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相、杨幺领导的农民起义



一 南宋初年两湖地区的社会矛盾

北宋灭亡后，北中国陷于女真贵族的野蛮统治之下，民族矛盾一度上升为主要矛盾，汉族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金起义，他们组织了“红巾军”、“八字军”等人民武装，到处打击金朝统治者。在南中国，情况就比较复杂，一方面，新建立的南宋政权，从本质上看，它是北宋政权的延续，依旧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剥削，因而阶级矛盾并未缓和；另一方面，由于女真贵族不断南侵，对汉族人民进行烧杀抢劫，特别是地处战场之一的荆湖地区，更是饱受战争之害，因此，民族矛盾也严重存在。

《钟相杨幺佚事》：“靖康之难，中原衣冠，随皇舆而南迁，其寓鼎州者，比比皆是，州县希旨，备加优容。而一二扈从之臣，其子若侄，倚势恃强，鱼肉细民，侵占湖沼淤地，筑垸为田，延袤百里，悉为势家所有，而本土桀黠之民，投充爪牙，献谋割剥，凡港汊舟船停泊及捕取鱼虾，悉勒索利贿，有不从者，立施箠楚，官府曲庇，莫敢谁何。势家收田租，视他地倍蓰，虽遇凶年，亦无减免。故佃户终岁勤耕，而完租之日，即有枵腹之虞，遂称贷于势家，至明年谷熟，倍数还之，往往以负债多，迫于催索，或典贴妻女，或自经沟渎，或沦为乞人。……民不独苦于赋役，尤苦于赋外之赋，役外之役，颠连憔悴，无所告诉。所谓赋外之赋，乃于正赋之外，以犒军而赋，以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而赋，吏胥追呼，虽鸡犬不得宁矣。所谓役外之役，乃民户既出庸钱，复有差役，名色不一，难以究诘，差一及身，既废耕稼，又耗资财，而民无以聊生矣。”这段文字，简明地概括了南宋初年洞庭湖周围劳动人民所受封建压迫剥削的状况。宋高宗建立南宋政权后，慑于金人武力，不敢抵抗，一味南逃，中原地区的地主官僚们，也纷纷南迁，其中有许多人在洞庭湖滨的鼎州定居下来。这些南迁的官僚地主们，得到当地政府的庇护，他们霸占田产，以地痞流氓作爪牙，到处欺压农民，农民稍有不满，即遭毒打，哭诉无门。势家地主们，还依仗权势，向佃户征收重租，地租高于别处十倍，遇到荒年，也不减免。农民终岁勤劳，但交租之后便绝粮了，为了活命，只得取高利贷，来年收成之后，以数倍偿还。农民无力还债，只好典卖妻子儿女，或走上绝路，或沦落为乞丐，十分悲惨。南宋统治者还以犒赏军队，制造武器等为借口，在赋外加赋，役外加役，加重对农民的剥削，结果，农民的土地荒芜，家产耗尽，生计断绝，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因此，这里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女真贵族占领北中国之后，并不满足，他们依然不断南侵，妄图一举灭亡新建立的南宋政权。金兵每次南犯，都大肆烧杀抢劫，给人民带来沉重灾难。金兵破健康（江苏南京市），纵火大掠，见人即杀，致使“城中头颅手足相枕藉，血流通道，伤残宛转于煨烬之间”。金兵过后，“悉为灰烬”。金兵破平江（江苏苏州市）。“劫践官府民居、廪积聚，虏掠子女金帛，乃纵火延烧，烟焰二百里，凡五昼夜”。“士民前后迁避得脱者，十之二三，迁避不及或杀者，十之六七”。荆湖地区，地处长江中游，占领这里可沿江东下，能置临安（浙江杭州市）南宋政权于死地。女真贵族多次南犯荆湖，人民累遭蹂躏，繁华的岳州（湖南岳阳）金兵过后，“民户所存，百分之一，州城烧毁殆尽，商贾不通，税赋无入。在州只有些小凋残贫民，四周并无城壁。钱粮储积，无分文颗粒”。重镇潭州（湖南长沙市）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为金兵攻破后，“大掠，屠其城”而去。李纲目睹金兵掳掠屠杀六天之后的潭州，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昔年假道过长沙，烟雨蒙蒙十万家，楝宇只今皆瓦砾，生灵多少委泥沙。”数十万人口的潭州，几被毁灭。金兵的烧杀抢劫，激起了洞庭湖周围人民极大仇恨，因此，民族矛盾激化。

