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婚仪较简便

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宋人往往强调处事应当简易。这一处事之道在婚姻礼仪上有所反映。

一 从六礼到三礼

按照古礼，从议婚到成婚要经过六道礼仪程序即六礼：纳采--男家向女家送礼、求亲；问名--男家向女家询问女子的名字、生辰；纳吉--男家卜得吉兆后，到女家报喜、送礼、订婚；纳证--订婚后，男家向女家送聘礼；请期--男家选定完婚吉日，征得女家同意；亲迎--新郎前往女家，迎接新娘到男家成婚。每道礼仪程序又有许多细节，十分繁琐。唐末五代，战乱频仍，礼废乐坏。宋朝建立后，为扭转这一局面，朝廷组织力量编修礼书。宋代官修礼书以徽宗时知枢密院事郑居中等人所编《政和五礼新仪》最具代表性，其指导原则是：“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但《新仪》毕竟以古礼为蓝本，与习俗距离较大。徽宗强制推行，结果违仪犯法者众。他不得不在宣和元年（1119）六月，宣布《新仪》更不施行。

宋代草帖、婚书、聘礼状式（选自陈元靓《事林广记》乙集卷下）

对于礼废乐坏的局面，士大夫们不能容忍，纷纷自行编修礼书。北宋私修礼书以程颢、程颐的《礼》、张载的冠婚丧祭礼和司马光《司马氏书仪》较著名。朱熹认为《书仪》“最为适古今之宜”。《书仪》不一味拘泥于古礼，因而《书仪》为某些士大夫家族所遵行，如金溪（今属江西）大族陆氏“采司马氏冠、婚、丧、祭仪行之家”。南宋私修礼书以《朱子家礼》为代表，《家礼》以《书仪》为蓝本，并且更简便。官礼有关士庶人婚礼的规定已“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即纳征）”，《家礼》又将纳吉省去。朱熹说：“古礼有问名、纳吉，今不能尽用，止用纳采、纳币（即纳征），以从简便。”于是，六礼只剩下三礼即纳采、纳币、亲迎。对每道程序的细则，《家礼》也有所省略。由于《家礼》繁简较适中，因而对当时及后世影响颇大。如浦江（今属浙江）大族郑氏的族规《郑氏规范》要求族人：婚嫁“仪式并遵文公《家礼》”。

二 婚仪较灵活

宋代贫富分化加剧，官私礼书都不强求所有家庭婚姻礼仪完全相同。《政和五礼新仪·嘉礼门》把婚姻礼仪分为纳皇后仪、皇太子纳妃仪、皇子纳夫人仪、帝姬即公主降嫁仪、诸王以下婚仪、宗姬族姬即郡主县主嫁仪、品官婚仪、庶人婚仪等几个不同的等级，作出了繁简有别的规定，其原则是等级越高仪式越繁琐，等级越低仪式越简便。如品官之家必须做到六礼齐备，但四品以上有盥馈礼、享妇礼，而“四品以下不用此仪”。

私礼比官礼更灵活。如纳币按照古礼应当元縚束帛，束帛的数量为10端。《书仪·婚仪》从实用与可能两个方面考虑，对古礼作了更改：“纳币，用杂色缯五匹为束。”《家礼·昏礼》的规定更灵活：“币用色缯，贫富随宜，少不过两，多不逾十。今人更用钗钏、羊酒、果实之属，亦可。”因此，宋代富贵之家下聘礼一般用“三金”即金钏、金镯、金帔坠，经济条件不允许则“以银镀代之”。至于新郎的礼服，连《新仪》也不强求一律：“三舍生及品官子孙假九品（服），余并皂衫衣折上巾。”《书仪》则称：“有官者具公服靴笏，无官者具幞头靴襕或衫带，各取其平日所服最盛者。”

上述规定有不少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如“未仕而昏用命服”，新郎在婚礼期间可破例身穿官员服装，只限于士，“若农、商则不可，非其类也”。但其中某些规定部分或主要是考虑到贫困人家的承受能力，目的在于便于推广。

三 婚仪难以推广

礼书有关婚姻礼仪的规定虽较为简便、灵活，但在社会上仍难以全面推广。人们从两个相反方向违反婚姻礼仪：一是草率从事。朱光庭对此表示不满：“鄙俗杂乱，不识亲迎，人伦之重，则是何尝有婚礼也。”不行亲迎之礼，只是隐蔽违法同居，还有公开非法同居的。如同安（今属福建）有“引伴为妻”之俗，朱熹《申严昏礼状》称：“访闻本县，自旧相承，无昏姻之礼。里巷之民，贫不能聘，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成风。其流及于士子，富室亦或为之，无复忌惮。”漳州（今属福建）有“管顾”、“逃叛”之风，朱熹《劝谕榜》称：“此邦之俗，有所谓‘管顾’者，则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渭‘逃叛’者，则不待媒娉而潜相奔诱。犯礼违法，莫甚于斯。”据朱熹讲，此间“不昏之男无不盗人之妻，不嫁之女无不肆为淫行”。这话带有偏见并且太夸张，但情况肯定相当严重。地方政府束手无策：“官司纵而不问，则风俗日败；悉绳以法，则犯者已众。”可见，礼仪乃至于法令缺乏约束力，人们习惯于照风俗行事。

二是繁缛其事。如按照古礼，并无铺房，但此俗在宋代很盛行。《东京梦华录》卷5《娶妇》称，亲迎“前一日，女家先来挂帐，铺设房卧，谓之铺房”。对于此俗，《书仪》予以容忍：“古虽无之，然今世俗所用，不可废也。”女家在铺房时，贪图数量多，并追求豪华。范仲淹的亲家王氏即是一例。按照习俗，男家添置床榻、荐席、椅桌等物，女家则添置毯褥、帐幔、衾绹之类。范仲淹之子将娶妻，其姻家王氏拟“以罗为帷幔”，范仲淹连忙制止：“罗绮岂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至吾家，当火于庭。”又如按照古礼，婚礼不用乐，但在宋代婚礼普遍用乐，“鼓乐喧天，笙歌聒耳”，充满欢乐气氛。《书仪·婚仪》称：“今俗婚礼用乐，殊为非礼。”这一习俗还影响到皇室。元皊年间，哲宗立孟氏为皇后，宰相吕公著坚持按古礼行事，“执议不用乐”。太皇太后高氏反驳道：“寻常人家娶个新妇，尚点几个乐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皇太后向氏则说：“更休与他懑宰执理会，但自安排著。”于是，“众乐具举”。皇室婚礼从此正式用乐。《武林旧事》卷8《册皇后仪》载，皇帝婚礼奏乐多达15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