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崩溃——波士顿倾茶事件：序曲



你的做法让人大为满意。

——乔治三世写给诺斯勋爵，1773年

在1773年4月26日，下议院只花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同意了让东印度公司把过剩的茶叶发送到美国。甚至没有进行投票。反对党的成员实在太少了，以至于没有驳回这项措施的任何希望。

简短而有气无力，罗金汉姆的辉格党指出，如果出口到殖民地的茶叶带着3便士的汤森德关税，美国人会抵制其进口。“如果诺斯不取消关税，他们不会接受茶叶”，反对党在下议院的领袖威廉·唐多斯维尔说道，这个男人已经因为癌症或者肺结核濒临死亡了。在辩论中，唐多斯维尔最有力的支持者，是容易激动的苏格兰人乔治·约翰斯通和他的兄弟普尔特尼，普尔特尼想要彻底取消茶税并对可能发生的动荡给出警告。

约翰斯通家族也许是詹姆士二世党人，但他们把亚当·斯密视为最亲密的朋友。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他们谴责茶税侮辱了“朴素的贸易原则”。如果茶税被废除，殖民地的茶叶消费量将会一路飞涨，走私者将被淘汰出局。但诺斯勋爵对这个论点不予理会。是的，他想要结束来自荷兰的非法茶叶贸易，但为了帝国的利益，他必须同时考虑政治以及金钱。“我不愿放弃对美国的关税，因为那是殖民地政府薪水的来源”，他告诉下议院。美国人不能指望政府做出任何进一步的妥协，因为“那里人们的品格根本不值得这样做”。到此为止，会议速记的人突然停笔了。诺斯勋爵还说了些什么，就无从知晓了。

《茶税法》在上议院的通过甚至更容易。5月10号，它成了法律。然后，这项法案就淡出了英国政治舞台。只有简略的报道出现在报纸上，而本杰明·富兰克林几乎没有注意到它们。在下一封写给美国的信中，他对这段插曲只字未提。7月份，埃德蒙·伯克在给纽约的殖民地议会写信时，也没有提到过这件事。两人都没有认识到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意义所在。

与此同时，诺斯勋爵似乎再次变得不可战胜。在这样一个阴郁的冬天过后，政治气候稳步改善了。诚然，经济仍然脆弱，贷款仍然几乎不可能获得。伦敦的纺织品贸易依旧持续低迷，而面包价格仍将居高不下，导致饥饿和失业的人群发起更多的罢工和暴乱。在诺斯宣布《茶税法》的时候，几英里以东的纺织工和煤矿工人数以百计地聚集起来，抗议面包的高价。但金融市场上的恐慌已经平息了，黄金开始流回英国央行。在那年春天，诺斯的预算演讲进行得相当顺利，给出了健康的财政盈余。股市也升至1768年以来的最高点。

诺斯勋爵用来纠正孟加拉政府腐败的计划，也取得了出色的进展。最终，臭名昭著的科尔布鲁克步了许多银行家的后尘，破产了，失去了他的绿外套和其他的一切，失去了他在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席位。公司找到了一位新主席，内阁的忠实支持者，亨利·克莱布·博尔顿。即便如此，诺斯从4月底开始，花费了艰难的七个星期，才使《对印度调整法案》获得通过。但在博尔顿的帮助下，他最终赢得了每场辩论——在下议院，上议院，以及东印度公司总部的股东大会。从此以后，孟加拉会有一位总督，以及由国王和内阁任命的法官们。作为交换，财政部借给公司它急需的钱。在6月的最后一周，挽救公司免于崩溃的交易终于达成了。这场金融危机也终于被化解。

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容易把新英格兰的问题看作一场局部的小冲突了，认为它产生的后果不会多于南卡罗来纳州没完没了的争吵。整个1773年，在诺斯勋爵和乔治三世之间往来的所有信函中，从来没有一次提到过美国。他们关注着别的地方，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地区。他们想要赢得一场辉煌的胜利，提振国民的信心。

在春季和初夏，当输送茶叶的计划越来越接近完成时，英国与法国又一次逼近了战争的边缘。战争的恐慌是频繁的，但这次被看作是自从福克兰群岛事件以来的三年中最严重的一次。尽管这次危机被诺斯勋爵很好地化解了，但这次成功带来的结果却有利有弊。英国变得过于自信了，他们获得了暂时的强大，但在外交上却更加孤立了。在一定的时候，这将对他们在北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战略地位产生严重的影响。

瑞典1772年的革命间接地引起了战争的恐慌。在斯德哥尔摩，年轻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在路易十五的公然支持下，对议会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对此，俄罗斯人开始磨刀霍霍地警告法国，如果它打算把瑞典变成满足其在波罗的海地区野心的工具，俄国将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很快，消息传到英国，法国人正在武装他们的舰队，不是在属于他们国家的大西洋海岸，而是在南部港口土伦。看起来他们要攻击一支俄罗斯舰队——那是凯瑟琳大帝派到爱琴海去消灭奥斯曼帝国的，作为她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

法国和俄罗斯就要开战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结果似乎是普通的欧洲人之间的冲突，但某些东西会将英国的利益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英国既不希望法国也不希望俄罗斯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宰，虽然俄罗斯人很有可能凭借外交或金钱获胜，但法国也永远不值得信任。所以，英国行动的方向是要对付他们二者的。