另外，这一地区还有军贼的骚扰，军贼是由军队转化而来，如孔彦舟，他原是北宋东平府的一个钤辖，两宋之际，他率领一支军队，在淮西、荆湖一带流窜，他“占用官私仓库，劫掠民财”，流窜到哪里，哪里的百姓就受害，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他由江陵南下犯鼎州（湖南常德），遭到人民的抵抗，鼎州城陷后，他与金兵一样，实行“屠城”，他离开鼎州时，“城壁一空，但有所屠尸骸，头颅相枕，填街积巷，秽气充盈”。另外，李成、曹成、桑仲等人，也是打着官军旗号的军贼，他们叛服无常，率领军队在两湖地区流窜抢劫，桑仲有兵十万，“其军食绝，乃以人为粮”。他们与金兵一样，同样给人民带来沉重灾难。

在南宋官府的搜括和金兵，军贼的抢劫烧杀下，荆湖地区受到极大摧残，监察御史韩璜曾到过这里，他在给高宗皇帝的奏折中说：“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破残，十室九空。询问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逐袭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殊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江西安抚大使朱胜非由广西去江西，陆行一千七百多里，经过湖南，他见到的情景是：“入衡州（湖南衡阳）界，有屋无人，入潭州（湖南长沙）界，有屋无壁；入袁州（江西宜春）界，则人屋俱无。”荆湖地区一片残破，人民生活无着，封建统治只知勒索搜刮，不管人民的死活，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使农民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只有武装起义求生了。

二 钟相领导的起义斗争

钟相，武陵（湖南常德）唐封乡水连村人，其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有许多种说法，《宋会要辑稿》兵十之三十六、《中兴小纪》卷八，称其为“土豪”；《杨幺事迹一》称其为“土人妖巫”；《十朝纲要》卷二十一《高宗纪》又称其为“湖贼”；《三朝北盟会编》说他“家赀矩万”，由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其家庭应是比较富裕的人家，但他不同于一般的地主，他的家产多来自为人治病的收入，而且好接济穷人，史称钟相“从里之巫者游，数载，尽得其术”，他为人治病，“自言神附体，为驱邪魔，病者愈，酬以金帛，相以是致富。相虽多财，而好施与，里之鳏寡孤独废疾有艰于生计者，辄存恤之”，可见他是一个与贫苦农民息息相通，善于帮助穷人的人，因此，他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

钟相通过行医团结了群众，他看到“里人多贫苦，乃倡设社会，以等第醵资，不足则自出金以益之，人有缓急皆往贷焉”。钟相倡导建立“乡社”组织，经济上参加者能“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因而深受人民欢迎，参加的人很多。钟相对众人说：“法者，天意也，天于人无厚薄，而今之法，则分贵贱贫富，其违天大矣。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尔曹以为然乎？”钟相针对广大农民要求，第一次从法的角度明确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大胆否定了分贵贱贫富的封建法权，要求建立政治上“等贵贱”，经济上“均贫富”的理想社会，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洞庭湖周围的农民纷纷前来，“拜爷”入社，钟相被称为“钟老爷”。钟相的组织宣传活动进行了二十多年，为以后的武装起义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靖康二年（1127年），正当钟相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时，金兵大举南侵，钟相基于民族大义，组织了一支三百人的队伍，号称“忠义民兵”，由其儿子钟昂率领，随同武陵统制郑修武一行民兵一千五百人，北上“勤王”，但行至邓州（河南邓县），北宋已经灭亡。同年五月，宋高宗在南京（河南商邱）即位，钟昂率领三百“忠义民兵”又赶到南京，但宋高宗害怕金兵，决计南逃扬州，于是命令各支“勤王”兵“归原来处，各著生业”，遣散回乡，钟昂报国无门，只好率民兵返回武陵（湖南常德）。在北上“勤王”过程中，钟昂目睹了宋朝统治者的妥协投降，在返回途中，也看到了溃兵，军贼、游寇们烧杀抢劫的暴行，因此，他们的“忠义民兵”没有解散，“依旧将元募人团聚在家，结成队伍，各置旗帜器甲”，决心用这支队伍保卫家乡。

