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一 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死后，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当政，起用司马光为相，变法派官员吕惠卿、章惇等被贬斥，废除王安石的熙宁新法，全部恢复旧法，守旧派官员被重用，史称“元祐更化”。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死去，哲宗亲政，又决定继承神宗遗志，改元“绍圣”，起用变法派章惇为相，守旧派官员又被贬斥、流放，变法派官员被重用，又逐步恢复熙宁新法。在哲宗统治的十几年中，为了取得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俸禄，不仅守旧、变法两派官员之间进行了激烈斗争，而两派内部各官员之间，也存在着激烈争夺。元佑年间，守旧派官员分裂为所谓“洛党”、“蜀党”、“朔党”等几个小集团，相互倾轧；绍圣年间，变法派官员内部也矛盾重重，章惇、李俏臣、曾布等官员之间，相互攻击。在相互倾轧和斗争中，变法派虽然依旧打着恢复新法的招牌，但实际上，他们已经远离王安石的新法，如免役法，对免役宽剩钱的征收，章惇规定不得超过一分；对青苗法，则禁止抑配，并只收一分利息；对出免役钱超过一百贯的大地主，还每一百贯减免三分，等等，实际上对大地主更为有利。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病死，无子，其弟端王宋徽宗赵佶即位，神宗皇后向氏当政。向太后一向反对新法，因此，她当政后，起用守旧派官员韩忠彦为左相，曾布为右相，变法派官员章惇等又被贬斥，绍圣年间受到除名，贬官等处分的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等三十多名守旧派官员，已死者全部恢复名誉，生存者被安排到重要官位上，新法也被全部废除。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向太后病死，徽宗亲政，他厌烦两派官员之间的争斗，“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乃改元“建中靖国”，表示不偏不倚，两派并用，以求政局安定。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保守派官员任伯雨对徽宗说：“人才固不当分党与，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致治者。盖君子易退，小人难退，二者并用，终于君子尽去，小人独留”。变法派官员起居郎邓洵武则对徽宗说：“陛下乃先帝子，今韩忠彦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尝论其非，今忠彦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彦能继父志，陛下为不能也。”他的这番议论对徽宗影响很大，乃复问计于给事中徐，回答说：“姑务两存，臣未见其可也”，亦反对两派并用。徽宗乃决心“绍述”。1102年，改元“崇宁”，表示崇法神宗熙宁年间的改革，将保守派宰相韩忠彦等一一贬斥，变法派官员又被重新起用，并安排到重要的官位上而。蔡京利用这一机会，当上了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宰相。徽宗下诏废除元佑旧法，恢复绍圣年间新法。这年九月，蔡京还将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韩忠彦、李清臣等一百二十人列为奸党，并御书刻石于端礼门，已死者剥夺了谥号官位，而生存者则被贬斥，永不录用。所列党人的子弟，也不准到京城，不准参加科举当官，进一步加以迫害。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使政局动荡不安，为了打倒对方，官员之间不择手段，甚至将对方置于死地，对国家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则无人过问，从而使人民陷于更加痛苦的深渊。

二 宋徽宗的腐朽统治

宋徽宗是北宋末年最腐朽的皇帝。徽宗即位后，起用蔡京为相。蔡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劝徽宗要尽情享乐，因而深得徽宗信任，前后把持朝政近二十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

徽宗迷信道教，蔡京便引道士进宫，道士地位日隆，有的还被授以官位。政和四年（1114年）正月，徽宗更正式确立道士官位为二十六等级。道士林灵素上书说，天有九霄，神霄为最高，神霄玉清王者是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就是长生大帝君下降于世；仙官有八百名，当今宰相蔡京就是左元仙伯下凡。徽宗大为高兴，赐号通真达灵先生，“赏赉无算”。徽宗还在皇宫附近修上清宝镶宫，“密连禁署，宫中山包平地，环以佳木清流，列诸馆舍台阁，多以美材为楹栋，不施五采，有自然之胜，上下立亭宇，不可胜计”。徽宗为了斋醮方便，特开景龙门，城上作复道，直通宝绿宫。政和七年（1117年）正月，徽宗于上清宝录宫会见道士两千多人，又让林灵素于宝摄宫讲道经，徽宗亲临听讲，京城士庶也都列席旁听，“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媒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每一大斋，往往费钱数万缗，当时，道士皆有俸，仅京城之内就有道士近两万人。道士们还上章册封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徽宗又采纳蔡京的建议，“集古今道教事为志、纪，赐名道史”，立为道学，道士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作道官。在徽宗的倡导之下，全国各地大修道观，每一道观给田“不下数百千顷”。徽宗迷信道教，造宫观，做醮事，浪费了大量财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宋徽宗为了个人的享受，还在京城开封扩建宫殿修造花园，在苏杭设“造作局”，由宦官童贯主持，集中工匠数千人，制作象牙、犀角、金银、藤竹、装画、雕刻，织绣等物，供应宫中需要，所用材料，“悉科于民”。徽宗还在苏杭设“应奉局”，由宦官朱主管，在东南搜集奇花异石，用大船分批经运河运往京城，以应皇家园林修建的需要，号称“花石纲”。应奉局的人员闯入民家，凡一石一木可供玩赏者，即用黄纸加封，指为御用之物，由原主看护，稍有不慎，即被加以“大不恭”罪。花石搬运时，若不行贿，即撤屋掘墙以出，“民预是役者，中家悉破产，或鬻卖子女以供其须”。运一块大石至京，所需费用达三十万贯，役使船工数千人，沿途供应酒食，舟人“倚势贪横，陵轹州县”，人民深受其害。为了取得徽宗的欢心，蔡京主持新建延福宫，号“延福五位”，位于大内北拱宸门外，东自景龙门，西至天波门，“其间殿阁亭台相望，凿地为海，疏泉为湖”，又跨旧城修筑“延福第六位”，在城外挖壕，上作二桥，桥下引舟相通，桥上行人，名曰景龙江，夹江皆置奇花珍木，穷极华丽。徽宗又在景龙江以南仿杭州凤凰山式样，修建“万岁山”，峰高九十尺，周环十余里，所用山石以万计，全由外地运来。

