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交往形式

宋初承唐末，官学衰微，士人多聚徒讲学，相与往还。如名士戚同文隐居教授，学者不远千里而至；密州杨光辅“居山聚徒讲学三十余年”；永康军进士李畋“明经术，聚徒教授”。私学发展的重要形式是书院的建立，儒生或学者“往往依山林，即间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百人”，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北宋中期官学复苏，先后有庆历、熙丰、绍圣三次兴学运动，一时庠序之教遍于国中。石介、孙复、胡瑗在太学日，听者达数千人，虽寒暑雨有不却者，州县学校也聚集了众多的游学者。无论是私学还是官学，都为士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交游场所。“每夜诸生会集”虽非通例，但士子们的交往无疑是大大加强了。

宋王朝“不立田制”，贫富无定势。范仲淹在苏州吴、长两县置“义庄”田产以赡族人。范氏义庄为宋代许多官僚效仿，如北宋吴奎、何执中等均设置“义庄宅”。南宋时，类似“义庄”大量增多。各义庄多订有“规约”，对义庄财产及开支方式作出规定。也有由族人共同筹田建立起来的“义庄”。义庄之设，加强了宗族人内部的来往和交流。而《宋史》卷316《吴奎传》载其义庄，周济对象不仅止于“族党”，也包括“朋友”。

熙丰变法时建立保甲制，虽然政府自有用意，但也加强了邻里之间的往还和合作。真德秀《真西山集》卷7《浦城谕保甲文》说：“阖邑之人皆吾邻里乡党也，思一聚会而未能。”遂拟“与同社百家修祀于本坊之社”，以“陈说邻里乡党相亲相睦之义，及官司所以团结保甲本意”。

民间交往形式丰富多彩。苏轼说：“鸡犬之声相闻，幅巾杖屦岁时往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记汴京，“或有从外新来邻左居住，则相借措动使，献遗汤茶，指引买卖之类。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互相支茶，相问动静。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门。”范致明记荆湖民俗，“亲族不相视病，而邻里往往问劳之。谓亲戚视之则传染，邻里则否”。金丞相高汝砺庆寿，“会乡里交旧，且求作诗文”。有的拟订有“乡规乡约”，伊川撰《明道行状》言：“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北宋后期蓝田吕氏兄弟“相切磋论道考礼”，拟订《吕氏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讲求婚姻、丧葬、祭祀之礼和与乡人往还书问之法。后来朱熹据此，“又为月旦集会读约之礼”，规定月朔皆会，届时检查乡约的执行情况，进行说书、习射、讲论等活动。“山林交盟”也有类似的若干规则，陆游《幽居》诗说：“社结山林友。”

民间的“社会”组织名目繁多。政府禁止具有民间宗教性质如乡民“白衣会”之类的结社活动，又《宋史》卷434《陆九龄传》所载用以备寇的“义社”之类，有民间武装性质，此均不表。

众多的文人会社，成为当时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文士们定期或不定期地聚会，吟咏唱和，自得风流。如洛中有“洛社”，程颢《陈公訥园修禊事席上赋》云：“盛集兰亭旧，风流洛社今。坐中无俗客，水曲有清音。”邵雍诗《和王安之同赴府尹王宣徽洛社秋会》亦赞咏其事：“后房深出会亲宾，乐按新声妙入神。”杭州白莲社，则为宋初南方首先是僧人其后有许多文士参加的文人会社。

熙宁时，司马光优游多暇，乃与耆老六七人，“时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三品，馔膳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也，命之曰真率会”。元丰文彦博致仕后，与富弼、司马光等十数人“置酒赋诗相乐，……谓之洛阳耆英会”，订有《会约》，大体云“序齿不序官，为具务简素”等。其他“耆英诸会”，有拟集于京师而因故未成的至道“九老会”；至和“五老会”；庆历六年集于南园的吴兴“六老”之会；吴中元丰“十老”之集等，皆“前辈耆年硕德，闲居里舍，放纵诗酒之乐，风流雅韵，一时歆羡”者。另如庆历中徐祜屏居于吴时与晏殊等人的“徐都官九老会”。

