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择婿贵进士

人们选择配偶不重旧门阀世族而重新科举官僚，就是个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对当时的婚姻习俗乃至制度都影响较大。

一 榜下择婿

宋代不像唐代那样，婚姻重门阀世族。郑樵《通志》卷25《氏族略一》指出：“自隋唐而上”，“家之婚姻必由于潜系”；“自五季以来”，“婚姻不问阀阅”。但这并不意味门第观念消逝，相反人们十分重视官僚门第。宋人说：“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当时的现实是：“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进士未来前程远大，成为最佳女婿人选。人们采用三种方式选择进士做女婿。

一是榜下择婿。《墨客挥犀》卷1称：“今人于榜下择婿，号脔婿。”王安石诗云：“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苏轼诗曰：“囊空不办行春马，眼眩行看择婿车。”宋代每逢科举考试发榜那天，达官富室之家清晨便出动“择婿车”，去到“金明池上路”，争相选择新科进士即“绿衣郎”做女婿，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八九”。这类事例太多，如高清“景德中进士，宰相寇准以弟之女妻之，寇卒，李沆家复取为婿”；王拱辰、欧阳修在天圣年间榜登科，又同时成为参知政事薜奎的女婿；傅察“登进士，蔡京欲妻以女”，他“拒弗答”；胡寅初擢第，张邦昌“欲以女妻之”，他“不许”；洪皓“待廷试”，王黼“欲妻以女弟”，他恳辞；洪皓中进士，“朱縚复请昏，资送万计，且啗以显仕”，他“拒尤力”，朱縚只得“脔榜中周审合婿之”；郭知运登科，秦桧“强与为婚”，他“弗乐”。在这些事例中，拒婚者为数不少。于是有权有势者蛮不讲理，采取强制手段。《宋史》卷317《冯京传》载，冯京“登进士”，外戚张尧佐“方负宫掖势，欲妻以女”，派人将他拖至家中，当即“束之以金带”，声称：“此上意也。”并“出奁具目示之”，冯京无动于衷，“笑不视，力辞”。如此择婿，哪里是择，分明是捉。有人干脆称榜下择婿为榜下捉婿：“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并指出：“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不仅达官，而且富豪也加入争相挑选进士做女婿的行列，竞争自然更加激烈。

二是榜前择婿。宰相李沆选择王曾做女婿，就很典型。《石林燕语》卷9载，王曾“初就殿试”，李沆当即断言：“此人今次不第，后亦当为公辅”，并宣称：“吾得婿矣！”不出所料，王曾刚完婚，便中状元，后来又官至宰相。此外，如宰相杜衍青年时代“贫甚，佣书以自资”，富豪相里氏“奇之，妻以女”，不久杜衍“举进士，殿试第四”。御史中丞彭思永偶遇程颢，“一见异之，许妻以女”，程颢果然“逾冠中进士第”。对于榜前择婿，有人加以提倡：“择婿但取寒士，度其后必贵，方名为知人。若损高赀，榜下脔状元，何难之有！”然而这近乎孤注一掷，一旦失误，追悔莫及。因此，榜前择婿终究不如榜下择婿普遍。

三是榜前约定，榜后成婚。如王生选择太学生黄左之为女婿。《夷坚支甲》卷7《黄左之》载，王生“其家甚富，以钱百千与黄”，并约定：“君若登第，当以息女奉箕帚。”第二年，黄“果中选，遂为王婿”。先登第、后完婚兼具榜前择婿与榜下择婿二者之长，但往往带来两大后患：一、女方不能久等。如孙愈与表妹王真真定亲，以“取乡荐”作为成婚的前提。但孙愈赴试“辄不利”，真真“亦长大，势不可复留”，其父将她许嫁别人。孙愈因此得下“相思病”，“吐鲜血数块而死”。真真每“垂泪”并“得疾”。二、男方登科变心。如《侍儿小名录拾遗》引《摭遗》载，掖县（今属山东）书生王俊民即王魁与桂英约为夫妻，并在海神庙前发誓：“吾与桂英，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殛之！”可是他中状元后，竟遵从父命，娶崔氏女为妻。桂英得知此情，悲愤交集：“魁负我如此，当以死报之。”当即“挥刀自刎”。这种方式后患无穷，难怪人们宁肯激烈争夺于榜下。

