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宋辖汉族居住区的养老



由于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不同，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多保持重少贱老的习俗。如五溪蛮背运物资“少者轻，老者重”，便有贱老重少的意味。中原地区的汉族则有敬老的历史传统及养老的具体措施。

一 敬老

宋辖汉族居住区不仅有尊敬老人的礼仪，而且有优待老人的措施。

1.礼仪。乡饮酒便是由地方官吏主持的敬老之礼。太宗淳化年间，曾诏令天下，要求各州县每年金秋时节举行乡饮酒礼。据《宋史》卷114《礼志十七·乡饮酒礼》记载，此后在政和、绍兴、庆元年间，曾三次颁布乡饮仪制。参加会聚饮酒者为乡间德高望重之人，并按照年龄安排席位。高宗时还一度将曾经参与乡饮酒作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备条件。绍兴十三年（1143）四月诏称：“非尝与乡饮酒者，毋得应举。”这一硬性规定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四月才有所松动。至于平时的敬老礼仪，在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4《居家杂仪》中有规定，如“凡卑幼坐而尊长过之，则起。出遇尊长于涂，则下马。”什么叫尊长与卑幼？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礼俗相交》指出：“尊幼辈行凡五等--曰尊者，谓长于己三十（一作“二十”）岁以上，在父行者；曰长者，谓长于己十岁以上，在兄行者；曰敌者，谓年上下不满十岁者，长者谓稍长，少者谓稍少；曰少者，谓少于己十岁以下者；曰幼者，谓少于己二十岁以下者。”并对幼辈对尊行的礼仪作了更具体的规定，包括“造请拜揖”、“请召迎送”、“庆吊赠遗”等礼节。袁采《袁氏世范》卷1《睦亲》还要求人们“顺适老人意”：“年高之人作事有如婴孺”，“顺适其意，则尽其欢”。

每逢老人生日，亲朋前往祝寿。《郑氏规范》强调祝寿应从简，“不设筵”。“凡遇生朝，父母姑舅存者，果酒三衍。”其实，小康以上家庭通常都要大摆筵席。至于宰执大臣过生，皇帝既赐物又赐宴。这一制度始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一月，宰相王旦生日，真宗“诏赐羊三十口、酒五十壶、米面各二十斛”。其祝寿宴会，有众多大臣出席。后因宴会影响公务，曾一度废止，但赐物则始终保持。地方长官生日，其下属前往祝贺，通常是敬献诗词与图画。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9指出：“生日献诗词，盖盛于北宋时矣。”如文彦博在判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任上，“遇生日，僚吏皆献诗”。朱祣《萍洲可谈》卷3称：“近世长吏生日，寮佐画寿星为献。”画上所绘除寿星外，还有松鹤，有的则“用佛像或神鬼”。不过北宋时生日送礼之风并不盛行。

进入南宋以后，权贵的生日完全庸俗化，也非敬老的礼仪，而是献媚者邀宠的时机。每逢秦桧生日，祝寿规模空前，“四方贺诗尤多”，对他胡乱吹捧。岂止献诗，还大送其礼。史称：“自秦桧擅权，四方皆以其生日致馈。”不仅如此，“其后州郡监司，率受此礼，极其僭侈”。秦桧死后，高宗曾下诏制止送礼歪风：“内外见任官因生日受所属庆贺之礼，及与之者，各徒三年。”数额巨大者，则按贪赃法治罪。可是此后送礼歪风愈演愈烈。如韩侂胄生辰，百官争送厚礼，陈列于天庆观，“观者为之骇然”。南宋末年，送礼方式改为秘密进行，但数额更惊人。如贾似道生日，仅一地方官奉送的寿礼即达“三十皮笼”之多。

