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崩溃——诺斯勋爵的苦恼



我一直希望能获准离开这个我无法胜任的职位。

——诺斯勋爵于1772年5月写给他父亲的信

虽然这年的冬天漫长而又黯淡，但是初夏的几周天气却好得出奇，几乎从弗迪斯消失的那一刻开始，就开始艳阳高照，好像是在庆祝他的垮台。一直到7月底的近两个月间，天空中几乎没有出现一片云彩。

在伦敦城西一个叫作灌木公园的地方，诺斯勋爵被授权使用那里的一幢乡间别墅，这是仁慈的国王对他的又一赏赐。每年到了这个时候，诺斯已经结束了威斯敏斯特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常常是筋疲力尽。作为一种放松的方式，他会在这里搭建一块玩九柱戏的场地，和从伊顿公学放假回家的孩子们一起玩。在这晴朗的天气里，他会回顾一下议会的会议，会议虽然开得很长，却令人非常满意。

乔治三世有充分的理由来奖赏他的首相。早在两年前，诺斯刚上任时，观察家们并不看好他能坐住这个位置。当时英国的政界正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在1768年和1769年四次不同的选举中，米德尔塞克斯郡的选民们都选举了激进的约翰·威尔克斯作为他们在下议院的代表。而每一次，国王和他的部长们都不得不使用他们在下议院的多数席位，来制止威尔克斯就职，理由是威尔克斯是个罪犯，他曾因两项煽动诽谤罪的指控而被关进王座法庭监狱。

但是，下议院每把威尔克斯逐出一次，就会有更多的民意倒向威尔克斯，威斯敏斯特政府正在失去人心。诺斯勋爵要想留任，就必须一次性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做到了。诺斯是位精明的谋士，他在下议院赢得了具有决定性的选民团体，他们是自诩独立行事的英格兰郡乡绅。有了他们的支持，诺斯勋爵击败了约翰·威尔克斯的支持者，并进一步组建了一个看似强大而稳固的行政机构。这件事，还有许多其他的事，都让国王对他感激不尽。

一直到1772年的年中，诺斯似乎是无往不胜的。当年3月，他在议会中力排众议，确保了皇家婚姻法案的通过。这项有争议的法案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皇室子女的婚事必须先获得君主的同意。在议会辩论环节中，他的得票曾一度下降到只有18票。尽管如此，他还是赢得了斗争，也再次获得了国王的感谢。

之后，在这一年的春天，诺斯胜利通过了一年一度的考验——向下议院展示年度预算。这已是他连续第六年实现财务结余，并且这一次的结余超过了100万英镑。甚至连普鲁士的国王都会提到诺斯的财务管理能力；腓特烈大帝向来鄙视英国人，认为英国人表里不一、傲慢并且不可救药地缺乏严谨，因此来自他的赞美是不含任何水分的。

就这样，40岁的诺斯勋爵已经志得意满，站上了人生的巅峰。他有六个孩子、众多亲密的朋友还有他深爱的妻子，他得到了他这个年龄可以拥有的一切。唯一的缺憾是钱。他的父亲在牛津郡一个叫沃克斯顿的地方有处不错的房产，但他大部分的财产都为远房亲戚做了抵押或信托，留在手头用于开销的现金非常少。这样的窘境在当时的贵族中是很普遍的，只是诺斯的智慧和魅力掩盖了这一点。在伊顿公学求学时，他出色的拉丁文在班上名列榜首。成年后，虽然身背债务，他却获得了慷慨的名声。当一位邻居陷入困境时，诺斯在街上相遇就给了他5个基尼 [5] 。诺斯勋爵的仆人在楼下吃着牛肉和牡蛎，而坐在主客厅里的诺斯，用爱德华·吉本的话说，“是整个王国最好的同事之一”。

他甚至把自己奇特的外表也利用得恰到好处。诺斯体态浑圆，甚至可以说是臃肿，笨手笨脚，并且经常是衣冠不整。因为近视，他几乎看不清站在辩论厅另一端的对手。他的嘴唇很厚，说起话来还有些大舌头。他的眼睛有一种令人不安的习惯，眼珠子总是在转悠。但是诺斯把他每一样特点都变成了一种美德，自嘲加上机敏提高了他在议会的声望。一天晚上，一个陌生人在聚会上指着一位女士问道：“那个丑陋的女人是谁啊？”“她是我的妻子，”诺斯勋爵答道，“我们被认为是全伦敦最丑的一对夫妇。”既然诺斯夫人也同样崇拜着她的丈夫，我们完全可以假定诺斯夫人并不介意她的丈夫这样说。

