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年简史——元朝等同于蒙古帝国吗

当人们被问到“元王朝给中国带来了哪些重大的变化”这个问题时，绝大多数人可能会立刻想起“崖山之后无中国”那句话。是啊，如果元朝的统治把中国的存在都中断了，那还有比这更重大的历史影响吗？更多的人未必同意上面的说法，但在他们心里其实也多少有些疑惑，觉得这话好像也有点道理，所以即使认为这样说恐怕是错误的，也不知如何反驳。我们稍后会马上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元代带给中国历史的重要变迁，我们可以举出很多项。比如在今天回族的形成过程中，元代就是一个关键性和决定性的时期；西藏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也始于元朝；元曲作为中国戏剧史上第一座高峰，跟元朝通过读书入仕的困难，以及思想和文化钳制相对宽松有密切关系；另外，科举考试核心内容的调整，使理学确立了在传统中国意识形态中的支配地位，这也正是发生于元王朝。但是我在这里想着重讲述的，是这一时期两个最根本的方面：其中之一是元朝开创了与传统的汉唐模式很不一样的崭新的国家建构模式；另一个则是从东晋六朝以来形成和固化的官僚体系制约、抗衡专制君权的原有机能，经过并不专制的元朝皇帝之手，却反而被基本摧毁了。

现在让我们先说前一个方面。由元朝搭建的不同于汉唐的帝国模式，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历史的，即取法于辽、金两朝。不过辽、金在构造一种新帝国模式方面的尝试还很初步、很不成熟。尤其是金朝，自海陵王开始就大体上终止了这方面的努力。所以它们能留给元朝的历史经验和影响，还相当有限。元朝是从蒙古帝国转化而来的，因此元代国家建构的另一个更直接来源，就是它自身的祖型——蒙古帝国。那是一个囊括了众多被征服民族的庞大帝国，它的幅员在最大时曾达到马其顿王国的四倍、罗马帝国的两倍。

话说到这里，就必须对一个看起来简单但又很难讲清楚的问题加以澄清：蒙古帝国和元王朝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两者的历史定位到底有什么不同？

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识的。蒙古帝国是一个辽阔的世界性帝国，它的历史是一部世界帝国的历史，而不可能被单独涵盖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之中，正如同没有人会把罗马帝国的历史看成仅仅属于现代意大利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欧亚大陆很多国家的历史，都存在一个“蒙古帝国占领时期”。而今日蒙古国的历史，或许应该包含一段“蒙古国在蒙古帝国时代”的历史。完全没有理由把蒙古帝国的历史整个地包含在现代蒙古国的历史之中；当然也没有理由认为它应当整个地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但是元朝就完全不一样了。作为从蒙古帝国的分裂中产生的一系列继承国家之一，元朝的历史，已不能再看作是中国被某个不属于中国的政权所统治的一段殖民史。因为元代疆域的绝大部分为今日中国所继承，元代的政治统治中心，及其人口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重心都位于今日中国境内。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元朝的蒙古族，今天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当今蒙古族总人口约有一千一百万，其中有六百一十多万人生活在中国，三百二十多万生活在蒙古国，另有八十多万生活在俄罗斯。构成蒙古族总人口大半的，是当代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既然由汉民族建立的历代王朝经常把邻近汉地的各少数民族地域一起纳入版图，那么对于由蒙古族建立的并且主要位于现代中国版图上的元王朝，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承认它也是对此前“中国”的全方位继承呢？中国既然是多民族统一国家，那就应当对这些民族曾经在中国版图上建立过的王朝政权予以平等看待。我们不能说，只有皇帝宝座上坐的是汉族的政权，才能拥有在历史上建立统一国家的资格；只有汉族出身的皇帝，才有权力在历史上统治包括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这块版图。

所以，我们当然应该毫不动摇地肯定，元朝像汉唐宋明一样，是属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政权。元朝的历史，是构成中国自身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道理，对于如何认识清朝在中国史上的历史定位问题，也同样适用。

