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李顺起义

一 青城举义

青城县（四川灌县境内）在北宋初年属于川峡路永康军，这里群山环绕，可耕地本来很少，而大部分又为豪族庄园大地主和寺院占有，广大农民主要靠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这里盛产茶叶，中外驰名的雀舌、鸟嘴等细茶，就是这里所产，更有大量的粗茶，价格低廉，为少数民族所喜爱。

川峡路的茶叶生产受到政府的控制，一般是政府预先支一部分“定钱”给茶农，作为茶叶生产的基金；收茶后，茶农要将茶叶卖给国家，拖欠不卖或私卖者有罪。由于政府禁止茶叶出境，所以茶叶的销售实际上也控制在政府手中。国家为了收集到更多的茶叶，便不断增加茶农的交售量，并一再压低价格，茶农完不成交售任务，往往被关押治罪。

王小波是青城味江的一位贫苦茶农，他要缴纳很重的茶税，还要把茶背负到很远的茶场去卖给国家，受大秤低价的剥削，生活极为贫苦。淳化年间，青城先是发生了水早天灾，随后又发生饥荒，到淳化四年（993年）二月，这里的茶农已经绝粮断炊，眼看交售茶叶的日期又快到了，交不足茶叶要吃官司，王小波再也无法忍受了，便于二月二十八日，串连一部分贫苦农民，在味江发动了武装起义。

王小波起义后，针对川峡地区土地高度集中和贫富不均这一普遍的社会问题，向贫苦农民宣传：“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个明确的口号，道出了人民的心愿，因而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贫者附之益众”，农民军队伍迅速扩大，“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很快攻占了青城县城。攻占青城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群众，各地“旁户”纷纷参加起义，从此，在川西山区燃起了农民革命的熊熊烈火。

王小波攻占青城后，很快挥兵南下，攻占了蜀州（四川崇庆）、邛州（四川邛崃）的一些地方。随后，王小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彭山县城，彭山知县齐元振，负隅顽抗，城破被农民军活捉。齐元振平日“与民为仇，受赇得金帛，多寄民家”。是贪污受贿、残害百姓的一个大贪官，北宋政府却称赞他“清白强干”皇帝也对他“赐玺书奖谕”。人民对齐元振极为痛恨，首先将他处以死刑，并“削元振腹，文以钱刀”，将他的肚子里填满了铜饯，使这个贪残的家伙受到了应得的惩罚。随后，农民军又没收了他的全部家产，分给贫困农民。农民军所到之处，“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农民军的“均贫富”行动和良好的纪律，深深得到农民的拥护，他们纷纷参军，农民军“由是愈炽”，起义队伍更加扩大了。

淳化四年（993年）冬，“东西两川旱，民饥，吏失救恤”，流民遍野，“饿殍相望”，许多饥民参加了起义军。这年十二月，王小波率领农民军北上，进攻江原县城（四川崇庆县境）。西川都巡检使张玘驻守江原，他不敢正面与农民军相抗，便使用空城计阴谋，结果农民军中计，王小波陷在城内，城门也关闭了，形势非常危急。王小波的妻弟李顺，听到这一消息后，带领后军迅速赶到，冲进城去，在县府前的大街上与官军展开激战，战斗中，王小波的额部被张玘射伤，但他毫不退缩，带伤拼搏，将张玘打下马来杀死，报了一箭之仇，农民军里应外合，把官军打得落花流水，官军大部被歼灭，只有四百余人狼狈逃窜。江原城被农民军攻占了，但王小波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很快便死去了，他为农民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

二 建立大蜀政权

王小波牺牲后，农民军推举李顺为自己的领袖。李顺也是一个贫苦茶农，他为人忠厚，作战勇敢，又善于团结人，因而得到起义军的拥护。王小波的牺牲，使农民军感到无限悲痛，农民军战士一个个义愤填膺，决心高举“均贫富”大旗，用更大的胜利来悼念自己的领袖。

淳化五年（994年）正月，李顺率领农民军攻破蜀州（四川崇庆），杀监军王亮等封建贪官十多人；破邛州（四川邛徕），杀知州桑保仲、通判王从式等，巡检使郭允能领兵顽抗，被农民军打死，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随后，农民军分兵两路，一路攻克永康军（四川灌县境）、双流、温江、郫县；另一路由李顺亲自带领，对成都作试探性进攻，烧西郭门。正月五日，李顺攻占汉州（四川广汉），六日破彭州（四川彭县），对成都完成了包围。

