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以兵变为特征的农民起义

一 沂州王伦起义

庆历年间，京东路沂州（山东临沂市）一带，发生自然灾害，农业收成减产，饥民为求生存，以武力夺取官府仓库粮食、财物，很快发展成农民起义。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巡检使朱进带领“捉贼虎翼卒”前往沂州镇压。虎翼卒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他们痛恨北宋政府，同情起义的农民，不愿为镇压农民起义而卖命，因此，推军卒王伦为首，杀死巡检使朱进，发动了武装起义。

王伦起义后，很快与附近的小股农民军汇合，他们向北进攻，进入青州（山东青州市）境内。京东安抚使、知青州陈执中立即组织兵力守城，并威胁京东都提举巡检使傅永吉说：“沂州，君所部也，今贼发部中，又不能获，君罪大矣”!责令他率兵镇压。京东路靠近北宋京畿地区，又与地处国防前线的河北路相距不远，这里驻兵较多，青州又是京东路的军事重镇之一，有重兵把守，故王伦在青州受到围攻，不易发展，于是便挥兵南下，经密州（山东诸城）、海州（江苏连云港市）进入江淮地区。

王伦初起时，只有四五十人，进入江淮地区后，由于沿途小股农民起义军的参加，人数很快增加到二三百人，他们渡过淮水，经楚州（江苏淮安）、泗州（江苏盱眙）、高邮军（江苏高邮）至扬州（江苏扬州市），“所过巡检、县尉，皆畏避不敢出”，“历数千里，若蹈无人地”。有些地方官吏，“宁是畏贼，不畏朝法”，他们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进城，还设宴招待，仓库内的衣甲、兵器、绢帛、粮食等，任起义军取用。王伦为了号召群众，乃“置官称，著黄衣，改年号”，其部众“皆面刺天降圣捷指挥”，他们沿途开仓济贫，受到贫苦农民的热烈欢迎。

王伦起义军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进入江淮地区后，“江淮州县频有奏报，朝廷不欲人知，召进奏官等于枢密院，奏状不令漏泄，指挥甚严”。对起义军的消息进行严密封锁，深怕传到外地会引起更大规模的起义和影响宋兵的士气。

王伦起义军渡淮南下后，傅永吉带官军也尾追到淮南。王伦在扬州山光寺南为官军所败，后经真州（江苏仪征）至和州（安徽和县），又遭到傅永吉等官军的围攻，再次战败，王伦率余部西走，在历阳县又遭到地主武装张矩的袭击，战败被俘，惨遭杀害。其余部散于蕲州（湖北蕲春）、黄州（湖北黄冈）一带，起义失败。

二 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京西、陕南农民起义

庆历三年（1043年），京西、陕南“属岁大饥，群盗啸聚”，小股农民起义军遍布陕南各地。同年八月，各支分散的小股起义军逐渐汇合到一起，他们推举张海、郭邈山、党君子等人为首，在陕南商山（陕西商县东南）一带活动。欧阳修在一份奏疏中指出：“臣闻张海是李宗火内恶贼，郭邈山在商山已及十年，其骁勇凶奸，不比王伦偶起之贼，纵使官兵迫及，亦其胜负未知，天下之忧，恐自此始。”可见，他们与封建官府已进行了长期斗争，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被推举为领袖是很自然的。

张海、郭邈山率领农民起义军，向京西、陕南各城镇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他们进攻虢州（河南灵宝县）之长水（河南洛宁县西）、河南府（河南洛阳）之卢氏（河南卢氏）、商州（陕西商县）、金州（陕西安康）、房州（湖北房县）、均州（湖北均县）、光化军（湖北老河口）、邓州（河南邓县）之南阳、顺阳一带，“京西十余郡，幅圆数千里，官吏逃窜”，各地的州县官员都不敢与农民军对抗。农民军攻金州，金州人民欢迎农民军的到来，没有人守城，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无计可施，只好弃城逃跑，“放贼入城”。农民军攻邓州顺阳县，知县李正己无力守城，便“用鼓乐迎贼入县饮宴，留贼宿于县厅，恣其劫掠”。地方官员逃跑和迎降的事例是很多的。农民军攻下州县城镇后，打开仓库，救济贫苦农民，因而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