其实，上面说到的元朝源于蒙古帝国又与蒙古帝国迥然不同的认识，在元代人的心里还是很清楚的。蒙古帝国采用“大蒙古国”(Yeke Mongqol Ulus)作为自己的国号；忽必烈在1271年采纳汉语词汇“大元”作为新国号，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原来那个“大蒙古国”的称号。一直到元代晚期，蒙文碑文里使用的正式国号，或者叫“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Dai On-kemeke Yeke Mongqol Ulus)，或者是它的压缩形式“大元大蒙古国”(Dai On Yeke Mongqol Ulus)。甚至被明朝赶回草原后，蒙古人仍长期把“大元”当作一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庄严名号，尽管他们逐渐淡忘了它的真实历史含义。明史上著名的“达延”汗，其名号“达延”就来源于对“大元”名号的另一种汉字音译。

对蒙古帝国和元王朝之间的区别意识，同样反映在下述事实中，即元代加封的本朝先帝庙号，其中有两个包含“祖”字。他们把开创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尊称为本朝“太祖”。这与唐人尊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李虎为太祖相似——李虎因为最早受封为唐公而被视为“建邦启土”奠基人。除了元太祖，元朝还有一个含“祖”字的皇帝庙号，即元世祖忽必烈。元以前历朝庙号以“世祖”相称者凡十余例。其中最合谥法制度者，应数东汉尊光武帝为世祖的成例，用这个尊号“以明再受命”，也就是表彰他再度接受天命、重建国家的功业。自三国后，这个尊号的使用就越来越失去轨度。晋武帝司马炎、十六国里夏国的赫连勃勃都以初立国之君而称世祖，南朝萧梁临近亡国时的短命君主，“秉性猜忌”“御下无术”的梁元帝，也被赠封为世祖。而金朝则把它拿来封授从未即过帝位的完颜阿骨打之父。所以刘知几才会说，自曹魏而下，“祖名多滥”(称“祖”的规矩已经完全被破坏)。元以忽必烈为世祖，则是因为他大规模改弦更张，重新建立了一整套国家制度。拿当时颁布天下的汉文诏令上的话来说，新政权要实现的新目标，是“绍百王而继统”。“绍”即承袭、继承；它要继承的“百王”，不是指草原历史上的单于、可汗们，而是指中原历代帝王。它要接续的正统，指的也是中原皇统。可见与东汉光武相似，忽必烈实际也被当作一个重建帝业的人物来对待。两个带“祖”字的庙号，就这样把蒙古帝国与元王朝之间有关联又必须加以区别的关系说清楚了。这可能表明元人心里明白，漠北的大蒙古国和漠南的大元是两个不一样的国家，不只是首都搬了一次家而已。我们今天使用的“蒙元史”一名，其实并不是指“蒙古人做皇帝的元朝史”，而只能理解为蒙古帝国史和元代史二者的合称。

从上面对蒙古帝国与元王朝之间区别的分析，必然要引出另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拿什么时间作为一个节点，来把蒙元史一分为二呢？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变迁，大都是渐进的，不会像被刀切斧断过那样呈现清晰的边界。但是对历史变迁的分析既然需要从中划出阶段性来，那就必须找到某些富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把它们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志。依从如今大多数人获得新知识最便捷的途径，也就是查询“百度百科”，那么元朝就是从1271年开始的。这种说法的理由是，忽必烈虽在1260年称帝，但他为本朝选择“大元”这样一个国号，却是在12年之后。因此可以说，在1271年之前，确实还不存在可以称之为“大元”的王朝。根据另一种看法，元王朝的历史应从它征服南宋的那一年，也就是1276年算起——元军在这时攻下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宋帝出降。但也有人认为还应当往后推迟两年多，把南宋流亡小朝廷溃败崖山、小皇帝投海自尽看作宋元交替的年份。照这样的主张，则元朝始于1276年或1279年。这是根据传统中国的“正统论”原则来确定朝廷更替年代的结果。