4月24日，在下议院讨论《茶税法》的两天前，桑威治勋爵下令一艘护卫舰出航到直布罗陀海峡，观察法国人的一举一动。火船已经准备就绪，必要时会进入土伦港并把法国人的舰队在停泊处烧毁。国内的皇家海军也开始为出征做准备了，打算吓退法国人的舰队或者在必要时击沉他们。

那个时代，在任何战争爆发的初期，都会有一场排兵布阵的速度竞赛，而英国往往必须要获得胜利。他们的外交政策取决于作为威慑工具的海军。如果海军是可靠的，那么他们必须在一次像这样的情况下迅速完成部署。但出于经济原因，和平时期大部分舰队都龟缩在码头里，它们的桅杆和帆都存储在岸上，并且舰队只保留了最基本的人员。据估计，法国拥有74艘战舰，而英国的战舰接近130艘。但其中许多都在修理中，只有80艘左右可以用于军事行动。在理论上，即便是这80艘舰船，做好出海的准备也需要四周左右的时间。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桑威治勋爵身上，他一直不知疲倦地为目前这样的危机做着准备。对桑威治来说，他的军官们正求战心切呢。对这支地中海特遣队的领导人选，桑威治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查尔斯·桑德斯，这位水手在1759年的魁北克战争中帮助詹姆斯·沃尔夫上将成功登陆。“如果我出海，就会发生战争”，这位司令说。而仅此一次，英吉利海峡的水手们在没有强征入伍的情况下踊跃出征。收到命令的两天之后，桑德斯上将的十艘战舰已经在海上了。

三个星期中，国家的命运悬而未决，而报纸吹响了爱国的号角。然后，一封来自巴黎的加急信被送到了伦敦，法国人说三思之后，已经命令他们的舰队撤退了。仅仅六个月前，腓特烈大帝还称英国是软弱、优柔寡断的。现在，即便多疑的普鲁士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保卫了自己的领土。然后，远非向法国人抛出橄榄枝，英国人选择给他们另一个教训。桑威治勋爵喜欢卖弄——在亨德尔的弥赛亚曲里，他喜欢演奏定音鼓——所以在他辉煌的时刻也一样，他发明了样新东西：一场盛大的海军实力展示。国王将在斯皮特黑德检阅舰队，并邀请外交使节团参加，还专门为法国大使在前排预留了一个座位。

在6月22日凌晨，在一队骑兵的护送下，乔治三世离开了位于皇家植物园的夏宫。他乘坐石楠木车轮的轻便马车疾驰到朴次茅斯，在那里他们受到的鸣枪敬礼在60英里外的山上都能听到。在国王之后，诺斯勋爵和其他政府官员也急忙赶到，达特茅斯勋爵还带着他的儿子，他在牛津大学的学期刚刚结束。为了给皇家随行人员提供伙食，最好的伦敦厨师加入了走向海岸的队伍，带着国王陛下的银盘、数以英亩计量的白色亚麻，以及装满葡萄酒和白兰地的酒窖：大约6000瓶酒，用以供应旗舰上的宴会。在灿烂的阳光下，乔治三世参观了海军造船厂、要塞以及并成两行的舰队。国王乘坐一条由水手们划桨的镀金驳船，来来回回检阅了20艘挂着满帆并新涂了油漆的战舰。在陆上，他观看铁匠们打造巨大的铁锚，并把分配给他们的啤酒增加了一倍。一个由造船工人组成的唱诗班唱着“上帝保佑国王”，而国王也因此而心情舒畅。

在英格兰从没出现过这样的景象。礼炮的轰鸣声把数以千计的观众带到了海滨。当国王在三天后返回皇宫时，拥挤的人群填满了沿途每个城镇的街道。在吉尔福德和戈德明，人们演奏了国歌，“以最热烈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责任和情感”，《伦敦公报》的官方报告说。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大卫·盖里克把这场检阅改编成了一场娱乐皇家德鲁里巷剧院观众的表演。渴望超越在剧院里的对手，盖里克从巴黎请来了最好的布景设计师，重现了这次伟大的事件，包括起伏的海浪，模型船以及合唱“统治吧，不列颠尼亚”。

内阁也同样欢欣鼓舞。罗奇福德勋爵把法国大使留在自己身边，欢欣地听着他妒忌的赞赏。舰队拯救了和平，他诗兴大发的朋友萨福克勋爵说。“皇家长官们在这让人自豪的卓越面前必然狂喜不已！”他写道，“这场国力的展示，这些属于王国的浮动堡垒，必然让他耳目一新！”

然而，在欧洲每个首都的外交老手们都知道，尽管拥有坚船利炮，英国无力决定国际事务。英国在海外仍然一个盟友也没有。无法出手干预，内阁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国家对波兰来来回回地进行残忍分割。虽然科西嘉岛已经落入了法国人手中，东方土耳其人的里克米亚地区也很快就会被凯瑟琳大帝夺走。英国人无法改变这两件事情的走向，尽管这两块领土在战略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所有这一切，英国只能作为旁观者进入他们不太辉煌的孤立时期。他们缺乏同盟国，这会让他们在美国战争期间付出昂贵的代价。到那时，他们没有一个盟友，不得不在多条战线展开战斗。但是伦敦没有人预见会发生如此特别的情况。此时，白厅依然保持着自信而冷静的情绪。