成都府，是川峡路的首府，也是最大的都市，自唐朝以来即以繁荣富庶著称，历来与东南大都市扬州齐名。时任成都知府的吴元载，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专尚苛察，民有犯法者，虽细罪不能容”，人民动辄犯禁，许多人被关押折磨致死。面对农民军的蓬勃发展，他束手无策，“不能扑灭”，成都很快被包围，成都人民日夜盼望农民军进城。成都被包围的消息传到朝廷，宋太宗十分惊慌，下诏将吴元载撤职，令其回京听候处理；另派郭载知成都府，并提升梓州（四川三台）知州樊知古为西川转运使，协同郭载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

樊知古昏庸腐朽，十分怕死，接到任命后，他根本不敢前往成都，仍呆在梓州（四川三台）观望形势。郭载行至梓州，有人劝他说：“成都必陷，公往亦当受祸，少留数日，则可免”，但坚决与人民为敌的郭载那里肯听，他妄自尊大，认为凭他的武力就可一举消灭农民军，他催樊知古上路，一起到了成都。

成都府虽有高城深池，但却无重兵防守，只有监军宿翰的少数兵马支撑局面，梓州都巡检使卢斌前来支援，也只有六百人，总兵力还是不多，根本不是农民军的对手。农民军数十万人向成都发动了进攻，战鼓声、喊杀声响彻云霄，箭镞、炮石像雨点般射向城头，城楼着火了，城墙倒塌了，农民军战士跨过城壕，奋勇爬上了城头，与官军展开了肉搏战，官军大部分被歼灭，一月十六日，农民军攻克成都府。城破时，知府郭载，转运使樊知古等人狼狈出逃梓州，卢斌也带领残部返回，宿翰则一直逃到剑门（四川剑阁）。不久，樊知古“忧悸卒，年五十二”，郭载则“忧患成病卒，年四十。”这两个反动官僚，都是由于农民军的打击而惊吓丧命的。

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李顺自称蜀王，建立了大蜀政权，改元“应运”，并建立了中央政权机构，任命了中书令、枢密使、仪鸾使、军帅等中央官员；任命了知州、刺史等地方官，还铸造了自己的铜钱“应运元宝”和铁钱“应运通宝”。

大蜀政权建立后，李顺立即分兵四出，向周围地区发动攻势，不断扩大战果。以杨广为统帅，领导数万人向川北进攻，很快攻占绵州（四川绵阳）、阆州（四川苍溪县东南）、巴州（四川巴中）、剑州（四川剑阁）等地；东路军攻遂州（四川遂宁）、合州（四川合川）、广安军（四川广安县北）、渠州（四川渠县）、达州（四川达县）等地，“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两路军队很快占领了川峡路的大部分地区，北宋官军溃不成军，不敢与农民军接战，只能龟缩固守梓州（四川三台）、眉州（四川眉山）等少数城市。

农民军在胜利进军的同时，还在“北抵剑关，南距巫峡”的范围内，进行了“均贫富”斗争，他们没收地主官僚的“财帛”，在人民群众带领下挖掘“豪家收藏地窖”，将这些不义之财分给贫苦农民。在农民军的打击下，往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封建统治者们，“人心恐悚，投死无地”，广大农民群众扬眉吐气，欢天喜地。

大蜀农民军的胜利，也鼓舞了其他地区人民的反抗斗争。如在秦陇地区，农民军领袖赵包，即“聚徒数千，将趋剑阁以附之”。打算与李顺的农民军汇合。北宋政府的长江运输兵，在农民军影响下，也动摇了，“峡路诸漕卒数千人聚江陵……谋变以应蜀寇”。

在李顺的领导下，几个月的时间，农民军取得了巨大胜利，把这次农民起义推向了最高潮。

三 剑门、梓州战役失利

杨广攻占剑州后，随即北攻剑门关（四川剑阁县东北）。剑门关位于崇山峻岭之中，只有栈道一线可通，是川峡路的北方门户，为陕西入川的必经之地。只要控制了剑门关，进可北攻陕西，退可守卫川峡，剑门形势险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农民军进军剑门关，从战略上看，十分必要，是完全正确的军事措施。

