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阶级

宋辖汉族居住区妇女分属不同阶级，可粗略划分为三大类：普通妇女处于中层；处于上、下两极的是“贵”妇人与“贱”妇人，她们分别受到特殊的优待与歧视。

一 内外命妇

受到特殊优待的“贵”妇人叫命妇，即有封号的妇女。命妇又有内、外之别。

内命妇在皇后之下，分为两大等级。第一等级是妃嫔，系皇帝的妾媵，其位序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正一品），太仪、贵仪、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从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正二品），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第二等级是女官，系宫中服务人员，有的可望晋升妃嫔，主要供职于尚书内省。其长官为司宫令或知尚书内省事（正四品），下设六尚（正五品）、二十四司（正七品）。并置宫正（正五品）、司正（正七品），职责类似于外朝的御史台官员。不少女官有国夫人、郡夫人、郡君、县君之类的封号。

宋代女性宋人绘《瑶台步月图》（选自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外命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皇室的女性亲属，如皇帝的女儿封公主，姊妹封长公主，姑母封一国大长公主，姑祖封两国大长公主；太子、亲王的女儿封郡主、县主。政和三年（1113）闰四月，公主、郡主、县主改称帝姬、宗姬、族姬。建炎元年（1127）六月，恢复旧称。另一类是高中级官员的母亲和妻子，如宰相、使相之母封国太夫人，妻封国夫人；枢密使、副使、参知政事、尚书、节度使之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直学士以上给谏、大卿监、观察使之母封郡太君，妻封郡君；少卿监、防团以下至升朝官之母封县太君，妻封县君。政和年间，改动外命妇封号，“各随其夫之官称封之”，具体规定为：“通直郎以上初封孺人，朝奉郎以上封室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侍郎以上封硕人，尚书以上封淑人，执政官以上封夫人。”室人后改称安人。

二 女使之类

受到特殊歧视的“贱”妇人，包括娼妓、姬妾、婢女和女使。

娼妓是家妓、官妓、营妓的统称。家妓类同姬妾，官妓、营妓近似于后世的妓女，区别在于官妓隶属于州郡，营妓隶属于军营。娼妓既锦衣玉食，又备受歧视。有的系罪犯家属，更多的是良家女卖身为妓。一旦失身妓籍，想要脱籍从良，很不容易。士大夫李文清闲居富春（今属浙江），系当地一霸，官妓蔡闰为李“所盼”。李“每欲与之脱籍而未能”，岂止未能，反而受到知县嘲弄，以致“面发赤”。娼妓改变身份之难，可想而知。

宋代士大夫普遍拥有姬妾。梅询认为“仕有五瘴”，其五为“帷薄之瘴”，即“盛拣姬妾，以娱声色”。“帷薄”指私生活，“瘴”则是恶性传染病。姬妾平时生活优裕，但毕竟是买来的。当时买妾大多不是一次买断，有一定年限。如赵长卿买下一妾，取名文卿，“元约三年”。年限已满，文卿“不忍舍主”，其母“不容与议，坚索之去”，嫁与一农夫。妾与婢无严格界限，“婢妾”往往连称。当时禁止“以妾为妻”，妾上升为妻并非绝对不可能，但颇费周折。如宗室赵宗景“丧其夫人，将以妾继室”。办法是“先出之于外”，再“托为良家女”，然后“纳焉”。他因此受到朝廷惩罚：“坐夺开府，既而还之。”但其爱妾身份剧变。

婢女就其来源，大致可以分为罪犯奴婢、掠卖奴婢、雇佣奴婢三类。与前代相同，宋代犯重罪者，其妻子儿女没官为奴婢，服杂役于官府。法律禁止掠卖奴婢：“略人之法，最为严重”；“略人为奴婢者，绞”。但禁而不止，掠卖奴婢的事时有发生。如《宋史》卷300《周湛传》载：“江、湖之民掠良人，鬻岭南为奴婢。”更有甚者，知临江军（治今江西清江西南）詹抡身为官员，居然“专事贩卖生口，前后起发归乡几六七十舟，父母相别，哭声震野，闻者惨然”。大多数奴婢系迫于贫困，不得不受雇于富豪。真宗说：“今之僮使，本佣雇良民”，反映了富豪雇佣奴婢的普遍性。当时的雇佣奴婢不能同近代的雇佣工人等量齐观，地位仍然低下：“奴仆，小人就役于人者”，“雇主于使令之际，常多叱咄”。但与雇主毕竟属于雇佣关系，因而被称为佣力者。由于婢女呈现出向雇佣制演变的趋势，女使这一新名称在宋代使用较普遍。

女使泛指受雇于人的女性家内服役者。按照法律，“雇人为婢，限止十年。其限内转雇者，年限、价钱，各应通计”。女使雇佣期满，即可归家。《袁氏世范》卷3《治家·雇女使年满当送还》称：“以人之妻为婢，年满而送还其夫；以人之女为婢，年满而送还其父母，以他乡之人为婢，年满而送归其乡。此风俗最近厚者，浙东士大夫多行之。”宋代的女使比唐代的奴婢、官户、杂户的地位要高。唐律明确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官户、杂户的法律地位与奴婢相似。这一法律规定在宋代已无效。费衮《梁溪漫志》卷9《官户杂户》指出：“律文有官户、杂户、良人之名，今固无此色人，谳议者已不用此律。”宋人的观念是：“贵贱虽殊，人则一也。”宋代的法律禁止雇主对包括女使在内的僮仆私设公堂、私自惩处、私刺其面。不少主人遵守禁令，有的甚至主动照顾女使。如杨万里的夫人罗氏认为“奴婢亦人子也”，她“年七十余，每寒月黎明即起，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后使之服役”。然而女使终究是服役者，属于“贱”妇人。罗愿指出：“今世所云奴婢，一概本出良家，或迫饥寒，或遭诱略，因此终身为贱，诚可矜怜。”他主张“脱贱还良，稍有期日，及时婚嫁，不失人道”。这表明包括女使在内的家内服役者存在着“脱贱还良”的问题，还良之后还得姓主姓，但不是世袭贱民。宋代法令将强迫、买卖、引诱良人为女使视为犯罪，按照“嘉皊敕”，“依略、和诱人为部曲律，减一等”；按照“政和敕”，“论如为部曲律”。而《唐律疏议》卷20《贼盗·略卖良贱》的规定则是：“诸略人、略卖人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和诱者，各减一等。”可见，宋代女使的社会地位高于唐代的奴婢乃至部曲，但低于当时的普通妇女，受到法律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