但是以上见解都忽略了一点，即如何把元王朝的建立放置在从蒙古帝国到元王朝的历史性转变这个大背景下来加以考察。事实上，几乎与元王朝同时从蒙古帝国中分裂诞生出来的，还有另外四大汗国，即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位于南俄草原的金帐汗国，以及位于西亚的伊利汗国。前三者都是从成吉思汗另外几个儿子的封地转变而来的；而伊利汗国则属于忽必烈的皇弟旭烈兀，他身为蒙古帝国第三次西征的总指挥，独吞了那次征服的成果而自立于一方。由此可知，脱离欧亚西部四大汗国的形成去解释元王朝的建立，是不大容易的。所以还得寻找一个更合适的时间节点来标志蒙古帝国的瓦解，以及包括元朝在内的蒙古帝国五大继承国家的产生。

这个时间点其实也不难确定，那就是1260年。这一年及其稍后，在蒙古帝国的东部和西部，接连爆发了两场由成吉思汗家族内讧而引起的帝国内战。

1259年，蒙古帝国大汗蒙哥在四川前线战死。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分别依靠汉地和北方草原的政治经济资源，先后宣布继承大汗之位，由此导致两人之间长达四年的汗位争夺战争。东方战火燃起后不久，在西部，就在前面提到的忽必烈皇弟旭烈兀和金帐汗国之间，又为争夺高加索山南麓的丰美草原而交恶。金帐汗为此不惜与蒙古宿敌、埃及的玛木鲁克王朝结盟，以求击败自己的兄弟之邦。

这两场战争，足以成为昭告蒙古帝国分裂的标志性事件。而终于击溃阿里不哥的忽必烈早在1260年就抢先称汗，其新政权的成立恰好又与蒙古帝国的解体前后衔接。这样看来，把后来被赋予“大元”国号的那个新王朝的历史起始点追溯到1260年，不就是一件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吗？

所以，1260年成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的北部、西北及西南地区，自此就从蒙古帝国的统治转入元代中国治理之下。这时候，南宋距离它的灭亡还有近二十年；中国分处于宋、元两朝并存的状态中。在传统的“正统论”早已过时的今天，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认为，其中只能有一个政权才具备代表中国的资格。1206年，后来演变成世界帝国的“大蒙古国”诞生于蒙古草原。而到1260年，这个世界帝国已无可挽回地陷入解体的命运。就是在从中分化出诸多大型的地域政权过程中，元代中国开始现身于东亚。

自从元朝征服经济富庶、文化优雅的南方汉文明地区，并逐渐消化了这种征服的辉煌战果后，当代以及后世的人们更加强了对元代历史景观中一系列汉化特征的感知。一部似乎完全按照中原传统建立起来的专制君主官僚制的国家机器，一个史无前例地接近《周礼》中理想模板的汉式首都，尤其是那部按传统“正史”风格书写的汉文版《元史》，使元王朝从外表看来与汉唐差别不大，只不过如今住在比汉唐的京师更像汉唐的元大都里的皇帝，是一个蒙古人而已。

这样的感觉出自身居汉地的汉人心中，并没有什么可奇怪之处。随着对“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的观念逐渐被蒙古统治者理解和接受，元政府越来越注重以汉法治汉地。事实上只有很少的蒙古人进入人口稠密的汉地社会，而散居乡村的汉族民众甚至很少有机会看到身穿元朝制服的汉人官吏。直到元末，即使是在江南一个很繁华的小城镇里，人们仍然会对偶尔出现在街上的骑着马的蒙古族妇女感到非常稀奇。“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姑固”(忙不迭地卷起珠子门帘，好仔细打量骑马经过门口的那个戴着形状特别的“姑固帽”的蒙古妇女)。