2.优待。每个家庭大致都有优待老人的措施。如《郑氏规范》规定：“男女六十者，礼宜异膳。”应当“尽心奉养，务在合宜，违者罚之”。至于朝廷优待老人的举措主要有四种：

一是刑律优免。《宋刑统》卷4《名例律·老幼疾及妇人犯罪》有关优免老人的条文与唐律相同，将老人按照其年龄分为三个层次：70岁以上“犯流罪以下，收赎”。“收赎”即以纳铜代替服刑。80岁以上“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亦收赎：余皆勿论”。“上请”即上奏皇帝，由皇帝亲自裁决。90岁以上“虽有死罪，不加刑”。所有刑律一概优免。

二是减免赋税。如仁宗在天圣元年（1023）三月下诏，西京洛阳“城内民八十以上，免其家徭役，赐茶人三斤，帛一匹”；嘉皊四年（1059）十月，发布大赦天下赦文：“男子百岁以上者特推恩命，民父母年八十以上复其一丁。”所谓“复”，即免除赋役。孝宗在淳熙二年（1175）、十三年，两次发布赦文：“应人户有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与免户下一名身丁钱物。”当时丁税较重，予以免除，实惠不小。

三是赐物。如淳化四年（993）二月，太宗召见开封70岁以上的老人，亲自赐予绢帛，满百岁者加赐涂金腰带。同时又派宦官赐予城中孤苦老人每人铜钱一千及粟米、柴炭，以便他们度过严冬。皇皊元年（1049），河北发生水灾，仁宗下诏赏赐受灾州军80岁以上老人，“人赐米一石，酒一斗”。不仅朝廷，地方官吏也有责任资助贫苦无告的老人。南宋后期，漳州（今属福建）百姓阿张年逾九十，生活困难，请求官府资助，遭到主办官吏拒绝。知州刘克庄得知此事，指出：“高年之人，支给些小钱绢酒米，此朝廷旷荡之泽也。”下令一日以内如数支给。

四是赐官。据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9《老人该恩官封》记载，徽宗大观元年（1107）规定：“民百岁男子官，女子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百岁。”孝宗乾道年间以后，又将老人获得官封的年龄降低：“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十即得官封。”景定三年（1262）九月，温州（今属浙江）布衣李元老年满一百零四岁，他“读书安贫，不事科举”，理宗下诏“补迪功郎致仕，本郡给奉”，以养其老。

二 养老

当时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毕竟有限，老年人的生活保障仍然是个问题。为缓减这一社会问题并净化社会风气，官府表彰敬老者，惩处虐老者，建立养老救济机构。

1.表彰敬老者。这类事例在《宋史》卷456《孝义传》中便不少。如黄岩（今属浙江）郭琮“凡母之所欲，必亲奉之”，以致其“母年百岁，耳目不衰，饮食不减”，太宗于至道三年（997）下诏“旌表门闾，除其徭役”。大名（今属河北）李笿“力耕以事母”，楚丘（在今山东曹县东南）侯义“佣田以事母”，被乡人誉为“孝子”，并受到官府表彰。南宋后期，真德秀在知泉州（今属福建）任上，发布文告，表彰“刘玑有母百岁，玑年七十，孝养弥谨”；吕洙之女“稝股救父，随即痊愈”。割股探肝以疗亲疾的记载在《宋史·孝义传》中颇多，这种做法虽不科学，但在当时相当流行，并被视为孝行。

2.惩处虐老者。据《宋史》卷89《地理志五·夔州路》记载，川峡四路之民“有父母疾病，多不省视医疗”者。为了改变这一风气，太祖在乾德四年（966）五月下诏：“敢有不省父母疾者，罪之。”太宗时，张詠在知益州（治今四川成都）任上，为使一逃犯自首，“拘其母十日，不出”；“拘其妻一宿，而来”。张詠认为此人不顾母亲死活，不可宽恕，将他“就市斩之”。南宋后期，知泉州真德秀谴责“身居子职，有阙侍养”者，并将拒不赡养父母的吴孝聪“杖脊于市，髡发居役”。理宗时，钟千乙不赡养母亲，以致其母“贫不聊生”，其母“声诉于官”，地方官胡颖认为钟千乙本当“置之于法”，但考虑到其母“喘息不保”，在“责戒”之后，将其释放，要求他“革心悔过，以养其母”。

