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元代国家

塔尼斯特里令元代皇位继承之争趋于白热化。1260年，忽必烈汗赢得了“蒙古大汗”的称号；1271年，他宣布建立一个中原王朝规格的国家——元，并按“汉法”用“至元”年号；至元三十一年（1294），他逝世后也被赋予了一个中原帝王的庙号——世祖。他的长寿意味着皇位的继承跳过了一个世代。承袭皇位的是他的孙子铁穆耳（1265—1307）。铁穆耳并非长孙，却在忽邻勒台选举中打败了自己的兄长甘麻剌（Kammala，1263—1302）和答剌麻八剌（Darmabala，1264—1292）。铁穆耳死后，皇位旁落至答剌麻八剌一系，由其子海山（Khaishan，1281—1311）即位。海山死后，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Ayurbarwada，1285—1320）嗣位，其后又传位其子硕德八剌（Shidebala，1303—1323）。至治三年（1323），硕德八剌被刺，帝系上推一代，回到铁穆耳的长兄、硕德八剌的叔祖甘麻剌一系。于是，甘麻剌之子也孙铁木儿（Yesün Temür，1293—1328）当了五年的皇帝。致和元年（1328）秋，也孙铁木儿年幼的儿子阿速吉八（Aragibag）被扶上王座，但他只当了两个月的皇帝，皇位就被答剌麻八剌的后裔抢了去。此后五年中，皇位争夺战在答剌麻八剌的两代后裔中展开。至顺四年（1333），妥懽帖睦尔（Togh?n Temür）终于成了元朝最后一个，也是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见附录）。从大德十一年（1307），即铁穆耳在位的最后一年，到至顺四年（1333）妥懽帖睦尔即位，短短27年间，共有10位汗坐过元朝的王座——要是算上图贴睦尔（Tugh Temür）的两次即位，就是11位了。

在皇位继承之争的旋涡下屹立着元政权的华厦，它是由忽必烈及其以汉人为主的近臣们根据中原王朝制度建立起来的。早在元朝建立以前，忽必烈的伯父窝阔台就已开始逐步摆脱由父亲成吉思汗开创的依靠贸易和纳贡获取岁入的国家经营模式。窝阔台看到直接统治和直接征税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忽必烈则更为坚决地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忽必烈逐鹿中原并非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政权成形初级阶段之后的自然发展。巨大的行政成本以及一班只有用赏赐才能换取其支持的永不餍足的蒙古贵族，也迫使其建立一个类似中原王朝的政权。他需要征服宋朝，才能使自己的政权存续下去。

忽必烈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将蒙古国都城从旧址哈拉和林（Karakorum）南迁。蒙古宪宗六年（1256），他派自己的幕僚僧子聪筹建新都，这座新都城后来在汉语中被称为“上都”，在英语中的罗马拼音是“Xanadu”。九年后，他将自己的对手各个击破，随即派给子聪第二件差事，在辽、金两朝南都旧址以南300公里处的北京，修建自己的新都城。自此，除明初50年外，北京成了明朝和清朝的首都。忽必烈请来回族建筑师亦黑迭儿丁（Yeheitie’er）为他设计这座新都城，其规模之宏伟是前所未有的，并结合了蒙古的军事部署要素与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其结果是蒙汉杂糅的，与宋代建筑风格迥异，却在后世被逐渐认作典型的“中国式”。迁都之举使忽必烈坚定了既做汗又做皇帝的决心。每年夏天，他回到“夏都”上都，避暑、狩猎。狩猎不仅能获取食物，训练军队，也是一展忽必烈驰骋草原的骑射技术的良机。至元十七年（1280）刘贯道所作《元世祖出猎图》正好捕捉到了忽必烈狩猎时的场景（图6）。

迁都北京，意味着忽必烈创建的这个国家，必须像都城的建筑那样，将蒙古元素织入中国图案中。中书省负责全国的行政管理，衙署就设在皇城南门外。中书令在政务上给予皇帝建议，起草法令文书，并监督依照传统设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吏部负责官员的铨选、考课和处分议叙。户部职掌田地清丈、户籍登记和赋税征收。礼部职掌朝廷各项繁重的典礼，监察（恢复后的）科举考试，并处理藩属及外国往来事务。兵部是一个文职而非军事部门，它负责军籍管理、俸给发放、军队训练，以及乘载、邮传之制。刑部主管刑罚政令、审核刑名。工部管理从城垣、渠堰到陵寝的各种官用设施的营缮和全国土木、水利工程的兴修。此外，中央政府还包括职掌兵权的枢密院。忽必烈自信能够对首都发生的大小事情做到心知肚明，但是要保证各省官员不损及蒙古人的利益，就只能在各行省任命蒙古监临——达鲁花赤（darughachi）。

图6 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1280）。该画绘制时，忽必烈正值64岁，他本人的身形至少像画中一样魁梧（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忽必烈唯恐蒙古人掌握的权力落入汉人手中，这也是他在官员铨选时偏好举荐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样使臣子有知遇之感，而不像中原王朝惯行的科举制度那样毫无把握，只以优劣论人才。尽管如此，他仍然努力展现出谦和、仁爱的一面，以安抚被征服的臣民。据一份官方报告的孤证显示，他在中统四年到至元六年间（1263—1269），仅下令处死过91人。即便是根据当今的标准，这也称得上是轻刑宽禁之举。这是令人难忘的做法。明初士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中盛赞忽必烈当政时是“轻刑薄赋，兵革罕用”。

在中原王朝制度中，人们本以为忽必烈会取消而他并未取消的一项是御史台（the Censorate）。御史的职责是监督官员和皇帝的言行。他们的目的是保证制度本身不被破坏或折损。有时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有时又令人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元朝皇帝拒绝给予御史台任何实质性的权力。御史台之设，仅仅是为了保证官员执行皇帝的要求。元朝的第五任皇帝硕德八剌是个例外。至治二年十二月（1323年2月），他为了启用更多的汉族官僚来制衡自己的蒙古劲敌，颁布了一系列新制度，敦促御史彻底查处官员贪渎案件。七个月后，他被刺身亡，而幕后主使正是对其拉拢汉人深恶痛绝的蒙古御史大夫。

中亚史家狄宇宙（Nicola di Cosmo）认为：“忽必烈成功地吞并中原后建起的帝国华厦的地基是有裂缝的。他将种族区隔制度化的做法造成了民族关系上的不和谐。此外，中央政府被过于臃肿的机构设置而拖垮，其中大多数是为皇帝及其随从设立的服务机构。”（我们将会看到，马可·波罗等许多外来者都供职于元代朝廷。）狄宇宙还注意到，“蒙古人对治理的态度仍然是反复无常、漫不经心的，中亚政治传统中的某些特征，如继承的原则、种族或宗族的特权，中央政府部门与商人组织间的合作关系等，仍然处处有迹可循。”要使大元王朝这座政治大厦长期屹立不倒，其一要依靠汉族官员的坚定支持——但蒙古人从来未能全心全意地信任他们；其二是保证权力建立和交接的规则的稳定性——但这一点也从来未能做到。于是，元朝终究要覆亡，不过那是它屹立了整整一个世纪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