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解读——偏安东南



杭州西湖

“绍兴和议”后，宋、金双方虽互有攻战，但基本保持了对峙并存的局面。南宋政权虽得以继续存在，但也只是维持偏安的格局，其军政设施和举措已全无统一王朝的气象。士大夫也不再具有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雄心抱负，士风柔靡内向，官场因循苟且，文恬武嬉，呈现出江河日下的局面。“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诗人林升的这首《题临安邸》生动而辛辣地揭示了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从13世纪开始，随着蒙古帝国的兴起和金朝的衰亡，南宋面临更为强大的蒙元军队的威胁。在漫长的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南宋朝廷的决断能力近乎歇绝，动员能力捉襟见肘，始终被动挨打，最终难逃覆灭的厄运。但南宋军民的英勇抗争却可圈可点、可歌可泣，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秦桧专权。“绍兴和议”之后，秦桧在宋高宗的支持和纵容下总揽朝政，达十余年。据南宋人记载，宋高宗向金人乞和时，金人提出了一项极其霸道无理的要求，就是“不许以无罪去首相”。当时，秦桧是宋金和议的象征，若罢免他，就意味着宋方撕毁和议，这是宋高宗万万不敢也不愿的。挟金人以自重，是秦桧得以长期专权的关键。

秦桧外恃金人撑腰，基本掌控了南宋的朝政，上至执政大臣的去留，下至地方州级长官的任免，主要取决于秦桧，以及与秦桧内外勾结的王继先、张去为等佞幸之人。

秦桧在杀害岳飞、排斥韩世忠后，又迫使协助他构陷岳飞的帮凶、枢密使张俊辞职，使朝中再无可与他抗衡的大臣。其他执政大臣都是秦桧提拔的“柔佞易制者”，“既共政，则拱默而已”。即使如此顺从，这些人也很少能够长期在职，往往“或一阅月，或半年即罢去”，以免影响到秦桧在朝中的地位。

秦氏更是一门富贵，秦桧的养子秦熺及孙辈俱任高官，亲党故旧无不夤缘高升，权势煊赫较蔡京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熹甚至说：“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

同时，秦桧还任用亲信，控制台谏，用高压手段打击异己。史书说当时“权臣所用台谏，必其私人。约言已坚，而后出命。其所弹击，悉承风旨”。

秦桧大权在握，除了迫害异己、钳制舆论，就是把精力花在贪污搜刮上，公然“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喜赃吏，恶廉士”，“故赃吏恣横，百姓愈困”。当时南宋国库空虚，财政拮据，而秦桧通过各种方式聚敛来的家财，竟比南宋主要国库“左藏库”还要多好几倍。

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以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死后，“天下酌酒相庆，不约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额”。

秦桧死后，宋高宗仍继续实行苟安求和的国策，所任用的宰臣如沈该、万俟卨、汤思退之流都是秦桧的党羽。如时人吕中在《大事记》中所说：“一桧虽死，百桧尚存。”朝政萎靡、吏治腐败的状况并未改观。

宋孝宗革新吏治的努力与“隆兴和议”。宋高宗年仅二十二岁就丧失了生育能力，渐渐地朝野上下都知道了皇帝的生理缺陷，有人便上书请求从太祖的后代中选择继承人。之所以把选择范围限在太祖一系，是因为自从宋太宗登极后，社会上就流传着“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预言。北宋在太宗一系的手上灭亡，人们更认为太祖开创了大宋基业而其子孙却无缘享受帝祚，所以上天要示以惩戒，于是更希望太祖的后代能重掌皇权，复兴社稷。

对宋高宗而言，反正都不是自己的骨肉，太祖、太宗并无分别，于是决定从太祖一系的宗室中挑选比宋高宗低一辈的孩子，收养宫中，一个叫赵伯琮，另一个叫赵伯玖。绍兴五年（1135年），宋高宗诏令封已改名赵瑗的赵伯琮为建国公，入资善堂就学。绍兴九年（1139年），又将改名赵璩的赵伯玖也封为国公。虽然宋高宗收养了这两个孩子，但他内心深处却对自己恢复生育能力存有幻想，所以一直迟迟不给这两个孩子正式的皇子名分。

