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按照礼法应当土葬，但实际上各种葬法并存。《岳阳风土记》称：“荆湖民俗”，“死者多不埋葬，或暴露风日，或置之木梢，谓之死丧祥”。“暴露风日”即野葬，“置之木梢”即天葬。还有实行水葬的，如凤州（治今陕西凤县东北）“贫民不能葬者，弃尸水中”。野葬、天葬、水葬仅存在于个别地方。而当时火葬之流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实属罕见。
一 流行甚广
《日知录》卷15《火葬》指出：“自宋以来，此风日盛。”据估计，两宋时期的火葬率在10％-30％之间，以河东路和两浙路的火葬率最高。河东路火葬习以成俗，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称：“河东俗杂羌夷，用火葬”；程颐《明道先生行状》云：“晋俗尚焚尸，虽孝子慈孙，习以为安”；毕仲游《乞理会河东土俗埋葬札子》说：“其俗勤于养生，怠于送死。非士大夫之家，中户以下，亲戚丧亡，即焚其尸，纳之缸中，寄放僧寺与墓户之家，类不举葬。盖虽上户，亦有不葬而焚之者。”关于两浙路的情况，《清波杂志》卷12称：“浙右水乡风俗，人死虽富有力者，不办蕞尔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凿方尺之池，积涔蹄之水，以浸枯骨。”如“衢人之俗，送死者皆火化于西溪沙洲上”。海盐的焚化院即火葬场“去县五里，在城西门外”。苏州的火葬场即化人亭在城外西南隅的通济寺和齐升院，其习俗为：“亲死肉未寒，即举而付之烈焰，杈棒碎拆，以燔以炙，余骸不化则又举而投之深渊。”至于临安的化人亭，设在西湖东北角的圆觉禅寺和钱塘门外的九曲城菩提院内。《马可波罗行纪》称杭州“人死焚其尸”，并描述道：“富贵人死，一切亲属男女，皆衣粗服，随遗体赴焚尸之所。行时作乐，高声祷告偶像，及至，掷不少纸绘之仆婢、马驼、金银、布帛于火焚之。彼等自信以为用此方法，死者在彼世可获人畜、金银、绸绢。焚尸既毕，复作乐，诸人皆唱言，死者灵魂受偶像接待，重生彼世。”
火葬习俗流行甚广，如荆湖南路，刘挚《忠肃集》卷13《侍御史黄君墓志铭》称：“楚俗，死者焚而委其骨于野”；荆湖北路，《宋史》卷437《刘清之传》云：“鄂俗”，“死则不葬而畀诸火”。在福建路，泉州“贫瘘之家，委之火化，积习岁久，视以为常”；罗源（福建今县）“丧死者，焚尸糜其骨，众董和合，凌风飘飏，命曰升天，以尤细为孝”；建安（即今福建建瓯）程知县曾发布《谕俗不得火葬文》。《马可波罗行纪》所载“人死焚其尸”的地方还有强格路（似为景州）、临州城（似为利国监）、邳州城（在沂、泗两水汇合处）、宝应县城（今属江苏）、襄阳府大城（即今湖北襄阳）、塔皮州城（在杭州西南）。近数十年，数量可观的宋代骨灰盒和火葬墓在四川、福建、上海、河南、山西、湖南、广西等省市均有发现。
二 成因复杂
《容斋续笔》卷13《民俗火葬》称：“自释氏火化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其实火葬并非舶来品，我国远古时代早已有之，进入文明时代后，中原地区才逐渐稀少。佛教传入中原地区以后，从汉到唐九百年间，火葬者极少，不是“所在皆然”。宋太祖所说比较符合实际：“近代以来，率多火葬。”中原地区盛行火葬始于以社会动乱为表象、社会变革为内涵的唐末五代。在这场社会变革中，包括死者以“入土为安”在内的不少传统观念动摇。加之适逢战乱，生者尚且苟延残喘，死者后事只能从简。于是火葬在变乱中，悄然成为风俗。风俗一旦形成，即具有稳定性。入宋以后，人们越发感到火葬优点不少：