建炎二年（1128年）春，正当钟相积极武装起义的时候，一个地主分子王靖以“拜爷”为名，混入了“乡社”组织，并经常“出入钟相之门”，他发现钟相家里藏有大量武器、盔甲等，即以“图谋不轨”向鼎澧路兵马都钤辖唐悫告密，钟相被捕入狱。钟相在狱中受到种种折磨，但他英勇不屈，后经多方营救，才从轻发落，以“私置军器罪”，发配衡州（湖南衡阳），不久“放还”。

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军贼孔彦舟率兵十万人，由江陵府（湖北江陵）向澧州（湖南澧县）和鼎州（湖南常德）杀来，这支军队剃发留辫，打扮成金兵的模样，专干烧杀抢劫的勾当。这年正月，穷追隆裕太后的西路金兵，在江西烧杀之后，进犯潭州，二月二日破潭州，大杀六天，“满城生灵，尽遭屠戮”。孔彦舟的烧杀抢劫和金兵的蹂践，使鼎州、潭州一带变成了一片血泊火海，南宋的地方官和军队，却早已逃之夭夭。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死里求生，别无出路。于是，二月十七日，钟相在武陵县唐封乡水连村后的天子岗树起革命大旗，正式宣布起义了。

钟相起义后，向各州县发出《檄告》，指出：“卧榻之侧，竟容异类鼾睡，廊庙之上，胡引奸宄猖披。爰举义旗，拯蒸黎於水火；矢清妖孽，系禹甸於苞桑。洞庭之狂澜不倒，君山之樵叟长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南宋的反动统治和抗击金兵的侵扰，保卫家乡。钟相起义的消息传开后，立即得到鼎州、澧州、荆南等地人民的响应，农民革命的烈火迅速在鼎州、澧州、荆南府、潭州、峡州（湖北宜昌市）、辰州（湖南沅陵）、岳州（湖南岳阳）等六州一府十九县的范围内燃烧起来。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巩固革命成果，二月二十一日，钟相建立了政权，自立为楚王，妻伊氏为皇后，钟昂为太子，国号楚，年号天载，发布命令称“圣旨”，任命官员用黄牒，并任命了太尉等官职。大楚政权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的革命斗志，增强了他们的胜利信心。

大楚政权建立后，钟相开始实施自己的“等贵贱，均贫富”主张，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三十七记载，他们“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谓‘贼兵’为爷儿，谓国典为邪法，谓杀人为行法，谓劫财为均平。……人皆乐附而行之，以为天理当然”。从这段文字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起义军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封建官僚、反动儒生、不法地主和僧道等迷信职业者，相反则保护“执耒之夫”，保护劳动人民。可见，农民军并不乱杀，杀人是有选择的。农民军对封建典章制度、法律、道德规范等全部加以否定，一律视为“邪法”加以批判。农民军在“行法”镇压反动官僚士伸的同时，还没收他们的财产，实行“均平”，这些政策，得到了农民的热烈拥护。洞庭湖地区的人民，在钟相领导下，向封建统治者展开了猛烈攻击，农民军在原有“乡社”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七十多个水寨。后来，他们利用这些水寨作据点。“春夏则耕耘，秋冬水落，则收粮于寨，载老小于船中”，四出攻战。这里“无税赋差科，无官司法令”，真个成了农民的天下。