但多年的事实最终使宋高宗盼望亲子的幻想破灭了。在秦桧和从金国归来的母后韦氏相继死后，宋高宗不得不把立储提上议程。但在赵瑗和赵璩之间究竟立谁，他迟迟拿不定主意，思虑再三，便想出了美人计，给两人各赐宫女十名。赵瑗的老师史浩看出了皇帝的用心，告诫赵瑗持重自爱。几天后，宋高宗召这二十名宫女体检，分给赵瑗的十个全是处女，赵瑗以不近女色的好名声，赢得了最后胜利。绍兴三十年（1160年），宋高宗正式下诏，立赵瑗为皇子，封为建王，改名为玮。这时赵玮已经三十四岁了。

宋高宗在这个时候立皇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金朝皇帝完颜亮即将燃起侵宋的战火。

完颜亮，女真名迪古乃，因为他是杀死金熙宗自立为帝，后来又在政变中被杀，所以在历史上没有庙号，只称海陵王。他曾与亲信高怀贞谈论自己的志向，说：“吾志有三：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江南锦绣繁华之地，早已令他垂涎三尺。同时，完颜亮还深受汉族文化思想影响，有着强烈的正统观念，认为只有实现南北统一，金朝才称得上是正统。因此他当皇帝后就把武力统一作为自己的最大目标。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完颜亮南侵。十一月八日，到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犒军的虞允文，见局势危急，毅然负起抗击金兵渡江的责任。他将溃散的士兵组织起来，鼓舞士气，沿江布防，终于力挽狂澜，大败金军。

这时，金太祖的孙子、担任东京留守的完颜雍，趁完颜亮后方空虚之机，在辽阳自立为帝。消息传来，金军将士人心动摇。完颜亮不但不就此回头平定内乱，反而把前途命运都押在了渡江灭宋上，遂移师扬州，企图再行强渡。他孤注一掷，下令金军三天内全部渡江，否则处死，终于激起了内部矛盾的总爆发。十一月下旬，完颜亮被部下所杀，金兵北撤。

宋高宗在一次次乞和又一次次失败的现实面前进退两难，身心俱疲，便萌生了推避责任的念头。次年，他传位于宋孝宗赵眘（即赵玮），自称太上皇，退居德寿宫享清福去了。

宋孝宗像

宋孝宗被认为是南宋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他主观上不甘屈辱、愿意抗金，即位之初就宣布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驱逐朝中的秦桧党人。朝野上下也纷纷要求乘金朝内部不稳的良机，大举进军，恢复中原。当时朝中重臣，张浚进取有余而持重不足，史浩保守有余而进取不足。吴璘在陕西退守的失利使宋孝宗倾向于张浚的速战，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他径自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浚和诸将下达了北伐的诏令。

但符离一战，宋军败绩，动摇了孝宗恢复故土的决心。退居德寿宫的宋高宗更一再向宋孝宗施加压力，宋孝宗不得不重新起用秦桧的党羽汤思退为相，与金人议和。即位不久的金世宗也吸取了完颜亮覆亡的教训，致力于稳定自己内部的统治，便见好就收，略微作了些让步，与南宋达成新的和议，史称“隆兴和议”。双方约定：南宋皇帝对金不再称臣，改双方的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双方疆界回到完颜亮南侵前的局面，以淮河和大散关为界；南宋给金朝的“岁贡”改称“岁币”，数量由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减为各二十万两、匹。此后四十年，宋、金未再发生大规模战争。

宋孝宗在内政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他汲取秦桧擅权的教训，十分注意用人，尤其重视选择宰相，严防朋党。在位期间，注重吏治，慎选官员，惩治腐败的力度有所加大，官场风气有所好转。宋孝宗本人来自民间，一生自奉简朴，被誉为“勤俭过于古帝王”。同时关注民生，轻徭薄赋，兴修水利，稳定币制，推动学术自由，促成了南宋时期的经济文化繁荣。

