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年简史——宋朝发现冤案之后会怎么办

前面我们介绍了宋朝繁复、周密的司法程序，不过，我们也得承认，司法程序再严密，也不可能百分之百避免错案、冤案。宋朝当然也会发生冤错案。下面我就来讲一起发生在北宋的冤案。

宋仁宗年间，陇州(今陕西陇县)下面的陇安县，有一个叫庞仁义的平民突然跑到县衙，检控马文千、高文密等五人是杀人越货的劫盗。陇安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局长)董元亨立即逮捕了马文千、高文密等人，交县法庭审讯。那个庞仁义又指使他的妻子与小妾做伪证，指证赃物，坐实了马文千等人的罪名。县衙破案心切，动用了刑讯，嫌犯之一的高文密大概因为熬不过去，死于狱中；其余四人则画押认罪。案子经陇州法院复审，判处马文千等四人死刑。

马文千的父亲上诉至陇州知州那里，但知州孙济却不予受理。经过一系列法定程序之后，马文千四人被执行了死刑。恰好这个时候，邻近的秦州(今甘肃天水)捕到真的盗贼，司法系统这才发现，马文千等人原来是冤死的。既然发现了冤案，接下来该怎么办？

宋朝政府立即展开两项工作，一是调查、问责，查清这个冤案是什么人造成的，再追究责任。在宋代，政府已建成了一套详备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今天我们要理解这套制度，须先了解四个概念：“故入人罪”“故出人罪”“失入人罪”“失出人罪”。这是四种类型的司法犯罪，简单地说，故入人罪，是指司法官徇私枉法，故意将无罪之人判有罪，或将轻罪判为重罪；故出人罪则是指司法官故意为罪犯开脱，将有罪之人判无罪，或者重罪轻判；失入人罪，是指司法官因过失，误将无罪之人入罪，或将罪轻者重判；失出人罪，则是指司法官因为失误，将有罪之人判无罪，或将罪轻之人判重罪。

宋朝对这四种错判的责任追究，有着重大差别。故入人罪与故出人罪因为是故意犯罪，受到的处罚最重，处罚的基本原则是以同罪反坐。比如一名无辜者被故意判了死刑，以后冤案若被发现，则故意错判的法官也将被判死刑。

受处罚最轻的是失出人罪，甚至在很长时间里，宋政府对失出人罪的司法官并不问责。问责制度这么设计，是为了贯彻“罪疑惟轻”的司法理念。因为面对一起有疑点的案子，失出(判得轻了)不问责，失入(判得重了)要追责，法官当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宁可失出，不可失入。从司法的实际效果看，这跟现代司法制度强调的“疑罪从无”是差不多的。

宋政府对失入人罪的处罚，要比对失出人罪重得多，按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的一项立法，凡司法机关失入人死罪，如果被错判死刑的犯人达到三名以上，则负首要责任的狱吏要被“刺配千里外牢城”；负首要责任的法官“除名”(开除公职)、“编管”(限制人身自由)；负次要责任的法官“除名”；负第三、第四责任的法官“追官勒停”(追夺职称、勒令停职)。

如果失入死罪的犯人达到两名，则负首要责任的狱吏发配“远恶处编管”；负首要责任的法官“除名”；负次要责任的法官“追官勒停”；负第三、第四责任的法官“勒停”(勒令停职)。

如果失入死罪的犯人只有一名，负首要责任的狱吏发配“千里外编管”；负首要责任与次要责任的法官“勒停”；负第三、第四责任的法官“冲替”(调离本职)。

以上对法官的处罚“遇赦不原”，即碰上国家大赦，也不给予赦免处罚。

我们前面讲的陇州冤案，就是一个失入人死罪的案子，被错判死刑的无辜者有四个人。这不可能不追究责任。最后，责任调查清楚，陇州判官李谨言、推官李廓、司理参军严九龄(均为陇州的法官)、陇安县尉董元亨，对五人冤案负直接责任，一并开除公职，发配到广州服役；陇州司理院的狱吏被杖脊，刺配沙门岛；陇安县狱吏被刺配广南牢城；对冤案负有连带责任的权州事孙济，被贬到烟瘴之地雷州当一名小官。