至于他的声音，深沉响亮，并不悦耳。他说话带着“一种狂风暴雨式的演说腔调”，一位议员这样评论他。但是如果需要，诺斯可以横扫一切，他有一种罕见的能力，总能够适时一击，将对手打垮。在一次重要的场合，一名反对党的讲话冗长而乏味，这人忽然指出诺斯勋爵睡着了。而诺斯阁下睁开了一只眼睛说道，“我还真希望自己是睡着的。”

怀有敌意的评论家指责诺斯只是依赖妙语和笑话，实则言之无物。但在他执政的早期，诺斯充沛的精力就是他巨大的优势。在那个时代，他的许多竞争对手都因为酒精、痛风或是滥交而成了废人，因此诺斯作为一个身体强健的政治家就格外地出众。他早早起床去参加国王的早餐会，并认真地汇报简讯。在他成为政府首脑的头4年里，他做了800次的发言：这在当时称得上是功绩卓著，因为大多数议会议员，包括吉本在内，在讨论中从来都是一言不发。

诺斯勋爵至此已登上了事业的顶峰，他本应该感到高兴，但是他并不快乐。他的私人信件表明，即便在此时，他也是焦虑，且易于忧郁的。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的情绪一直在欢欣和抑郁之间来回摇摆。

1772年，他甚至还经常谈到要辞职。那一年，在他成功的预算演讲之后，诺斯写信给他的父亲，表达了他的无法胜任之感。在那次演讲之前，他说“苦恼和烦乱”让他备受折磨。当演讲结束时，他所想要的一切就是早点离开办公室，正如他所说，“我所获得的那么一点声望已经完全丧失了”。在之后的对美战争期间，这样突如其来的忧郁成了家常便饭。他在会议上打盹，记忆力也开始减退，不再回复信件，这些都让他的同事们不知所措。

诺斯勋爵是个神经质吗？历史学家们有时会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但词语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他的悲剧在于：他的全部天赋和才干并不适用于解决帝国更深层次的问题。国王在诺斯身上看到了谋略和辩论的才能，再加上个人魅力，诺斯可以用来管理下议院。但专注于政治细节的诺斯永远不可能超然其外，以更为广阔的眼光看到整个国家的未来，而这恰恰是最要紧的。值得称赞的是，他似乎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为此自责。

即便是1772年处于事业顶峰的时候，诺斯也认为自己是失败的。他自身的气质和所受的教育使他成为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梦想家。但他知道周围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英国需要有新的方法来应对其面临的挑战。只是他完全不清楚该有怎样的新方法。这正是普鲁士国王批评英国人缺乏系统性思维时所指的。在公开场合，诺斯是否认这一点的，但在私下里，他已感到力不从心。就连夏天的天气也在不断提醒他那些无法控制的因素，夏日的烈阳不再灿烂耀眼，而是变成了让诺斯感到焦虑的另一个来源。

这一年，英格兰的原野上罕见地被厚厚的雾霾笼罩。在烈日的炙烤下，大地龟裂，大麦和豌豆苗都枯死在了田里。7月份，一位女士傍晚在诺丁山脚下骑马归来后写道，“没有雨，一切都被烤焦了，地上寸草不生”。在首都周边几英里的园丁们看到了成群的蜜蜂，他们预测草莓和蜂蜜将会大丰收，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干旱却越来越严重。溪流和池塘全部干涸，割草工人已无事可做。

在假期到来之前，上流社会的权贵们最后一次在奢华派对上聚集，他们在泰晤士河边的切尔西举办了盛大的烟火晚会，之后就各自去乡下度假了。但是在乡下，他们所到之处只有一片愁苦之色。多年来，庄稼的收成一直不好，这不仅仅是英国，而是整个北欧。经过了一个迟到并且寒冷的春天后，食品的价格已大幅上涨。每个人都清楚，如果干旱持续，接下来就可能会出现饥荒。