一是卫生。如建安“谢六解妻周氏，六月无疾暴亡”，正值酷暑盛夏，如果定要土葬，势必旷日持久，尸体臭不可闻。“其家谓死非其时，是晚便行火厝”。水乡气候潮湿，疾病易于流传。《夷坚丁志》卷15《张皀复生》称：“江吴之俗，指伤寒为疫疠，病死气才绝，即殓而寄诸四邻，不敢时刻留。”“至秋，将火葬。”防止传染病流行是实行火葬的一个重要原因。北方人贾同《禁焚死》云：“或以恶疾而死，俗云有种，虑染其后者而焚之。”可见北方亦因讲究卫生而实行火葬。
二是方便。《书仪·丧仪》指出：“世人又有游宦没于远方，子孙火焚其柩，收烬归葬者。”如治平年间，泽州（治今山西晋城）“郡官有母死者，惮于远致，以投烈火”；淳熙年间，福州籍大学生王寅攻读于长兴（今属浙江）大雄寺，突然病死，亲属闻讯赶来，“火化尸柩，收骨归矣”；泉州苏二十一郎“为行商，死于外，同辈以烬骨还其家”。火葬特别便于远途归葬故乡。
三是节省。火葬比土葬开支小，被称为“省便之计”，当时人往往因“避于葬费而焚弃”。毕仲游认为，“务从省俭”是“衣食至薄”的河东路盛行火葬的原因之一。两浙路情况类似，荣鑊指出：“吴越之俗，葬送费广，必然累而后办。至于贫下之家，送终之具，唯务从简，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
当时火葬流行的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宋代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人口增长的高峰，加之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深化，人多与地少的矛盾尖锐，死人与活人争地的问题突出。宋人反复指出，“土狭民众，惜地不葬”是河东路盛行火葬的主要原因。人口密度最大的两浙路，富裕人家也不愿将“蕞尔之土”用于安葬死者。至于城市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尖锐，如“鄂州地狭而人众，故少葬埋之所。近城隙地，积骸重叠，多舆棺置其上，负土他处以掩之。贫无力者，或稍经时月，濒于暴露，过者悯恻焉”。情况如此严重，火葬势在必行。依据临安的实际情况，俞文豹指出：“今京城内外，物故者日以百计。若非火化，何以葬埋？”难怪在观念上反对火葬的程颢，一旦面对现实，也不得不说：“其火葬者，出不得已。”
三 屡禁不止
士大夫大多激烈反对火葬，将火葬胡乱比附为焚尸扬灰：“古人之法，必犯大恶则焚其尸。”他们埋怨朝廷禁而不力、地方官员听之任之。其实两宋王朝一贯错误禁止火葬。北宋刚刚建立，太祖便发布敕令：“京城外及诸处，近日多有焚烧尸柩者，宜令今后止绝。”《宋刑统》卷18《贼盗律·残害死尸》抄录了唐律禁止火葬的全部规定，如“子孙于祖父母、父母”，“烧棺椁者流二千里，烧尸者绞”。此后朝廷不断申严此禁，如绍兴二十七年（1157）九月，范冈上奏：“今火葬之惨日炽，事关风化，理宜禁止。”高宗接受建议，“申严法禁”。
对于朝廷的火葬禁令，地方官员大多竭力推行。以火葬率最高的河东路为例，知并州（治今山西太原）韩琦厉行火葬之禁，号称“自是风俗遂变”；庞籍、孙沔先后出知并州，同样严禁火葬；程颢知晋城（今属山西），“申焚尸之禁”；范纯仁知太原府（治今山西太原），“遣僚属，收无主烬骨，别男女，异穴葬者三千余。又推之一路，葬以万数计”；毕仲游提点河东路刑狱，宣称“尚敢焚毁”，必将“裁之以法”，手段可谓强硬；李昭玘任潞州（治今山西长治）通判，鉴于“潞民死多不葬”，他“斥官地，画兆鋄，具棺衾，作文风晓之”；孙贲任河东路转运使，发现这里“弊俗如故”，要求地方官“常加禁约，无废前规”。至于其他地区，如华容（今属湖南）知县黄照、罗源主簿林正仲、泉州知州真德秀、吴县尉黄震等人都竭力禁止火葬。然而火葬之俗自有其深刻成因，禁令只能奏效于一时一地。
四 设立义冢