但“汉化”只是元代多元文化景观中的诸面相之一。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元王朝的国家建构模式与汉唐不同，是因为它从前身蒙古帝国借用了，或者说继承了国家组织框架，而这个国家组织框架是以多元化的因地制宜原则为显著治理特征的。在汉地之外的元代疆域内，如藏地、蒙古社会或女真地区，人们感受到的是各自截然不同的“在地化”的统治图景。元代的汉人士大夫普遍把本朝视为“中国”，事实上“中国”也已经成为官方汉语文书对本朝的自称，它甚至还出现在元朝的汉语外交公文中。但在元代的蒙古语中，我们却一直只看见对构成“大元”版图各大区域的分别称呼，如达达国土(蒙古地区)、唐兀惕田地(西夏地区)、乞答惕田地(北部汉族地区)、土伯特田地(藏地)、哈剌章田地(也叫“黑爨田地”，是原大理国疆域；“章”是对蒙语中Jang的音译，后者源自藏语中对南北朝时代云南“爨”部名称的音译，藏语写作lJang，“丽江”就是它的另一种汉字音译)、察罕章田地(云南西北境内的纳西人地区)、蛮子田地(原南宋属地)、畏兀儿田地(维吾尔地区)、女直田地(女真地区)等等。一句话，在元代蒙古人的观念里，除了“大元”之外，似乎还没有产生一个可以用来涵盖所有这些地方，因而能与汉语“中国”相对译的专指的集合名词。蒙古语用于对译“中国”的Dumtadu ulus，很可能是晚至清初才从满语Tolimbai goron转译过来的。当然，我应当在这里强调：元朝的蒙古语里是否存在“中国”这样的专名，这个问题远不如乍一想来那般至关重要。因为“大元”这个词本身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等义词。

元朝也始终没有扔掉从蒙古帝国继承过来的政治统治权力的各种合法性象征。这不但体现在元朝一直保留着“大蒙古国”与“大元”的蒙、汉双语国号这一事实中，并且还通过与之相关联的其他一系列采用蒙汉双重符号体系的制度设计，每时每刻都隆重地表达出来。

对蒙古人来说，住在大都皇宫内宝座之上的人，始终是他们的大汗或合汗，虽然汉人都习惯于把他称为皇帝。按照汉制，皇帝在死后有一个庙号，我们已提到忽必烈死后称为世祖，他的下一任皇帝死后称成宗，那是表彰他能遵循世祖遗训，善于守成。但元朝皇帝还各自有一个“国语尊称”，即蒙古语尊号，大概在生前就被授予并使用了。如称忽必烈为“薛禅合罕”(Sechen Qaγan，意思是贤明合汗)，称元成宗为“完者都合罕”(üljetü Qaγan，意思是有福之汗)，诸如此类。既然身兼皇帝和大汗两种身份，大汗(皇帝)即位时，就需要按两种不同传统分别履行两次即位仪式。在依据中原范式设计的“皇帝即位受朝仪”里，实际上已经掺入了按蒙古旧制举办大汗登位仪式时最核心的成分。但此外还必须有一次纯草原式典礼，举行时禁止汉族大臣在场。

元朝还一直使用两种纪年方式。蒙古旧制以十二生肖纪年。这种纪年法到底是最初就起源于北方游牧人群，还是中原先以十二生肖与地支相配，然后传入北方民族的，现在还很难确切认定。但至少蒙古的十二生肖纪年，其渊源来自草原传统。元代的汉语公文采用汉式的皇帝年号加干支纪年，但蒙语公文以及从蒙文“硬译”过来的白话体汉文公牍仍延续十二生肖纪年的传统，或用十二生肖纪年加汉地农历月日，再加文书起草地点的格式化表述来结束公文。如“猴儿年二月十八日，漷州有时分(意思是在漷州的时候)写来”“鼠年二月十五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我们其实已经提到，元朝的法定官方语文，其实至少也有两种，那就是蒙文和汉文。此外皇家的祭祀礼仪也有蒙汉两套且并行不悖。

千万不要以为，仪式典礼是虚无缥缈的繁文缛节。国家典礼是一种非常实在的东西。它可以通过形塑人的态度而实实在在地引导人的行动，因而拥有强大的动员力量。元代共存并用的两套符号体系，代表了它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的权力资源和合法性基础。这是元王朝能够维持一个空前庞大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最根本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