但孝宗为了防止大臣擅权，往往事必躬亲，大权独揽。在用人方面也矫枉过正，对执政大臣猜忌很重，任用时相当苛严，一些佞幸小人如曾觌、龙大渊等反而受到重用，致使官僚体制的正常职能遭到削弱，加剧了政治腐朽。

南宋后期的政治腐败。南宋后期，腐败之风已是积弊难返。周必大曾经说：当世官员“循良者十无二三，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

宋光宗像

宋光宗即位初年，尚能勤于政事，重视吏治，对招权纳贿的藩邸旧臣也能加以惩处。但他的皇后李氏生性妒悍，又喜揽权，时时离间孝宗、光宗的父子关系，致使朝政日非，光宗也因此精神病发作。绍熙五年（1194年），宋孝宗病逝。同年，光宗在宗室赵汝愚和外戚韩侂胄等人的逼迫下退位，由其子赵扩继位，是为宋宁宗。

宁宗在位三十年，虽个人生活俭朴，但天生弱智，缺乏主见和政治才能。前期韩侂胄专擅朝政，推行党禁，打击政敌，指斥道学（即程朱理学），压服舆论，引用亲信无耻之人，致使贿赂公行，贪污成风。史称，“自侂胄用事，贿赂盛行，四方馈遗公至宰执台谏之门，人亦不以为讶”。

韩侂胄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还于开禧二年（1206年）仓促发动了对金战争，史称“开禧北伐”。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进展，但未能挽救全局的失利。开禧三年（1207年）四月以后，双方开始议和。同年十一月，韩侂胄被史弥远杀死，首级献给金人。南宋在史弥远的主持下与金签订了“嘉定和议”，全部满足金人提出的要求，岁币增至银、绢各三十万两、匹，另加犒军钱三百万贯。从此，朝政落到史弥远手中。

史弥远掌权后，对韩侂胄的北伐政策全盘否定，恢复了秦桧的王爵和谥号，大规模裁撤北伐需要的军事部署，遣散军队，在对金政策上完全继承了秦桧的投降路线。

在内政方面，史弥远选用易制之人，台谏专任循默之士，压制异论，使得朝野以言为讳，习以成风。史弥远是明州（今浙江宁波，境内有四明山）人，他所重用的官员非亲即故，时人讥讽为：“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宁宗病死，史弥远矫诏立宋理宗。理宗即位后，史弥远更以“定策之功”而权倾朝野，“贪吏靡不得志，廉士动招怨尤”，朝政更加腐败。一方面“馈赂公行，熏染成风”，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更加困难，理财部门“专以铲刷为能，有一孔之利者，无不攫取”，“民间受害，尤难缕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百姓生活十分痛苦，由此引发了绍定年间的一系列农民起义。

宋理宗赵昀像

宋理宗赵昀楷书联句

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病死，宋理宗亲政。宋理宗除了尊崇理学外，在治国理政方面并无什么作为。在蒙古大军压境的形势下，不认真处理急政要务，唯知享乐宴安，贪鄙好色，挥霍无度。而阎贵妃、董宋臣、丁大全、马天骥、贾似道之流窃弄威福，相与始终。时人已将当时的局面与宋徽宗末年相提并论。

当时官吏“贪浊成风，椎剥滋甚”，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魏了翁说，当时财用不足的一大原因，就是“贿赂公行，牧守监司敛百献十”，中饱私囊，全然置国家命运于不顾。

吏治腐败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冗官严重。据洪迈统计，绍熙二年（1191年），全国有京朝官和选人一万七千零二十八人，大、小使臣一万六千四百八十八人，合计三万三千五百一十六人，大大超过了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的二万四千人。宋理宗虽也采取了若干措施，如取消堂除，减少内降恩泽，减少权摄官和科举取士员额，严格升迁之制等。但各路监司要么敷衍塞责，要么消极抵抗，基本上都无法落实。到理宗后期，随着宦官、外戚专权，“官以贿成”，一切良法美意都成了虚设。