上述三种方式以第一种最普遍、最具代表性，于是选择进士做女婿统称榜下择婿。这表明人们选择配偶已由重旧门阀世族转变为重新科举官僚，而不少新科举官僚起家寒士，某些寒士的现实状况与未来前程很可能差距极大。

二 访婚卜者

魏晋隋唐时期，选择女婿重在家庭现实状况，事情好办，询问谱学家便知。宋代选择女婿重在本人未来前程，问题相当复杂，据说有两种人可供咨询。

一种是卜者。《孙公谈圃》卷上载，晏殊的夫人请求“善相”者王青：“为我择一婿。”王青说：“恰有一秀才姓富，须做宰相，明年状元及第，在兴国寺下。”于是富弼做了晏殊的东床，后来果然拜相。此外，如赵方青年时代“贫困不遇”，且“奇形古貌，眼有大小”。卜者却说这是副贵人相：“一眼大，一眼小，大者观天地，小者视四表。”富人胡氏深信不疑：“赵生虽贫，贵人也。吾女方择婿，盍归之？”夫人却“大吼”，丈夫“再三譬喻”。夫人“不得已，厚其装资，妻之”。赵方当年中进士，此后“历官边郡，名振华夏”。诸如此类都是巧合，宋人徐度指出：“所谓命术者，类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

另一种是贵人。徐度用实例说明：“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见于择婿。”周密认为：“前辈名公巨人，往往有知人之明。”他们“眼力高”，是由于“阅人多”。于是贵人成为人们访婚的对象。《东轩笔录》卷14载，晏殊挑选女婿靠的不是王青，而是范仲淹。范仲淹认为：富弼、张方平“皆有文行，他日毕可至公辅，并可婿也”。又以富弼“器业尤远大”。他的看法后来完全被证实。从小看大并非不可能，但谈何容易。洪迈感叹“知人之难”：“知人之哲得失相半，为未能尽。”即便是看，也要年龄大些才看得比较准确。《袁氏世范》卷1《睦亲》指出：“男女之贤否，须年长乃可见。”强调：“男女不可幼议婚。”

三 婚龄增大

宋代不少家长这样教育子弟：“晚娶甚善，可善保养血气，专意学问。”某些家庭甚至立下家规：“未第决不许娶。”于是出现了这样的谚语：“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科场竞争激烈，进士名额有限，如果男方坚持榜下娶妻、女方定要榜下择婿，结婚势必较晚。榜下择婿之风是促成婚龄增大的因素之一。

婚龄增长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不少有识之士反对早婚。早婚习俗由来已久，宋代依然较为流行：“世俗好于襁褓童幼之时轻许为婚，亦有指腹为婚者。”还出现了童养媳，当时叫养妇：“民间女幼许婚未行，而养诸婿氏者，曰养妇。”司马光认为早婚后患无穷，主张：“男女必俟既长，然后议婚。”

冠礼即男子束发戴帽，是古代男性的成年礼，意味着可以娶妇。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2《冠礼》称：“冠礼之废久矣。吾少时，闻村野之人，尚有行之者，谓之上头。城郭则莫之行矣。”当时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年长犹总角。《应斋杂著》卷1《乞免临安丁钱》、《东莱集》卷3《为张严州乞免丁钱奏状》载，临安及严州（治今浙江建德东）因丁钱太重，成年男子不敢裹头，以便逃避。二是年幼便戴帽：“生子犹饮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为制公服而弄之，过十岁犹总角者，盖鲜矣。”所谓总角，是指未成年男子把头发扎成髻。按照古礼，男子年二十而冠。《书仪·冠仪》、《朱子家礼》卷2《冠礼》主张恢复此礼，但考虑到习俗，规定：“男子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冠。”提倡“年十五已上”，“然后冠之”。至于笄礼，则遵从古礼：“女子许嫁，笄。年十五，虽未许嫁亦笄。”笄指女子用簪插髻，是古代女性的成年礼，意味着应当出嫁。

宋代的法定成婚年龄，天圣年间的法令沿袭唐代开元二十二年（734）的规定：“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为革除“世俗早婚之弊”，又考虑到此弊“不可猝革”，《书仪》卷3《婚仪上》、《家礼》卷3《昏礼》将男女成婚年龄分别提高一岁，规定：“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十四至二十，身及主婚者无期以上丧，皆可成婚。”这一规定到嘉定年间，被朝廷的法令加以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