两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可能认为英国政客们最关心的应该是美国，但在当时，只要农业丰收，他们就会把殖民地抛在脑后。上次殖民地的事务在议会上被讨论还是在18个月以前。议会在1772年的一整年里，没讨论过一件关于美国的事情，甚至对“葛斯比事件”都未置评论。直到1774年初，波士顿倾茶事件传来之前，诺斯勋爵的注意力都被其他更为紧迫的问题牵扯着。和以往一样，排在首位的是外交政策，英国的内阁关注着欧洲政局的起伏，关注着每一场阴谋诡计，而这并不是因为无聊的好奇心，而是因为任何改变都可能会导致另一场与法国的战争。几个月后，金融危机和东印度公司的困境摆在了眼前，与此同时，面包和肉类的价格飙升，这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了，而是法律和秩序的问题，国王和他的大臣们都对此忧心忡忡。

玉米价格在18世纪的英格兰一直随着每年的气候变化而上下浮动，但从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新趋势：玉米价格随着生活成本的上升而不断飙涨。面包的价格屡创新高，因此即便是在价格下跌的年份，粮价也从未回到过去的水平。在当时，每个城镇都已经有了大大小小的周报。1772年的春天，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粮食短缺的情况。伍斯特的一位作家警告道，国家正面临着一场由“追逐金钱的地主们”引发的“真正的饥荒”。他以一名“老式农民”的身份呼吁停止圈地养羊的做法。埃克塞特的一名记者报道，“穷人凄惨的境况已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市场上的每一种食品都是短缺的，每一种生活物资都变得极度昂贵。”

政治家们不可能看不到这些。国王的部长们在各地都拥有田产，因此他们最先就会了解到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由于无法确定人口增长的速度——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还要在30年后——他们无法解释食品价格为何变得如此昂贵；但是在乡下度假，让他们看到了这种变化的后果。4月份，在埃塞克斯和萨福克郡最先出现了动乱的迹象。在这两个地方，买一条4磅重的面包加1品脱的啤酒需要10便士，而10年前是6便士。民众开始聚集，他们冲入磨坊和粮仓，从屠户那里抢肉。当地的执政官罗奇福德勋爵是诺斯的同事，也是名外交官，他是英国外交事务上最好的专家。作为埃塞克斯的总督，他亲自出马解决问题，在一家乡村旅社召集当地法官，出动了民兵和骑兵。

不久，麻烦扩散到英国西部，闹到了诺斯勋爵的家门口。他的妻子来自萨默塞特郡，她们家就挨着易米斯特小镇。诺斯因为这桩婚姻而成了这个庄园的领主，所以他主持对穷人进行救济。一年前，领取救济金的人数不断上升，他们为此已经进行资金委托，成立了一个济贫院。但还是晚了一步，因为到了6月，葛斯比号即将走向毁灭，而易米斯特的工人也开始暴乱。他们四处游荡，劫走整车的黄油，抢夺面包店里的面粉。

如果说英格兰南部的情况很糟糕，那么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情况就更糟糕了。12个月前，来这两地游览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目睹了当地的穷困。就连见多识广的他也深受震惊，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痛苦地描述了那些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男男女女。在阿尔斯特，尽管刚刚经历了一个严寒的冬季，地主却大幅提高了地租。于是1772年的春天，在贝尔法斯特附近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军名为“钢铁之心”，来势凶猛，最终政府用了5个兵团的兵力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农民起义过后，出现了移民潮。每年多达10000人会移民前往美国，他们主要来自爱尔兰或苏格兰高地，而这场跨越大洋的大迁徙在此刻达到了最高峰。