政治腐败又导致法制败坏。宁宗、理宗时“刑狱滋滥”，“天下之狱不胜其酷”。地方官往往借狱讼之事上下其手、索取贿赂，擅置狱具、非法残民的事情屡见不鲜。

由于军政不修，武将、边帅的贪腐与文官一样严重，克扣军饷，虚报军额，经商渔利，假公济私，无所不为。贾似道曾经实行“打算法”，审查将领的军费开支，希图整治军队中贪污腐败的现象，减少军费开支，同时在军中立威、排斥异己，却受到军队将领的抵制，造成诸多恶果。

终理宗之世，吏治如江河日下。到度宗时期，已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联蒙灭金与宋蒙战争的开端。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源头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

嘉定四年（1211年），成吉思汗誓师伐金，在野狐岭（今河北万全县）大败金兵。嘉定六年（1213年），蒙古军几乎踏遍了黄河以北的所有金朝领土，围困金中都燕京（今北京）。金帝卫绍王被臣下所杀，金宣宗即位，随即献公主、金帛、马匹求和。成吉思汗许和退兵。嘉定七年（1214年），金宣宗被迫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成吉思汗认为金朝迁都是缺乏和好的诚意，再次围困中都，翌年将之攻陷。此后，蒙古军主力西征，金朝暂时得以在黄河以南苟延残喘。

金朝在强大的蒙古军面前不堪一击，却不把南宋放在眼里，幻想着打败南宋，向南拓展地盘，以弥补沦丧的大片河山，躲避蒙古军的锋芒。自嘉定十年（1217年）起，接连发动了数次南侵战争。但宋军的抵抗，一次又一次粉碎了金朝的幻想。战争打到嘉定十六年（1223年），金朝徒然消耗了大量军力、物力，却一无所得。当年年底，金宣宗去世，金哀宗完颜守绪即位，不得不正视现实，放弃了南侵。

宝庆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攻西夏，遭遇了罕见的顽强抵抗。七月，成吉思汗病死于军中。临死前，他留下“假道伐金”的遗命，即从南宋借路，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消灭金朝。窝阔台汗几次遣使到南宋，提议联合灭金。但南宋君臣惧怕金人，议而未决。

绍定五年（1232年）春，蒙古军在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围歼金骑兵二十万、步兵十五万。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金朝精兵良将损失殆尽。这时，南宋终于看清金朝灭亡在即，匆忙遣使回访蒙古，答应共同出兵灭金。

南宋派孟珙率军自襄阳向东进发，一路攻城略地，杀到了蔡州（今河南汝南）。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困守蔡州的金哀宗见大势已去，传帝位给宗室完颜承麟。完颜承麟的即位典礼还在进行，城南已飘扬起宋军的战旗。与此同时，蒙古军也自西面攻入城内，展开巷战。金哀宗自缢而死，完颜承麟被乱兵所杀。立国一百二十年的金朝灭亡。南宋以缴获的金哀宗遗骨祭告太庙，又遣官至洛阳祭扫北宋陵寝，举国上下为终于报了百年之仇、雪了靖康之耻而欢欣鼓舞。

然而，南宋此时面临的局势，几乎就是金灭辽后北宋所面对的局势的翻版。监察御史洪咨夔就说：“今残金虽灭，邻国方强，益严守备犹恐不逮，岂可动色相贺，涣然解体，以重方来之忧？”但无论宋理宗还是主战的将帅，都求功心切，在各方面都未进行认真准备的情况下，就匆忙开始了武力收复中原的行动。

窝阔台像

宋军利用蒙古军主力撤走的时机，几乎兵不血刃，收复了汴、洛故都，史称“端平入洛”。但同时，宋军也陷入了困境。由于蒙古军掘开黄河阻挡宋军，黄淮之间，一片汪洋，粮食军需无法随军运输。沿途城乡残破至极，根本筹不到军粮。进入洛阳的宋军第二天就无粮可食，只好釆野菜充饥。蒙古军趁机反击，洛阳宋军拼死抵抗。一仗下来，十丧八九。在开封等候粮草的宋朝军队闻讯也掉头南撤，武力收复中原的行动就此结束。