驻守剑门关的官军数量不多，听到农民军打来，人心惶惶，许多人主张弃关逃跑，都监上官正看到军心动摇，便采取高压争段，宣布：“有议北归者枭首，有不用命者支解”，勉强维持残局。农民军攻取剑门关，应当是不困难的，但投入的兵力过少，只有几千人，另外，又事不凑巧，从成都溃退的官军宿翰、郭延睿两支军队也赶到了这里，农民军腹背受敌，死伤很多，结果失败。剑门关战役的失利，不仅使农民军失去了控制川北天然屏障的机会，而且为北宋官军的大批进川敞开了大门，“自是阁道无壅，王师得以长驱而入”。

淳化五年（994年）二月，李顺还派相贵率领农民军二十万人东攻梓州（四川三台）。梓州位于川峡盆地的中部，北宋剑南东川节度使就驻在这里，历来也是一个军事重镇，它的周围有凤凰山、牛头山、三台山，是天然屏障，涪江、罗江绕城而过，可以引水护城，形势非常险要。知梓州张雍，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农民军还未到梓州，他就早已“谋为城守计，训练城中兵，得三千余，又募强勇千余，令官属分主之，辇绵州金帛以实帑藏，销铜钟为箭镝，伐木为竿，纫布为索，守械悉备”。从成都府溃退的梓遂十二州都巡检使卢斌率领残部来到梓州，张雍对他热情接待，并“委以监护之任”，他还派观察推官星夜赴京城请兵。因此，梓州城虽然不大，但形势险要，守兵虽不很多，但已有备。

相贵率领农民军进抵梓州后，首先攻占了凤凰山、牛头山等城外的几个制高点，这样，城内的一切活动，便尽收眼底了。农民军感到，梓州城高池深，不便硬攻，宜用智取，诱卢斌出城将他歼灭。农民军攻城，队伍不整，且多老弱，卢斌感到可胜，就要出城接战，结果被张雍制止，城内的农民军内应“依敌楼呼啸，与外应和”，也被张雍逮捕杀害，计取失败。随后，农民军将梓州团团围住，“大设梯冲火车，夜鼓噪攻城”，城内“发机石碎之，火箭杂下”，战斗十分激烈，农民军损失很重。全面攻城失利后，农民军又集中攻城器械，准备攻城之西北角。老奸巨猾的张雍，急调骑兵五百人于东门，摆出要从东门杀出的态势。农民军在牛头山顶望见，信以为真，便将精锐万人埋伏于牛头山下，待其出城，张雍却暗中派精壮一百多人，潜出城外，将农民军集中在城西北角的攻具全部放火烧掉，农民军攻取一角的计划也没有实现，从此，进入了相持阶段。一日北风大作，农民军又“乘风纵火，急攻北门”，也没有成功。由于农民军的长期围攻，城内也开始动摇，其“同幕者皆谋图全之计”，官员有的已准备投降或逃跑，但这时官军的援兵到了，宋将石知颙率兵赶到，农民军受到内外夹击，损兵数万人，被迫撤退。

农民军以二十万人的兵力受阻于坚城之下，长达八十天之久，不仅消耗了自身的力量，而更为严重的是贻误了战机，使之不能抽出更多的兵力进攻剑门关和向外发展，对整个战局危害很大。

四 成都陷落

淳化五年（994年）二月一日，北宋朝廷接到农民军攻占成都府的报告，举朝震动，宋太宗对宰相说：“岂料贼势猖炽如此”!随即任命王继恩为剑南两川招安使，作为总统帅，以雷有终、裴庄并为峡路随军转运使，分兵两路，一路以马步军都军头王果统领攻剑门，一路以崇仪使带御器械尹元统领攻夔门，从北面、东面向农民军发动进攻。

王继恩是一个大宦官，受到宋太宗的赏识，最初为宫苑使、河州刺史，曾参加收复幽云的战役，后任皇城使、田练使、镶定高阳关三路排阵钤辖，淳化五年又加昭宣使、勾当皇城司，是宋太宗的心腹。宋太宗让他统兵，“军事委其制置，不从中覆，管内诸州系囚，非十恶正赃，悉得以便宜决遣。”给他全权处置的权力。除军事镇压外，宋太宗还采取“招抚”欺骗政策，宣布农民军“有本非同恶，受制凶徒，先被协从，今能归顺者，并释其罪，倍与安存”，以血腥屠杀与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向农民军反扑过来。

