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年简史——文天祥的宁死不屈，其实与“民族主义”无关

王朝鼎革，对先后当家的那两家皇室，以及他们的文臣武将们来说，自然是惊天动地的变局。不过现在很多人视宋元更迭为莫大变局，并不是站在两家皇室及其将相立场上看问题的结果，这是从“大变局”论者自身出发的一种当代感受；不只如此，他们还将自己这种感受直接投射到当时的社会思潮中去，误以为那时候的人们必定也有与他们同样的想法，根本不能接受由一个蒙古人出身的皇帝来统治汉文明社会的事实。我说“一个虚幻的‘大变局’”，就是指浮现在他们心目中的这片非历史的幻影。

宋朝军民曾经对南下的元兵做过殊死抵抗。这种行动具有“两国相争，各为其主”的性质，事实上它们曾出现在每一次改朝换代之际。同时也正如其他很多次的改朝换代一样，在“两国相争”随着宋朝的灭亡而很快过去之后，汉地社会安然接受了元朝的统治，尽管坐在天子宝座上的是一个来自蒙古部落的皇帝。在国家属于一姓、一家的时代，民众对国家的义务只是交税纳粮服差役。对他们来说，自古无不亡之国。国家兴亡是他们无须挂心的事情。谁当皇上，给谁纳粮，才是老百姓的分内事。灭国者，易姓而已，不值得变成老百姓眼里的“大变局”。

那么，亡国后的南宋官僚士大夫是不是认为，汉文明照临之下的这一方河山，绝不能被一个出自“夷狄”的蒙古皇帝所统治呢？如今大概有很多人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心里最先想到的例子，可能就是文天祥。

那就让我们谈谈文天祥。文天祥曾不止一次被元军扣留和俘获。在最后一次被俘时，宋室已落到真正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匆忙吞下随身带着的毒药，又喝下许多水，好让毒药尽快发作。可是环境已窘迫到连干净的水也找不到了。急性腹泻意外起到排毒的作用，竟使他求死而不得。在被元军从广东押解到北方的路上，他曾绝食很多天，想让自己饿死在故乡江西，但还是没有遂愿。到达元朝首都后，他被关押了将近四年，经受过无数回劝降的考验。劝说他的人里包括元朝宰相、元帝忽必烈、文天祥从前的同事、与他身份相当的宋朝状元宰相，乃至已降元的宋朝皇帝本人等，但他丝毫不曾改变早已立定的志向。用他本人的话说：“一死之外，无可为者”“虽刀锯在前，应含笑入地耳”!他终于履行了自己的庄严承诺，英勇就义。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德英雄之一。连蒙古人也称赞他说：“赵家三百年天下，就是这一个官人。”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

但是他的故事里也有一些很重要的细节，一直被今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就使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文天祥，多少偏离了历史上那个文天祥原来的模样。他究竟为什么而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有必要仔细倾听文天祥自己的诉说。

他的二弟曾为南宋守惠州，降元后做了新朝的官。文天祥在北京监狱里听说二弟到首都来朝见元帝忽必烈，于是写了一首诗说：“弟兄一囚一骑马，同父同母不同天。”但是这句话并没有责备或谴责的意思。因为诗的最后一联写道：“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诗中的“三仁”一词，原指商末的三个王室成员：微子去国流亡，箕子佯狂装疯，比干因犯颜劝谏商王而被杀。孔子所谓“殷有三仁焉”，即指此而言。那么文天祥诗里的“三仁”所指何谓呢？在他写给幼弟的一封信里，他说：“我以忠死，仲以孝仕(老二为奉养老母尽孝，只好入新朝做官)，季也其隐(至于最小的你嘛，还是隐居的好)。……使千载之下，以是称吾三人(让千年后的人们，因为弟兄三人的不同选择，而称道我们三人)。”很明显，诗里的“三仁”与信中的“三人”，是两个完全等义的用语。他对二弟的谅解，反映出儒家的忠与孝，以及忠与恕两对观念之间的纠结或紧张，但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考察的问题。

