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宋辖汉族居住区的生育

一 育婴之俗

“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宋代这一谚语反映了人们既求子心切，更望子成龙。当时婴儿夭亡率很高，以皇帝子女为例，除度宗二子死于战祸而外，共有子女181人，其中夭亡者82人、存活者99人，夭亡率高达48.6％。人们企盼母子平安，形成若干生育禁忌。孕妇的饮食，忌讳就不少：“食兔肉令子缺唇，食雀肉令子盲，食羊肝令子多患，食鸭子令子倒生，食鳖肉令子项短，食驴肉令子过月，食干姜蒜令胎不安。”这些忌讳毫无科学依据。

婴儿诞生前后有一套生育礼俗，其民俗含意无非是庆贺家庭添子增丁，祝愿婴儿一生平安，以《东京梦华录》卷5、《梦粱录》卷20《育子》所载北宋开封、南宋临安的礼俗最具代表性。主要有：

1.催生与分痛。孕妇临产，娘家将以下物品送往婆家：银盆或彩盆，内装粟秆一束，用锦缎或纸张覆盖，上插花朵等物，形成五男二女图案；眠羊、卧鹿模型，取静卧之意；彩绘鸭蛋120枚及生枣、栗果等各种食品；绣绷、彩衣等婴儿服装。这一仪式称催生。娘家还特地用盘盒装着馒头，送与孕妇，称分痛。孕妇分娩，亲朋争送细米、炭、醋。生辰对婴儿很重要，《马可波罗行纪》称：临安人“有下述之风习，若有胎儿产生，即志其出生之日时生肖，由是每人知其生辰。如有一人欲旅行时，则往询星者，告以生辰，卜其是否利于出行，星者偶若答以不宜，则罢其行，待至适宜之日”。

2.三朝与三腊。生子三日称三朝，要与婴儿“落脐灸囟”。囟即囟门，指婴儿头顶未合缝的地方。此俗带有让婴儿洁白入世的迷信色彩，又有防止疾病的实际意义。《爱日斋丛钞》卷1载，福建有“三朝浴儿”的习俗，那天“家人及宾客皆戴葱、钱”，据说“葱使儿聪明，钱使儿富”。苏轼《洗儿》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生子七日叫一腊、十四日叫二腊、二十一日叫三腊。届时亲朋向产妇赠送猪腰、猪肚、猪蹄一类的膳食。

3.满月与洗儿。婴儿满月，举行沐浴仪式，亲朋毕集，称洗儿会。其外祖父母送来彩画钱或金银钱果，以及彩缎、珠翠等洗儿用品。煎香汤于银盆内，将洗儿果、彩钱等放入盆中，用彩线绕银盆，称围盆红。长辈用银钗搅水，称添盆。盆内如有枣子直立，少妇争相取而食之，据说吃了将生儿子。剃掉胎发并遍谢亲朋之后，婴儿被抱入姆婶房中，称移窠。从这天开始，产妇与婴儿均可到室外活动。

4.百蒣与周蒣。婴儿百日称百蒣，家中设宴庆祝；周岁称周蒣，要举行“拈周试蒣”仪式。《梦粱录》载，届时“其家罗列锦席于中堂，烧香炳烛，顿果儿饮食，及父祖诰敕、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翦、升斗等子、彩段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然后观察婴儿先拈何物，从中预测他未来的志趣和前程，带有占卜性质。《玉壶清活》卷1载，曹彬儿时拈周，“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须取一印，余无所视。后果为枢密、使相，卒赠济阳王，配享帝食”。这不是事后的杜撰，便是偶然的巧合。周岁时还要取名，既有取贵名的，如文武富贵之类，也有取贱名的，如愚鲁拙贱等等。《道山清话》载，欧阳修说：“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名为小名，如狗羊犬马之类。”

二 杀婴之风

当时人企盼多子并偏好男性，追求男多女少的家庭人口结构。与此同时，不少地区杀婴成风。陈渊认为：“不举子之习，惟闽中为甚。”在福建路又以西部山区问题尤其严重。《孙公谈圃》卷下称：“闽中唯建、剑、汀、邵武四处杀子，士大夫家亦然。”史浩说：“建宁府、南剑州、汀州、邵武军贫乏之人，例不举子，家止一丁，纵生十子，一子之外，余尽杀之。”岂止福建路，荆湖南北路的情况同样是：“贫乏下户往往生子不举。”苏轼亲耳听说：“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其办法为：“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江南东西路有“薅子”之俗：“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为甚，江宁次之，饶、信又次之。”此外，如两浙西路的严州（治今浙江建德东）“生子往往不举”；淮南西路的黄州（治今湖北黄冈）“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

杀婴败坏社会风尚，引起人们普遍不满。范如圭抨击道：“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这种习俗还造成劳力紧缺，以致倒卖人口猖獗。赵汝愚指出：“建、邵等州既不举子，贵家富室难得奴婢，却以高价买于他州。”还酿成养子之风，使得日后诉讼迭起。《麈史》卷下《风俗》称：“闽中生子既多不举，其无后者则养他人子以为息，异日族人或出嫁女争讼其财无虚日。”

杀婴之所以成风，具体原因较多。如贫困所致，高宗说：贫民“迫于贫困，不能育，故生子而杀之”。因此，杀婴之风最流行的地方往往是山区，像福建路“多是山田，义仓等米岁入不多”。又如丁税太重，像“处州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高宗不得不承认：“此钱不惟下户难出，民间所以不举子盖亦因是。”至于某些富室乃至士大夫之家也杀婴，则是由于财产继承问题。当时通行的财产继承方式是诸子均分，因而福建路“有老生子者，父兄多不举”，理由是“将分吾资”。他们企图用杀婴的办法来保持其家庭在经济上的优势。