此时，正好遇上国家大赦，但宋仁宗还是没有赦免孙济等人之罪责，严惩了错案责任人。仁宗皇帝又给诸州县下了一道诏书，申明自今往后，法官鞫狱，如果冤枉好人，必定严惩无赦。

在追究法官责任的同时，宋政府还做了另一项工作，给受害者家庭发放经济补偿。仁宗皇帝下诏，给本案冤死者的家庭“赐钱粟”，免三年差役。赐钱粟，是赐给钱物与粮食，相当于今天的“国家赔偿”。当然，宋朝并没有“国家赔偿”，但说成是对冤案家属的经济补偿，是没问题的。

在宋代，冤案平反之后，含冤的人或其家属可以得到一份经济补偿，并不是只有陇州案一个特例，而是相当常见。我前几年曾收集到一些事例，这里介绍两个：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当时有一份自边关发往朝廷的军事密函，在传递过程中居然被人私自拆封，并塞入一封匿名信。出于保密的需要，宋朝的军事情报必须装在密封的竹筒内传递，叫作“递筒”，任何人私自拆开递筒，都是严重触犯法律的行为。现在递筒里面的密件被调包，朝廷当然震惊，彻查下来，获悉是池州的“递卒”——递卒就是送快递的士兵，叫作汪青，私自拆开了递筒。

当时宋朝与金国在边境对峙，汪青触犯军纪，后果很严重，所以被判了斩刑。几年后，却发现原来是其他递卒偷拆了递筒，朝廷这才知道汪青是冤枉的，而且被冤杀了。

既然是冤案，对法官的责任追究是免不了的。当年主审汪青案的法官，是池州太守赵粹中，他倒不是一个糊涂官，曾平反岳飞案。他对汪青案的错判应该是无意的误判，是“失入人罪”。但按宋代的司法问责制度，即便是好官，即便是“失入”，也是要问责的，所以赵粹中受了处分，其他有牵连的法官狱吏也都受到程度不一的责罚。

同时，宋孝宗下诏，给冤死的递卒汪青家“衣粮十五年”，即由政府赡养汪青的妻小十五年，以弥补汪青之冤。这个“给衣粮十五年”，便是宋政府给予错案冤死者之家属的经济补偿。

就我收集到的案例来看，这类经济补偿在“冤死案”的平反过程中最为常见。那么未死人的冤案是不是就没有经济补偿呢？也不是。来看第二个例子：北宋雍熙年间，宦官何绍贞出外办事，办好回京，走到开封府辖下的中牟县，天色未明，见到几个人手持武器，行走于路旁。何绍贞怀疑他们是盗贼，便将他们抓起来拷问，这些人受不了刑讯之苦，供认是盗贼。然后何绍贞押着他们回到京城。宋太宗得悉，先是非常吃惊，继而想道：这些人虽然手持武器，却未闻有抢劫的行为，如果真为劫盗，怎么可能束手就缚？因此，太宗命令开封府来调查此案，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开封府最后查清楚了，原来这些人都是中牟县的县民，因为要到嵩山拜神祈祷，连夜赶路，所以带了武器，作为防身之用。宋太宗接到开封府的结案报告，说：“差点冤枉了好人。”下诏将无事生非的何绍贞抓起来治罪；几名受了冤枉的县民则“各赐茶卉、束帛”，遣送回家。这里的“茶卉、束帛”，也类似于经济补偿。

当一宗冤案平反后，官府能够给受害者家庭做出经济补偿，毫无疑问是人道主义的体现。虽然这还不能说是司法赔偿制度，但是，如果宋朝的冤案补偿惯例得以延续下去，假以时日，未必就不能演化出具有现代文明价值的司法赔偿制度。

可惜的是，这一经济补偿的惯例，宋后便中断了。我在明清时期的冤错案中未能找到经济补偿的记载。不妨来看一看清末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小白菜被人诬告与杨乃武通奸、谋杀亲夫，两人含冤入狱，受尽酷刑。审到最后，法官大人说：你们并未杀人，回去吧。既没有对含冤者受过的苦表示道歉，更没有做出任何经济补偿。不但如此，还将小白菜打了八十大板，革了杨乃武的功名以抵刑罚。因为法官大人认为，杨乃武与小白菜关系不清白，才惹出了这档官司。

从有经济补偿到没有经济补偿，这一小小的历史变局真令人大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