在7月1日，议会开始了不同寻常的长时间休会。解决印度问题的预算通过，而法国也重新受到控制，没有什么尚未解决的事情了。为了安抚伦敦的织布工，诺斯勋爵甚至出台了一部新的法案来调整他们的工资。六个月之内议会不会再召开会议了，而六个月之后，就已经来不及阻止马萨诸塞州的灾难了。

错误的面纱

如果弗吉尼亚的州长邓莫尔勋爵，注意到了越来越多不满的迹象，也许就能对事态的发展有所帮助。在所有的美国商人中，种植烟草的农民们可能在金融危机中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他们向英国商人大量借贷用来扩大种植面积，突然间他们面临着立即还贷的要求，而新贷款几乎无处寻找。

种植者们已经对帝国感到不安了，从北部殖民地传来的消息让他们更加沮丧。他们同情约翰·汉考克和他的同志们。当弗吉尼亚的议会在1773年3月举行年度会议时，议员们面前摆着的是，报纸关于葛斯比委员会和英国计划用茶税支付法官薪水的报道。他们之前已经读过了波士顿小册子和哈钦森愚蠢的回答。在3月12日，议会选举产生了自己的通信委员会，人数多达11人，与波士顿进行联系并密切注意着美国自由受到威胁的迹象。其成员不仅包括塞理查德·亨利·李，塞缪尔·亚当斯的朋友在伦敦的兄弟，还包括帕特里克·亨利和托马斯·杰斐逊——这是杰斐逊第一次作为反对王室的活动家崭露头角。再一次，英国的处境简直不能更危险了。通过亚当斯、约瑟夫·沃伦和他的盟友们建立起来的通信网络，新英格兰感受到的不满情绪被传播到了整片大陆。而关于这种情况，住在威廉斯堡的州长几乎一个字也没有报告给白厅。

作为一个骄傲而喜欢炫耀的人，邓莫尔勋爵曾经给自己画过一幅肖像画，全身穿着约书亚·雷诺兹爵士所倡导的高地服饰。在退休后居住在苏格兰的时候，他在凉亭上竖立了一个巨大的石刻菠萝，用以纪念他在殖民地多年的服务。但是当他在殖民地时，他既没有倾听公众的意见也没有把它们传达到伦敦。在1773年上半年，他只寄回了六封公函，没有一封提到新成立的委员会。然后，在7月底，他陷入了沉默。到1774年春天，他再次发出公函的时候，已有整整九个月没有发出一封信函。用于判断的信息如此之少，英国实在太容易想象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的不满只是个别情况了。

达特茅斯勋爵有时会收到了解美国情况的英国旅行者的私人信件，想提醒他将要遇到的麻烦。有时候，他们的观察确实非常准确，但他们的意见似乎遭到了忽视。在1773年3月份，来自名叫查尔斯·史密斯的商人笔下，一封这样的信被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史密斯是个精明的观察者，每隔几年他会穿越大西洋，骑马从新英格兰旅行到宾夕法尼亚，一边旅行一边沿途收账，阅读当地的报纸，并留意他遇到的人们的言论。

那一年，他回国时为自己的见闻担忧。在沿岸地区，甚至在距离海岸300英里的内陆地区，他感受到的都是反叛的精神，形成了他所说的“规律的联系链，从新英格兰到佐治亚”。每个地方的美国人都在谈论约翰·威尔克斯，他们把他看作英雄。每个地方的报纸都刊登了对英国的煽动性的攻击。在边境地区，史密斯发现了“一群没有教养的匪徒”，这群恶棍惯于盗窃和谋杀，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来自爱尔兰的新移民，在他们的祖国就因为暴动被记录在案。至于马萨诸塞州，据史密斯所说，几乎失控了。他说，在几年之内，那里的人们将“摆脱对英国的依赖——我保证事实一定如此”。英国该如何回应？高压政策将会失败，史密斯认为“粗暴的威胁措施”从来不会起作用，只有“那些性质更宽容温和”的政策才会有效。每个殖民地都需要更好的州长，他说，应该密切关注马萨诸塞州，而最重要的是“内阁最聪明的头脑”应该出台一套全方位的计划，使殖民地和帝国达成和解。

我们不知道达特茅斯对史密斯的评论做出了怎样的答复，因为回信没有被保存下来。不管怎样，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英国的统治体系不允许殖民部直接进行干预。他们要想采取行动，必须通过他们任命的州长。如果州长们像邓莫尔勋爵一样，忽视自己的职责；或者像纽约的威廉·泰伦一样，自私自利并且腐败，他们最终可能会被召回，但到那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史密斯提出的那种全面计划从来没有被制订过。然后，在3月26日，抵达伦敦的消息显示，“葛斯比事件”调查委员会没能打破纽波特的沉默。没有一个可靠的证人站出来指证普罗维登斯的约翰·布朗。

