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佛教

宋辽金代的诸多宗教中，民间的佛教崇拜居于首位。宋真宗时统计，“天下二万五千寺”。尽管宋真宗大力提倡道教，僧尼数为40余万，而道士、女冠数约仅及其二十分之一。僧尼的分布北方以河北为最多，南方以福建和四川为最多。此后的僧道统计数为二三十万，而道士和女冠的数字大体仍维持在僧尼数的十分之一以下。

朱熹说：“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郡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足见佛寺之盛。但“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佛教特别以福建路为最盛，福州号称是“金银佛地三千界”。但有的地区佛教并不兴盛，如“山东朴鲁，非江、浙比，俗不为僧道，故寺观绝少”，如广济军“止定陶一邑，天宁一寺”。

王安石行书《首楞严经旨要卷》（部分）

各地僧寺由朝廷颁赐寺额，僧众也须领受官府度牒，以作“凭由”，即身份凭证。《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武松等人使用度牒，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真实情况。最初，由“祠部给僧尼牒，每通纳百钱”，宋太宗时还一度取消。发放度牒此后成为官府的重要财源。到南宋中期，一道度牒的官价竞达800贯。但度牒发放过滥，在民间也出现大幅度贬值的情况。

除度牒外，国家对少量高级僧侣颁发师号和紫袈裟，也要收取紫衣和师号的费用。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赐边将“紫衣、师号敕，度牒八百”，以作军费。由于此类情况相当常见，故官员说：“国家所以纾用度者，僧牒与鬻爵耳。”南宋初期，“吴国长公主生日，合得度牒、紫衣各一十五道，依例系折银三百两”，“隆皊皇太后生辰，合进度牒、紫衣各七十道”。度牒等作为祝寿礼品，既可折银，实现货币价值，当时亦可剃度僧道。

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选自《中国文明史》第6卷）

度牒最初用“黄纸”，后改用“绫纸”，即类似于中国画的裱糊纸。如南宋“紫衣绫纸面上织造‘文思院制敕紫衣绫’八字”，“师号绫纸面上织造‘文思院制敕师号绫’八字”。

在宋代社会中，从皇室、高级官僚到下层平民，佛教都有广泛的影响。宋太宗第七幼女申国长公主，“平生不茹荤”。宋真宗即位后，“遂乞削发”，皇帝特准，“赐名清裕，号报慈正觉大师。建寺都城之西，额曰‘崇真’”。一时“藩国近戚及掖庭嫔御愿出家者”竟达30多人，包括宋太宗孙女、大将曹彬之女等，“皆随出家”。他们甘愿抛弃富贵生活，而皈依佛门，足见其对佛教有十分虔诚的信仰。宋仁宗时，“宫中以私财为佛寺置田”，这虽是不合制度的“乱法”行为，也可见当时皇宫中对佛教的耽溺。

金代赵城藏《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选自《中国文明史》卷6）

北宋名臣王安石“晚师瞿（佛）聃（道）”。他上奏朝廷，“乞施田与蒋山太平兴国寺充常住，为其父母及子蚞营办功德”，得到宋神宗的特准。王安石上谢表说，“荣禄虽多，不逮养亲之日；余年向尽，更为哭子之人。追营香火之缘”，“乃将侥福于无穷”。可知王安石笃信佛教地狱受苦，人间可为死者追荐冥福之说。宋哲宗时，蔡京知成都府，“为万僧会，穷极侈丽”，他后来虽作恶甚多，却也信仰佛教。宋孝宗时，“有保义郎、新监行在丰储西仓陈泌者。施钱逾百万，市田百亩于路村”，他对和尚随侃说：“岁九月十日，其为我设冥阳，供斋无碍。”这又是一个低级官员信佛教的实例。

在福建路，“风俗克意事佛，乐供好施，休咎问僧，每多淫祀，故民间衣食因此未及丰足”。又如在杭州盐官县，“农夫深耕，利于早熟，蚕妇织翶，以勤女红，乐岁家给人足，斥其赢，奉佛唯谨。故民居与僧坊栉比，钟呗之声相闻”。在某些场合，耽溺甚深的善男信女辈甚至“炼臂、灼顶、稝肉、燃指、截指、断腕，号曰教化，甚者致有投崖赴谷，谓之舍身”。在“相州林摅县，邢州龙冈县天平、陵霄二山，高崖之上有舍身台，每岁春月，村民烧香”，“有僧行诱惑，使人舍身者”。宋代的佛教对各种社会风俗，如节日、丧葬、饮食等产生广泛的影响。

