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宋朝的巫卜

宋朝虽是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巫卜的盛行，绝不比周边国家逊色。王安石说，仅在开封一地，卜者“以万计”，这还不包括巫师在内。江西首府洪州“尚巫”，知州夏竦曾“勒令”“师巫一千九百余户”“改业归农”。可知宋代从事迷信职业的人数相当可观。

巫师在社会生活中活动范围很广。如生病求巫就十分常见，四川东部等地“父母疾病，多不省视医药”，江南“闾巷之民一有疾病，摒去医官，惟巫觋之信”，岭南等地甚至“杀人以祭鬼”。北宋名臣富弼的父亲富言任万州知州仅一年，因当地“有疾勿药，惟巫是仰”，得病而“无良医以资”，死于官邸。至于平民罹疾，更是“免者百一”，“虽或抵死，犹谓事神之未至”。

官府对此类陋习虽屡下禁令，而收效不大。南宋初年起兵反宋的钟相，本是巫师，他夺取一些州县后，规定“病者不许服药”，无非是沿用有病求巫的旧习。宋宁宗时，常州“疫气大作，民病者十室而九”，当地“东岳行宫后有一殿”，“奉祀瘟神，四巫执其柄，凡有疾者，必使来致祷，戒令不得服药”。知州张贵禥“拘四巫”，“击碎诸像”，“习俗稍革”。

巫师的活动并不限于祈祷疾疫，他们装神弄鬼，诈骗钱财，甚至图财害命的事，也屡见不鲜。“潼州关云长庙”，“土人事之甚谨”，巫祝喻天皊利用“成都驶卒王云”“与庙中黄衣绝相似”，制造了庙中黄衣到人间定做幞头的假象，于是“富人皆乐施，凡得万缗，天皊隐没几半”。“邓城县有巫师，能用妖术败酒家所酿，凡开酒坊者皆畏奉之。每岁春秋，必遍谒诸坊求丐，年计合十余家率各与钱二十千。”在北宋洪州，巫师辈“小则鸡豚致祀，敛以还家；大则歌舞聚人，食其余胙”。“其间有孤子单族，首面幼妻，或绝户以图财，或害夫而纳妇。”

宋朝的不少地区，在巫师们的煽惑下，流行着可怕的杀人祭鬼之风。“巴峡之俗，杀人为牺牲以祀鬼，以钱募人求之，谓之采牲。”荆湖南路一带“所在乡村，多有杀人祭鬼之家，平时分遣徒党，贩卖生门，诱略平民”，“脔割烹炮禢，备极惨酷”。

海南岛“黎人得牛，皆以祭鬼”。壮族“人远出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

用巫术诅咒人得病或死亡，也由来已久，甚至不少士大夫也耽溺此道。巫师们“厌胜诅咒，作孽兴妖”，一李姓学谕居然信以为真，“谓其父病之由，起于师巫之咒，钉神之胁，则父之痛在胁，钉神之心，则父之痛在心”。安化县有巫师曹九师和王魂三将曹万胜“一家年命埋庙中，以兴灾患”。北宋时，女巫刘德妙经常出入宰相丁谓家，丁谓教刘德妙改为女冠，为之“作颂，题曰‘混元皇帝赐德妙’，语涉妖诞”。宋哲宗孟后被废，是由于孟后被诬以巫术“厌魅”。

各种各样的占卜，对社会生活也有重要影响。“訾相人仪状色理，逆斥人祸福”，不仅在社会下层，就是腰金纡紫的达官贵人，以至位居至尊者，也往往迷信占卜。正如王安石所说：“势不盈，位不充，则热中，热中则惑。势盈位充矣，则病失之，病失之则忧。惑且忧，则思决，以彼为能决。”

宋真宗时，宰相丁谓“最尚縚祥，每晨占鸣鹊，夜看灯蕊，虽出门归邸，亦必窃听人语，用卜吉兆”。宋徽宗当端王时，命人持八字去大相国寺“遍问”“吉凶”，有“浙人陈彦”算出他为“天子命”，后来竟“官至节度使”。“蜀人谢石”“善相字”，宋徽宗写一“朝”字，谢石说：“大家天宁节以十月十日生，此‘朝’字十月十日也，岂非至尊乎！”宋徽宗“除擢侍从以上”高官，“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后出命。故一时术者谓士大夫穷达，在我可否之间”。

京城举行科举考试，士人云集，也是占卜得利的时机。沈括说：“举人占得失，取之各有术。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问，皆曰必得，士人乐得所欲，竞往问之。有邀以后之利者，凡有人问，悉曰不得，下第者常过十分之七，皆以谓术精而言直。后举倍获。有因此著名，终身飨利者。”如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南省奏名，相国寺一相士以技显，其肆如市，大抵多举子询扣得失”。他为丁禔看相后，写了“今岁状元是丁禔”，后并不应验，又另作解释。北宋末的宰相何禦“在太学”时，曾“诣日者孙黯问命”。孙黯说他“命极贵，不惟魁天下，且位极人臣”，但“当死于异国”，后果然应验。

宋时的占卜种类繁多，除前面已介绍的算命、拆字等外，今例举于后。

按人的面貌、形体、手相之类预卜祸福吉凶，谓之相术，相术以相面为主。“有明道人者”，“雅擅人伦风鉴之誉，有求相者，每人须百钱”，他看了士人施逵的面相后，说：“君面有反相。须眉皆逆生，他时决背畔，不终臣节。”另有一苏姓相士，洪迈认为其言往往得到“奇验”。他以“酒困”而“神采已昏”为由，不愿为一王姓官员说相，但私下对洪迈说：“酒之为害，但能败一二分气色，其于骨法本不相妨也。”北宋名臣寇准“十九擢进士第”，而“有善相者”却说：“君相甚贵，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终。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祸。盖君骨类卢多逊耳。”后来寇准也居然落得与北宋初卢多逊类似的可悲下场。