端平二年（1235年）春，蒙古军分三路南侵，长达四十余年的宋蒙（元）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蒙古军的第一轮进攻，就占领鄂北重镇襄阳，把战场推进到长江沿线，足见其攻势凌厉。襄阳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不仅将西面的大散关与东面的淮河连成一线，而且是长江中游重镇江陵的屏障。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嘉熙二年（1238年）九月，南宋朝廷任命孟珙为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奉诏收复襄阳。孟珙稳扎稳打，连续收复郢州（今湖北钟祥）、荆门军（今湖北当阳）等地，于次年六月胜利收复襄阳。此后，襄阳成为南宋抵抗蒙古的重要枢纽。

淳祐元年（1241年）十一月，蒙古窝阔台汗死，直至淳祐十一年（1251年）蒙哥汗即位，蒙古政局一直动荡，稍稍放缓了对南宋的攻势。孟珙、余玠等南宋将领抓住这个机会，加强了荆襄和四川地区的防御力量。

可是，孟珙、余玠等人的进取与努力却受到南宋朝廷的种种掣肘。孟珙主持荆襄防务九年，屡败蒙军，威名赫赫。他不满足于被动防御，还千方百计开展敌后工作，抚慰中原人心，既可了解敌情，又可攻防结合。但猜忌武将的朝廷却不仅不支持，还对他久典重兵不太放心。这使孟珙心情极不愉快，抑郁成疾，于淳祐六年（1246年）九月去世。余玠主持四川军政颇有成效，却受到朝中宰相谢方叔等人的恶意中伤，宋理宗听信谗言，诏余玠入朝。余玠壮志难酬，急火攻心，于宝祐元年（1253年）七月猝然病逝。孟珙、余玠的抑郁而终，是南宋抗蒙力量的重大损失。

贾似道专权和南宋灭亡。淳祐十一年（1251年），蒙哥就任蒙古可汗，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部权力纷争，再次掀起进攻南宋的高潮。开庆元年（1259年）九月，忽必烈率蒙古军包围了长江重镇鄂州（今湖北武汉），朝野大震，临安城内人心惶惶。宋理宗也吓破了胆，急调贾似道移镇汉阳，救援鄂州，不久即于军中拜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使其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贾似道，字师宪，祖上都是平民百姓，直到祖父时才中进士做官。其父贾涉是位慷慨有大志的豪杰之士，在抗金战场上屡建战功，官至淮东制置使。贾似道是贾涉侧室胡氏所生，因贾涉常年征戍外地，正妻史氏又不喜欢贾似道，缺少父母管教的贾似道游荡于市井，饮酒赌博，不务正业，成了一个十足的地痞无赖。

贾似道这样的身世，难免被人瞧不起，若无特殊机缘，他一辈子顶多当个小官吏。但理宗朝的腐败政治恰好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缘。绍定四年（1231年），贾似道同父异母的姐姐被选入宫，深受理宗宠爱，册为贵妃，贾似道开始时来运转。

贾似道虽品行不端，却也有些才干。他仗着后宫有人撑腰，胆子很大，无事不敢管，无人不敢惹，俨然成了耀眼的政坛新星，不仅官职急剧上升，而且声誉鹊起，赢得了不少人的欣赏。孟珙去世时，即遗表推荐贾似道接替自己，贾似道便成了先后主持长江中下游军政事务的最高长官。

当时，由蒙哥汗亲率的西路军在四川合州钓鱼城（今重庆市合川东）下受挫，蒙哥本人也被炮石击成重伤，不久丧命。忽必烈虽然接到蒙哥战死的消息，却不愿无功而返，对鄂州展开多次攻击，形势十分危急。贾似道私下遣使向忽必烈求和，此时蒙军也因为水土不服、粮食紧缺，到了支撑不下去的地步，且忽必烈的妻子察必派急使来告阿里不哥图谋继承汗位，要忽必烈立即赶回。双方谈判刚开始，尚未议定具体条款，忽必烈就率军解围北归。贾似道向朝廷报告：“鄂围始解，江面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却隐瞒了议和之事。