与当前讨论有关的是，文天祥尊重二弟的选择，表明在他的思想里，在元与宋两个王朝之间不存在夷夏等差的区别，它们是同样可以为之效命的对象。

文天祥本人虽然早已做好了为宋王室殉命的准备，但他也没有完全排除选择活下去的可能。他曾十分明确地表示：“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意思是说，如果承蒙宽大，将我释放，让我以道家者流的身份回去故乡，那么今后要我作为方外之士给朝廷出出主意，那还是可以的。但是元朝给他的只有另外两种选择：要么像为宋服务一样地替元朝做事，也就是在元政府里做大官；要么就做烈士，为宋死命。文天祥的回答很干脆：“岂有事二姓之理？”为此他勇敢地选择了死亡。他一再强调自己可以接受以“黄冠”“方外”的身份活下去，说到底也是在婉转地表达绝不能在元朝做官的心意。

无论如何，文天祥以死抗争，并不是因为他以夷夏之辨为理由而拒绝元朝统治的合法性。他的立场与我们今日称为“民族主义”的立场毫无关系。那只是一种前朝“遗民”的立场，即前朝曾做过官员的人在王朝更替后所应当持守的道德立场。它不要求你投身推翻现政权的地下活动。你完全可以承认新王朝的合法性，只要你不进入新的政府里去做官就行了。遗民身份及身而止，无须代代相传。文天祥有一个儿子接受了元朝的官职。这对他来说无可指责，因为遗民的儿子无须再受制于其父辈所必须遵从的道德约束。

文天祥并不是宋元之际的一个孤立个案。现在我再举一个在当日差不多同样有名的人，来进一步证明以上的说法。

征服南宋之后，忽必烈派了一个叫程钜夫的比较熟悉江南社会的人，到南部中国去“寻好秀才”，即寻访可以用来治理江南的当地优秀人才。在程钜夫开列的二十多名“好秀才”的名单中，居于首位的据说是与文天祥同榜的进士谢枋得。此人参加过南宋最后阶段的抗元战争，兵败后逃入武夷山里，靠替人看病、算命和卖药材度日。程钜夫向他表明来意后，谢枋得写过一封谢绝推荐的信给程钜夫。其中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大元治世(太平盛世)，民物一新(人民与万物都面貌一新)；宋室旧臣，只欠一死(可惜我是宋朝遗留下来的旧官僚，只剩下一口气未断，是不能在此盛世有什么作为了)。”他从此东躲西藏，想逃避政府的委派。但是福建地方当局还是找到了他，强迫他进京接受官职。现在他面对的是与文天祥相同的有限选项：做官或者了断自己的生命。结果他在京师的一个庙里绝食身死。这时距离南宋灭亡已经好几年了。

最有意思的是，元朝灭亡后，不肯到明政府里做官的元遗民，数量甚至比见于记载的宋遗民多得多，其中大多数又都是汉族中人。钱穆本人把元亡明兴看作是结束异族统治、“华夏重光”的“大关节”。同时他又失望地发现，那时候的人们却根本没有这样的观念，“心中笔下无华夷之别”。他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古今差别，却又在无意中触犯了不应以今律古的训诫。当代许多人误以为文天祥是为坚守华夷之辨的立场而死，恰恰是从相反的角度在重犯钱穆的上述错误。

近二三十年来，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研究，获得了许多很值得我们重视的新见解。其中与我们现在的讨论有关的，主要有以下这些：第一，民族不是完全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的纯客观存在物，而恰恰是由人们的意识，也就是由所谓“民族认同”参与塑造而产生的；第二，民族因此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共同体，而是一种文化共同体；第三，民族的存在已久历年岁，它可以分为传统时期的民族与近现代民族两种不同形态；第四，近现代民族与近代才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密不可分，事实上它就是民族主义的产物；第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早期民族主义所竭力追求的单一民族国家，其实并不是现代国家的典型形态，多民族国家才是现代国家最为普遍也最“正常”的形式。根据早已过时的民族主义信条，去衡量一个尚未存在民族主义的时代里的人物行为和他的思想，这就是我们经常误读文天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