钟相起义时，驻守洞庭湖地区的宋军，力量比较薄弱，因此，南宋统治者把希望寄托于军贼孔彦舟身上，湖北制置使傅雱为了拉拢孔彦舟，便任命他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让他镇压钟相起义。孔彦舟有兵十万，虽人数不少，但却是一伙专事抢劫不善征战的乌合之众，他流窜到洞庭湖地区后，在澧阳南八十里的药山平，被农民军打得大败，损兵折将，尸横遍野，孔彦舟本人仅以身免。因此，他虽欣然接受了捉杀使的官职，但却不敢与农民军交战，他依靠鼎州城池坚固，死守在城里，每天只派出少量人马对农民进行骚扰。南宋政府看到农民军采势迅猛，便一方面向洞庭湖增派援军，同时也敦促孔彦舟“围剿”农民起义军。孔彦舟感到正面交战难以取胜，便另生一计，“阳为好词，若将避相者”，花言巧语，放出烟幕，表示要撤离鼎州，并且“聚竹为筏”，摆出即将他去的架势。他还削竹为签，上书“爷（指钟相）若休时我也休，依旧乘舟向东流”，让人带到钟相大营中。钟相见到这些书签，也误认为孔彦舟真的不敢与己相抗。更为恶毒的是，孔彦舟还让其士兵装扮为贫苦农民，作为奸细，声称“入法”，混入农民军内部。由于军事上的节节胜利，钟相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放松了对敌人的防范，因而对孔彦舟的这些阴谋没有及时识破；对前来“入法”的奸细，钟相“受之不疑”，并且“信之不为备”，对此，杨幺曾提出反对意见，他说：“我观来者，农蓝缕，献谀词，殆非善类，愿大王察之”。对这样忠实的劝告，钟相也大不以为然，说“入法皆为兄弟，毋相猜嫌，苟萌恶念，神必殛之”。

由于钟相思想上解除了武装，结果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上了大当，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二十五日深夜，正当农民军熟睡之际，孔彦舟的十万匪兵“乘筏夜渡”，向农民军大营突然杀来，以“入法”为名混入的奸细也从中配合，在农民军营内部放起火来，自背后杀出，敌人里应外合，农民军仓促应战，结果战败，损失很大。钟相为保存实力，率领余众突围，向山谷转移。二十六日，又遭到地主分子范颜的突然袭击，再次战败，钟相及妻子伊氏和儿子钟昂、钟全，钟绪等被俘。钟相等被俘后，孔彦舟“乃造法物仪仗，张大其功，欲解赴朝廷”，行至攸县，为湖南安抚使向子所杀。

钟相从起义到失败被杀，前后不过四十日，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攻占了七州府十九县，农民军发展到四十万人，把农民革命推向了高潮，但由于他的骄傲自满，麻痹轻敌，结果使农民军遭受严重挫折，这是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

三 杨幺领导农民继续战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钟相牺牲后，洞庭湖地区的人民，在杨幺领导下，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起义斗争。

杨幺，名太，鼎州龙阳人，当地人称幼为幺，因太在兄弟中最小，故人们称他杨幺。他出身于贫苦的雇农家庭，父亲曾给地主当佣工，也曾为船主当船工，又曾租种地主土地为佃客。杨幺家境贫寒，自幼参加劳动，受到地主的压迫剥削，因此，他痛恨地主，养成了朴素的反抗性格。钟相以“乡社”组织群众，后来他来到武陵“入法”，加入了钟相的“乡社”组织。钟相天子岗起义后，他参加了起义军，成为龙阳一带起义军的一名重要首领。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十日，程昌寓被南宋朝廷任命为鼎澧镇抚使兼知鼎州，负责镇压钟相起义军的余部。程昌寓原驻荆南府（湖北江陵），接到委任状后，他收拾行装，分作两路路由部将杜湛率兵由陆路去鼎州；一路为他本人及随军官员家属和一些逃亡在外的地主士绅，乘船由水路经洞庭湖向龙阳扑来。龙阳曾是农民军的重要据点，钟相失败后，杨华、杨幺、杨钦、刘诜，周伦、杨广、夏诚、黄佐、刘衡等农民军将领潜伏了下来，仍在坚持斗争。程昌寓一行的船队到达龙阳附近的鼎口后，看到这里物产丰富，市场繁荣，便跳上岸来，“悉去争买，以至纷拿，渐行攘夺，遂成作闹”，顿时秩序大乱，农民军趁其不备，突然出击，给前来抢劫的匪徒以迎头痛击，他们被打得晕头转向，狼狈逃奔大船，农民军追上前去，将船拦住，官僚、土绅、家属及大批金银物帛，全为农民军所俘获。程昌寓的座船在船队的最后，他一听得前面发生了战斗，船队人马已战败被俘，便慌忙跳上一艘小船，带着家属亲信逃回公安去了。杜湛、程昌寓不敢再由水路赴任，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由陆路到达鼎州。但是，早在程昌寓到达鼎州之前，农民军已把这里的官衙、府库烧毁，他得到时只是一座空城。

