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禁忌

按照宋朝的礼法，死者的亲属在居丧期间的禁忌依然不少，以下面五个方面较重要。对于这些禁忌，有人做得过头，有人又根本不照办。

一 不饮酒、不食肉

《书仪·丧仪》辟有《饮食》一节，强调：“父母之丧，既虞卒哭，疏食水饮，不食菜果；小祥，食菜果；大祥，食肉，饮酒。”卒哭、小祥、大祥分别为死后百日、13个月、25个月。江阴（今属江苏）陈思道母亲死后，水浆七日不入口，超过了礼书规定：“凡初丧，诸子三日不食。”永嘉（即今浙江温州）陈宗母亲去世，悲痛过度，一恸而绝。对于这类过头做法，司马光并不完全赞成：“凡居丧，虽以毁瘠为贵，然亦须量力而行之。”他强调：“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但陈宗等人的行动被视为孝行，受到官府表彰。

对于居丧不饮酒、不食肉的规矩，某些士大夫根本不遵守。司马光谴责道：“今之士大夫，居丧食肉饮酒，无异平日。”士风影响民风，民间也有“初丧未敛，亲宾则酒馔往劳之，主人亦自备酒馔，相与饮啜，醉饱连日。及葬，亦如之”。福建的山头斋会就很突出，欧阳修说：“闽俗重凶事，其奉浮图，会宾客，以尽力丰侈为孝，否则深自悔恨，为乡里羞。而奸民、游手、无赖子，幸而食饮食，利钱财，来者无限极，往往至数百千人。”除大吃大喝而外，丧家还要赠与参加者每人铜钱二百文，如有短缺，将遭到抗议。由于花销太大，有的人家“亲亡秘不举哭，必破产办具，而后敢发丧”。有钱有势者趁火打劫，“乘其急时，贱买其田宅”。至和年间，知福州蔡襄发布《戒山头斋会碑》，规定“丧葬之家丧夜宾客不得置酒燕乐，山头不得广置斋聚会，并分散钱物，以充斋价。如有辄敢，罪在家长”。蔡襄离任后，禁令形同虚设，习俗依然如故。

二 不作乐、不嫁娶、不生子

《宋刑统》卷1《名例律》将“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列入“十恶”重罪之一的“不孝”，惩处视其情节轻重。吉水（江西今县）毛洵父母去世后，“庐于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大致符合礼法。母亲死后，褒信（在今河南新蔡县南）董道明“终身庐于墓侧”；资阳（今属四川）支渐“庐墓侧，日三时号慕，肘行膝步，自负土起坟”。70岁时仍“每号恸涕泪如雨，日唯食脱粟饭，不盥手濯足，所衣苴麻至烂碎，须发亦皆断乱”。这些显然太过分，但朝廷予以褒奖。

对于亲丧不作乐之类的禁忌，有人置若罔闻。太宗下诏斥责：“亲罹衅酷，或则举奠之际歌吹为娱，灵柩之前令章为戏，甚伤风教，实紊人伦。”此后情况仍旧是：“至有初丧，亲家各具酒肉聚于其家，与主人同醉饱者。有以鼓乐导丧车者，有因丧纳妇者，相习为常，恬不知怪。”当时有儿子在父母死时结婚的习俗，叫借亲。李之彦《东谷所见·借亲》对此表示不解：“今人反以送死为缓，唯以借亲为急。父母死未即入棺，仍禁家人辈未得举哀。弃亲丧之礼而讲合卺之仪，置括发之戚而修结发之好。”然而“世俗皆乐为之”。

三 不应试、不入仕

《宋史》卷125《礼志二十八·服纪》载，朝廷有“敕文：期周尊长服，不得取应”。所谓“期周”，即服丧一年。大中祥符五年（1012）三月，真宗下诏强调：“礼部奏名人有隐匿服纪者，令自陈，勿赴殿试。”通泉（在今四川射洪东南）何保之，母亲去世，自动放弃参加科举考试，受到朝廷褒奖。兴化军（治今福建莆田）黄价已通过发解试，适逢叔父去世，官府依法取消了他赴京应试的资格。

清人赵翼指出：“亲未葬不得入仕，宋时此禁甚严。”《庆元条法事类》卷77《服制门》明文规定：“诸父母亡，过五年，无故不葬者，杖一百。”神宗时，湖南转运判官王子韶不葬父母，遭到弹劾，贬知高邮县（今属江苏）。元皊六年（1091）二月刘挚“入相不及一年而罢，坐父死不葬”。

四 官员应解官持服

通常情况下，如父母去世，官员应解官持服；遇兄弟丧，也应离职。如王岩叟在泾州（治今甘肃泾川）推官任上，“闻弟丧，弃官归丧”。但当时有起复制度，即朝廷因公务需要，可强令官员出仕或决定留任。《朝野类要》卷3称：“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擢用者，名曰起复。”如晏殊“丁父忧，去官”，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复”。不久，他又“丁母忧，求去官服丧”，真宗“不许”。