由于杨广攻取剑门失利，王继恩得以顺利与上官正、宿翰等汇合。淳化五年（994年）四月中旬，王继恩分兵两路，一路为主力，他亲自统领，由石普、马知节为前锋广进犯川北军事重镇剑州（四川剑阁）；另一路由曹习统领为偏师，自葭萌（四川广元境）出发，南攻阆州（四川苍溪县，东南）。由剑门关至剑州，一开始是上坡路，不易攻取，狡猾的王继恩没有从正面进攻，而是绕道小剑门，从西路旁攻；破研口寨，杀农民军五百人，随后东攻汉源坡、青强岭，控制了南下剑州的道路，随后以主力，居高临下，猛攻剑州，农民军虽然全力进行防守，但终因力量对比相差太多，剑州失守。农民军五千人，又在剑州城南四十里的柳池驿设防，也失败了，六百多人被杀，“溺死者不可胜计”。四月十八日，王继恩犯绵州（四川绵阳）境，由于地主分子王华组织地主武装千余人对绵州进行突然袭击，农民军遭受很大损失，四月十九日王继恩得以顺利夺取绵州，农民军三百五十七人被俘，受到“凌迟处死”的酷刑。另一路官军由曹习统领，四月十日自葭萌（四川广元境）出发，沿嘉陵江南犯，指向阆州（四川苍溪东南），农民军自动放弃青山镇，以“万余众依险为寨”守老溪。四月十二日，曹习犯老溪，农民军依险据守，英勇战斗，三千多人牺牲，余众投江而死，老溪失守。不久，巴州（四川巴中）也被巡检使胡正违攻占，农民军守兵五千人，大部牺牲。

王继恩侵占剑州、阆州、绵州、巴州等川北重要城市后，便集中兵力进犯大蜀政权的中心城市成都府。当时，以大蜀王李顺、枢密使计词、吴文赏为首的农民军十万人守卫着成都，与官军相比，兵力太少，同时，城内的粮食和守城器械也不足，周围的一些州县，有的已为官军攻占，有的被官军包围，农民军也缺乏外援，因此，形势对农民军极为不利。虽然如此，但农民军毫不畏惧，他们誓死保卫大蜀政权，决心与成都共存亡。

五月六日，王继恩对成都发起围攻，农民军奋起还击，在成都人民的支援下，打退了官军一次次进攻。但是，终因兵力不足，外援末至，农民军大部分战死，成都陷落。农民军领袖李顺率众与官军激战，壮烈牺牲，为农民革命献出了生命。农民军将领计词、吴文赏、卫进、李俊、徐师中、吴利涉、彭荣等十二人被俘，五月二十五日在凤翔被杀害。

北宋官军进入成都后，“杀人如戏谑”，对农民军和守城群众，进行了野蛮大屠杀，农民军三万多人被杀，许多无辜群众被害。王继恩还“纵卒剽掠子女玉帛”，大蜀府库中的金帛一百四十多万，被抢劫一空，成都人民遭到一次空前的浩劫。

五 农民军在川东的斗争

北宋的东路官军由雷有终、裴庄、尹元统领，沿江西进，经夔门进犯川东。尹元攻新宁（四川开江），农民军英勇抵抗，三千多人牺牲，新宁失守。农民军退守梁山（四川梁平）、广安军（四川广安县北）、果州（四川南充）、渠州（四川渠县）一带，坚持斗争。雷有终犯广安军，“军垒濒江，三面树栅”，严加防守，夜里遭到农民军袭击。四月，尹元、裴庄犯果州，农民军将领田奉正、苏荣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主动撤退，向东转移至渠州。尹元、裴庄进犯合州，合州地处三江汇口处，交通方便，北可沿江至川北，南下可抵渝州（重庆）进入长江，是川峡的军事重镇之一。东路官军合兵攻合州，地主分子袁延度，也率领地主武装千余人，协助官军攻城，在城东的一次大战中，农民军失利，四月十九日，合州陷落。但不久，合州又为农民军将领黄广儒收复。随后，双方对合州进行了多次反复争夺，战斗激烈，六月十三日，农民军数千人牺牲，合州最后一次失守，未能再复，从此，川东的大部分州县，相继为官军占据。