杨幺的家乡龙阳，位于洞庭湖的西南岸，沅水下游，这里湖河港汊纵横，地形复杂，便于活动，起义军在这一带建立了许多水寨，钟相牺牲后，这里的革命力量损失较小，因此，在对程昌寓的斗争取得一些胜利后，他们很快又控制了龙阳的形势。《杨幺事迹》写道：“钟相余党，多是龙阳县市井村坊无赖之徒，杨华、杨幺、杨钦、刘诜，周伦，全琮、杨广、夏诚、刘衡、黄佐、杨二胡、高癞子、田十八十余辈，各为头领，占据龙阳县，分布于所居村，分置立寨栅。”他们“恃水出没”，进可攻，退可守，很快扩大到八万多人，水寨三十多个。这些水寨“去鼎州止三、二十里，远者不过五六十里”。严重威胁着鼎州，龙阳成为新的革命根据地。

在龙阳各水寨中，以杨华、杨广两支起义军力量为最强，杨华有众一万多人，但当他两次率兵攻打鼎州失败后，却对起义前途失去了胜利信心，政治上动摇了，再加以这时程昌寓又不断派人到他的寨中许以高官厚禄，劝其投降，绍兴元年（1131年）冬，杨华终于叛变，成为农民军的叛徒。不久，杨广也为叛徒杀害。

杨华叛变，杨广被害，龙阳地区的各支农民军就数杨幺、黄诚两支最强大了，因此，领导各支农民军的责任也就落到了他们身上，史称“（杨）幺主诛杀，（黄）诚主谋画，据江湖以为巢穴。其下又有周伦、夏诚、刘衡，分布远近”。杨华叛变，杨幺十分愤怒，他大骂“杨华不是丈夫汉”，决心要“与钟老爷报仇”为了武装自己，杨幺发动各支起义军到鼎州城东的德山“采砍松杉万株”，又“往澧州钦山、药山、夹山，倒伐松杉樟楠木万本，又发掘所在坟墓，取板材”，大造战船，农民军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水军，他们“出没重湖”，到处打击敌人，使程昌寓无计可施，“日逐焦躁，不能自安”。绍兴二年（1132年）二月八日，宋高宗任命李纲为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湖南长沙市）；二月二十七日，又任命刘洪道充荆湖北路安抚使，指令他们合力围攻农民军。在官军的进攻下，杨钦、夏诚等的水寨受到很大损失。

杨幺看到，农民军人数虽多，但水寨分散，缺乏强有力的统一指挥，不利于对敌作战。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绍兴三年（1133年）四月，杨幺重建政权，杨幺自称“大圣天王”，拥立钟相少子钟仪为太子，作为各支起义军的首领，自杨幺以下皆臣事之，“官属名号，车服仪卫，并拟王者。居有三衙大军，所居之室称曰内，文书行移，不奉正朔。”任命刘衡为殿帅，黄诚为马帅，夏猫儿为步帅，杨钦为军马大尉，夏诚为左仆射，周伦自称统管乡社水陆兵马，张彦通、黄缺子、白德等八十多人为统制。由于当时正处于紧张的战争之中，因此这个政权所设置的官职多是军职，各职务也都由农民军将领担任，表现出了战时军事组织形式的特点。

农民军重建政权后，在杨幺统一指挥下不断主动出击，进行外线作战，扩大了政治影响，许多贫苦农民和渔民纷纷前来投奔，农民军人数很快扩大到二十多万人，“占据龙阳、武陵、沅江、湘阴、安乡、华容诸县，水陆千里，操舟出没，东犯岳阳至临湘县，西犯江陵之石首，至枝江，北犯江陵至荆门，南犯潭州至巴陵，官军陆攻则入湖，水攻则登岸”。打击扫荡着各地封建反动势力，又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

四 陆耕水战

农民军重建政权以后，对各水寨进行了整顿，杨幺的大寨设在鼎口（湖南汉寿县西北）南岸，“据陆向水，维舟岸侧”，作为最高指挥部，夏诚的大寨也在附近。另外，在洞庭湖周围还建立起了数十个水寨。农民军各大寨都严加警卫，除派兵把守寨门外，还日夜巡逻，防止奸细混入寨内。

