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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历史——东封西祀

历史大观园 宋元文明 2020-07-14 00:55:10 0


真宗在澶州前线心惊胆战地过了几天,而后求仁得仁,执了和约回到京师,“大赦天下”,似乎相当满意。然而在略占优势的情况下以全无所获告终——不仅无收获,且付出三十万银绢,以及承认幽云现状——真宗事后细想,觉得自己未免不武。景德三年,王钦若为贬低寇准,曾刻意激怒他:“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此话正中他的痛处。盟约固然带来了安全,但没带来体面,从而成为他沉重的心理负担。次年,真宗又与王钦若谈及,应如何寻回体面。钦若明知真宗厌战,故意鼓励他:“出兵取幽蓟,可以雪前耻!”但安全也得来不易,真宗不肯轻弃,询问有无其他方式。钦若说:“那么便举行一次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但封禅需要有“祥瑞”出现,召唤帝王去泰山。怎样的情况下,“祥瑞”会出现呢?钦若一笑:“陛下以为,前代那些‘河图’‘洛书’,都是天然生成的吗?那只不过是‘神道设教’而已,常以人力为之,做皇帝的表示尊崇并且力推,那它就是天生的祥瑞。”真宗心领神会,开始用心准备“神道设教”。

细说历史——东封西祀

寇准像

景德五年正月,真宗召来宰相王旦、枢密使王钦若,告以去年十一月夜见神人,预言将有天书下降,要他准备好道场迎奉,今日果有一卷天书降下宫中。群臣“再拜称万岁”,捧了天书去道场酌献,并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自此,神明频频下顾,天书复见于该年四月,宰相率各色人等二万余上表,兖州(今山东兖州市)父老也再三诣阙上书,祈请皇帝前去泰山封禅。皇帝俯顺众意,决定十月举行封禅仪式。六月,天书又下降泰山醴泉亭,以呼应皇帝的决定。

十月初,皇帝带着天书和群臣,向泰山进发。在祥光瑞云的辉映之下,在泰山完成了封祀上帝与诸神的庄严仪式,继之以社首山上祭祀地神,完成了历史上最后一次封禅。自出京至回京,首尾四十七日,时值严冬而未尝遇雨雪,众人皆以为精诚格天。

“景气恬和”之外,尚有许多吉兆,譬如司天监发现,“有瑞云覆殿”,“五星顺行同色”。地方官呈报,各地“大稔”,物价至贱,麦粟每斛百余钱。自天书颁下,京师至泰山道路,乡邑肃静,连鼠窃狗盗之小案也未尝发生。泰山所在的兖州,贡献尤大,一时有醴泉现,一时有苍龙出,自八月始,又频频献上芝草,八月份献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九月份八千七百十一本,十月份达到三万八千二百五十本。大臣说,这是“天地助顺”。实际上这是百官万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至于计划中的“夸示戎狄”,效果如何呢?“戎狄”还是有一定反应的。境内的“西南溪洞诸蛮”,据说此前向来不朝贡,“今以方物来贺,请赴泰山”。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回纥来“贺东封”,大食诸蕃国使者,“以方物迎献道左”,甚至有大食蕃客献玉圭,说是祖先得自西天,并代代相传,说要等“中国圣君行封禅礼,即驰贡之”。这些积极的助兴之举,得到很好回馈。契丹似乎也有所表现。据边报,原先契丹防边人马,自从宋方以封禅之事相告,便将人马撤去。然而,实际上契丹的反应是比较冷淡的。宋方专程派官员携带礼物至境上通报,东封之时大队人马移动,请契丹不必猜虑。契丹回复说:“贵国自行大礼,何烦相告?至于礼物,盟约里没有规定,本国不敢受。”契丹本是“天命”的首要宣示对象,真宗封禅是什么意义,契丹也不至于不明白,只是不愿意为真宗助兴。

封禅事件,后人大体视之为闹剧。事实也不尽如是。世人未必皆昏昏,宰执群中,岂无高明人士?譬如宰相王旦,号称“端重坚正”,却也不持反对态度。史载真宗恐王旦反对,召王旦至禁宫内饮酒,又赐酒一瓶,王旦持归,发现瓶中所贮,尽是珠子,“自是不复持异”,似乎轻易被皇帝贿买了。此后王旦因其特殊身份,在封禅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随群臣获得许多赏赐,这也深受后人鄙夷。但王旦一类的“正人”之所以不提出异议,应当也是看到了封禅的意义。皇帝几乎以哀恳的态度暗示大臣不要力阻,大臣似应当体谅他的需要。已经迈入承平时代的政权,有这么一个仪式,虽不能说是“必需”,但未必没有益处。

怎样看待封禅的意义呢?封禅对于“戎狄”,当然是足资观览的盛事,不见得能引来多少感动,但可以有不少利益。对于黔首,一般认为东行之举严重干扰民众生活,徭役顿起,加重社会负担。不过也未必全是反面的因素。封禅完毕,御驾所过之处及供应封禅物资之州县,各免去赋税若干以作补偿。大赦天下,并及于常赦所不及者。天命颁下,是值得普天同庆之事,故以这些方式,“令实惠及民”。或者更重要的是,和平状态下,隆重的仪式、帝王的登场,昭示国家的存在,并由此产生一种信仰式的感情。封禅体现为一种国家庆典,是政权凝聚力的重要来源。所以,封禅的社会影响,应作两面观。

百官是封禅的主要参与者。业儒起家的官员们对真宗糅合儒、道的信仰重建和仪式创新,不见得感兴趣。但是整个过程中,得益最大的恰恰是官僚群体——以及有志于投身官场的士人。进官秩、赐俸禄、增加地方参加中央科考的配额、加强科考以外特殊人才荐举的力度,封禅的策划和实施过程中有特殊功绩的官员,还可迅速升迁,官员和士子得到的实惠,远甚于民。因此官与士始终最有激情,最为活跃。焦头烂额的只有中央财政主管部门三司的官员,皇帝搞这个仪式,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开销,事后蠲免赋税、百官赐俸、军士赏给,更是大大增加三司的支出或者令它的收入缩水。不过天下之事有重于财赋者,主计官也只能忍痛配合。

得到大家的全力配合,封禅非常和满地结束了。但真宗却不罢手,他无法求诸境外的满足之情,要不断从天书、芝草、仪式中汲取。东封之后还有西祀。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又西赴汾阴祀后土。七年,至亳州(今安徽亳州市)明道宫祀太上老君。臣子贡上芝草的数量,也不断刷新纪录。赴亳州前后,亳州长官丁谓两次分别贡上三万七千本、九万五千本。三司的开销和官民的负担也在不断攀升,同时士庶的疲倦感也在不断累积。封禅之时,大约王旦还可以说服自己善加配合,此后皇帝愈益病态的“仪式依赖症”令他不胜其烦,每回为新的仪式奔走筹措,“恒悒悒不乐”。但自他以下,大家仍是机械式地配合着。不断办庆典,举国上下的注意力,从边境移走,无暇顾及境外发生的事。好在要维持“天命在朕躬”的形象,皇帝对于内政还是很关切的。“东封西祀”几乎成了真宗朝在后人眼中的主要印象——且这个印象远非正面。待真宗驾崩,他的继任者把天书封进他的“山陵”里,维持十几年的浩大“运动”就这样戛然而止了。但“承平”得到维持,“治世”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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