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交往关系与“友道”

宋初范质说：“举世重交游，拟结金兰契。”其后曾巩也言：“欲求天下友，试为沧海行。”司马光《友箴》谓：“非圣不师，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游众人之场，闻善而迁，观过而改。”把扩大社会交往作为立身处世不可或缺的一环。南宋洪迈言：“朋友之义甚重。天下之达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而至朋友之交。”朱熹强调说：“朋友之于人伦，所关至重。”一些士人倡言加强较前代为松的宗族内部关系，如创置义庄，编写新族谱，提倡“宗子之法”等。凡此，都表现了这个时期人们对社会交往的高度重视。“同门曰朋，同志曰友”，人们在交往中结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

追捧“名士”，崇尚节义，成为一时风尚。据《宋史》，戚同文“所游皆一时名士”；胡则“喜交结，尚风义”；杨亿“重交游，性耿介，尚名节”；邢恕“本从程门得游诸公间，一时贤士争与之交”；朱熹“遍交当世有识之士”等等。又如吴定夫，“布衣芒履走天下，欲遍识当世贤者”。《金史》载，雷渊“善结交，凡当途贵要与布衣名士，无不往来”；越王永功之子稴“与文士赵秉文、杨云翼、雷渊、元好问、李汾、王飞伯辈交善”。苏轼交游不随流俗：“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喜如也。尝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

邻里关系十分受人重视。吕大忠说：“人之所赖于邻里、乡党者，犹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恶利害皆与之同，不可一日而无之。”遂发起拟定“乡约”，以成“里仁之美”。郑玉道《恤邻里》篇追思“睦邻里”的古意，批评“今尔百姓以富役贫，以强凌弱，以少犯长”的现象。

乡里关系往往与“布衣交”相联系。李谦溥与宋太祖之父同里门，其弟谦升“与太祖为布衣交”，相交时均未发达，故有此称。太祖也称王审琦为布衣交，说要“共享富贵”而有劝饮之举。张浚与苏云卿同乡里，少时结为布衣交，后张浚为相，求苏氏而未得。布衣交也被用来作为不拘上下礼节的交往，如尚未入仕的范镇至京，宋庠兄弟见其文，“自谓弗及，与为布衣交”；文彦博贵极时，与洛中“以道自重”的邵雍、程颢兄弟“宾接之如布衣交”。

周敦颐《通书》卷2《师友下》说：“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重振“师道”，成为一时儒者的追求，由于受业、讲学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社会关系。黄宗羲撰《宋元学案》于宋元学者的师承关系最为留意，正是对当时此类关系的真实揭示。如门人、私淑以至再传、三传、四传等，同辈者又有讲友、同调、学侣之类，如卷1《安定学案》，注明为“高平讲友”，其“学侣”有孙复、石介、阮逸；其“门人”有程颐、范纯佑、范纯仁、徐积、刘彝、钱藻等数十人。曾在一起受业又称为“同学”，如《宋史》载赵安仁与宋元舆、张詠与傅霖少年时为“同学”。《临川集》卷71《同学一首别子固》文，则取其广义，意谓同学于圣人之门。

宋代“讲学”（探讨学术）之风盛行，相与切磋者称为“讲学之友”。如吕公著通判颍州时，郡守欧阳修与之为“讲学之友”。冯元“与安乐孙质、吴陆参、谯夏侯圭善，群居讲学，或达旦不寝，号四友”。又陈襄、陈烈、郑穆、周希四人为友，讲论“知天尽性”之说，从之者众，在闽海间有“四先生”之称。又袁燮入太学时，陆九龄为学录，而“同里沈焕、杨简、舒稵亦皆在学，以道义相切磨”，不但同里，更为“讲学之友”。

唐代取士，及第举人呼有司为“恩门”、“师门”或“座主”，自称“门生”。宋初行“殿试”，皇帝亲临，遂成制度。此后，得第者皆为“天子门生”，论者称一洗唐以来故习。少尹马涓是刘器之（安世）作详定官时所取，然“未尝修门生之敬，器之不平”，马涓则以“天子门生”相答。这反映了事实上“修门生之敬”的情况仍然是存在的。再如刘温叟“知贡举时，有经学门生居畿内者献粟草一车”。不过宋时因科举考试结成的座主与门生关系远不如唐代根深蒂固了。

对擢拔自己或荐举自己磨勘改官的上级可称为举主，自视为“门生”。如范仲淹因晏殊荐入馆，“终身以门生事之”。徽宗时宦官梁师成势盛，“凡文士希进者必称门生”。周邦彦因刘丙荐除户部尚书，后刘得罪，周亦落职。周笑云：“世有门生累举主者多矣，独邦彦乃为举主所累。”又，南宋初吏部侍郎方滋受知于参政张守，“后每经毗陵，必至报恩院张之祠堂祭奠，修门生之敬。祝文具在。洪庆善尝入梁企道阁学幕府，后守番阳。企道夫人尚在，岁时亦以状，称门生以展贺”。

