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民族矛盾

北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十分复杂，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时代，北宋立国伊始，就遭到契丹贵族的不断侵扰；宋太宗以后，与西夏党项族的关系又趋恶化，战争连年不断，北宋一败再败。宋徽宗时，东北的女真族又强大起来，北宋统治者妄图借女真力量收复幽云失地，采取了联金灭辽策略，结果饮鸩止渴导致了自身的灭亡。面对复杂尖锐的民族矛盾，北宋政府一贯采取“守内虚外”政策，用大量银绢来换取暂时的和平，结果给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带来严重危害。

一 宋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一）宋初攻取幽云之役

后唐末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幽（北京）、云（山西大同）等十六州（河北、山西北部）换取契丹军队的支持，夺取政权，建立了后晋。幽云地区为中原北方的门户，割十六州之后，河北北部便无险可守了，因此，契丹骑兵不断南下，掠夺中原地区，给人民带来很大灾难。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率兵北伐，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之地，结果只攻占了瀛（河北河间县）、莫（河北任邱县）、易（河北易县）三州及瓦桥（河北雄县境）、淤口（河北霸县境）、益津（河北霸县境）三关之地，便病死了。

北宋政权建立之初，赵匡胤正集中力量对南方用兵，无力北顾，所以对辽采取了守势，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幽云。史称：“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府，曰封桩库，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尝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南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遗使北虏，以赎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即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在统一南方后，认为北伐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开宝二年（969年）亲自率兵进攻北汉，结果败于太原城下，只好退兵。终太祖之世，北宋始终未能攻取幽云。

宋太宗即位后，经过几年的准备，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春，亲自统兵攻北汉，“契丹救北汉，寇石岭关，郭进邀击，大破之”。当年五月，太原城破，北汉灭亡。攻灭北汉的胜利，使太宗产生了轻敌之心，他认为，只要乘胜进兵，幽云可指日而下。六月十九日，宋军来加休整，即由太原进兵幽州。一开始，进军顺利，宋军连下易州（河北易县）、涿州（河北涿县），包围幽州。辽兵来援，“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宋军第一次攻取幽州的战役以失败而结束。

经过几年休整、准备，雍熙三年（986年）三月，宋太宗又分兵三路攻辽，东路曹彬、崔彦进，米信出雄州（河北雄县），中路田重进出飞狐，西路潘美、杨业出雁门关。东路曹彬为主攻，持重缓进，待西路得手后，南北夹攻幽州。战争开始后，西路进展顺利，很快攻占寰（山西朔县东）、朔（山西朔县）、应（山西应县）、云（山西大同）等州；中路亦攻取飞狐（河北涞源）、灵丘、蔚州（河北蔚县）等城。东路军进占涿州后，由于贪功冒进，粮道为辽兵所断，曹彬退兵雄州取粮，太宗命令继续前进，曹彬不得已，再攻涿州，结果为辽将耶律休哥所乘，大败于歧沟关（河北涿县西南），“死者数万，弃戈甲若丘陵”。东路大败，中路与西路亦只好退兵，宋军第二次攻取幽云的战役又失败了。

两次幽云战役的失败，使宋太宗完全丧失了取胜的信心，于是他下令：“自今缘边百姓，不得辄入北界劫掠”。并向近臣表示以后决不再干攻取幽州这类蠢事了!北宋还在西起保定东至塘沽九百里宋辽边界上，连接原有的湖泊港汊，挖成一条界河，岸边值树以阻辽兵南下，对辽完全采取了守势。

（二）澶渊之盟

宋采取守势后，辽对宋则加强了攻势，不断侵扰宋的边境。雍熙三年（986年）十二月，萧太后与辽圣宗带兵攻瀛州，宋将李敬源。杨重进战死，先锋将贺令图被俘，辽兵连陷邢州（河北邢台），深州（河北深县）等地：雍熙四年（987年）正月，辽兵破文安（河北文安）、束城（河北河间东北）等处，大掠而还。端拱元年（986年）冬，萧太后与辽圣宗率军南下，又攻陷满城、祁州（河北安国）、新乐等地；端拱二年（989年）春，辽兵陷易州（河北易县）；咸平二年（999年）十二月，萧后、辽圣宗率兵南侵，宋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傅潜“畏懦，拥步骑八万，闭门自守，未尝出战”，辽兵长驱南下，攻遂城（河北徐水），“破狼山寨遂攻威虏，掠宁边军及祁、赵，游骑出邢、洺，真定路不通者逾月。”傅潜令部将范廷召、康保裔出战，范廷召不战而逃，康保裔为辽兵包围，力战身亡。辽兵自德州（山东德州）、棣州（山东惠民）一带渡过黄河，深入到齐州（山东济南）、淄州（山东淄川）一带大掠后，满载而去。