两宋王朝一面厉行火葬之禁，一面着手解决葬地，设立义冢。义冢又称义阡，是掩埋无主尸体的公墓。元丰三年（1080）三月，神宗采纳开封府界提举常平等事陈向的建议，“令逐县度官不毛之地三五顷，听人安葬。无主者，官为瘗之。民愿得钱者，官出钱贷之。每丧毋过二千，勿收息”。并授权陈向“主其事”。这意味着义冢形成制度。崇宁三年（1104）二月，中书就健全义冢即漏泽园制度提出建议：1.加强管理：“诸以漏泽园葬瘗，县及园各置图籍，令厅置柜封锁。令佐赞移，以图籍交授；监司巡历，取图籍点检。”2.统一规格：“应葬者，人给地八尺，方砖二口，以刻元寄所在及月日、姓名。”“军民贫乏，亲属愿葬漏泽园者，听指占葬地，给地九尺。”3.允许移葬：今后亲属“乞改葬者，官为开葬，验籍给付”。4.妥善保护：“无故若放牧，悉不得入。”徽宗当即接受大臣建议，予以批准，“并著为令”。漏泽园是蔡京为义冢取的新名称。《汉书》卷64上《吾丘寿王传》载，吾丘寿王称赞西周“德泽，上昭天，下漏泉”。颜师古注曰：“漏，言润泽下沾，如星之漏。”漏泽园即取名于此。崇宁年间各地相继建立漏泽园，如明州（治今浙江宁波）虽远离京城，但闻风而动，所属鄞县、奉化、慈溪、定海、象山、昌国六县当即设置漏泽园。北宋末年，宋金开战，漏泽园之事无人过问，园地丧失，以致“已死者衔发掘之悲，而后死者失掩埋之所”。绍兴十四年（1144）十二月，高宗在南方站稳脚跟后，“诏临安府及诸郡复置漏泽园”。在朝廷一再催促下.各地漏泽园得以陆续恢复并增设。
宋代义冢制度在推行中弊端甚多：一是弄虚作假。朝廷规定守园僧人“以所葬多为最，得度牒及紫衣”，守园僧人“遂有析骸以应数者”，以便冒领“恩例”。某些地方官员居然“责保正长以无病及已葬人充”。无病便葬，即是活埋。如此草菅人命，按照法令，仅“杖一百”。二是敷衍塞责。按照规定，“凡漏泽园收瘗遗骸，并深三尺”。某些地方政府应付差事，“或不及三尺而致暴露者”，葬了等于不葬。三是胡乱开支。某些地方官吏“奉行颇过”，在“葬日及岁时，设斋醮，置吏卒护视”，以致入不敷出。
何况义冢制度本身就有问题。朝廷明令禁止火葬，一味推行土葬。只顾死者的埋葬处所，不顾生者的生存状况。人们抨击义冢制度“不管活人，只管死尸”。在人多地少矛盾尖锐的宋代，义冢根本无法满足需要。如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义冢“暴骨如莽，后殡者多发前冢，弃枯骼而纳新棺”。要解决这一问题，只得求助于火葬。江南东路转运副使真德秀在创建建康府南义阡时，订下一条规矩：“地满之日，支钱焚化。”浙东提举常平李大性在设置绍兴义冢时，公开宣布：“其有徇浮图火化者，助之缗钱，从其私。”总之，两宋统治者推行义冢制度，预定目标未能实现，火葬之俗难以革除。正如顾炎武所说：宋代“虽有漏泽园之设，而地窄人多，不能遍葬，相率焚烧，名曰火葬，习以成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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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作宾、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3，《漏泽园》；《宋会要》食货68之131、132。
《老学庵笔记》卷2；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43，《风土志二·义冢》；张铉：《至正金陵志》卷12下，《古迹志·陵墓》。
《嘉泰会稽志》卷13，《漏泽园》；顾炎武：《日知录》卷15，《火葬》。
辽、西夏、金、大理辖区及宋辖少数民族居住区，各种葬法应有尽有。一个民族在内在因素的驱动和外在因素的影响下，丧葬习俗前后又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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