诺斯勋爵和他的同事们正是在这样危难的国内背景下，对殖民地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四处都传来了坏消息：市场出现了危机，农村出现了骚乱，还有伦敦城里的罢工或猖獗的公路抢劫。分开来看，每一个事件都不足以让政府恐慌，因为政权力量要强大得多。虽说如此，这些地方上混乱的小插曲还是让领导人感到了不安，这个国家的人民习惯于抗议、不满和肆无忌惮的自由言论，更不用说酗酒的问题和不道德行为。这个国家是不可管理的吗？看起来是这样的。国王和他的部长们看到身边都是人们藐视法律的行为，于是他们努力寻求补救的办法。除了与美国的战争期间，整个18世纪70年代见证了英格兰为创建一个统一的国家救济系统而做的努力，甚至还向创建一个现代警察部队迈出了步伐。英国当局看到的是大西洋两岸犯罪和骚乱的增加。这影响了他们对“葛斯比事件”、波士顿倾茶事件，以及之后其他事件的定性与看法。

7月28日，因为放假，政府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此时海军上将蒙塔古有关葛斯比的急件被送到了诺斯勋爵的桌子上。诺斯手下有一支小而精干的委员会，他们每周一到两次聚在一起开会，对国家的财政进行监管。为了突显其资历，财政委员会开会的地点选在了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上方的大殿里。诺斯勋爵主持会议时，就坐在会议桌的最前端。这是张非常巨大的红木桌，其硕大的桌腿被雕刻成不列颠之狮脚爪的形状。

由于28日的会议是放暑假前的最后一次，这次会开得格外地长，并且因为糟糕的消息而变得更加沉闷。自开年以来，委员会收到的消息就充满了各种违法行为的报告，这些行为直接威胁到了国家的收入。敦刻尔克传来消息说，以火炮武装的走私船，载着茶叶和杜松子酒开往爱尔兰。4月份，征税官抱怨肯特郡的走私团伙人数如此之多，以至诺斯勋爵甚至考虑要调用骑兵。走私犯们50人一组，将茶叶和白兰地护送到伦敦南部的郊区。此外还有苏格兰的海岸线，因为太长，并且未经开发，根本无法巡逻。爱丁堡发来的一封信中沮丧地陈述，“就算调集全英国的军队，都不足以阻止这里到处都可停靠的海岸线上的走私活动。”

与为了面包而发生的暴动以及爱尔兰农村的骚乱相比，走私算不上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列颠群岛的非法交易在18世纪70年代初期达到了周期性的高峰，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非法贸易量，还有与之相伴的暴力。据财政部的了解，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在前几年，委员会有时一连几个月都不会接到殖民地的任何报告。要是纽约的将军预算超支了，委员会就签署一份草案，以确保将军的士兵都领到薪水，但除此之外，美国的商业报告是微不足道并且也是罕见的。但在1772年，坏消息却从西方频频传来。

从上一年的11月份开始，就没有任何一分钱是来自美国的财务进账。因此财政部写信给殖民地的收银员，要求一个解释。而当委员会在7月下旬开会的时候，摊在桌子上的报告组成了一幅故意反抗的画面。从缅因州法尔茅斯传来消息，一名海关官员被持枪威胁，被逼迫说出线人的名字。据传，一群暴徒在费城附近夺取了一艘海关艇。而另一封信向委员会报告，许多殖民地的地方法官直接拒绝对走私货物签发搜查令。

葛斯比号的命运也同样令人错愕。北美沿岸的法治似乎正在分崩离析。桑威治勋爵从海军部发来的蒙塔古信件的副本正是这样说的。根据驻守美国的海军的消息，罗得岛的男女老少如“一群海盗一样，他们的全部生意就是欺骗国王”。

英国白厅的官方态度是，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尽管英国撤出了他们最为雄心勃勃的计划——格伦维尔用以增加美国财政入账的印花税法案，财政部却从未放弃其基本原则：殖民地应该为其管理和防御的成本做出合理的贡献。伦敦当局没有人会当真指望美国人完全承担整个开支。即便是格伦维尔和他的顾问们也从没有提出要通过印花税和其他税目，收取超过20万英镑的税收，而20万英镑只是殖民地预算经费的一半。然而，英国政府绝不会容忍美国采用温和抵抗的方式拒绝交钱。

“葛斯比事件”传出后，诺斯勋爵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很快殖民地居民会开始拒绝纳税。当然，英国政府可以选择回到格伦维尔之前的老路上去，收取很少的关税，并让殖民地议会投票决定自己的税额来供养地方政府。但这是不可取的，因为诺斯勋爵和他的同事们想让美国的法官和政府官员直接从英国君主那里领取薪水。唯有如此，殖民地官员才会是王室权力明智而公正的代表，才不会被波士顿和罗得岛等地的反抗者蛊惑。