三天后，在海上漂泊了八周后——一段过于漫长的旅程——来自托马斯·哈钦森的公函讲述了他和马萨诸塞州众议院的口头纠纷。早前，关于州长演讲的报告在伦敦已经令人大跌眼镜，而现在，当波罗的海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时，达特茅斯勋爵发现，哈钦森的挑衅导致马萨诸塞州众议院把波士顿小册子作为自己的文件通过了。马萨诸塞州似乎将要走上和罗得岛一样的道路。这位阁下在回复里，告诉哈钦森要保持安静。如果议会摆出更多的反抗姿态，他就应该解散它并宣布重新进行选举。除此之外，哈钦森什么都不应该做。在5月初见到富兰克林时，这位殖民部长表达了对州长的更直率的意见。

“那位先生轻率的举动把我们所有人带进了多么困难的境地！”达特茅斯说。早在12月，这位殖民部长曾警告过哈钦森，不要沉溺于他所说的“公民权利和法律构成上的巨大区别”，这只会引起更多的争议。原因不仅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也关乎信仰，达特茅斯希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当他给美国的州长们写信时，他的语言带着宗教内涵，来自他作为加尔文教徒阅读的福音。在他看来，每个人的灵魂都处于危险之中，倾向于犯罪，但是他也相信基督有能力拯救众人。达特茅斯深信，马萨诸塞州的动荡不是因为任何实质性的不满，而是因为精神上的缺陷。 [15]

就像随处可见的罪人们一样，他写道，波士顿人民看世界的时候透过了“一层错误的面纱”，给他们蒙上了无神论和狂热的阴影。远非捍卫自由的爱国者，他们仅仅是被肉体激情囚禁的男女。然而，只要他们停下来，耐心地倾听为他们谋求福利的政府，也许波士顿人就能被说服，就像伦敦填满了拘留所病房里的妓女一样。“混乱的根源在于头脑而不在于心”，达特茅斯对托马斯·哈钦森说。“人们最终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在毁坏幸福的根源，他们在错误的观念里以为自己在抵抗伤害，而这样的伤害从未发生过。”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威吓使他们屈服。

然而现在，内阁的鹰派很快就会主张高压政策是唯一的出路。虽然茶党事件发生在六个月之后，但到6月底它已经变成不可避免的了。理论上，诺斯勋爵仍然可以推迟《茶税法》的实施，而将茶叶输送到美国的具体方式也仍然可以商量。但实际上，从北方殖民地传回来的消息没给国王陛下的财政部任何改变方案的理由。相反，随着每个月的过去，新英格兰似乎变得越来越惹人生厌了。

马萨诸塞州的众议院最终起草了一份给国王的请愿书。糟糕的时机，糟糕的内容，又写错了地址，这封信花了太长时间起草，又花了更长时间到达。签署的日期为3月6日，它到达白厅时已经是5月12日了，当富兰克林把它交给达特茅斯勋爵时，英法危机正好达到了顶峰。不太得体甚至具有侮辱性，请愿书开篇就给乔治三世讲了一遍英国的历史。它提出，在1691年宪章下，殖民地有权决定自己的法律和税收，伦敦议会无权干预。至于用茶税支付官员薪水的计划，是对忠诚但自治的公民权利的悍然侵犯。他们呼吁，让国王拯救他们脱离——由被诺斯勋爵控制的法官导致的——他们称之为“对法律和公正的扭曲”的境地。

不论有多少理由，这份文件导致的后果只能是有害无益。一个月前，国王收到了一封同样无礼的请愿书，来自伦敦城的出租马车夫，要求把约翰·威尔克斯作为斯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代表，恢复其议会议员的身份。如果这算是一种公然的鲁莽行为，这封来自殖民地的请愿书也是一样。把他们的请愿书呈递给君主，塞缪尔·亚当斯和他盟友们表现出了他们自己对英国政府体制的误解。国王不能直接下达命令或颁布法令进行统治，而只能在经由议会许可的情况下。即便乔治三世希望这样做，宪法也不允许他去干涉。涉及了税收和财政问题，用茶税支付工资的计划源于下议院通过的一部法律。只有下议院可以废除自己通过的法令，但现在议会的议程已经接近尾声。在6月2日，达特茅斯勋爵写信给本杰明·富兰克林，传达国王的回应：他拒绝出面干预，并谴责请愿书是那种“少数人想要制造的毫无理由的嫉妒和猜疑的花招”。

即便如此，达特茅斯试图从这场失败的交涉中抢救出什么东西。和请愿书一起，富兰克林还给了他一封附信，这份来自马萨诸塞州议会的信里写着更多的不满。这是一份长长的清单。除了法官的薪水，议会成员抱怨海关、海军、“葛斯比事件”委员会以及威廉城堡的驻军。达特茅斯有信心处理好全部问题，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6月19日，在参加斯皮特黑德阅兵不久之后，他背着托马斯·哈钦森采取了行动。违反了外交礼仪，并且明显没有咨询过他的参谋，达特茅斯私下里写信给富兰克林在波士顿最亲密的联系人，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库欣，一位公认的温和派。达特茅斯试图和他达成交易。他解释说，英国议会不可能交出在殖民地的权力。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没有这样的原则帝国就无法运行了。但它可能同意暂停其在美国的征税权，如果马萨诸塞州方面同意保持理智的话。议会必须和波士顿小册子撇清关系，并撤回在1月26日通过的议案。如果它这样做了，他会参加议会下一期会议并尝试消除对殖民地的不公正待遇。

