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年简史——御前撤座的背后：对皇权的束缚松开了

我们都知道，宋太祖用美酒加上“白驹过隙”的比喻，敦劝中央禁卫军的高级将领们放弃禁军执掌权，到地方就职，安养天年。问题在于：任何一个君主，都能买得起更好更贵的美酒，为什么只有赵匡胤才做得到用美酒换取部下手里的军权？如果把考察的时间往前推移，就会发现自五代以来，皇帝削减军阀势力的努力一直处于进行时。若把观察再往前推几步，我们还能发现，自从东晋以来，一度跌落到谷底的皇权，早已在逐步摆脱日渐衰落的贵族政治控制，并缓慢地恢复自己在秦汉时所曾拥有过的无上权威。这一趋势很清楚地反映在君臣间的尊卑反差重新被拉大的长时段过程中。

在秦汉时期，臣下见君主时严禁随身携带武器。但到了西晋，君臣相见，“自天子以下，皆衣冠带剑”。这一风气，持续于整个南北朝。直到隋代，才重新规定，朝会时登殿者，必须解除佩剑、脱去军靴(军靴里易于藏匿暗器)。到了唐朝，百官进入宫殿门，要经过“监搜御史”搜身检查。后来又规定，宰相入殿，停止监搜，算是对百官首脑的特别优待了。

到这时为止，大臣的尊严虽已不如从前，但最高权力集团成员在御前议政时，在皇帝面前每人还有一个座位。宋太祖一即位，这种“坐而论道”的权力也被蓄意取消了。宋初的最高权力集团中人，在北周时都与赵匡胤一起在朝内做官，而且地位还多高于赵匡胤。这帮从前曾参与“黄袍加身”的政变密谋者，一夜之间变作赵家臣下，他们真的能服气吗？皇帝如何才能在与他们相处时将今非昔比的君臣名分突现出来呢？于是有了御前撤座的安排。

关于宋初的宰相们被御前撤座的故事，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一说是出于宋太祖本人的强势推行。最初召集讨论军国大事的御前会议时，有关部门按照惯例，还依次为宰相以下的各人布置了座位。宋太祖一进会议室，就把脸一板，下令撤去众人座椅。

不过对从前老在一起混的兄弟们如此无情，怎么做得出来？于是又有了暗中安排的说法。有一段宋人笔记记载，从唐朝以来，凡大臣见君主，都会在殿上按官位高低排列座次，然后集体讨论各人需要请示的事情。宋太祖即位后的一天，宰相范质等都还坐在各自的位子上。太祖对他们说：“我眼睛有点花，你们把各人手里的文件都拿到桌前来，好让我观看。”一帮人纷纷站起来走到太祖桌子前，等他们看着皇帝一一就请示文件做出回应，转身想回到原先的座椅上去时，发现座椅早已被预先吩咐好的太监们搬走了。

过去坐论天下结束后，“常从容赐茶而退”，大家一起喝喝茶再告退。现在站着说完话，不便再站着喝茶，所以“啜茶之礼”自然也就废除了。也有人说，站着见君上，是范质自己向赵匡胤提出来的。因为他在后周位至宰相，比赵匡胤当年的身份还要高。现在做了赵匡胤的臣子，不得不格外表示自己的恭顺畏惧。无论这件事最初起意于何人，总之高级官僚从此只能站着与皇帝商议国家大事，一站就站了近千年。

天子与群臣间的尊卑反差缓慢而确凿无疑地日益扩大，显示出隋唐至两宋皇权不断抬升的明显迹象，但这还不是前者的全部内容。皇权实施对官僚体系的绝对支配，最重要的一个“抓手”是任命宰相。“人君所论，只一宰相”。这就是说，任命或更换宰相人选，是皇帝用来实现自己的统治意志，实现或调整他所中意的大政方针最重要的手段。这个权力，绝对是被皇帝所专断的。掌握在皇帝手里的人事大权，不止于任用宰相，还包括委派担任其他重要职务的高级官僚。君主左右的权臣、嫔妃、宦官等都可能对君主任用大臣的决策施展某些影响，不过这只是法定程序之外对君主权力的隐性盗用。宋真宗晚年身体不好，与寇准的关系也变坏了。丁渭、李迪同为宰相，在真宗跟前请示如何处置寇准。真宗回答：可以把他安排到一个“小处”(就是不太重要的州郡)当州官。丁渭与寇准是政敌，就在请示公文末尾写上：“奉圣旨，命他到远小处(地理上偏僻且不重要的州郡)做州官。”李迪看见丁渭这样写，责问道：“皇帝之前的话里没有‘远’字。”丁渭咬定他确实听见了皇帝口中的那个“远”字。两人为此大吵起来。可见专制君主对朝政的把控，是切切实实被贯彻的。

现在我们看到，在从隋唐到两宋的专制君主官僚体制内部，存在着两种趋势。二者在并长争胜的同时，按各自的轨道持续演进：其一是专制皇权在支配官僚体系方面的权威与权力在逐渐增长；其二则如我们前面所描述的，官僚体系约束皇权的制度安排和惯行体例，也自东晋以来在经历一个逐渐被固化的过程，成为历代皇权无法轻易摆脱的一系列“旧例”。这种对于皇权的约束，在北宋士大夫精神高度奋发的情况下，甚至达到了某种前所未有的程度。

那么这二者之间有矛盾吗？如果从静态的权威与权力分配的角度看问题，二者之间非但互相矛盾，而且是你死我活、互相颠覆的。那就像要把一块蛋糕切成两半，这一半大了，另一半就必然要变小。可是如果我们能学会用动态的眼光看问题，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它也可能像是在拉一根橡皮筋，这一头的拉力增大了，为维持平衡起见，另一头的拉力必然也要增大。这样一来，结果就不是你大我小，而是在两头拉力同时增大的平衡中，橡皮筋本身的张力也在增大。皇帝支配官僚体系的权力、权威，与官僚体制反过来对皇权产生的制约力量，完全可能同时在强化。当然，它也使得专制君主官僚制这一权力体系内部的张力大大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