从葛斯比号被摧毁的那一刻起，新英格兰作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布朗家族所在的普罗维登斯，正在明白无误地走向独立。因此，英国政府在此时本应采取坚决而果断的措施。最好的情况就是重新考虑一下殖民地制度的方方面面，废除那些已无法强制执行的关税和贸易规则。要是做不到这一点，英国内阁还有另一个极端的选择：增派军舰到波士顿，封锁从科德角到康涅狄格的海岸线，并废除罗得岛的宪章。这种强硬的手段花费巨大、带有争议，并且充满风险，不过却很可能会奏效。面对英国所展示出的武力和决心，想要反抗的美国人可能会匆忙撤退。

英美之间的关系需要在自由主义政策和专制之间做出选择。但在1772年的夏天，诺斯勋爵和他的同事们却表现出了他们没有能力做出任何明确的决定。他们因为自己的内部矛盾而陷入混乱，争论到底要由谁来监管殖民地。

来自北爱尔兰唐恩郡的殖民地部长希尔斯伯勒勋爵在反叛所在地附近拥有大量产业，他见识过多次的暴动和混乱。大家都知道他喜欢高压政治，正是他曾出兵占领波士顿；也是因为他，海军将指挥部设在波士顿以制止走私，虽然并没有成功；希尔斯伯勒还呼吁撤销马萨诸塞和罗得岛的宪章。虽然他的同事和国王都不愿采取这种激进的措施，但希尔斯伯勒的意图却被泄露给了美国，他因而遭到美国人的仇恨和蔑视。

本杰明·富兰克林说他是一个固执、自负且执迷不悟的人。但是对希尔斯伯勒最无情的裁定来自于那些波士顿的爱国者，他们要惩罚英国的走狗，把粪便和尿液涂抹在他的门窗上，并将这种混合物称为“希尔斯伯勒油漆”。但就算是如此地被人讨厌，希尔斯伯勒身上还是有一些可贵品质的，他至少展现出了始终如一的美德。与他那些摇摆不定的同事相比，这位殖民地大臣的身上闪耀着果决的光芒。作为对“葛斯比事件”的回应，他要求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虽然他也没指望这样的请求会被允许。在消息从罗得岛传来两天后，他对诺斯勋爵说他想要辞职。

希尔斯伯勒成了内阁分歧的牺牲品，而这样不合时宜的争吵在内阁已成为常态。这段时期的英国政府，每个机构都是一个联合体，是从敌对派系中分出的一个松散的联盟，诺斯勋爵的内阁也不例外。当整个国家需要做出明确表态的时候，诺斯却不得不维系同级官员之间的关系，让他们相安无事。事情是这样的，他们的争吵来自于美国的另一个问题：俄亥俄山谷的命运，希尔斯伯勒和盖奇将军希望将其舍弃，归还给印第安人。

诺斯将这次有关边境的争吵称为一桩“倒霉事”，但这不仅仅是一场局部的小别扭。这场争论在希尔斯伯勒勋爵和他的内阁同僚之间生出了隔阂，使得内阁成员联合起来反对希尔斯伯勒，直到把他逼走。我们最多可以说这些内阁成员是精明、努力工作的爱国者，他们致力于为国家服务。但是这场争吵却暴露了英国内阁最糟糕的一面，由此一来，对“葛斯比事件”做出迅速而果断的回应也成了泡影。

统治阶层

英国的内阁就像是一群任性的猎犬。要是指给他们一个正确的猎物，如约翰·威尔克斯或法国国王这样共同的敌人，他们就会协同在一起，去把狐狸给抓住。但在其余的时间里，他们可能就会转着圈地互相追逐、抓咬。要是扔给他们一根骨头——某些获取经济利益的机会，他们就会对此争执不休，甚至不惜损害被他们视为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

除了希尔斯伯勒和诺斯本人，还有四位部长是真正手握实权的 [6] 。他们都是在上议院拥有席位的贵族。他们每人各有自己执着的理念和议程，在整个美国危机期间，四人都在任上，犯下的错误也是每人都有份。他们的利益各不相同，分别代表了精英阶层的不同方面。