又，文彦博与程稺、司马旦、席汝言等名士，皆年七十八，尝为“同甲会”，相与赋诗，彦博诗说：“此会从来诚未有。”同榜及第聚会，则曰“同年会”，宋初就有“期集”和刊印“同年小录”的活动，“进士期集，以甲次高下率钱刊小录、事游燕”。熙宁后，政府有时赐给进士及第和诸科钱，以为“期集费”或印“小录”所需费用。范成大记与“同年”会于姑苏之台，“登临胜绝，倾倒情素，献酬乐甚，赋诗相属，州里传写，一夕殆遍”。真是此乐何极了！又洛中花事极盛，有“万花之会”，后民以为扰而罢。韩琦守扬州时，与王安石等幕客有“芍药会”。宋代宦游者已开始有了“同乡会”，赵癉《朝野类要》卷5载：“诸处士大夫同乡曲，并同路者，共在朝，及在三学，相聚作会，曰乡会。”

南来临安文士有“西湖诗社”，寄兴适情赋咏，流传四方；武士有“射弓踏弩社”，非武艺精熟不能入；富室郎君、风流子弟等有“蹴踘、打球、射水弩社”；奉道、佛者更有名目繁多的法会，以礼祀神癨；又有“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献时果社、东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等等，许多结社具有商业性质。凡此诸“社”，使各行业中人员的交流得以加强。

刘筠《大酺赋·序》谓：“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饮食焉。”盛世太平，合该大吃！官僚阶层中，“终日宴集无倦”者不在少例。官员张秉“每公宴及朋友家集会，多自挈肴膳而往”。钱惟演晚年留守西京，与谢绛、尹洙、欧阳修等文士，常聚为游宴吟咏，凡园囿之胜，无不到者。彼此唱答，极尽宴游之乐。庄绰《鸡肋编》卷下载，西北人生子有“捋帽会”，江浙人家生女多者俟毕嫁有“倒箱会”，均是大会亲宾，美餐一顿。真如以朴简著称的司马光所揭示：“清茶淡话难逢友，浊酒狂歌易得朋。”

茶肆酒楼往往为朋友聚会之所。有遇相知，即“引就茶肆相叙渴别之怀”；宣和时有太学生“共登丰乐楼会饮”事。甚至“鱼头参政”鲁宗道也曾易服饮于酒肆，“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遂与之饮”。晏殊为馆职时，“许臣寮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南宋临安城中，各种茶坊、茶肆不但是“五奴打聚”或“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处，也是“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商家则多蓄妓女以吸引客人。

禁止执政大臣私相晤会的“禁谒之制”宋代时有禁罢之争。故私第受客，时有所避。司马光作相日，书榜稿揭于客位，要求来客不得于私第中谈论政事如“进忠言”之类。政和五年（1115）八月制定了广泛的“禁谒”之制，各级官员的“出谒及接见宾客”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禁谒”一般限于京朝官或地方上一些敏感的职位，不过并非一直严格。金朝也类似规定，亦为“防其请托而徇私”。刘祁说金人南渡后为宰执者，“自非亲戚故旧，往往不得登其门”。一些“志于升进”的地方官，甚者榜于门云：“无亲戚故旧、不见宾客、不接士人。”

陆游《道上见村民聚饮》诗描述了秋收后乡野会集之乐：“场功俱已毕，欢乐无壮老。野歌相和答，村鼓更击考。”《岳阳风土记》：“荆湖民俗，岁时会集。……岳州自元正献岁，邻里以饮宴相庆。”朱辅《溪蛮丛笑》记湘西五溪地区，“秋冬之交聚饮以乐，名吃乡”。情歌互答，则是南方民族青年们喜爱的交流活动。北方西夏、契丹、女真等民族的围猎活动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彼此交流的时机，其时往往“环坐”纵饮，割鲜而食。女真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渤海人也有“每岁时聚会作乐”和活动。

交往中以物相遗，称之为“人事”。馈赠之物，包括茶酒及其器具、文房四宝、杖扇枕等日用品、珍异食品等。周密说，韩侂胄把寿礼陈列于廊间，“观者为之骇然”，而“以近世观之，每有馈遗，惟恐外人之窥”。又说吴曦出蜀入朝时，多买珍异之物，而“在今观之皆不足道”。足见宋末馈遗之风盛行，有时则是“贿赂公行”，超过了前辈。

书信是社会交际的重要形式，称为“书”或“书札”；或称为“尺素”、“尺牍”、“简”等。一般说来，“尺牍”主要是往来应酬的短函，“书”涉及的内容要广泛一些。时人认为：“书问”与宴会、来往走动都是相互交往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其“所以消祸于未萌而使民免于争夺相杀之患也”。

书信的文体有散文、骈文、韵文诸形式。宋时骈体文虽衰，但有笺启中仍习用此体。如南宋李刘擅长四六，成为一时的代表，有《四六标准》传世。韵文类的诗歌也是宋时人们习用的书信形式，如蔡襄《东园诗翰》、陆游《放翁词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