杀婴成风的深层原因在于宋代已出现人口过剩的苗头，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趋于尖锐。当时人指出：“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浙东衢、严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其生子，率多不举。”为了控制人口，福建路山区实行计产育子的办法：“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赀产不足以赡也。”鄂州（治今湖北武昌）、岳州（治今湖南岳阳）情况类似：“民生子，计产授口，有余则杀之。”当时多子多福的生育观虽然并未动摇，但同时又出现了“口众为累”的新认识。袁采说：“多子固为人之患。”

人们盼望儿女双全，但偏好男性。梅尧臣诗云：“生男众所喜，生女众所丑。生男走四邻，生女各张口。男大守诗书，女大逐鸡狗。”当时“世人生女，往往多致瀹没”，杀婴以女婴为主。福建路特别是建宁府（治今福建建阳）、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如生男可容许第三胎，“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大量扼杀女婴的直接后果是造成性别比例失调、男性择偶困难。如处州由于杀女婴，“村落间至无妇可娶，买于他州”。岳州、鄂州“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女少多鳏夫”。

三 慈幼之举

两宋王朝出于培育税源的需要，鼓励生育，禁止杀婴。法令规定：“故杀子孙，徒二年。”并且不断予以重申。如绍兴八年（1138），“禁贫民不举子”；十五年，规定：“杀子之家，父母、邻保与收生之人，皆徒刑编置”；开禧元年（1205），“申严举子弃杀之禁”。不少地方官员奉行禁令甚力。如《麈史》卷上《惠政》载，俞伟知顺昌县（今属福建），作《戒杀子文》，劝谕百姓“无得杀子，岁月间活者以千数”，因而受到朝廷嘉奖。但因杀婴之风形成原因深刻，禁令终究只能奏效于一时一地。

与此同时，朝廷实行慈幼政策，其主要举措有四：

1.资助产妇。如绍兴八年（1138）五月，高宗诏“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乾道五年（1169）四月，孝宗诏“应福建路有贫乏之家生子者，许经所属具陈，委自长官验实，每生一子，给常平米一硕、钱一贯，助其养育。余路州军依此施行”。庆元元年（1195）五月，宁宗“修胎养令，赐胎养谷”。

2.收养弃婴。如庆元元年（1195）正月，宁宗诏：“两浙、淮南、江东荒歉诸州收养遗弃小儿。”宁宗以后，官府设立专门收养弃儿的机构，称婴儿局或慈幼局。湖州（今属浙江）婴儿局系嘉定年间通判袁甫所创，其办法是查明确系弃儿，“使乳母乳之，月给之粟，择媪五人为众母长，众乳各哺其儿，又一人焉，以待不时而来者”。临安府慈幼局创立于理宗时，《宋史》卷43《理宗本纪三》载，淳皊九年（1249）正月，“诏给官田五百亩，令临安府创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初生儿”。宝皊四年（1257）十一月，“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永乐大典》卷19781《婴儿局》所载南宋后期设立的慈幼局，有宝庆府（治今湖南邵阳）、广德军（治今安徽广德）、无为军（治今安徽无为）、苏州、汀州（治今福建长汀）、建康府、江阴军（治今江苏江阴）等89处。关于临安府慈幼局的情况，《梦粱录》卷18《恩霈军民》称：“有局名慈幼，官给钱典顾乳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至于外地，《遂昌山樵杂录》云：“贫家子多，厌之，辄不育，乃许抱至局，书生年月日时，局有乳媪鞠养之。他人家或无子，却来取于局。岁侵，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无抛弃子女。”

3.设立举子仓、举子田。淳熙年间，福建安抚使赵汝愚创立举子仓。刘光祖《宋丞相忠定赵公墓志铭》称：“闽俗，生子往往不举。公创举子仓，凡贫不能举其子者，以书其孕之月而籍之。及期，官给之米，而使举其子，所全活甚众。”庆元元年十一月，朝廷“将建、剑、汀、邵四州没官田产免行出鬻，官收其课，以给助民间举子之费”。嘉定五年（1212），知桂阳军（治今湖南桂阳）赵崇度把户绝、冒占等田作为举子田，将地租收入存入举子仓，以充举子之费。江东转运副使真德秀嘉定十年所创慈幼庄，其性质和作用与举子田、举子仓相同。

4.鼓励百姓领养弃子。《宋刑统》卷12《户婚律·养子》规定：“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为鼓励百姓领养，朝廷一再强调收养之后，“将来不许认识”。并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若民间之人，愿收养者听。官仍月给钱一贯、米三斗，以三年住支。”起初“遗弃小儿止许收养三岁以下”者，乾道元年（1165）三月改为“自十岁以下听人家收养”。鉴于领养弃子年龄偏大，日后容易发生纠纷，当年七月又改为7岁以下。

对于慈幼政策，不少地方官员虽然尽力执行，但在推行过程中问题很多，如抚州（今属江西）慈幼局设立不久，便名存实亡；南剑州举子仓因“乡官非人，与吏为奸，冒佃隐输，虚支诡贷，色色有之”，以致“民实有不沾实惠者”；生子给钱米往往难兑现，司农寺主簿盛师文指出：“临安市井穷民未闻有得斗米千钱者”，并感叹：“况于乡村与夫穷僻镇聚？”总之并未达到预期目的，未能扭转杀婴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