为了坚持长期斗争，农民起义军还实行劳武结合，兵农合一，“春夏则耕耘，秋冬水落，则收粮于寨，载老小于船中，而驱其众四出为暴”。春夏生产季节，农民军努力“作田”坚持生产劳动，秋冬水落，收获完毕，将老少载于船，便四出主动攻击敌人。农民军缺少土地，就“占据民田”，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耕种。农民家家有地种，养上了牛、羊、猪、鸡等家畜家禽，还养蚕缫丝。冬个村寨都“茅竹为舍，密比如栉”，过上了“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的日子。各乡社之间还有定期的集市贸易，相互进行农副产品的交换，呈现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由于农民军坚持一边打仗，一边生产，这样就打破了南宋政府的经济封锁，保证了物资供应，使农民战争得以长期坚持下去。

在陆耕的同时，农民军还充分利用洞庭湖水及其周围河湖港汊交错纵横的地形特点，发展水军，以“水战”的形式对南宋官军进行了英勇战斗。水战，离不开船只，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军在水战中还大量使用了车船。从文献记载上看，唐代已经发明车船，《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一《李皋传》：李皋“常运心巧思为战舰，夹三轮踏水，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所造者易而久固”。但这种船只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也未用于水战。程昌寓没有水军，面对杨幺的陆耕水战无计可施，其部下有一名木匠高宣，向他献车船图样，他立即下令按图制造，竟造出了宋代的第一批车船。程昌寓依仗有了车船，便让杜湛统领步兵，又以覃敌为统制，带领两只车船和二十多只海鳅战船，从水陆两方面进攻夏诚的大寨。夏诚早有准备，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官军打得大败，当时正值沚江水落，车船搁浅，动弹不得，两只车船及船工高宣全被农民军俘获。农民军获得车船样品后，又进一步加以改进，造出了各种更高更大的车船，史称“杨幺打造和州载二十四车大楼船，杨钦打大德山二十二车船，夏诚打大药山船，刘衡打大钦山船，周伦打大夹山船，高癞（子）打小德山船，刘诜打小药山船，黄佐打小钦山船，黄琮打小夹山船，两月之间，水寨大小车楼船十余，制样愈益雄壮”。车船，从文献记载来看，皆分两层或三层，高数十丈，在船体两侧的近水部份安装由桨片组成的车轮，一车两轮，轮半浸水中，外有护板，用人力踏轴带动两轮击水，可进可退，船行如飞。车船上还设有拍竿，形如桅杆，高十余丈，上置巨石，顶系绳索，下安辘轳操纵，敌船靠近时，即放倒拍竿，以巨石将其击碎。车船上还装备了弩子、鱼叉、木老鸦等武器，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农民军用车船装备之后，如虎添翼，在水战中更加处于优势地位。

面对杨幺农民军的壮大，南宋统治者十分恐慌，宋高宗接连下诏调兵遣将，增援围攻洞庭湖的官军。绍兴三年（1133年）六月，任命王燮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黄州（湖北黄冈），汉阳军制置使，置司鄂州，统领六万多宋军向农民军发动进攻。十月二十三日进犯鼎口，杨幺水军接战，农民军的高大车船和弓箭、巨石、木老鸦等武器，把官军打得落花流水，死伤无算，王燮本人也被流矢和木老鸦击中，他带领神武前军万余人，狼狈逃回鼎州，农民军取得鼎口大捷。

十一月初，王燮再次大规模进犯，宋军分兵两路，西路由陆上进攻龙阳大寨，东路为水军进驻洞庭湖东岸及湘江口一带，其计划是西路得手后，当农民军败退到湖东岸时，东路水军拦截，东西两路夹击，企图全歼农民军。西路龙阳周围的战事非常激烈，经过十几天的战斗，农民军从龙阳大寨撤退入湖，农民军探知东岸官军水兵多为小舟，不利湖中作战，使用几只车船隐藏旗帜军兵，打扮成空船模样，引诱南宋水兵入湖，十一月十三日；宋军果然中计，他们认为是败下阵来的空船，便争先恐后出港迎击，当宋军的小船靠近车船时，伏兵四起，拍竿、弩子、木老鸦，乱箭齐下，宋军的几百只小船“尽碾没入水”，顿时船破人亡，带兵的两个统制官崔增、吴全也被农民军杀死，“一日之间，万人就死”，水军主力全被歼灭，这就是有名的阳武口大捷。