张海、郭邈山起义后，北宋朝廷深怕农民军打到京城，十分恐慌。八月二十六日，乃派曹元喆、张宏、黎逐等率领禁军前去镇压。九月一日，仁宗下诏“置开封府诸县巡检各一员，又分东西二路，置提举捉贼各一员”，以加强京城周围的防务。九月二十九日，又下诏令诸路提点刑狱司，“专管勾巡检盗贼公事”，全力以赴镇压农民起义；十月二十三日，仁宗又任命资政殿大学士知河南府范雍兼都大提举京西四路诸州军兵甲巡检贼盗公事，统一指挥镇压农民军正面对官军的围攻，张海等“尽有甲兵，日行一二百里”，采取流动战术，避实击虚，官军尾追，疲于奔命，望尘莫及。官军不能取胜，便屠杀平民充功请赏。故“官军所至，甚于盗贼”，因而更加激起人民的反抗。后来，仁宗又责令陕西宣抚使韩琦督兵镇压，并下诏悬赏，韩琦调集各地军队，采取围攻堵截的办法，同年十二月，张海、郭邈山等不幸牺牲，起义失败。

三 光化军邵兴起义

邵兴是北宋光化军驻兵宣毅军的一个小军官。光化军是京西路的军事重镇，这里由宣毅兵驻守，知光化军韩纲兼任统帅。韩纲自恃官高权大，“酷虐士兵”，终于引起了士兵的武装反抗。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张海、郭邈山农民军到达光化军，韩纲令宣毅士兵守城。城内地主、富商“献蒸葫酒肉以享甲士。纲以饼肉之半犒士，及赐洒人一巵，而斥卖其余，欲以其钱市兵器为守备，军士营远者，或不时得饮食，而纲所给饼，常至月旰，燥硬不可食”。这件事成了起义的导火线，十月三日，怒不可遏的士兵，拒绝食用千饼，他们纷纷把千饼扔进韩纲的院子。韩纲下令把扔饼者逮捕关进了监狱，并“追捕其党”，声称要严加惩处，一时造成了白色恐怖。邵兴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便带领宣毅士兵五百多人占领了兵器库，用武器武装了自己，宣布起义。韩纲听到起义的消息，“自宅后踰城逃出”，其他官员也纷纷逃跑，邵兴不战而占领光化军城。

邵兴起义后，附近的贫苦农民热烈响应，起义队伍很快扩大到一千多人，他们离开光化军向西进攻，连败官军，杀商州巡检使。永兴东路都巡检使上官珙率军前来镇压，邵兴又在商淤（河南淅川县）击杀上官珙，全歼这支官军。随后，邵兴又在饶风岭打败兴元府官军，杀其主将，迫使员僚赵明率残部一百多人投降。邵兴的胜利，使北宋政府深感不安，慌忙调集更多的军队前来围攻。邵兴看到附近官军兵力较强，为避开官军主力。邵兴便率部众由洋州（陕西洋县）城北循山西去，官军尾追。十月二十九日，邵兴在渭水为李方率领的虎翼军所败，不幸牺牲，赵明亦战败被俘，起义群众全部被杀害。

四 湖南瑶族人民起义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在荆湖南路又爆发了瑶族人民的起义。“蛮瑶者，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纡千余里，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瑶人。”瑶族人民起义，是北宋政府的食盐专卖政策引起的。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北宋政府对食盐实行专卖制度，食盐的生产与销售由政府控制，瑶族人民居住的山区不产食盐，离盐的产地又远，国家专卖的官盐价高质劣，人民不愿购买，而愿食用价廉物美的私盐，因此当地私盐贩很多。为了禁止私盐，北宋政府经常派出官军盘查、追捕，因此，私盐贩也多携带兵器自卫。吉州（江西吉安市）人号黄捉鬼者，是私盐贩的首领，在一次与官军的对抗中，他“杀官军，逃匿峒中”。知衡州陈执方用“招安”手段，将黄捉鬼等骗出洞加以杀害。他又强迫山下瑶民迁居他处，终于激起了瑶族人民大规模的反抗。九月一日，瑶人五千多人，以唐和、盘知谅等人为首，于桂阳监蓝山县华阴洞起义。