在写这封信时，达特茅斯的承诺超出了任何像桑威治和萨福克这样的鹰派可能支持的范围。但即使他的同事们发生了转变，情况也不会好转。部长的信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漂洋过海，到达目的地已经是8月中旬了。那时，马萨诸塞州议会也在休会。库欣与塞缪尔·亚当斯以及波士顿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轮流阅读了这封信件，他们断然拒绝了这笔交易。到此时，情况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任何政治家的控制，无论他有多么智慧，也不论他是英国的或是美国的。自从这年3月弗吉尼亚人召开会议之后，其他五个殖民地，从新罕布什尔州到南卡罗来纳州，建立了自己的通信委员会。“警钟处处鸣响”，库欣在8月下旬写信给富兰克林，“整片大陆的眼睛都注视着马萨诸塞州。”

事实上，他有些夸大其词——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仍旧畏缩不前——但库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广泛宣传了自己的困境之后，马萨诸塞州不能继续单打独斗了。即使它希望这样——实际上它并不希望——众议院在遵从达特茅斯的建议之前，也需要参考其他殖民地的类似情况。库欣给殖民部长回信，告诉他，在英国纠正对美国的不公正待遇之前，马萨诸塞州是不可能让步的。

尽管库欣在8月22日就写了这封回信，达特茅斯勋爵直到11月才收到它。到那时，满载东印度公司茶叶的船只已经穿越了半个大西洋，无法召回了。初看之下，这里我们似乎来到了整件事怪异的转折点。达特茅斯当然知道《茶税法》，但他显然对其付诸实施的方式一无所知。他和约翰·波纳尔都没有参与向美国输送大量茶叶的最终决定，这样的方式必然导致悲惨的结局。这件事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它揭示了英国与殖民地之间误解的核心。

许多美国人都认为英国政府是邪恶的政治机器，一心一意地执行着一小群对权力着迷的政客的命令。有些人指责诺斯勋爵，而其他人指责国王乔治三世，他们相信诺斯和国王通过操纵残酷的独裁统治试图压制他们。这正是约翰·威尔克斯和他的支持者们在伦敦的报纸上对他们宣传了将近十年的内容。但在事实上，这是对真相的扭曲。在现实中，诺斯领导着内阁而非暴政。他的政府里包含着竞争对手的部门，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议程。权力分散在他们之间。信息也是一样，而他们对议会的回应经常是不确定的和相互抵触的。除了不屑于这种事情的达特茅斯勋爵，部长们暗地里都在相互打压。每位部长都努力扩大自己的公共支出份额，就像他们的继任者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一样。

只有非常有天赋的英国首相才能使政府的齿轮顺利咬合在一起。虽然在那个时代，作为议会的管理者没有人能超越诺斯勋爵，但他很少思考官方政策的影响。即便他这样做了，他也无法保证每个人都合作来实现它。在权力和声望方面，他自己的部门——财政部，远远超出其他部门，并且一直如此，但这只会导致混乱的增加。诺斯和财政委员会制定并通过了《茶税法》，关于它的可行性并没有咨询他们的其他同事。因此，这项政策从外部被强行控制了，被那些自私自利的商界骗子劫持，让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运茶船的航行

1773年的《茶税法》允许东印度公司向财政部申请许可，把茶叶输送到殖民地而无须在英国支付任何税金。这就是全部了。立法的文本中没有提到货物的输送方式或者茶叶运到北美后如何分配。

最简单的选择是把茶叶在伦敦以通常的方式拍卖，但每个木箱印有“仅供出口”的字样。任何商人都可以竞购自己选择的任何数量，但必须写下一份书面承诺，保证只能将它发送到殖民地，在那里必须支付3便士的汤森德关税。如果这样做了，茶叶可能会以小额寄售的方式通过许多不同船只到达波士顿，不给波士顿人在12月份用火光制造政治斗争的机会。似乎诺斯的助手查尔斯·詹金森最初就打算把茶叶通过这样零散的方式输送到美国。

但后来威廉·帕尔默带着一项更复杂的计划进行了干预。签署《茶税法》的墨水还没干，帕尔默和他的竞争对手们就带着各自的计划包围了公司。最后，把茶叶经由合法途径运到美国的商人们希望能够战胜走私者，通过让茶叶在殖民地街道上的售价和走私者的售价相匹敌。帕尔默一开始就抢占了先机：他的朋友州长托马斯·哈钦森曾在2月底写给他的信，给了他自由采购茶叶的权利，可以发送他认为合适的任何数量。

在伦敦，茶叶的批发价格仍然很低，帕尔默敦促公司将所有过剩的茶叶发送到殖民地，但以集中的方式发送而不是零零散散的方式。持有哈钦森提供的数据，他认为美国市场很容易吸纳约一万箱茶叶，足以产生将近30万英镑的现金。帕尔默和他的对手之间开始了一场竞赛，都想要赢得从事这项业务的授权。帕尔默抢先一步，在5月19日采取了行动，但到了6月底，至少有八家伦敦公司在东印度公司总部竞标合同。

