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九渊

元明两代的灾害总是一波一波地来袭。多数灾害不会超过一季，但有时可持续两三年之久。一季的灾害，人们尚能熬得过去，持续数年的灾害，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为了给这些较长的灾害期一个统一的说法，我用了一个词“slough”（与“plow”[耕耘]押韵）。“Slough”指的是充满污泥的沟渠或洼地，它是让旅行者泥足深陷的地方。自从1678年，约翰·班扬（John Bunyan）在《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中用了“绝望的深渊”（the Slough of Despond）的说法后，这个词就被用来形容陷入困境的状况。对于班扬来说，“深渊”是一个比喻；对我来说，它却是对那些最糟糕年代里的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在本章所用数据的基础上，我找出了元明时期的“九重深渊”，即九次持续较长的灾年，其中元代有三次，明代有六次，并以它们发生时的年号来命名（见附录）。

忽必烈汗刚刚避过了元朝的第一次重大灾害。“元贞之渊”（1295—1297）始于忽必烈继任者继位的第一年。铁穆耳（Timür）也许在治国方面没有祖父高明，但他最大的不幸还是在继位之初就遇上了气候转恶。1297年，即铁穆耳继位的第三年，他在万般无奈之下，将年号从元贞改为大德，希望能止住帝国衰落的厄运。

“泰定之渊”（1324—1330）发生在元代第6个皇帝在位时期，此时是元朝建立的第30个年头。环境的恶化加剧了王朝政局的动荡，反之亦使蒙古统治者无法有效地应对灾害。我把“泰定之渊”结束的时间定在天历三年（1330），但是实际上灾害的很多影响仍未消除。这轮灾害只平息了两年，至顺四年（1333），新一轮的大饥荒又再度袭来。

“至正之渊”（1342—1345）在大范围的旱涝灾害中拉开了序幕，紧接着就是至正四年到五年（1344—1345）的洪水和疾疫。在这一背景下，未来明朝的创立者登上了历史舞台。《明史·太祖本纪》中承认了“至正之渊”在朱元璋早年崛起时所扮演的角色，它的开头写道：“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朱元璋当时16岁，他所处的环境把他送上了反叛的道路。元朝的统治在此20年后才告终结，王朝挑战者们的内部斗争延缓了她的崩溃。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称帝，这已不是战胜蒙古人的结果了。

直到宣德八年（1433）以前，明朝只是间或遇到灾年。此后两年内，气候变冷，饥荒、疾疫、蝗灾接踵而来。正统二年（1437），气候再度变冷，直至正统十三年（1448）为止，一直洪水不断，从正统三年到十年（1438—1445），并爆发数次大饥荒。到景泰元年（1450），这些间或出现的灾害终于演变为一场长达五年之久的严重环境危机，并在景泰六年（1455）到达顶点，成为百年来最糟糕的灾年之一。“景泰之渊”（1450—1455）持续的时间恰好等于景泰皇帝在位的时间。他的同父异母的兄长被蒙古人俘虏，才由他继位。景泰八年（1457），其兄释归，重登帝位。是时，“景泰之渊”正要结束。景泰皇帝所处的环境实在是悲惨之极。

我们在“龙见”一章中已了解到，正德（1506—1521）也是多事的年份。“正德之渊”（1516—1519）使明武宗无能、荒唐的千古骂名难以平反。

下一轮集中的灾害发生在25年之后。“嘉靖之渊”（1544—1546）与当时的政治危机并无明显的关联。它只是一场在全国范围内长达3年之久的饥疫。

万历是明代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他统治明朝达48年之久。然而，在他绵长的政治生命中，却遭遇了两重“深渊”。我们已经提到过第一次“万历之渊”（1586—1588）中发生的严重饥疫。第二次“万历之渊”（1615—1617）相对缓和一些，至少没有发生疾疫，但灾情仍然很重。

明朝的最后一次衰落期是波澜壮阔的“崇祯之渊”（1637—1643），也是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我把从崇祯十年（1637）开始，历时七年的大旱定为其开端。当然我也曾经把起始的时间前推到崇祯帝即位的第二年（1629），因为这一年，气温开始下降，使他疲于应付的灾害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最终拖垮了整个帝国。“崇祯之渊”在明朝覆亡前的几个月才开始平息，可惜已经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