成都陷落后，农民军退到了农村，成都“郭门十里外，犹为贼党所据”，成都郊区依然为农民军的天下。另外，围攻梓州、眉州的农民军，听到成都陷落的消息后，也自动撤退，化整为零，转移到广大农村活动。农民军将领张余，对形势作了分析，他看到，入川官军大部分集结于成都、合州、梓州、广安军等几个中心城市，并且“孤立无援”，而分散潜伏在农村的农民军还相当多，还有发展的余地。于是，张余重新集结分散在农村中的起义军战士，得一万多人，向官军防守比较薄弱的长江沿岸发动了攻势，他们顺利攻克嘉州（四川乐山）、戎州（四川宜宾）泸州、渝州（四川重庆）、涪州（四川涪陵）、忠州（四川忠县）、万州（四川万县）、开州（四川开县）等八州，占领川东大片地区，发展到十万多人，又掀起了农民战争的新高潮。

在进军川东的过程中，以攻取忠州、开州的战役最为激烈。农民军攻忠州，知州崔遵度据城顽抗，农民军“逾堞以入”，冲进城内，他无处躲藏，眼看就要成为俘虏，便投江自杀，结果部下救起，狼狈逃窜。巡捡使秦传序守开州，农良军攻城，他“督士卒，昼夜拒战，婴城既久，危蹙自甚”，在农民车打击下，城内官员和士兵纷纷向农民军投降，他成了光杆司令，开州城破，投火自焚死。

开州战役后，张余率领农民军十万人，战船千余只，经云安军（四川云阳）攻夔州（四川奉节东白帝城），计划东出三峡，进行战略大转移。夔州知州慕容德琛，乘农民军不备，进行突然袭击，战于龙山，农民军战败，千余人牺牲。北宋朝廷得知张余再起的消息后，深怕农民军进入荆湖地区，立即任命白继赞为峡路都大巡检，统精卒数千人，日夜兼程，进援夔州。五月十九日，张余率领农民军与慕容德琛战于西津口，“矢石如雨”，胜负不分之际，白继赞与巡检使解守颐领兵数千人突然向农民军袭来，农民军前后受到夹击，两万多人牺牲，“流骸塞川而下，水为之赤”，战船千余只，也全部丧失，甲铠损弃无数。农民军东出夔门的目的未能实现。

张余从夔州撤退后，屯驻云安军，与官军形成对峙局面，其间，农民军曾进攻施州（湖北恩施），但没有攻下，八月十九日，云安军也为官军攻占。张余东不能出川，便且战且退，又返回了嘉州。

六 农民军的失败

李顺牺牲后，农民军失去了统一指挥，从此各自为战，既不能互相配合，也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淳化五年（994年）八月，宋太宗任命张咏知益州（成都府）。九月，又任命亲信宦官卫绍钦为同招安使，让他们协助王继恩围攻各地农民军的残余力量。张咏、卫绍钦到益州后，首先把矛头指向成都附近的农民军据点，在官军的不断围攻下，城郊的学射山、双流相继失守；农民军据守的蜀州，也被杨琼攻陷；曹习攻温江，农民军军帅马太保牺牲，温江陷落。这时，各地的地主分子也纷纷组织反动武装，向农民军进行反扑，如雅州（四川雅安）地主曹克明，即“集溃兵得七千人，又募丁壮三千”，攻击农民军，占据了“名山、火井、夹江等九县”，后又占据雅州，使农民军遭受很大损失。十一月十五日，大蜀政权中书令吴蕴又率军攻眉州，张余也率领农民军前来支援，激战中吴蕴不幸牺牲，攻城失利，张余退回嘉州。

嘉州是农民军坚守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眉州战役后，宿翰南犯嘉州，农民军为保卫嘉州，与官军进行了殊死搏斗，但在战斗的紧要关头，大蜀政权的嘉州知州王文操，经受不住朝廷“招抚”政策的引诱，十二月十三日，他变节投敌，并将嘉州献给了宿翰。王文操叛变后，张余依然在城外坚持斗争，至道元年（995年）二月二十日，兵败被俘，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威武不屈，被残酷杀害。嘉州陷落后，川西地区各州县，相继为官军占据，农民起义斗争进入低潮。

至道二年（996年）五月，张余的余部王鸬鹚又重新举起了义旗，他自称“邛南王”。这一消息传出后，隐蔽于丛山密林中的农民战士，纷纷响应，重新集结到邛南王旗下，向邛州、蜀州地区发动了进攻，北宋朝廷慌忙任命石普为“西川提举捉贼使”，调集军队围攻，不久，王鸬鹚起义军也被镇压下去。至此，王小波、李顺为首的川峡农民大起义，便最后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