宋理宗暂时解除了亡国之忧，越发骄奢淫逸，把朝政完全交给了贾似道。贾似道则以鄂州“大捷”为资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死，他的侄子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

宋度宗像

度宗即位后，贾似道以策立之功被尊为“师相”，权势较理宗末年还要煊赫。他将大小朝政交付给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自己则在西湖葛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以玩美色、斗蟋蟀为“军国重事”。而面对危如累卵的边境形势，贾似道却一筹莫展，既无心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忽必烈在夺得汗位、巩固权力之后，又发起了新一轮灭宋战争。他接受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把襄阳和樊城作为主攻目标，于咸淳三年（1267年）开始围攻。南宋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后来蒙古军控制了汉水，切断了襄樊的后勤补给通道，宋军多次增援解围均未成功。至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军攻破。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力竭降元。襄樊保卫战失败后，南宋大势已去。元朝君臣已经发出“四海混同，可计日而待”的豪言，灭亡南宋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咸淳十年（1274年），宋度宗病死，其子恭帝继位，太皇太后谢氏垂帘。同年底，鄂州陷落，元军统帅伯颜亲率主力，以降将吕文焕为先导，顺江东下。南宋沿江诸将，多为吕氏旧部，所以元兵一来，都望风归降。

朝臣、太学生纷纷要求贾似道亲自出战。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贾似道实在躲不过去，只好集中各路兵马出发。到了芜湖江边，贾似道又故技重施，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向伯颜求和，但被断然拒绝。贾似道只好硬起头皮应战，命孙虎臣率步兵七万驻扎在丁家洲（今安徽铜陵东北），命夏贵率战舰二千五百艘布列江面，自己率后军驻于鲁港（今安徽芜湖南）。元军水陆并进，步骑夹岸而行，用巨炮轰击孙虎臣军，孙军溃败，夏贵也弃军而逃，军械尽为元军所获。贾似道见势不妙，急乘小船逃往扬州。元军乘势攻击，宋军仅存的主力几乎全部丧失。

丁家洲之战失败后，南宋沿江诸州相继被元军占领，朝中高官也纷纷出逃。谢太后迫于压力，宣布罢免贾似道，将他贬往外地。贾似道名声太臭，贬所之地的百姓都拒绝他入境，后来在福建漳州的木棉庵被负责押送的郑虎臣处死。

贾似道死了，南宋朝廷的丧钟也敲响了。

谢太后诏令“天下勤王”，李庭芝、张世杰等将领率余部入卫京师，将防线收缩到江浙地区。赣州知州文天祥组织“勤王军”，也辗转赶到临安。

文天祥像

文天祥，字宋瑞，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从小追慕乡贤欧阳修、杨邦义、胡铨等人，立志向他们学习，发奋苦读，宝祐四年（1256年）中状元。接到朝廷的勤王诏令后，他毁家纾难，以自己的积蓄招募了万余民兵。

德祐元年（1275年）十月，伯颜指挥元军自建康出发，兵分三路，向南宋发起了最后总攻。

文天祥与张世杰认为，此时两淮、闽广等地仍在南宋手中，其他地方也有坚守不降者，如果能在临安决一死战，杀败敌军，再令两淮宋军断其归路，国事尚有可为。但宰相陈宜中和谢太后主张求和，不准文天祥、张世杰等部署决战，并派出好几批求和使者，但都被元方拒绝。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三路元军在临安城北会合。文天祥急忙建议让度宗的另两个儿子赵昰、赵昺分别出守闽、广。当时，宰相陈宜中已逃往温州老家，张世杰、陆秀夫等也率军出城向东转移。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让他主持接洽议和。文天祥到元军营中谈判，企图说服伯颜保留宋朝，被扣押。