他们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不能把茶叶储存起来等待拍卖会，而要由各个公司把茶叶输送给各自指定的代理商——在从查尔斯顿到哈利法克斯的美国主要港口。虽然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把利润分给伦敦的经销商和殖民地的收货人，其利润率仍旧非常可观。

最棒的是，这些茶叶将以巨大的数量冲击美国市场，使零售市场饱和并对走私者先发制人，因为他们的货物要等到阿姆斯特丹9月的茶叶销售之后才能到达。威廉·帕尔默主动选择了哈钦森作为波士顿的收货人。

速度至关重要，但首先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必须击退股东们的另一次反抗。几个月以来，约翰斯通家族、威廉·克莱顿和为数不多的罗金汉姆辉格党人曾试图破坏诺斯勋爵对公司的改革建议。直到7月中旬，克莱布·博尔顿才赢得了一场支持茶叶输送计划的投票。就像后来的事件显示的那样，这种延迟带来的后果可不仅是不便。但最后，在7月30日，十个主要的茶叶商人聚集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总部敲定了计划的具体细节。

五天后，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给出了他们祝福。到8月10日，货物的规模和构成已经达成了一致。九天之后，在没有通知殖民部的情况下，诺斯勋爵和财政部委员会颁发了茶叶运输的许可证。 [16] 最大的份额将被运到纽约和费城，那是两个最大的市场，而其余的会被运到波士顿和查尔斯顿。他们的行动十分谨慎，选择只发送60万磅茶叶，以防他们的美国代理人未能找到买家。这只有殖民地每年消费量的1/10，但即便如此，数量已经非常巨大了，加起来超过了2000箱。超过3/4的箱子里都装上了最便宜的品种——武夷茶。但接着这个计划就开始出错了。

如此巨大的货物量花费了几周的时间装船，因此直到9月27日所有运输茶叶的船只才全部离开了泰晤士河。因为船是逆风航行，直到10月中旬他们才离开英吉利海峡进入了大西洋。四艘船前往波士顿：两条双桅帆船海狸号和威廉号，以及两艘更大的船埃莉诺号和达特茅斯号。最早他们有望在11月下旬到达目的地。到那时，关于他们任务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殖民地，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然而在伦敦，运茶船的航行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心，部分因为只有很少的人真正知道它们已经出发了。在殖民部，约翰·波纳尔似乎到了12月才知道它们的离开。与此同时，在秋天，诺斯不在财政部而议会休会，英国政治保持着休眠的状态。而10月下旬，当议会成员再次聚集到一起的时候，讨论的焦点不是美国而是爱尔兰。

让辉格党人沮丧的是，都柏林的爱尔兰议会提出，将对不在爱尔兰居住的地主在爱尔兰取得的收入收税。这项计划由政府发起，作为偿还债务的手段，这些债务都是爱尔兰为了维持自己的卫戍部队而积累起来的。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内，关于爱尔兰领土和爱尔兰财政的问题一次又一次抬头，使英国政客受挫。正如这次一样。在罗金汉姆辉格党中，有两个人——不只是侯爵，还有德文郡公爵——从不情愿的爱尔兰承租人手中获取了巨额的地租。因此，早已忘记殖民地发生了什么，辉格党人作为有钱人的代表动员人们捍卫他们的权利。直到1774年1月，埃德蒙·伯克和罗金汉姆家族的信件都充满了关于对外地地主征收土地税的愤怒。他们忽视了美国不断壮大的抵抗浪潮，尽管在伦敦咖啡馆里的殖民地报纸上，这种情况已经很明显了。

与此同时，本杰明·富兰克林变得越来越不安了。像往常一样，他整个夏天都在乡下度过，但是当他在9月回到首都的时候，他写信给议长库欣，给了他关于运茶船只的迟来的警告。他在这封信里的口吻已经无法掩饰他对达特茅斯和诺斯勋爵的越来越多的失望。在1773年下半年，富兰克林开始失去他对英国残余的最后的忠诚。既然从来不受白厅的鹰派欢迎，他打算彻底招致他们的憎恨。在英国，政治游戏有一定的规则，绅士们必须遵守。在政府看来，富兰克林用接近犯罪的方式打破了它们。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以羞辱的方式来报复他，而这样的行为给帝国带来了更加可怕的后果。

讽刺和颠覆

在盛夏，任何了解富兰克林的人都能看出，他已经被彻底激怒了。对似乎无穷无尽的纷争——关于俄亥俄地区的，关于殖民地边界纠纷的，以及最重要的，关于马萨诸塞州的——感到厌倦，他觉得自己在伦敦已经什么也做不到了。他开始制订在秋季返回美国的计划。

在7月，富兰克林写信给波士顿的塞缪尔·库珀，祝贺布莱特广场的新教堂竣工，并建议在这座建筑中采用最新式的铁炉取暖。因为祖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差异，他预测，英国不会采取行动，“直到分歧变得更大，而修复的难度也大了十倍”。听到弗吉尼亚与马萨诸塞州采取了同步行动他非常高兴，富兰克林希望哈钦森1月的演讲引起的愤怒会导致大陆议会站出来保卫美国的自由。“没有什么能让我们的部长们提高警惕”，他写道。只有巨大的打击能让他们恢复知觉。而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了。一年之前，为了带来这样的冲击，富兰克林已经采取了措施，以托马斯·哈钦森作为牺牲品，他认为哈钦森是个书呆子和傻瓜。