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萧太后与辽圣宗又率兵南侵，攻真定、大名（河北大名）等重镇不下，绕道南进，十一月抵澶州（河南濮阳）。

澶州地处黄河北岸，渡河即达东京开封、北宋朝廷大为震惊，一片混乱，参知政事王饮若、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等人主张迁都逃跑，同平章事（宰相）毕士安、寇准则力劝真宗亲征。十一月二十八日，真宗勉强到达澶州。真宗亲征，鼓舞了士气，宋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辽孤军深入，河北许多州城并未攻下，先锋将萧挞览又被宋军射死，士气日益低落，陷于进退两难的局面，于是向宋方提出议和。议和，这是宋真宗求之不得的，自然欣然同意，并派曹利用作为和谈代表。在和谈过程中，辽方提出割关南地等要求，后经往返交涉，于十二月达成协议，双方约定：第一，宋辽结为兄弟之邦，宋主为兄，辽主为弟，宋尊萧太后为叔母；第二，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第三，双方不接纳对方逃人，不在沿边修筑堡寨等。这一协议，史称“澶渊之盟”。可以看出，“澶渊之盟”实际上是宋对辽的一项妥协性和议，从此宋正式放弃了幽云，井把自己置于辽的附庸地位。

（三）“澶渊之盟”后的宋辽关系

“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在交界的雄州、霸州（河北霸县）、安肃军（河北徐水）等地设立榷场，进行贸易。北宋对辽输出稻米、茶叶、纺织品、手工业品及香药、犀角、象牙等等，辽的马匹，骆驼等牲畜及皮毛制品也输入北宋，人民之间保持了密切的经济联系，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虽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小规模的磨擦依然不时发生，辽朝统治者也并未因得到三十万“岁币”而满足，依然不断对宋进行掠夺、敲诈和勒索。

庆历二年（1042年），辽使萧英、刘六符至宋，以索回周世宗攻占的关南地相威胁，对宋进行敲诈。宋朝派富弼使辽，经过艰苦交涉，宋朝答应岁增二十万银绢，才算平息下来。增币之后，契丹贵族仍不满足，依然不断侵扰，在边界上挑起争端。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又派萧禧至宋，要求重划河东边界，并调集军队，对宋施加压力。面对辽的无理要求，宋神宗不顾大臣的反对，对辽屈服，派出代表，重新划定了河东边界。“往时界于黄嵬山麓，我可以下瞰其应、朔、武三州，既以岭与之，虏遂反瞰忻、代，凡东西失地七百里。”

总之，北宋一代就是这样一直处于辽国契丹贵族的不断骚扰、掠夺、威胁之下的。北宋统治者向辽“岁贡”大量的银绢，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只能换取一时的苟安。

二 宋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一）西夏王国的建立

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党项人属于羌族的一支，很早以来就游牧于我国西北高原上，唐朝中叶，迁徙到今甘肃、宁夏及陕西北部一带。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时，党项羌人的首领拓拔思恭因出兵助唐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被唐朝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李氏，并将银（陕西米脂）、夏（陕西横山）、绥（陕西绥德）、宥（陕西靖边）四州之地划归其管辖。从此，以夏州为中心的定难军藩镇便成为西北一支割据势力。五代时期，中原内乱，无暇顾及夏州，而党项李氏也表示“臣服”，因而得以保存实力，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封党项首领李彝兴为定难军节度使，李彝兴也对宋称臣。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亲征北汉，李氏也派兵助战。夏州一带产池盐，色青味美，为汉人所喜食，党项人乃以盐交换汉人的粮食、茶叶和其他手工业品，互通有无，羌汉人民间友好相处。但是，由于宋朝地方官员抱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偏见，对其歧视和百般勒索，因而引起了党项人民的怨恨和反抗，民族矛盾加深。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夏州李氏内部由于节度使的继承问题发生了矛盾，第二年，李继捧率领族众五万余人归宋，并献出银、夏、绥、宥四州之地。但是，当宋朝派人前往夏州接收时，却遭到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的反对，并拥兵抗宋，宋亦派兵征讨，从此开始了连绵不断的宋夏战争，李继迁利用了党项人民反抗北宋民族压迫的心理，得到党项各部落的支持，因而力量迅速发展，很快攻占银州，并自称定难军留后，成为北宋的西北劲敌。李继迁在对宋战争的同时，还西攻回鹘及吐蕃各部，其统治范围扩大到河西走廊一带。