阳武口大捷后，农民军又回兵进攻湖西岸的宋军。王燮、程昌寓尚不知阳武口大败的消息，农民军一百多人已进抵鼎口岸边，这些人衣着鲜丽，“打鼓板，吹羌笛，弄气球”。根本不像水寨中农民军装束，他们用竹竿一根，上系文字一卷，插在沙滩上，叫覃敌派人来取，宋军原以为是农民军的，“受招安文字”，但打开一看，“却是官告两轴，随军钱粮司印一颗，御前小钟子器甲牌一包，计百余枚，并王四厢（璎）令人所画洞庭湖口岸图子一本。”覃敌看到这些物件，大吃一惊，农民军见此情景，齐声高喊：“崔家水军一万来人，前日晚被我们杀了一个不存。衣甲、枪刀、战旗，钱粮，一齐属了我也!”宋军得知东岸大败的消息后，十分恐慌，无心再战。当天晚上，杨幺水军分乘八只车船，“全装铁甲，各执雁翎长刀，光彩射目”，向宋军发起攻击，宋军退却，农民军无数车船尾追，将近二更，追至风金口江面最宽处，与宋军展开激烈战斗，宋军被打得“头破额裂，满身中箭”，狼狈逃回寨内，龟缩起来，不敢与农民军交战。

王璎一败再败，进退失据，遭到许多人的弹劾。绍兴五年（1135年）闰二月二十六日，被解除军职，三月一日，又受到“降三官”处分。

五 坚持民族斗争

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兀术率金兵深入江南，穷追宋高宗失败后，女真贵族失去了用军事力量消灭南宋政权的信心，于是，便于当年九月立汉奸刘豫为伪齐皇帝（初都大名，后迁开封），让他统治黄河以南地区和新占领的陕西地区，作为宋金之间的缓冲地带，企图以汉人统治汉人。

伪齐政权建立以后，除对内镇压汉族人民的抗金力量外，还不断对南宋进行政治诱降活动，在伪齐的政治诱降下，绍兴元年（1131年）五月，南宋叛将李成率领数万人降齐；绍兴二年（1132年）六月，孔彦舟复叛降伪齐：绍兴三年（1133年）南宋水军都统制徐文率海船六十艘，官兵四千人降齐。将领的不断叛变，给南宋政府造成很大压力。伪齐统治者见诱降活动奏效，便把诱降的黑手伸向洞庭湖，他们以为杨幺农民军树起了反宋的大旗，就是自己的友军，联合攻宋，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于是，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便令汉奸李成派使者到周伦的大寨，要求与农民联合攻宋，水陆并进，“得州者做知州，得县者做知县”。他们又“结杨幺，欲裂地而王之”，结果遭到周伦、杨幺的断然拒绝。但李成仍不死心，一个多月以后，“又差三十五人来，内有郑武功、胡大夫二官员，又将官告、金束带、锦战袍并羊羓之类，再三相约诸寨首领，尅日会合”，共同攻宋；农民军大怒，他们“将来人以酒醉倒，尽行杀戳，沉尸入江中”，狠狠打击了伪齐的阴谋活动，从此，招降使者便不敢再到洞庭湖来了。农民军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已坚定的民族立场，与南宋官员将领的纷纷叛降，形成了鲜明对比。

农民军坚持反民族投降主义的同时，还善于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结合起来，妥善处理二者之间关系。当农民军了解到李成的使者是从南宋军队的防区中偷渡过来之后，便立即通报南宋岳州（湖南岳阳）守臣，批评他们“讥察不严”，并让他们转达朝廷，严防金、齐新的侵略活动。农民军的民族立场是明确的、坚定的，而南宋统治者却造出谣言，说农民军与伪齐相勾结，计划水陆并进，共同攻打临安，这完全是贼喊捉贼。

