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嫁娶论钱财

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魅力的增大，反映在婚姻关系上便是嫁娶论钱财。蔡襄指出：“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

一 直求资财

对嫁娶论钱财的歪风，司马光揭露道：“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他气愤地声讨：“是乃驵侩鬻奴卖婢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并主张：“议婚姻有及于财者，皆勿与为婚姻。”当时某些人把嫁娶作为获取钱财的手段，几乎达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

一不惜娶寡妇。真宗时，向敏中、张齐贤两大宰相为娶寡妇柴氏，展开激烈争夺，直至惊动皇上。程颐将其中奥妙说破：向敏中“与张齐贤争取一妻，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此外，如仁宗时，吏部侍郎孙祖德致仕以后，“娶富人妻，以规有其财”；神宗时，屯田郎中刘宗古“规孀妇李财产，与同居”；嘉定年间，福建提举司干官叶嗣立“更娶海盐蔡家寡妇常氏，席卷其家财”。

二不惜作赘婿。当时，“川峡富人多招赘婿，与所生子齿。富人死，即分其财”。由于能“分其财”，“贫人多舍亲而出赘”。贫人出赘何尝不可，但知秀州（治今浙江嘉兴）王蘧“利高赀，屈身为赘婿”，显然很无耻。

三不惜嫁僧道。法令规定：“诸僧道辄娶妻，并嫁之者，各以奸论，加一等，僧道送五百里编管。”其实僧道娶妻者较多，如相国寺僧人澄晖以艳倡为妻，自以为“快活风流，光前绝后”，并以“没头发浪子，有房室如来”自况。尤其是两广地区，僧人“例有室家”。这或许是禅宗世俗化的结果，但两广不少人家嫁女于和尚，目的在于贪图钱财。《鸡肋编》卷中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以致“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则行定，既剃度乃成礼”。与此相适应，此间“制僧帽，止一圈而无屋”，以便和尚新婚时，“簪花其上”。

二 进士卖婚

宋代男性卖婚者主要是新科进士，他们索取“系捉钱”、“遍手钱”。《萍洲可谈》卷1称，系捉钱给与进士本人，成婚后，其“父母亲属又诛求，谓之遍手钱”。哲宗时，知枢密院事曾布挑选进士江褒做女婿，也得花费礼钱30万。至于富豪只能“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

有钱有势者争相买婚进士，进士奇货可居，要价甚高。丁骘的奏疏《请禁绝登科进士论财娶妻》揭露道：“近年进士登科，娶妻论财，全乖礼义。衣冠之家随所厚薄，则遣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小不如意，弃而之它。市井驵侩出捐千金，则贸贸而来，安以就之。”他谴责这些新科进士“名挂仕版，身被命服，不顾廉耻，自为得计，玷辱恩命，亏损名节，莫甚于此”。请求朝廷责成“御史台严行觉察，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从事”。然而朝廷未能加以止绝，此风反倒日甚一日。

三 宗室卖婚

宋代女方卖婚以宗室为主，买婚宗室的主要是经营商业的富豪。当时商人经济实力增长，他们企图集富者与贵者于一身，联姻权势之家是其主要手段之一。按照宋代的制度，“宗室袒免婿，与三班奉职”；“皇族郡县主出嫁，其婿并白身授殿直”。起初朝廷对于宗室的通婚对象无限制：“宗室袒免女听编民通婚，皆予官。”三班奉职、殿直官阶虽不高，商人却眼红。他们“争市婚（宗室）为官户”。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宗室人数的增多，宗室贫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的女儿既然有人“争市”，于是“宗室以女卖婚民间”的现象更普遍。

对于宗室卖婚，士大夫看不惯，朝廷岂能坐视。商人李绶竟与宗室赵承俊结为儿女亲家，包拯惊呼：“天支之秀，下偶非类。”仁宗于天圣八年（1030）正月下诏：“宗室嫁女择士族之有行义者，敢以财冒为婚，御史台察举之。”并责成“宗正立官媒数十人，掌议婚”。然而熙宁年间，情况依然是：“宗室女当嫁，皆富家大姓以货取，不复事铨择。”神宗下诏强调，宗室袒免女的婚姻对象应当是“三代有任州县官或殿直以上者”。此后情况反倒越发严重，县主居然商品化，价格为“每五千贯一个”，开封商人“帽子田家”一买再买，“家凡十县主”。元皊年间，高太后得知此情，火冒三丈：“国家宁要汝钱，是何门当户敌？”气愤无济于事，现实无法改变。“大桶张家”比“帽子田家”买得更多，“至有三十余县主”。

商人娶宗室女，虽然花费钱财，但却获得一官半职。如茶商叶孚德“结昏宗室，得将仕郎”；商人王永年“娶宗室女，得右班殿直，监汝州税”；苏州商人朱冲一家“结姻于帝族”，更是“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实惠如此之大，难怪商人买婚宗室，作为钱权交易，有宋一代竟禁而不止。

四 婚嫁失时

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问题严重到如此地步，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是婚嫁之费猛增。宋代嫁娶论钱财，加之整个社会奢侈之风愈演愈烈，婚嫁之费上升势头很猛。如福建地区“厚于婚丧，其费无艺”。光大摆酒席一项，花费就十分惊人。参加的人数多，按福建的习俗，“来者无限极，往往至数百千人”；延续的时间长，照合肥的规矩，“嫁娶者，宗族竞为饮宴以相贺，四十日而止”。开支之大可想而知。难怪人们叹息：“伤生以送死，破产以嫁子。”不少士大夫难以承受，或变卖家产，或债台高筑。连皇弟扬王赵颢“有女数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也不得不向神宗预借俸钱。嫁女的花费通常比娶媳妇更大。中产之家一旦生女，为日后“遣嫁乃不费力”，往往“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有生一女而种杉万根者，待女长成则鬻杉以为嫁资。”司马光指出：“世俗生男则喜，生女则戚，至有不举其女者，因此故也。”人们不愿生女，以致性别比例失调，这又是婚嫁失时的一个原因。

二是榜下择婿成风。司马光讲到婚龄时说：“男不过三十，女不过二十耳，过此则为失时矣。”宋代平均科举中第年龄超过30岁，《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皊四年登科录》所载登科者平均年龄分别为35.64岁、35.66岁。《夷坚志》所载16位中第者平均登科年龄为37.22岁，湖州（今属浙江）张德远高达77岁。男性读书人如果定要坚持榜下娶妻，难免成为壮年未娶的大男。如孙复“举进士不中”，“年四十不娶”，要不是宰相李迪“知其贤，以其弟之子妻之”，他很可能终身打光棍。凌景阳中第方议亲，只得将年龄隐瞒5岁，殊不知女方竟隐瞒10岁。陈修登科时“年七十三，尚未娶”，他“凄然出涕”。高宗“出内人施氏嫁之，年三十”。好事者大开其玩笑：“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女方如果非进士不嫁，甚至条件更苛刻，势必成为壮年未嫁的大女。如章惇就把标准定得过高，蔡卞好言相劝：“相公择婿如此其艰，岂不男女失时乎？”章惇置之不理，以致“为息女择配，久而未谐”。程颢的儿女“幼而庄静，不妄言笑，风格潇洒，趣向高洁”，是位不可多得的贤女。她“择配欲得称者”，“访求七八年，未有可者”，因而终身“未得所归”。某些女子发誓不嫁，他人只能叹息：“岂有处子终不嫁人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