景德元年（1004年），李继迁死，其子李德明向宋称臣，宋朝厚加赏赐，封其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宋夏战争暂时停息下来。李德明当政二十多年，他利用战争停息的机会，保境安民，注意发展生产，并于保安军（陕西志丹县）设立确场，扩大，党项人与汉人之间的贸易，从中获得大量物资和铜钱。他还派人携带货物到北宋境内贸易，购买禁运物品，甚至还在内地打造武器带回西夏。他还经常派使者到东京向北宋朝廷献马、牛、羊等畜产品，得到来的大量回赠物资和银两、钱币等，在经济上得到很大好处。李德明统治时期，西夏的力量更加强大起来。

天圣九年（1031年），李德明死，其子元昊即位，进一步向外发展势力，其统治范围扩大到十余州，包括今天的甘肃、宁夏及内蒙、陕西的部分地区。随着势力的发展，其野心也越来越大，他首先废除唐宋赐姓，改姓元氏，取名嵬名吾祖，下令恢复鲜卑族的习俗，又取消西平王封号和北宋的纪年，改元广运。元昊还扩建宫殿，建立官制，中央设中书、枢密、三司、御史台等机构，总理全国政务，又置十二监军司，分统各地军队。经过一番准备之后，便于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正式称帝，定都兴庆府（宁夏银川市），西夏王国正式建立起来了。

（二）元昊的侵宋战争

正当党项族势力迅速发展时，北宋王朝却日益腐败，武备废弛，财用窘迫，因此，西夏对宋的掠夺战争也就势不可免了。

早在景佑元年（1034年）正月，元昊就开始进攻府州（陕西府谷），揭开了掠夺战争的序幕。当年七月，元昊又攻庆州（甘肃庆阳），败宋沿边都巡检杨遵，生俘宋环庆路都监齐宗矩。元昊称帝建国的消息传到开封后，宋廷认为这有损于大宋王朝的尊严，是不能容许的，举朝上下主张兴师问罪。宝元二年（1039年）六月，宋仁宗下诏削元昊官爵，撤消国姓，以夏竦、范雍为统帅，负责对夏作战。当时陕西的北宋驻军有二十万人，兵力不能算少，但夏竦、范雍却毫无取胜的信心，他们在陕西前线既未主动出击，也未能组织有效防御，而是将二十万大军分散驻守于各城镇寨堡，没有攻守计划，战争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状态。夏竦、范雍畏缩不前，元昊却对宋发动了攻势。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声言攻延州（陕西延安），知延州范雍束手无策，既不敢出战，也无守城之策，只知派人四处求援。庆州（甘肃庆阳）守将刘平、保安（陕西志丹）守将石元孙等率兵一万多人日夜兼程进援延州，三月二十三日至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中夏兵埋伏，突围失败，刘平、石元孙被俘，其全军覆没。由于连日大雪，元昊主动撤兵，延州才未陷落。

延州惨败，北宋朝廷震动。宋仁宗下诏将范雍贬官，以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共同负责陕西防务。但是，对夏战争应采取什么对策，朝廷意见却很不一致，有主攻者，有主守者，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正当北宋朝廷内部争论不休的时候，元昊却于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对宋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韩琦闻讯后，派大将任福率兵一万八千人迎击，其作战方针是迂回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以逸待劳，待元昊退兵时伏击，以求全胜。但是，任福却恃勇轻敌，率轻骑数千人直趋前线，与后方粮草供应脱离，军中乏食三日，元昊施诱敌之计，任福穷追不止，终于在好水川（宁夏隆德县北）陷于夏兵主力的埋伏圈内，宋军孤军深入，寡不敌众，任福战死，全军覆没，将士死亡六千多人，北宋又遭到一次惨败。

好水川战役后，元昊更加紧了对北宋边境的侵扰，当年七月攻麟州（陕西神木）、府州（陕西府谷），大掠而还。又攻破丰州（陕西府谷县北），麟、府二州粮道也被切断，给北宋造成很大压力。北宋无力打败西夏，乃分陕西为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以庞籍知延州、韩琦知秦州（甘肃天水）、范仲淹知庆州（甘肃庆阳）、王沿知渭州（甘肃平凉），各兼本路兵马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分统各路军马防守，完全采取了守势。

庆历二年（1042年）九月，元昊率军攻镇戎军（宁夏固原），王沿令大将葛怀敏率军抵抗。在这次战役中，宋军又轻敌冒进，葛怀敏在定川寨（宁夏固原县西北）被夏军主力包围，突围不成，葛怀敏等将校十多人战死，余军九千四百多人，马六百匹，全部被俘。夏军乘胜东进，直抵渭州，在六七百里的地区内进行大肆抢掠后退兵。北宋又遭到一次惨败。