3.居养院。宋代沿袭唐代旧制，在都城开封设立城东、城西二福田院，负责收养衣食无着的鳏寡老人及孤儿、饥民。“福田”二字来自佛经，意思是积善可得福报，犹如种田，秋获其实。鉴于孤苦老人颇多，英宗决定增设城南、城北二福田院。福田院收养人数平时有定额，严冬可额外收养。熙宁年间，外地也设置福田院。福田院振恤孤老的办法是：“凡鳏、寡、孤、独、癃老、疾废、贫乏不能自存应居养者，以户绝屋居之；无，则居以官屋，以户绝财产充其费。”徽宗将福田院改名为居养院，并下诏催促各地建立养老机构。居养院收养的老人按规定每人每天发给米一升、钱十文，温饱问题大体可以解决。十一月到正月，每天加发钱五文，作为购买柴炭取暖之用。90岁以上的居养老人，每天加发酱菜钱二十文，夏天发布衣，冬天发寒衣絮被。大观二年（1108）二月，荆南府枝江县（今属湖北）居养院发现101岁老人咸通，知府席震上奏朝廷，请求每月增发肉食钱、酱菜钱三十文。徽宗当即批准，并诏“诸路有百岁以上之人亦依此施行”。

按照神宗元丰年间的法令，男女60岁以上为老。大观元年，徽宗将老的标准降低为50岁以上。标准降低以后，开支随之加大，以致军队经费受影响。施宿《嘉泰会稽志》卷13《居养院》称：“居养院最侈，至有为屋三十间者。初，遇寒惟给纸衣及薪，久之，冬为火室，给炭，夏为凉棚，什器饰以金漆，茵被悉用毡帛。”有关部门先满足居养院费用，“兵食顾在后”。为了纠正这一偏向，宣和二年（1120）又恢复元丰旧法。

南宋时期，居养院的设置更普遍。据绍兴二十六年（1156）的统计，仅临安府用于收养救济老人的开支即达钱、米十余万之多。程糮《洺水集》卷7《吉水县创建居养院记》称：“庐陵八邑，其七皆有居养院，吉水独无之。”有鉴于此，吉水（今属江西）知县黄闶经过努力，在城南择官屋十楹，每年拨米五十斛，建立安乐院一所，于是吉州（治今江西吉安市）八县均有居养院。《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2《郭公份墓志铭》称，知常德府（治今湖南常德）郭份认为赈济孤独之政“惠于市井，而不逮山谷”，他“即乡落寺观分置居养院，以活远民之无告者”。于是，乡间也有了居养院。

由于吏治腐败，居养法在推行过程中弊病不少，主要有二：一是未沾实惠。如按照规定居养老人应供给过冬物资，但镇江府城及丹徒县（今属江苏）居养院“并不置造布絮衲被给散孤老孱弱之人，未副惠养之意”。二是收养不当。不少地方“往往将强壮庸惰及有行业住家之人，计嘱所属，冒滥支给，其委实老疾孤幼贫乏之人不沾实惠”。对于这些弊病，绍兴年间，试尚书户部侍郎王俣曾加以概括：“宜收而弃，以壮为弱，或减克支散，或虚立人数，如此之类，其弊多端。”

---

袁采：《袁氏世范》卷1，《睦亲·家业兴替系子弟》。

据王曾瑜：《宋代人口浅淡》（《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

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卷6。

参见吴宝琪：《宋代产育之俗研究》（《河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马可波罗行纪》，第573页。