多年以来，哈钦森的笔下写出了许多轻率的信件，这些信件迟早一定会被公之于世。特别是，在州长和英国政治家托马斯·惠特利来往的信件中，有许多令人尴尬的内容。在这些信件的六封里，哈钦森抱怨马萨诸塞州在威廉国王的宪章下享有的自由。在其中一封信里，州长暗示应该对宪章进行修改或废除。帝国无法忍受他们享有的权利，他写道，除非“对所谓的英式自由进行缩减”。至少，这是一种令人非常不快的措辞。在1773年的夏天，在富兰克林把它们寄给托马斯·库欣之后，这些信件在美国得到了发表。当它们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正好是关于《茶税法》的消息到达之前，引起了另一场骚动。

公平地说，托马斯·哈钦森写出这样毫无防备的信件是有正当理由的。托马斯·惠特利是一位具有广泛特长的天才，是景观园艺和莎士比亚戏剧的专家，人脉极佳。他最亲密的朋友有前首相乔治·格伦维尔，他曾帮助格伦维尔起草了《印花税法案》，而在适当的时候，他成了格伦维尔的门生萨福克勋爵的高级助手。作为银行家的儿子，从小作为未来的律师受到培养，惠特利对金融具有过人的天资，他在金融方面的写作优雅而不乏真知灼见。他还对新英格兰特别感兴趣，他的家族曾经是那里的早期定居者。通过与他建立联系，哈钦森获得了接近诺斯勋爵领导的核心政治圈的机会。这并非不合理的。在殖民地和祖国之间迟早会达成某种形式的新交易，而在可能出现的任何谈判中，都必须能听到政府的声音。

然后，在1772年，惠特利在45岁时突然去世，甚至没有留下遗嘱。在随后的混乱中，有人拿走了州长的信件并把它们交给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其中的原因至今仍然不明。富兰克林从来不曾透露是谁把信件交给了自己，只说那是“一位品格出众的绅士”。但事实是，哈钦森在英国几乎没有崇拜者。哈钦森是一个笨拙的，容易动怒的家伙，总想寻求帮助，他努力地工作，但他真的胜任自己的工作吗？

显然传递信件的人认为他并不称职，而富兰克林也这么想。到此时为止，富兰克林已经把哈钦森视为马萨诸塞州和英国之间分裂的主要根源。所以，在1772年12月，他把那些令人不快的信件寄给了库欣。他想要让议长与波士顿通信委员会分享这些信件，但要秘密地进行，而不是让它们登上报纸的专栏。

这样做的过程中，富兰克林冒着极大的风险。他显然有意要破坏州长的威信。鉴于他实在不看好哈钦森，这么做是他的责任，但即便如此，这也是一种鲁莽的行为：的确，也许这是富兰克林最讨人喜欢的特点之一，他不寻常的发展趋势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激进和大胆。一旦库欣把这些信件展示给塞缪尔·亚当斯，它们被发表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果然，在1773年6月，亚当斯在众议院大声朗读了这些信件。打印的版本紧随其后。每份新英格兰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个故事，众议院向乔治三世发出了另一份请愿书，鉴于哈钦森的严重不端行为，要求立即免除他的职务。

请愿书在8月抵达英格兰，但美国人又一次在缘木求鱼。也许向白厅寻求解雇毫无用处的州长更为适合。即便如此，法律也有自己的程序：像哈钦森这样的官职被看作一种私人财产，受到法律程序的正当保护。英国君主不能因为不端行为召回一位州长，除非经过枢密院的全面调查。但枢密院不会召开会议，直到1月份议会结束它超长的休会期。

与此同时，哈钦森的信件也被刊登在了英国的报纸上，8月在国王订阅的报纸《公众广告报》上得到了连载。而到那时为止，富兰克林的参与仍然是个秘密，所以他选择再次提高赌注。他虽然与主流政治分离，但仍然与一些记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公众广告报》的记者们，在他们之中他找到了一位乐于相助的帮手。混合着严肃新闻、幽默故事和对公共事务的辛辣评论，《公众广告报》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报纸。这份报纸也以它独立于威尔克斯阵营和政府之类的政治派别而骄傲。它的经营者之一，卡莱布·怀特福德总结过其社论的立场。“政治论战中，我的首要任务是让大众醒悟不受欺骗”，他写道，“每当政府部门发生任何变化，我总是试图把这些变动转化为笑声。”

1773年，《公众广告报》全力以赴试图在发行量上战胜一个异军突起的竞争对手——《晨报》。最近，《晨报》在伦敦西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赞赏，它主要报道绯闻、丑闻和剧院的幕后故事。《公众广告报》需要更好的销量，当怀特福德的朋友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们住在同一条街道上——给他提供一系列捍卫美国自由的专题文章时，他立即同意发表它们。富兰克林希望利用州长的信件造成影响，并且厌倦了达特茅斯善意的不作为，他拿起了嘲讽的武器。通过讽刺的手法，他试图使英格兰对帝国的公众舆论转变成一种新的、更开明的态度。带着气势和智慧，嘲讽和激情，他的专栏一期紧接着一期，连载了两个星期。