（三）宋夏和议

在宋夏战争中，元昊虽然一再取得胜利，但他本身也遭受很大损失。战争爆发后，北宋关闭沿边榷场，停止“岁赐”，不准西夏青盐进入宋境，宋的绢帛、茶叶、粮食和手工业品也禁止输出西夏，使西夏在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同时，连年的战争，也增加了西夏人民兵役和战费的负担，人民对侵宋战争普遍不满，因此，西夏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元昊感到，结束战争向宋进行经济勒索对自己更为有利，于是，便派代表至宋，表示愿息兵议和。随后，双方进行了多次谈判，于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达成协议，规定：元昊对宋称臣，宋封其为夏国王；宋每年赐给西夏绢十五万三千匹，银七万二千两，茶三万斤；开保安军及镇戎军高平寨为榷场，恢复双方贸易。长达十年的战争暂时结束。

但是，时隔不过二十几年，西夏对宋又发动战争，宋夏之间，时战时和，和时要赐大批银绢，战时要花大量军费，都成为北宋政府的沉重负担。

三 民族矛盾的影响

由于契丹、党项贵族经常侵扰北宋边境，并不时深入内地掠夺，甚至发动大规模战争，致使北宋时期民族矛盾一直严重存在，有时还非常尖锐，对北宋王朝影响很大。

首先，由于北宋统治者采取“守内虚外”政策，不能有效地抗击辽夏的侵扰，因此，给沿边人民带来沉重灾难。面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北宋统治者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政策，他们认为：“国家若无外扰，必有内患，外扰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把国内农民的反抗和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者当作心腹之患，百般防范，一旦爆发农民起义则立即调集军队进行镇压，而对少数民族的侵扰，则看作是皮毛之疾，无关大局，往往采取妥协投降政策，不能有效地进行抵抗，使沿边人民深受其害。“河北之民，每为戎人所困者，有土地不暇耕凿，有稼穑不暇收获，杀戮俘虏，其辱已甚，兄弟父子，流离绝域。”陕西前线，也莫不如此，元昊攻麟州，破宁远寨，“焚仓库楼橹皆尽，复领兵攻府州。……纵兵四掠，刈禾稼，发窖藏”。葛怀敏定川败后，西夏兵“长驱抵渭州，幅圆六七百里，焚荡卢舍，屠掠民畜而去”。沿边人民被杀，财物被劫，战争过后，一片残破。

其次，辽夏侵扰，战争连年，使北宋每年付出大量军费，从而增加了人民的经济负担。为了应付战争，北宋王朝在河北、河东、陕西一带屯驻了数十万军队。宋朝边兵的待遇优于内地驻军，除优厚的正常俸钱、月粮外，边兵还有许多其他的待遇，如“因屯戍之劳”所发之“特支钱”，“戍兵两月一赐”的“薪草钱”，“念边戌劳苦，月赐土卒”的“月头银”，军队出征时计口发给的“口券钱”，以及临时的“军赏”等等，数目都相当可观，因此，边防驻兵越多，军费开支越大。庆历三年（1043年），权三司使王尧臣曾作过比较统计，他说：元昊侵边前，陕西每年支出钱帛粮草一千五百五十万，而侵边以来，每年支出达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河东原来每年支出钱帛粮草八百五十九万，而战争以来，每年支出增至一千三百三万。这庞大的开支，自然首先落到沿边人民身上，正如淳化元年（990年）太仆少卿张泊所指出的：“国家自戎马生郊，边防受敌，兵连祸结，属载于兹。邯郸致蹂践之虞，上谷失藩离之固。飞刍挽粟，千里而遥，丁壮毙于转输，膏血涂于原野。”仁宗时欧阳修也上书说：“夏人初叛命，天下苦于兵，而自陕以西尤甚，吏缘侵渔，调发督迫，至民破产不能足，往往自经投水以死。”内地人民的负担也很重，谏官蔡襄说：“自关陕用兵以来，修完城垒，馈运刍粟，配料百端，悉配州郡”。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

再次，民族矛盾也加深了阶级矛盾。辽夏贵族的掠夺及战争，使人民承担了赋税、徭役、壮丁、弓手等各种征调，人民无力负担而官府急如星火，再加以旱灾、水灾、蝗灾的不断发生，致使民间。十室九空，……皆厌赋役之烦，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妇携手赴井而死者。”因而促使阶级矛盾日益加深，农民的武装反抗也不断发生，枢密副使富弼说：“西鄙用兵以来，骚动天下，物力穷困，人心怨嗟，朝廷不能抚存，遂使为盗。”民族矛盾虽不能制约阶级矛盾，但它却影响着阶级矛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