瑶族人民起义后首战告捷，打败前来镇压的官军，杀巡检李延祚、都监张克明。十月一日，宋仁宗派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刘沆知潭州，率兵镇压起义；十月十四日，又任命杨畋为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公事，调集大军围攻起义军。瑶族人民面对大队官兵，毫不畏惧、英勇战斗，在丛山峻岭中与官军周旋，官军处处受阻，“久之不克”。杨畋亲临指挥，但他的“士卒多畏慑，及战孤浆峒，前军却，大兵悉溃，畋暗岩下，藉浅草，得不死”。官军大败，杨畋靠岩石草丛才得以逃走，险些丧命。庆历四年（1044年）正月二十四日，宋仁宗任命周陵为荆湖南路转运按察使，三月三日，又任命王丝为荆湖南路体量安抚使，让他们全力镇压瑶族人民起义。六月七日，仁宗下诏：“桂阳监蛮贼，有来首身者，并与等第推恩”，进行政治诱降。北宋政府还定下“杀二人头，赏钱十千”的赏格，企图用这一办法消灭起义军。但结果适得其反，由于官军不敢与起义军交战，为了得赏，进山之后，便“见牛人尽杀，平人惊惧，尽起为盗”。结果起义的人数更多，范围也更加扩大了。

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二十七日，宋仁宗“诏荆湖南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司，应蛮事申覆不及者，听便宜从事”，给以机动指挥全权。九月十五日，杨畋等调集大军，分兵八路围攻起义军，起义军初战失败，遭受很大损失。但随后，他们又化整为零，分小股活动，官军人数虽多，却无用武之地。同年冬，瑶族起义军又汇集在一起，与官军战于华阴峒隘口，杀官军将领胡元等，取得巨大胜利。刘沆、杨畋也因这次战役，双双受到贬官处分，八路围攻以惨败而告终。

刘沆、杨畋贬官后，刘夔继任荆湖南路安抚使知潭州。他看到官牢进山处处阻险，又多染瘴疫之疾，死亡很多，而瑶人出没溪峒，涉险越阻，如履平地，因此，难以用大兵取胜。于是，他改变策略，以“招安”为主，用“补溪峒首领”力钓饵进行诱降，同时辅之以军事进攻。庆历六年（1046年）五月六日，唐和在银江源战败。十月，桂阳知监宋守信上疏朝廷，指出：“瑶贼唐和啸聚千余众，为盗五六年，朝廷不许穷讨，以致未能平殄。今衡州监酒黄士元颇知溪洞事，欲选取战士二千，引路土丁二百，优给钱帛，不以远近，使逐捕之。仍令本路钤辖开赟等合力以前，其贼势既穷，必有投降之心”。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由土人引路，深入溪峒围攻。瑶人起义军遭到很大损失，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进入郴州（湖南郴县）黄莽山，后又转战于韶州（广东韶关市）、英州（广东英德）境内。庆历七年（1047年）五月十三日，唐和、盘知谅、房承映、承泰、文运等率起义军残部投降。庆历八年（1048年）春，瑶族人民起义军余部又以阳山为根据地树起了反宋的大旗，荆湖南路钤辖杨畋“领众出岭外，涉夏秋，凡十五战”，至十一月，起义军最后失败。瑶族人民起义前后坚持斗争达六年之久。

五 贝州王则起义

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在河北东路的贝州（河北清河县）又爆发了王则领导的宣毅士兵起义。王则原籍涿州（河北涿县）人，幼年因家庭生活贫困，流亡到贝州（河北清河），自卖为人牧羊，后应募入伍，在宣毅军中当一名小军官。

贝州一带，民间广泛流传弥勒教，弥勒教义说：“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到那时，社会上就会无水火、刀兵、怨贼、劫窃、饥馑、毒害之难，意思是反动的黑暗统治即将结束，人民很快就会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当时，河北一带连年发生灾荒，收成很少，而封建赋役不减，人民生活困苦，阶级矛盾激化，人心思乱。贝州的驻军，多数出身于破产农民，他们对北宋统治也极为不满，因此，给人民以希望的弥勒教，便在农民与士兵中秘密流传。《宋史？王则传》：“初，（王）则去涿，母与之诀别，刺‘福’字于其背以为记。‘妖人’因妄传字隐起，争信事之”。王则很快成为当地弥勒教的首领。

王则看到河北一带农民生活困苦，人心思乱，感到起义时机成熟，便与州吏信徒张峦、卜吉等人秘密联络河北、京东一带徒众，准备于庆历八年（1048年）元旦同时起义。他们的计划是先断澶州浮桥，攻大名府，占据河北，进而南下推翻北宋统治。为了兵不血刃攻占大名，王则派教徒潘方净潜入大名，对北京（大名）留守贾昌朝进行游说，劝他献城投降，贾昌朝是一个阴险、狡猾的反动官僚，他立即将潘方净逮捕，并令高阳关路总管王信、大名府路钤辖郝质，真定府路钤辖孟元等率军向贝州集中，准备围剿。王则获悉起义计划暴露，乃决定提前起义。