六 战斗到最后

绍兴五年（1135年）二月，宋高宗以宰相张浚亲自主持镇压杨幺起义事宜，并调抗金主力部队岳家军到洞庭湖地区，以岳飞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全力镇压农民起义军。

南宋统治者经过多次失败之后，他们感到，单纯的军事镇压是难以取胜的，于是，他们便采取了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相结合的策略，张浚、岳飞一方面令“湖南安抚使，统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屯湘阴，保护湘江粮道，统制官郝最屯桥口，王俊屯益阳旧县，吴锡屯公安，崔邦弼屯南阳渡，马津、步谅留潭州，其鼎州官兵，令程千秋分拨紧要屯驻”，以大兵压境，实行军事包围；另一方面，则以授予湖南北路知州为钓饵对农民军将领进行诱降活动；在经济上，岳飞对农民军占领区又“断其粮道。严行禁止博易”，实行封锁，而在春夏农忙季节，他还不断派出军队骚扰，使农民军不能生产，农业荒废。这样一来，农民军在物资供应上便遇到了许多困难，由于“乏食，酋卒有菜色，于是老妪稚子，皆节食以助军饷，而杨幺亦命群卒觅食物，鱼虾螺蚌，充船舱，鼎煮健啖，谈笑自若”。面对岳飞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杨幺领导农民军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斗争，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但是，也有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人，经受不了经济封锁和大军压境的威胁，在高官厚禄的引诱面前动摇了。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农民军重要将领黄佐首先叛变，他跑到潭州，拜倒在岳飞脚下，岳飞称其知逆顺祸福，是大丈夫，希望他为朝廷立功，以酒相待，并让他潜回水寨，在农民军内部进行劝降活动，黄佐受宠若惊，满口答应。在黄佐的诱骗下，不几天，就有二千三百多农民军战士投降了岳飞。随后，黄佐又突然进攻周伦的大寨，周伦无备，统制官陈贵等九人被俘，周伦败走，许多农民军战士牺牲，武器、衣甲、粮食全被劫去，农民军受到很大损失。六月二日，杨钦在黄佐的劝诱之下，率领农民军战士三千人，老小一万多人，大小船只四百多艘向岳飞投降。杨钦被授为武义大夫，并受到高宗金带、战袍的奖赏。在扬钦的影响下，农民军将领全琮、刘诜又向岳飞投降。山于许多将领的叛变，农民军力量大大削弱，处境更加困难了。

六月十一日，岳飞向杨幺的大寨发动大规模进攻。起义军虽大为削弱，但杨幺毫不畏惧，他指挥车船奋力迎击，叛徒杨钦向岳飞献计，说大车船非一丈深水不能行，杂草乱木也能阻止车船行进，于是，岳飞乃开闸放湖水，又派人“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汊，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引农民军车船至浅水处，农民军听到叫骂，义愤填膺，驾车船追击，结果中计，车船进入腐木乱草之中，“草木壅积，舟轮碍不行”，车船失去了作用。农民军企图奋战突围，各港口又为巨筏堵塞，水路不通，农民军进退失据，岳飞又以优势兵力，分乘巨筏，张牛皮挡矢石，向农民军发起猛攻，农民军战败。在这紧要关头，农民军统制陈瑫又叛变，他劫钟仪所乘大船投降了岳飞。杨幺见大势已去，便将钟仪推入湖中，自己也跳湖自杀，但未及死，就被宋军水手孟安入水救出。杨幺被俘后，英勇不屈，被岳飞杀害，“枭其首，函送都督行府”。杨幺被杀时，连呼数声“老爷”（钟相称号），表现了他对钟相革命事业坚贞不屈的信念。

杨幺牺牲后，较重要的农民军将领尚有黄诚、周伦、刘衡、杨收、杨寿、石颗等，随后也有的投降，有的被俘，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夏诚一人了。夏诚，绰号“夏猫儿”，是农民军将领中很有智计的人，素为杨幺所依重，担任了农民军步兵司的统帅，他的大寨设在芷江口，背依高山，三面临水，形势险要，易守难攻。岳飞对夏诚的水寨，也采取了以杂草腐木将大寨水路堵塞的战术，使大寨陷于绝境，随后又以大量军队冲进了水寨，经过一场激战，夏诚兵败被俘。至此，杨幺领导的农民起义，便最后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