虽然对诺斯和内阁所知甚少，但富兰克林完全了解英语的幽默感。在寥寥几千字中，他以脍炙人口的方式传达了殖民地感到的种种不满，吸引着阅读乔纳森·斯威夫特和崔斯特瑞姆·姗蒂长大的男男女女。他的文章在9月22日达到了辉煌的高潮，用讽刺普鲁士国王法令的形式，作为一场精心设计的恶作剧，这篇文章对英国的官方观点——受到托马斯·惠特利这样的人推崇——殖民地应该纳税以提供帝国的运行成本，嗤之以鼻。它声称腓特烈大帝于几周前在波茨坦宫发表了宣言。这项宣言的前提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自德国，他们效忠于普鲁士王，作为他的殖民地居民，他们也欠他钱，作为在七年战争中保护他们的费用。“那些我们古代臣民的后人应该帮助我们补充皇家的金库”，这项法令宣称。读者们显然喜欢这个笑话，因为这版报纸很快售罄了。

虽然写得足够聪明，富兰克林的这些文章也可以说是轻率而适得其反的。他的想法显然如下。最晚在1775年的夏天就会举行普选，富兰克林期望美国将会成为普选中争论的问题。富兰克林相信，诺斯很软弱，就像他领导的国家一样，因对威尔克斯阵营得到的选票感到畏惧。所以诺斯很可能准备对殖民地做出新的让步，但只有在报纸给他施压的前提下。

富兰克林的策略源自对英国体制的误读。事实上，18个月在政治上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就目前而言，美国的问题仍然是一个相对较小的问题；而文章出现时议会正在休假，伦敦的社交季也尚未开始。所以这些文章来了又去，不过带来了一些笑料。出版哈钦森的信件又是另外一回事。这种做法真正激怒了政府并使它相信，富兰克林是与新英格兰最糟糕的激进分子联盟的敌人。

像托马斯·惠特利这样有才干的同事英年早逝，使他的朋友们心烦意乱，而他们都伶牙俐齿，有权有势。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采取法律手段。这些信件失窃了吗？显然它们失窃了。如果事实显示，富兰克林把它们送到了波士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可能受到法院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可能会面临盗窃的刑事指控。

在惠特利最亲密的朋友中，一个人对美国构成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威胁。他是一位苏格兰人，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作为律师，以智慧、昂贵的收费以及有仇必报的性格而著称。在诺斯勋爵手下，他担任司法部副部长，在法律条文方面给予内阁建议。在这个职位上，他协助司法部长，爱德华·瑟罗，把“葛斯比事件”定为了叛国罪。在下议院的国务大臣席上，一位观察者回忆说，瑟罗和韦德伯恩“像两根厚颜无耻的柱子”，坐在首相的两侧。两人都强烈反对对殖民地做出任何让步。如果富兰克林与惠特利的信件有关，韦德伯恩会全力摧毁他：部分作为玷污惠特利名声的报复，部分作为对其他为殖民地发声的人的警告。

起初，怀疑指向波士顿的前海关官员约翰·坦普尔，他对哈钦森向来怀恨在心。被指控拿走了那些信件，坦普尔为了捍卫自己的清白，甚至和惠特利的哥哥威廉进行了一场决斗。看起来，他们两个都对如何保卫荣誉没有任何经验。即便如此，12月11日黎明时分，他们在海德公园相见了。惠特利首先开枪，但打偏了，坦普尔向空中开了一枪，然后他们拔出了各自的佩剑。据说惠特利被砍了九刀，但他活了下来，而这场决斗又一次在报纸上引起了轰动。

许多人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富兰克林不能继续默不作声了。即便这样，他花了两个星期才主动站了出来。在圣诞节那天，《伦敦纪事报》刊登了一则简短的声明，他证实了约翰·坦普尔的清白。富兰克林说，他从别人那里获得了那些信，但他永远不会说出把信交给他的高贵绅士的姓名。在他的辩护中，他认为这些信件远非真正的私人信件，它们出自一位公职人员的笔下。“这些信试图使祖国反对它自己的殖民地”，富兰克林说。正因如此，作为一位代理人，把信交给马萨诸塞州议会是他的职责。尽管包含喜剧元素，整个事件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即使波士顿倾茶事件从未发生，当枢密院再次召开会议的时候，富兰克林至少将面临尖锐的指责。而实际上，在亚历山大·韦德伯恩的手里，更糟糕的东西正等着富兰克林。

从1766年印花税被废除以来的这些年里，似乎总有其他更紧迫的事件把殖民地事务推到英国政治的背景里。只有关于茶党事件的第一份报道抵达伦敦时，这一切才会改变。这个消息就像诺斯勋爵头上落下的一把利剑，他受到的教育和经历的职业生涯使他对于这件事的发展形势完全猝不及防。与此同时，在美国的英国陆军和海军带着束手无策的愤怒，看着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反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