54岁的威廉·祖里斯特恩是第四位罗奇福德伯爵，他是英国老一辈的政治家，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形成于1745年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叛乱时期。当时国家处于灾难的边缘，幼僭王一周便占领了伦敦。罗奇福德和他的朋友桑威治勋爵在当时已经快30岁了，他们的成年生活时期又经历了两场漫长的英国对法战争。两人将国家防御看成是高于一切的职责，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履行着这份职责。

在罗奇福德看来，国家安全的秘密在于力量的制衡。他是位优秀的语言学家，出任过都灵、马德里和巴黎的大使。除去他的弱项，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个不可或缺的人才。法国人称他为“欢愉的男人”，他名副其实。对戏剧，尤其是女演员有着格外的喜好，罗奇福德外遇不断，并花掉了大笔公款。出于健康原因，有时在非常时刻他也选择去乡下度假，但他的同事和国王却不能长时间地离开他，因为他对欧洲政治的熟稔是无人能及的。

罗奇福德单用一张纸就能将最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转化为简单的语言。在诺斯勋爵的内阁中，他担任资深国务大臣。开朗，活泼，而且往往是轻率的，洛奇福特如另一个法国人所说的“非常机灵”，他主要通过法律和秩序来解决国内事务，但同时也要处理英国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紧张的关系，这正是最棘手的任务。

1772年，罗奇福德的内心被一个问题所占据，因为对法国感到疑虑，他清楚英国需要欧洲大陆上的盟友来遏制波旁王朝再次发动战争，却没有可以结盟的对象。奥地利已与法国联盟，普鲁士国王并不信任英格兰的国王，而按理来说，英国本应该与俄罗斯的凯瑟琳大帝结盟，她的军队要远远超过英国。英方努力想要达成协议，但最终却无功而返。女皇要求用英国银币支付补贴金，并辅助她瓜分波兰和奥斯曼帝国。英国宁愿不做交易，也不会答应俄罗斯方面如此无情而又昂贵的附加条款。于是俄国女皇转而去找了她的远房表亲腓特烈大帝。在美国革命前夕，英国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罗奇福德的内心感到了惊慌。“我们连一个友好的国家都没有”，在那年秋天他在一份给同事的照会中不无焦虑地写道。

要说对罗奇福德的尊敬，没有人比得上他的朋友约翰·蒙塔古。蒙塔古是第四位桑威治勋爵，掌管着舰队，他也同样提防法国，也同样以女色和戏剧取乐。作为一个好赌之徒，他总是债务缠身，而他的名字还成为我们今天吃的三明治（桑威治）的名称，因为据说他需要一种不需要离开赌桌的吃饭方式。53岁的桑威治仍具有成年男子的全部活力，但同时也有些笨拙。因为高大而又笨拙，当他进入女士的会客厅时，总是容易把瓷器碰碎。据说，全伦敦只有一个人能在街上走路时同时够到街的两边，那个人就是蒙塔古。除了他的情妇，一位年轻漂亮的女高音歌手之外，桑威治勋爵有三大喜好：板球、皇家海军和亨德尔的清唱剧。其中海军是他的最爱。

处于孤立的不列颠王国更加依赖它的舰队。英国海军本身就足以威慑法国，但前提是要做好备战。海军部留存下来的记录簿上的每一页都显示桑威治勋爵一直致力于此，更快地建造和修理船只，增加火力装备，用最新治疗坏血病的药物保护船员。他和诺斯勋爵之间的信件也同样重要地说明了英国的情况。因为希望保持国家的财务状况，以便在战时可以大量借贷，诺斯对每个部门都收紧了口袋。而另一方面，桑威治则尽其所能地为海军争取，从吝啬的财政部挤出更多的资金。

在罗奇福德为外交政策忧心，桑威治伏案工作或巡视修船厂的时候，他们的同事，高尔伯爵基本上在忙自己的事。51岁的第二代高尔伯爵是内阁中最有钱的，他讲话流利，举止高贵，按照级别排位，他仅次于诺斯勋爵，官任枢密院院长。他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因为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从不扮演执行官的角色。他坐在内阁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是谁。在未经改革的旧议会制度中，选区是可以买卖的，国王需要像高尔这样的财阀的支持，用他们的资金来保住执政政府。