某些官员钻起复制度的空子，拒不解官持服。如知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夏竦在明道年间“丁母忧”，不愿在家服丧，他与宰相“雅善”，又靠宦官“为内助”，“遂起复知制诰”。鉴于官员不愿解官持服者为数较多，朝廷对起复即夺情的范围不得不加以限制。《宋史·礼志二十八·服纪》称：“凡夺情之制，文臣谏舍以上，牧伯刺史以上，皆卒哭后，恩制起复。其在切要者，不候卒哭。”“惟京朝、幕职州县官皆解官行服，亦有特追出者。”并且限制越来越严。哲宗元符元年（1098）八月，“诏文武臣僚起复，今后除管军及边任取旨外，余并罢”；徽宗宣和二年（1120）七月规定：“今后文臣起复，除因边防依故事外，余更不起复。”因此，当时有“不缘金革之事，勿起衰绖之人”，起复“唯军中人乃可”之类的说法。某些官吏分明“非军中职任之人”，但“规图从军”，目的在于“申乞起复”。如宣和五年（1123）十一月，承务郎何麟、宣教郎张极为逃避服丧，疏通讃延路经略安抚使薛嗣昌，分别被任命为司录、士曹。为了纠正这一偏向，高宗在绍兴十七年（1147）七月，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由敕令所立法：“诸遭丧应解官，而临时窜名军中，规免执丧者，徒三年；所属知情而为申请起复者减二等。”但直到淳皊年间，仍有宰相史嵩之企图起复的事件发生，太学生、台谏官纷纷上书反对，史嵩之“为公论所不容，居闲十有三年”。

五 墓中不得藏金玉

这一禁忌见于法令：“诸棺椁不得雕画施方牖栏槛，并内金宝珠玉。其以石为棺椁及为室者，亦禁之。”《书仪》卷8《丧仪四》强调：“慎勿以金玉珍玩入圹中，为亡者之累。”《书仪》中反对厚葬的言论甚多，如反对运灵柩的车子过大：“今世俗信舆夫之言，多以大木为舆，务高，盛大其华饰，至不能出入大门”；反对高墓大碑：“世人好为高墓大碑，前列石羊、石虎，自夸崇贵。”司马光在安葬其父亲时，将葬具不必厚的主张付诸实践：“金银珠玉之物未尝以锱铢入于圹中。”范祖禹认为，即便是皇上也不应厚葬。他说：“厚葬之祸，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于山陵，是为大盗积而标其处也。岂不殆哉！”朱熹把一般人家的坟墓高度限定为四尺，强调：“人家墓圹棺椁切不可太大，当使圹仅能容椁，椁仅能容棺，乃善。”他为长子建坟，仅“掘地深二尺，阔三四尺”。

对于礼书的起码要求，贫苦人家也无法达到，只能藁葬即用草席裹尸掩埋。如张齐贤“小时家贫”，安葬父亲，“不能具棺椁”。士大夫则因思想境界不同而有薄葬与厚葬之分。张耆厚葬，坟墓被盗，盗墓者“得金宝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榇，以掩覆其穴”。晏殊薄葬，盗墓者“穿榇椁，殊无所有，供设之器皆陶甓为之。又破其棺，棺中惟木胎金裹带一条，金无数两，余皆衣服，腐朽如尘土”。他们“失望而恚，遂以刀斧劈其骨而出”。当时有人说，“张以厚葬完躯，晏以薄葬碎骨”，不免有提倡厚葬之嫌。宋祁临终从简安排后事，他叮嘱儿子，不必添置寿衣：“敛用濯浣之鹤氅、纱表帽、线履”；不要久殡：“三日棺，三月葬，慎无为阴阳拘忌”；棺木从简：“棺用杂木，漆其四会，三涂即止，使数十年足以腊吾骸、朽盎衣巾而已”；坟墓不可过大：“掘冢三丈，小为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冢上树五株柏，坟高三尺，石翁、仲兽不得用”；明器不能过多：“左置明水，水二盎，酒二缸。右置米面二奁，朝服一称，私服一称，靴履自副”；“无以金铜杂物置冢中”；治丧期间，“不得作道、佛二家斋醮”；出殡时，“以绘布缠棺，四縚引，勿得作方相俑人”。縚系棺饰，形状像扇，在途中用来障车。当时有“作碑谀墓”的习俗，长辈死后，晚辈总要请名人写神道碑、墓志铭之类，大肆吹捧一番。宋祁对其一生自我评价相当苛刻，他不以文豪自居：“吾学不名家，文章仅及中人，不足垂后。”要求后人“慎无妄编缀作集”。他不以良吏自称：“为吏在良二千石下可著数人，故无功于国，无惠于人。”告诫儿子不能对朝廷提出任何要求：“不可以请谥有司，不可受赙赠。”宋祁拒绝廉价吹捧，嘱咐后人“不宜求巨公作志及碑”。他去世前，“自为右志左铭，仅记爵里姓名”。宋祁的儿子们记住父亲“若等不可违命”的遗训，“遵《治戒》，不请谥”。至于后来谥号景文、作神道碑、编《景文集》之类，都是他人所为。宋祁薄葬，堪称表率。

河南洛阳出土宋砖雕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