以八卦、六壬之类占卜，在宋代也相当流行。建康府“有黥卒，已脱军籍，置卜肆于通衢间，占验若神”。有一道士“来问卜”，他说：“我于卦中算得君是神仙。”“日者蒋坚”，“其学精于六壬，为士大夫所称道”，这又是另一种占卜。

“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谓之卦影”，这是北宋成都人费孝先的发明。北宋名将狄青之孙狄翶“得费孝先《分定书》，卖卜于都市”。他为官员向子“写卦影，作乘巨舟泛澄江，舟中载歌舞妇女，上列旗帜，导从之属甚盛，岸侧一长竿，竿首幡脚猎猎从风靡”，上有诗说，“水畔幡竿险，分符得异恩。潮回波似镜，聊以寄君身”。士人沈枢找一“占者”“筮之，得震卦。画一妇人，病卧床上，一人趋而前，旁书‘奔’字”。卦影流行一时，“士大夫无不作卦影”。但王安石之弟王安国不信，说：“占卦本欲前知，而卦影验于事后，何足问耶！”

宋时所谓阴阳家、葬师之流，专为人们造房修墓选择风水宝地。“寒儒”姚祜“依富室馆第”，结识一“术者”，为他选择一块“秀气呈露”之地，作为其父葬地，预言他“服阕后即登科”。朱载上死后，术者认为，其葬地“山势甚吉，恨去水太远，秀气不集，子孙虽蕃昌，恐不能以科名自奋”。其子朱翌后“舍祖茔而别访地”。北宋蔡京葬父于临平，“以钱塘江为水，会稽山为案，山形如骆驼，葬于驼之耳，而筑塔于驼之峰”，这是依葬师“驼负重则行远”之说。南宋时，“临安始建太学于众安桥北”，引起两名道人的议论，一人说：“若向东一处，却大胜此。”此语“闻于朝，时营创且成，不容别改作，于是用所指者立贡院”。但宋人也有不信者，司马光作《葬论》，叙述其兄买通葬师，不按风水择葬地，“吾妻死”，“未尝以一言询阴阳家”。其结论是“欲知葬书之不足信，视吾家”。程颐也认为，“后代阴阳家流竞为诡诞之说”，“为害之大，妄谬之甚”，“卜其地之美恶也，非阴阳家所谓祸福者也”。

宋代扶乩最广泛的是使用紫姑神。紫姑神见于南北朝时的《异苑》、《荆楚岁时记》等书，起源甚早，相传是“人妾”，遭“大妇”虐待而自杀。据宋人说，以紫姑扶乩，“古所未有，至唐乃稍见之”。一般是男女巫师“以箕插笔，使两人扶之，或书字于沙中”。岳飞遇害后，临安“西溪寨军将子弟因请紫姑神”，不料出现了岳飞的花押，并写诗一首：“经略中原二十秋，功多过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谁诉，空有游魂遍九州。”实际上应是有人借紫姑神指责时政。秦桧“闻而恶之，擒治其徒”。有的士人，如南宋吴曾，“奉紫姑神甚谨”，本人也用“箕箸”为别人扶乩。

听声摸骨往往是盲人的专长。宋真宗“为开封尹，呼通衢中铁盘市卜一瞽者”，命令他对左右亲信“揣听声骨，因以为娱，或中或否”。盲人相武将王继忠时说：“此人可讶，半生食汉禄，半生食胡禄。”后来王继忠果然投降辽朝。有“刘童子者，幼瞽，善声骨及命术”。

宋朝沿袭前代之制，设司天监、太史局之类官署，“凡日月、星辰、风云、气候、祥眚之事，日具所占以闻”。宋高宗绍兴末，金海陵王攻宋，“举朝上下无不丧胆”，而姚宽上奏，说自己观察天象，“皆贼必灭之兆”。

广南一带盛行“鸡卜”和“茅卜”，前者是“以小雄鸡未孳尾者，执其两足，焚香祷所占，而扑杀之，取腿骨洗净”，进行占卜。

宋代的占卜种类还不止以上所枚举者。当然，也有人根本不信占卜，王安石著《推命对》说，“吴里处士有善推命，知贵贱祸福者，或俾予问之，予辞焉”。“夫贵若贱，天所为也；贤不肖，吾所为也。”“故君子修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时，贵贱祸福之来，不能沮也。”“屑屑焉甘意于诞谩虚怪之说，不以溺哉！”事实上，宋人记载中也介绍了一些江湖骗子的手法。如“临安人孙自虚好谈阴阳星术，于军将桥瓦市僦屋，设卜肆自给，初无奇术，俗谓之沙卦是也。最善钩致客言，然后诀语”。如“一妇人入拜求卜，少艾而独行”，孙自虚便问：“娘子得非占行人乎？”对方承认后，孙自虚说：“夫官爻动，如问出行消息，不过五日，其身随后亦至。道涂平安，多获财利，上卦也。”恰好其夫不久归家，“遂与万钱”。宋孝宗时，“闽士曹仁盓淳熙末预秋榜待补，明年入都，贫无装资，假卖卜自给”。他本“不能卜筮”，只是揣摩人意，行其骗术，居然被誉为“通神”，“留数月，藉此以济旅涂”。南宋朱继芳《赠日者》诗讽刺说，“短长三万日，好丑百千般”，“送君寻富贵，我命不中看”。在临安城中甚至有“夜市卖卦”，“有盘街卖卦人”，也“有叫‘时运来时，买庄田，取老婆’卖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