只有一种手段能应对周期性出现的乱世,那就是占卜。

晚明迅速发展的刻书业也响应了这种对占验手段的需求,出现了一批标明吉凶的日历和助人预知未来的卜书。湖广《慈利县志》(1574)中就收入这样一份地方日历的残本。慈利县的“杂占”,始于阴历正月的头八天,这八天分别主管鸡、犬、猪、羊、牛、马、人、谷的运势。如果第一天是晴天,则鸡会生长发育良好;如果是阴天,则会有病灾。同样的法则适用于二犬、三猪,以此类推。显然,最关键的两天是第七、八日,因为这两天的天气决定了来年人与庄稼的好坏。

慈利县的占候之术中还标出了一年之中的特殊日子,往往还附有地方谚语。比如,三月三日听蛙声,午前鸣,高田熟;午后鸣,低田熟。一年中的最后两个特殊日子是十二月的小寒、大寒,也是阴阳合历中二十四个节气中的最后两个。大寒最常出现在阴历十二月,一般是公历1月11、12日或21日。小寒常在阴历十一月,一般是公历的12月26、27日或1月5、6日。无论是在十二月进入大寒还是小寒,当日如果多风雪,就会伤及六畜。方志编纂者在最后评论道,占候之术都是经验之谈。虽然这些信息并非明代政府每年向臣民颁布的授时“正法”,但是他强调,“然其谈水旱灾祥时,或奇中”,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可“以为农事资焉”。

万历年间盛行的百科全书式日用类书,也为预测灾难提供了一些方法。明代大出版家余象斗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出版的《万用正宗》一书中,向读者介绍了一种计算自然灾害发生时间的方法。这种方法要与日历配合使用。中国人纪日是以两个汉字表示,第一个字取自“十天干”,第二个字取自“十二地支”。两者结合便形成了六十日一轮回的纪历符号。这种占卜吉凶的方法需要弄清楚立春日的天干。立春,也属于中国阴阳合历的二十四节气,一般是公历的1月26、27日或2月5、6日。如果立春日的天干是丙或丁,当年就会遭逢大旱;如果是壬或癸,则会水盈于川;如果是戊或己,就会令田园受损;庚或辛预示着太平和富庶;甲或乙,则是丰年的保证。

如果我们以这些预测来看《万用正宗》出版后的头20年(1600—1619),便会发现它们并不可信。以立春日判断荒熟的口诀来看,万历二十八年(1600)应该是大旱之年,然而,是年福建雨势磅礴,甚至冲垮了城墙和桥梁。对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余象斗倒是猜得不错。根据他的方法可知当年应有洪水,结果福建南部沿海果然发生海啸,淹死了一万多人。除此以外的预测全都落空了。

我做这项检验,并不是为了嘲笑明人的迷信心理,我的目的只是要说明他们要遭遇多少自然世界的不可预见性。元明时代的人们常常生活在无常气候和饥馑的威胁之下,他们会寻求一切手段,帮助自己做最坏的打算,也给予自己——哪怕是在明知无力回天的时候——犹有可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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