莱韦森·高尔家族赶在南海公司倒闭之前抛售了他们的全部股票，随后在他们的家乡斯塔福德郡买下了大片的土地。通过对煤炭和运河的投资，他们成了该地区的领导者。高尔家族直接干预了六名下议院成员的当选，高尔还与比他更有钱的贝德福德公爵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高尔家族被称为布卢姆斯伯里黑帮，他们的派系要求再得到30个席位。诺斯要想形成持久稳定的政府，就必须获得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帮助在赶走约翰·威尔克斯一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高尔也要求得到丰厚的回报：在政府关键决策中的表决权和对布卢姆斯伯里帮无尽的恩惠，还有军队的职位和政府公职岗位。要是诺斯办不到，高尔就会在背后搞阴谋，直到他找到下一位可以满足他要求的首相。

内阁中最年轻的成员只有33岁。他是第12位萨福克郡伯爵，和蔼谦逊、文雅到无可挑剔的亨利·霍华德。他接任初级国务大臣时，为自己糟糕的法语而感到非常焦虑，因为法语是外交语言。作为罗奇福德的副手，萨福克伯爵在一旁看到了英国与波罗的海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交易；让他自己感到吃惊的是，他对业务上手极快，连外国特使们也为之折服。萨福克深受疾病困扰，他几乎连一支笔也拿不起来——据说他得的是痛风，但他的症状显示他应该是心脏不太好——他得到了国王的友谊与同事们对他的信任和喜欢。就在美国战争前夕，萨福克还仿照蒲柏的风格写了一首诗嘲笑那些反叛者；虽然他这样做可能有点轻率，但萨福克和桑威治一样工作努力。他活了不到40岁。

那么除了写讽刺诗，内阁是如何处理美国问题的呢？他们所有人——虽然罗奇福德有时会重新考虑一下——都是强硬派。在他们眼中，国王和他的议会对任何一个殖民地都理应是至高无上的。国王使用他的特权将某些职能委托给省级议会或地方官员，但如果出现任何争议，无论是什么，威斯敏斯特的议会都有最终决定权。高尔、桑威治和萨福克在这一点上从未动摇过，诺斯勋爵也不会动摇。

在“葛斯比事件”发生的六年前，他们也曾亮明这样的观点。那是在1766年初，在争论废除印花税法案的时候。在上议院，30多位同僚为反对废除印花税而打了一场攻坚战。以桑威治和萨福克为首的议员们态度明确，死守阵脚，绝不改变立场。高尔也和他们站在一起，投票反对向美国做出哪怕是最小的让步。 [7]

他们将废除印花税法案视作是对他们所珍视的一切的背叛。废除了印花税，英国就对背叛和暴乱举起了白旗。更糟糕的是，印花税的废除将威胁到英国宪法的两大支柱：议会主权和法治原则。他们相信，站起来对抗暴民和抵制任何地方出现的民主主义正是上议院的职责。只有坐在上议院的同僚，那些高瞻远瞩、从不面对选民的元老们，才被相信能够为国家利益做出最佳选择。在他们看来，公众从根本上就是反复无常的，很容易被麻烦制造者们所误导，如威尔克斯或波士顿的翻版威尔克斯。废除了印花税法案，就是给了他们胜利。其结果会是无政府状态和帝国的终结。

以后谁要是不喜欢交税，就会拒绝纳税。在萨福克看来，美国人是“一群不幸的人，被好捣乱的法官和煽风点火的律师给误导了”。从新英格兰到佐治亚，省级议会已经成为滋生反抗的温床，公开要求与伦敦平起平坐。要是给美国一个让步，他们就会要求得到更多，直到他们取得自治。

六年过去了，诺斯勋爵和他的同事们仍坚持这一信条。在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后，他们就不能舍弃这一信条，也从未舍弃过。但信条终归是信条：不是可操作的议程或是行动计划，而是教条声明，是僵硬的空谈理论。他们易于空谈议会主权这样的抽象概念，却忘了权威和权力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发表声明是容易的，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宣称国王和议会拥有“古老而不可剥夺的至高权利”。但是要英国人做出决定，来给这个抽象的概念加上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就要困难得多。这一点在有关俄亥俄土地的争论中就已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希尔斯伯勒的备忘录