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部分）（选自《中国文明史》第6卷）

自宗教问世以来，教徒有虔诚信仰者，也有欺世诳俗者。宋太祖自扬州归京，“左右街僧道出迎”，有“皇建院僧辉文、僧录琼隐等”17人“携妇人酣饮传舍”，宋太祖将他们“杖杀”或“决杖配流”。宋时，“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尝有富家嫁女，大会宾客”，其女婿“乃一僧也”，有人写讽刺诗说：“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来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又如湖南路永州一带，“为浮屠、道者，与群姓通商贾，逐酒肉，其塔庙则屠脍之所聚也”。不少僧寺为非作歹，称霸一方。佛门的清规戒律虽多，在挂羊头、卖狗肉的僧徒那里，却荡然无存。

辽代社会的佛教极盛。辽兴宗“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他们“师事”的高僧，“凡上章表，名而不臣。兴宗每万机之暇，与师对榻”。辽道宗“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辽朝后族的一位萧氏女子，24岁出家，修行58年，恪守各种佛门之规，“无私蓄贮”，“手不捉钱宝”，“身不服蚕衣”，“不乘车马”，“日止一食”，是非常虔诚的信徒。但在辽代社会中，也有部分僧寺“放债营利，侵夺小民，民甚苦之”。

金军攻破北宋都城开封后，对宋朝皇帝至平民，无不恣意凌辱或杀戮，惟独对僧人例外，“索详通经教德行僧”，“解赴金国军前。复有退令归者，所留仅二十人。待遇颇厚，诸寨轮请斋供，殆无虚日”。女真人的习俗，“奉佛尤谨，帝后见像设，皆梵拜。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坐”。“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金朝的“国师”，“威仪如王者师，国主有时而拜，服真红袈裟，升堂问话讲经，与南朝等”。在辽东义州（宜州）一带，“人物繁夥，风俗淳古，其民不为淫祀，率喜奉佛。为佛塔庙于其城中，棋布星罗，比屋相望”。自辽朝以来，燕京“僧居佛寺，冠于北方”，“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属佛教律宗。“自南僧至，始立四禅，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金熙宗“生子肆赦，令燕、雲、汴三台普度，凡有师者皆落发，奴婢欲脱隶役者，才以数千嘱请，即得之。得度者亡虑三十万”，可知金朝前期佛教之盛。

金朝也将官府出售度牒之类，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金世宗初，“以边事未宁，财用阙乏”，“卖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师德号，寺观名额”。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因连年与蒙古战事，“调度颇多”，“降僧道空名度牒，紫、褐、师德号，以助军储”。后“西京饥，诏卖度牒以济之”。李妃生皇子，“满三月，敕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这又是为得子而“祈福”。

金朝佛寺道观有所谓“二税户”，作为“僧道奴婢”，“有欲诉者，害之岛中”。金世宗至金章宗时，将部分二税户放免，理由是“出家之人安用仆隶”，“僧不杀生，况人命乎”！僧人可以杀害奴婢，当然是完全违背佛门教义。

大理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当地僧寺很多，“凡诸寺宇，皆有得道居之。得道者，非师僧之比也。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按大理的佛教习俗，“戒律精严者名得道，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段氏政权“选官置吏皆出此”。

宁夏黑水城出土西夏刻印《译经图》

吐蕃“尊释氏”，在邈川一带建立政权的縚厮啰（“河州人谓佛‘縚’，谓儿子‘厮啰’”），其妻后为尼姑，宋廷曾为她“赐紫衣、师号及法名”。在吐蕃本部，11世纪先后出现若干佛教教派，后人统称喇嘛教。后为元朝国师的八思巴，出身于吐蕃古老贵族，“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縚厮啰之子为董毡，其养子阿里骨“本于阗人”。在阿里骨政权的青唐城中，“设金冶佛像，高数十尺，饰以真珠，覆以羽盖”。当地“重僧，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僧丽法，无不免者。城中之屋，佛舍居半。［惟］国主殿及佛舍以瓦，余虽主之宫室，亦土覆之”。后金朝占领陕西，縚厮啰的后裔结什角由乔家族等“四族耆老、大僧等”立为“王子”，也可见当地僧侣的权势。

西夏接受四周宋、辽、吐蕃等多方面的影响。今存西夏文的文献中，有大量佛经，其中很多译自汉文者，也有译自藏文者。西夏境内有许多寺院，在佛教的各教派中，似以喇嘛教的势力最大。“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凡有女子，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

五代至宋初的于阗，“其王李圣天自称唐之宗属”。“俗喜鬼神而好佛”，“圣天居处，尝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于阗曾派僧人善名、善法等使宋。

回鹘人“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稝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呜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北宋前期，王延德等出使高昌回鹘，见当地“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等。“其僧皆发（留发），寺无绘塑。经语亦不通，惟和沙洲寺像如中国，诵汉字佛书。”从以上记载看，回鹘人杀羊祭佛，僧侣蓄发等习俗，与中原差别很大。但宋真宗时，有回鹘僧觉称至中原，说“见屠杀猪羊，县肉市肆，甚不忍观”，“彼西土，或一国人全不食肉”。估计回鹘各部的风俗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