二月，元军进入临安。三月，掳恭帝及皇亲、官员数千人北上，南宋实际已经灭亡。

崖山海战。从临安逃出来的张世杰、陆秀夫等人护着赵昺、赵昰，经温州转移到了福州。五月一日，立赵昰为帝，史称宋端宗。

文天祥被扣押后，拒绝投降，在被押解北上的途中寻机逃脱，历尽艰险赶到了福州，仍任右丞相。他回到故乡江西募兵，以汀州为根据地，队伍一时声势浩大，但不久就被元军打败。后来文天祥又转战于广东等地，坚持抗元，于祥兴元年（1278年）底被元军俘虏。

临安陷落后，李庭芝、姜才等仍坚守扬州，打败元军多次进攻，拒绝元军多次劝降。后奉福州小朝廷之命向南转移，途中被元军所败，李庭芝、姜才被俘，誓死不降，被残酷杀害。

不久，元军攻入福建，福州等地相继陷落。张世杰等人只得把小朝廷搬上船，漂流海上，一路转战到雷州沿海。陈宜中见大势已去，诡称到占城（今越南南部）联系安顿朝廷，一去不返，后来死在了今泰国一带。

景炎三年（1278年）四月，十一岁的宋端宗病死。南宋诸臣又拥立八岁的卫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将小朝廷转移到崖山（今广东新会南）。

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元军尾随而至，占据海口，切断了宋军的淡水补给通道。宋军将士渴到极点，就饮海水。海水又苦又涩，饮即呕吐，士兵疲乏无力，战斗力严重下降。即使这样，仍连日大战，顽强抵抗，毫不退缩。

二月初六，元军分南北两路向崖山发起总攻，宋军大败。张世杰率十余艘战船保护宋端宗之母杨太后突围而出。皇帝的坐船却过于庞大，动弹不得。陆秀夫见势不妙，先令妻子投海自尽，然后背起幼帝赵昺毅然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南宋最后一位皇帝和最后一任宰相壮烈殉国。

杨太后闻知皇帝已死，抚膺大恸，也投海自尽。张世杰率残余部众继续抵抗，不幸遇上飓风，船沉牺牲。

文天祥被俘后，元将张弘范将他押到崖山，让他给张世杰写劝降书。文天祥拿出了自己刚写成的《过零丁洋》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看了，也不禁由衷赞叹：“好人！好诗！”

文天祥后来被押解到大都，囚禁了三年又两个月。元朝对他百般利诱威逼，希望他投降，他始终坚贞不屈，并在狱中写下著名的《正气歌》以明心志。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英勇就义。其妻欧阳氏为他收尸，在衣带中发现了他的绝笔《自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蒙古崛起后，铁骑横扫亚欧大陆，所向披靡。它灭亡西夏只用了二十二年，灭金用了二十三年。这些政权都以军事立国，曾经威震天下。所以，蒙古刚开始发动侵宋战争时，根本没有把南宋放在眼里。耶律楚材就曾对南宋来使傲慢地说：你们只恃着大江，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

然而，他们没有料到，灭掉南宋，整整花了四十五年。在蒙元军队的所有对手当中，南宋抵抗时间最久，给蒙古军造成的损失最大，就连蒙哥汗也毙命于南宋的炮火之下。以至于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南宋其实并不软弱，更非无能，而是当时世界上除蒙古军之外最厉害的军队。

南宋的生命力如此顽强，原因是多方面的。仅就军事而言，蒙古军以骑兵为主，擅长平原旷野作战，拙于山地川泽周旋，南宋正好具备有利的地形条件。而且，宋军长期与辽、夏、金对峙，虽然攻势作战非其所长，但是积累了丰富和行之有效的防御战经验。宋人发明的火药也在实战中发挥了不小的威力。这些因素，使得南宋与蒙古（元朝）的战争长期陷于胶着的状态。

在政治方面，南宋朝政虽然萎靡腐败，皇帝也多昏庸懦弱，官员平时文恬武嬉，但崇尚宽仁和文治的国策也在广大士民中间播下了忠君爱国、重视名节的种子，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慷慨赴死之士往往能自觉起来为国效命，虽无法挽救最后的灭亡，但坚强的抵抗意志也让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