宋徽宗身为皇帝，却不把治国安民放在心上，他长于书画乐舞，于宫中成立画院，集中全国第一流书画家，与他们一起书写绘画；每逢大小节日，都要聚集百官，大摆宴席，山珍海味，应有尽有，还张灯结彩，盛陈百戏，乐舞，君臣上下，尽情挥霍，过着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

三 封建压迫剥削不断加重

宋徽宗荒淫腐朽，尽情享乐，他最崇信的官员是被时人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等人，他们是一伙骄奢淫逸、无恶不作的家伙，在他们的统治下，封建剥削不断加重，政治日益黑暗，阶级矛盾越来越激化。

以“六贼”为首的官僚地主，在北宋末年土地集中已经很严重的情况下，他们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农民土地的兼并与掠夺，蔡京广占土地，其田产遍布各地，仅永丰圩一处，就有良田九百六十顷，后来他的土地被没官出卖，直到绍兴年间还没有卖完。朱身为宦官，却官至节度使，他的土地。跨连郡县，岁收租课十余万石，甲第名园，几半吴郡，皆夺士庶而有之，守令为用，莫敢谁何”。钦宗时被贬，“籍其赀财，田至三十万亩”。宦官杨戬拜官节度使，后升至太傅，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他还向徽宗建议成立“西城所”，搜刮民间的所谓“无主土地”为公田，其办法是“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地所出，增立赋租”。括田初行于汝州（河南临汝），后来逐渐扩大到京东、京西、淮西诸路，凡“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皆勒民主佃”。将这些土地作为官田，强迫农民租佃，向政府缴纳地租，租额确定后，这些土地不论被大水冲毁或淹没，均要按数纳租，不能减少。杨还在梁山泺，古矩野泽一带向渔船征税，遇灾荒也不减免。杨死后，宦官李彦主管西城所，更进一步扩大对农民的土地掠夺，凡民间美田，便让他的党徒指为荒地，田主拿出地契也不承认。鲁山县的土地，用这种办法竟全部被括为公田，原有地契一律焚毁，田主被变为佃客，按亩向政府纳租，上告者被处以重刑，因此而死者上万人。土地一经没为公田，便不再负担赋税，但这些土地的原有二税却不能减，各路的转运使便将这些土地的原有赋税转嫁到其他农民身上。名为括荒，实际是公开掠夺农民的土地，括田使许多农民破产。

宋朝统治者还想尽各种办法加重对农民的赋税剥削，如和买绢帛，虽然宋初已有，但最初是在青黄不接时预先付钱给农民，随后收绢，每匹绢定价不过一千二百文，价格比较合理，因此还不是害民之法。但是，后来由于和买的数量日益增多，定价又不合理，便逐渐成为农民的负担。到北宋末年，“自崇宁（1102～1106）行盐钞法，和买民帛，率不得偿，虽朝廷会借封桩钱，而钱特空名”。因此，马端临说：“折帛原出于和买，其始也，官给钱以买之，其后也，则官不给钱而白取之，……倒置可笑如此!”和买绢帛已不给钱，完全成为二税以外的“布缕之征”，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支移折变也加重了。支移本是加给农民的一项额外负担，是让农民将“二税”交到指定的地点，实际是一种“力役之征”，到徽宗崇宁以后，又在“力役之征”以外加征“地里脚钱”，每斗粮食加征五十六文，已相当于元丰年间（1078～1085）的正税。但仍不满足，随后又“反复纽折”为其他物资，结果越折越多，“数倍于昔，农民至牛易产犹不能继”。

蔡京手中的新法，也完全背离了熙宁变法的精神，由“抑兼并。变成了剥削农民的手段，如免役法，由于免役钱的数量不断增加，反而使农民的负担更加重了，巩州的役钱，元丰时每年不过四百贯，这时却增加到将近二万九千贯。方田均税法，原先旨在相对平均赋税的负担，到蔡京手中便变了样，势家地主的土地丈量之后减少，而农民的土地却越丈越多，如会昌县有一户农民，原先他只负担十三钱的赋税，丈量之后，却猛增到二千三百钱，提高了一百六七十倍。

宋徽宗时的商税也增加了。以茶税为例，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总论东南茶法》统计，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每年共收茶税钱为三十三万八千余缗，徽宗政和（1111～1117）以后，便猛增到四百余万缗了，其他商品的税收也莫不如此。所增商税，自然也都转嫁到了农民身上。

在以宋徽宗及“六贼”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下；农民纷纷破产，生活日益贫困，愤怒的人民道出了“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的呼声，强烈要求推翻赵宋王朝的统治。北宋末年，“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胡马未南牧，河北蜂起，游宦、商贸已不可行”。阶级矛盾已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农民起义的爆发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