十一月二十八日，王则利用贝州知州张得一带属官到天庆观进香的机会，率领士兵中的教徒攻占武器库，将器甲发给徒众，宣布起义。张得一妄图逃走，被起义军抓获，兵马都监田斌率兵顽抗，与起义军巷战失败，只身逃走，提点刑狱田京弃家缒城而出，通判董元、节度判官李浩、清河县令齐开、主簿王滦等一大批封建官僚被镇压，很快占领了贝州城。起义军打开了贝州监狱，将犯人全部放出，并打开仓库，把粮食、绢匹分给贫困农民。王则自称“东平郡王”，以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建国号曰“安阳”，改元“德圣”。贝州人民欢天喜地，纷纷走上街头，庆祝起义的胜利。

十二月一日，贝州起义的消息传到开封，宋仁宗急令“中书、枢密院，亟择将领往扑灭之”。十二月二日，北宋政府派麦允言、王凯等率兵前往贝州镇压，但他们多次攻城，均被起义军打败。十二月十日，仁宗又任命明镐为河北体量安抚使，统一指挥各支官军攻城，亦未成功。官军攻城失败后，便改变战术，在城外筑“距闉”，预计用工二万人，三十日可与贝州城齐，能俯瞰城内动静。起义军也针锋相对，亦于“城上设战棚，与官军相当，名曰喜相逢”，距将成，起义军以火攻，将其全部焚毁，大火三日不灭，官军又失败了。距闉战术失败后，官军又佯攻城北，而暗中在城南挖地道，通向城内。这时，贝州城内地主分子汪文庆、郭斌等，暗通官军，“自城上系书射（明）镐帐，约为内应，夜垂以引官军”，将数百官军偷偷引入城内，企图一举破城，但一被发现，很快也为起义军歼灭了。

庆历八年（1048年）正月八日，宋朝统治者又任命参知政事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前往贝州督战，给以指挥全权，得以“便宜从事”。闰正月一日，官军暗中挖掘的地道通到城中。在一个漆黑的深夜，大批官军通过地道潜入城内，内外夹攻，王则率众力战，众寡不敌，率众突围，又败，张峦、卜吉战死，王则被俘，槛送开封，受到肢解酷刑，壮烈牺牲，起义失败。

六 其他小股起义

除上述几次起义外，北宋中期较大一些的起义，还有数十起，如宝元二年（1039年）广州人民起义，起义队伍曾“至三百余人”；庆历二年（1042年）开封府界农民起义达六七百人；庆历四年（1044年）宜州（广西宜山）区希范起义，区希范拥立其叔父正辞为奉天开基建国桂王，自为桂州牧，以区绩为宰相，他们夺取官仓的粮米，救济贫民，起义军扩大到六七百人；“保州（河北保定市）云翼军杀官吏据城叛”；庆历八年（1048年）齐州（山东济南市）禁兵马达，张青等欲起义响应王则，事泄被杀；河朔一带也盗贼大起，百十为群；皇祐三年（1051年）齐（山东济南市）、郓（山东郓城）、棣（山东无棣）、博（山东聊城）等州人民起义；濮州（山东范县）人民起义，俘通判井渊；宿州（安徽宿县）人民起义，“郡县不能制”，发展到千余人；嘉佑四年（1059年虔州（江西赣州）戴小八起义，杀虔化县令；嘉祐七年（1062年）虔州、汀州（福建长汀），漳州（福建漳州）爆发了私盐贩起义。他们“百千为群，公然被铠甲，拥旗鼓，肆为剽掠，吏莫能禁”；神宗熙宁年间，河北、京东一带，“盗贼充斥”；元丰元年（1078年）岳州（湖南岳阳）有詹迂为首的起义，曾攻至袁州（江西宜春）、洪州（江西南昌市）一带；元丰二年（1079年）沂州（山东临沂）一带有何九郎，郭进为首的起义；元丰三年（1080年）开封府界“盗贼甚多”，京畿地区也出现了农民起义：这一年在虢州（河南灵宝）还有张晏为首的起义；元丰七年（1084年）汀州又出现了兰载起义，并攻入梅州（广东梅县），杀惠州归善县巡检；商州（陕西商县）、虢州一带有王冲起义，众至数千人；元佑元年（1086年）王冲余部戈俊率众又起：新州（广东新兴县）岑探率众起义，有众四五千人，一度包围州城；元祐六年（1091年）尹迂、陈兴子起义，活动于颍州（安徽阜阳）一带。正如欧阳修所指出的，起义军“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起义。但是，这些起义的规模都比较小，坚持斗争的时间也较短，很快都被镇压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