唐世举人称先试得第者为先辈，宋世亦有此称，但含义有异。建隆四年（963），苏德祥以进士第一人登第，被称为“状元先辈”。同年进士科偕升者谓之“同年”，张詠《寄晁同年》诗有云“昔同白日升穹碧”。又王安石《寄深州晁同年》，金朝韩汝嘉《寄元贞同年》等，均指此。李氏亮工、伯时、元中各有才，同年登科进士第，相约富贵毋忘，号“龙眠三李”。宋庠、叶清臣、郑戬及庠弟祁同年登第，趣向既同，权势亦盛，时人谓之“四友”。范成大说，宋时去唐代浮侈，但存闻喜一晏，届时以齿班立，相互拜答，称为“拜黄甲，叙同年”，对“同年”关系比唐代更为看重。

由于士子的大量增加，“文友”特别是“诗友”纷纷出现。天圣末，欧阳修“文章三冠多士”，与尹洙等七人“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劘”。苏轼说：“祥符寺可久、垂云、清顺三稥黎，皆予监郡日所与往还诗友也。”吴越高英秀与僧赞宁、欧阳修与梅尧臣等均是著名的“诗友”。金杨宏道说，“平生交游赠予诗者多矣”。林希逸序《文房四友除授集》说，曾居相位的郑清之与友朋游聚“不过以文字为乐”，以毛颖等4人为“文房四友”。

因同僚关系称为“僚友”。王禹翶诗云：“几多僚友三台上，大半生徒两制间。”北宋末吕本中《官箴》说：“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义。至其子孙，亦世讲之。前辈专以此为务，今人知之者盖少矣。”有一时间过从甚密的僚友别得雅号，如王安石、吕申公、司马光、韩少师被称为“嘉皊四友”；苏轼、钱穆公、王仲至、蒋颖叔被称为“元皊四友”。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下记“祖宗时”，三馆之人“往往前日僚友之旧，道义相交，不专以势利高下为心”，常有小聚集而从容谈笑。金胥持国得幸于章宗，权势赫然，有张仲淹诸人游其门，附以进用，时号“胥门十哲”，实即为一帮“僚友”。

父亲的朋友称为“父执”。《宋史》卷266《苏易简传》载：“蜀人何光逢，易简父之执友也。”后来因其犯事，易简杀了这位“父执”而遭到母亲的切责。吕希哲《吕氏杂记》载：吕希哲称欧公、荆公、温公等皆为其“父执”。又有“父客”之称，东坡有赠王定国诗云“西来故父客”，与父亲的关系逊于父执。司马光、程颐等皆与邵雍交好，后又与其子邵伯温往还，此类与两辈人相交称为“再世交”。

初交相得叫“倾盖之交”，如《扪虱新话》载：陈善方言与“仪真、艾填几邂逅，遂为倾盖之交”。苏轼诗《台头寺送宋希元》云：“相从倾盖只今年，离别南台便黯然。”一见如故，离别则悲。葛立方以黄庭坚为例说：“忘年交谓虽年齿尊幼不侔而道义可为友也。”同心相契则为“莫逆之交”，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学能诗，晓音律，相与为“莫逆之交”。友情坚固者称为“金石交”，如“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与杨诚斋为金石交”，终身友情如一。杨亿谪汝州时，与当轴的王旦“每音问不及他事，唯谈论真谛而已”，称为“空门友”。类似的如赵汴以北京天钵元禅师为“方外友”。颜太初《东州逸党》诗：“东州有逸党，尊大自相推。号曰方外友，荡然绝四维。”是一些不守世俗礼法的人。或常聚畅饮如《默记》卷下所记石曼卿、刘潜等则被称为“酒友”。

此时人们对交友之道似乎颇有心术。何坦言交朋友“必择胜己者，讲贯切磋益也，追随游玩损也”。袁采云：“与人交游”应“常念其长”，平居“必近君子而远小人”。韩淲则说：“无势不可与小人相见，无利不可与小人相接，小人所知者势利焉。”许稶亦言：“与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虽融为水，其色愈污；与端方人处如炭入薰炉，虽化为灰，其香不灭。”谢枋得说：“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宋代官场中颇有“朋党”之争，欧阳修撰《朋党论》，以为“小人”以利交而无真朋，“君子”守道义、行忠信、惜名节而为真朋。交往与政治斗争搅和，问题显得错综复杂。金刘祁则谓：“良友则从吾讲学，见吾过失，且笑谈游宴以忘忧。”南宋李之彦认为：“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友之者，友其德也。当亲密之时，握手论心，必使君臣父子之伦，兄弟夫妇之伦，粹然一出于下，此交友第一义也。”指责当时“世变日薄，友道扫地。惟酒馔追随，有无周济，秽言相谑，术数相胜”。时人言：“东家富财，车马接踵；西家富德，风雪闭门。”感叹“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绝”，以为宋初百年间，古风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