苏轼：《东坡续集》卷2。

陈渊：《默堂先生文集》卷20，《策问》；史浩：《縚峰真隐漫录》卷8，《福州乞置官庄赡养生子之家札子》；《宋会要》刑法2之58。

《东坡集》卷30，《与朱鄂州书一首》；《宋会要》刑法2之58；吕祖谦：《东莱集》卷3，《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苏轼：《东坡志林》卷5。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89，《直秘阁赠朝议大夫范公神道碑》；《历代名臣奏议》卷117，《风俗》。

《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三月乙巳；《历代名臣奏议》卷117，《风俗》；《宋会要》食货12之19，63之9；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30，《兵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杜公墓志铭》。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宋会要》刑法2之147；王得臣：《麈吏》卷上，《惠政》；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袁氏世范》卷1，《睦亲·子多不可轻与人》。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10；郑太和：《郑氏规范》；《麈史》卷上，《惠政》；《历代名臣奏议》卷108，《仁民》；《东坡集》卷30，《与朱鄂州书》。

《东坡集》卷30，《与朱鄂州书一首》；《宋史》卷29，《高宗本纪六》；《历代名臣奏议》卷108，《仁民》；《两朝纲目备要》卷8，开禧元年三月辛未。

参看王德毅：《宋代的养老与慈幼》（《宋史研究集》第6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58年印行）。

《要录》卷119，绍兴八年五月庚子；《宋会要》食货59之45；《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元年五月丙午。

《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元年正月乙巳：袁甫：《蒙斋集》卷12，《湖州婴儿局增田记》；梅应发等：《开庆四明续志》卷4，《广惠院》。临安府慈幼局如按《淳皊临安志》卷7，《慈幼局》记载，则创立于淳皊七年十二月。

傅增湘辑：《宋代蜀文辑存》卷71；《宋会要》食货61之43。

《宋会要》食货68之126；吴自牧：《梦粱录》卷18，《恩霈军民》。

《永乐大典》卷7513，《举子仓》引《延平志》；《要录》卷163，绍兴二十二年四月己巳。

《辽史》卷71，《圣宗钦哀皇后萧氏传》；《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王易：《重编燕北录》。

《金史》卷65，《乌古出传》；参看赵翼：《陔余丛考》卷12，《命名奇诡》。

洪皓：《松漠纪闻》卷上。

《金史》卷9，《章宗本纪一》。

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马可波罗行纪》，第473页。

《宋史》卷495，《广源州蛮传》。

汪森：《粤西丛载》卷17，《粤俗》；张栻：《南轩集》卷15，《谕俗文》。

《文献通考》卷328，《四裔考五》引《桂海虞衡志·瑶》。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秇》；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秇蛮》。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3，《乡饮酒》，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4，《增损吕氏乡约》，四部备要本。

《宋史》卷119，《礼志二十二·宾礼四·朝臣时节馈廪》，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1，《记诗·秦益公赏孙仲鳌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点校本。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5，绍兴二十六年闰十月壬寅，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

周密：《癸辛杂识》后集，《馈送寿物》，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0，天圣元年三月丙子，卷190，嘉皊四年十月癸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

《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15，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长编》卷167，皇皊元年十一月丙申。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坊市阿张状述年九十以上乞支给钱米事》，四部丛刊本。

《宋史》卷45，《理宗本纪五》。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劝谕事件于后》，中华书局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宋辽金元史室点校本。

《宋史》卷2，《太祖本纪二》。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10，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劝谕事件于后》。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0，《母讼子不供养》。

《宋史》卷178，《食货志上六·振恤》。

《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133。

《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134。

《宋会要辑稿》食货60之1。

《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144。

死亡乃人生最大变故，丧葬自来受到格外重视。在古代的各种礼俗中，以丧葬礼俗最为繁复。它受灵魂不灭的观念支配，贯穿着祖先崇拜的精神，具有团结宗族、整合社会的功能。多种多样的丧葬礼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的社会状况、文明程度和风俗习惯。下面，先介绍宋辖汉族居住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