1772年夏天那场赶走希尔斯伯勒的争论酝酿了将近四年。它可以追溯到1768年英国特使和易洛魁人六个部落之间的协议。根据《斯坦尼克斯堡条约》，易洛魁人将他们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一直到俄亥俄河的大片领土出售。根据条约，这片土地归属国王乔治，并将分给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的热切的移民，他们形成的财团将竞购这片土地。

消息传到伦敦，吓坏了希尔斯伯勒。他从他的前任谢尔本勋爵那里接过了这项条款，谢尔本对荒野的看法与他截然不同。谢尔本一直相信通过让移民向国王交地租就可以赚到钱，但在希尔斯伯勒看来，向西部扩张所带来的风险远远超过任何可能的回报。他提出旧有的论断：让移民穿过山脉，他们将摆脱对国王的忠诚。与印第安人也会有另一场大战，而这正是他想要预先阻止的。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希尔斯伯勒用尽了各种拖延的手段来阻止任何相关补助金的发放。

然而，他渐渐发现自己被更强劲的敌手所围困。一群投资者冒了出来：他们是费城的俄亥俄州大公司。有本杰明·富兰克林站在他们一边，这个公司酝酿了一个最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购买200万英亩的荒野，这片地成了我们今天的西弗吉尼亚州。由于无法获得希尔斯伯勒勋爵的同意，投资者们开始在伦敦展开游说活动，目的就是将他剔除在外。

当时的商业环境过于乐观，该公司很快就在金融界找到了支持者。由于英国和西印度群岛的房价大幅上涨，俄亥俄河谷的处女地对投机者来说是非常诱人的。带着一丝挖苦的意味，该公司直接向希尔斯伯勒在内阁的其他同事提出了请求。他们首先拿下了萨福克大臣的岳父，继而是一连串的财政部高级官员。他们将无偿股份送给一直需要钱的罗奇福德勋爵，和并没有拒绝他们的高尔勋爵。赢得高尔的支持至关重要，因为无论希尔斯伯勒说什么，最终的决定权在枢密院，而院长正是高尔。

到了1772年春天，希尔斯伯勒已被孤立，他在白厅就像他在波士顿那样不受欢迎。虽然他在爱尔兰地位很高，但在伦敦他没有追随者，而他的对手都非常有影响力。据传高尔想把他开除，作为摆脱诺斯的铺垫。甚至国王也暗示希尔斯伯勒是在做蠢事。4月底，希尔斯伯勒决定给这件事来个了结。他给高尔发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坚决拒绝在西部建立任何定居点：结果这成了18世纪70年代初唯一一份存留下来、完整描述内阁部长对殖民地政策意见的备忘录。这份文件内容清晰、逻辑连贯，大量摘取了盖奇将军内容悲观的信件原文。希尔斯伯勒尽可能直白地陈述了英国对美国未来的一贯设想，但这恰恰显露出这样的观点是多么狭隘。

在希尔斯伯勒眼中，属国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为英国创造物质财富。他说，殖民地是用来“增进和扩大宗主国的贸易、航海和制造业的，因为其强盛和安全是依赖宗主国的”，这就是殖民地的全部作用。他列出了属国对宗主国的附加值，只有四种：

第一，是渔业，从科德角到纽芬兰的渔场海域宽广，收益丰厚，而且是英国的，因此应当保留。他们雇用了大量的船只和海员，从而有助于确保国王乔治统治那片海洋。第二，北美海岸的平原出产丰富的原材料——木材、焦油和线麻——这些都是海军建造和装配舰队所需的。第三，殖民地是英国商品的垄断销售市场。最后，希尔斯伯勒提到美国人在支持西印度群岛中起到的作用。甘蔗种植园主们要养活奴隶，还需要木材来制作桶和棚屋。这些都只能依靠内陆。

如果按照这样的论证而得出结论，就只需要在沿岸地带维持一个较小的属国，最多向内陆深入几百英里。剩下的一切都留给印第安部落。这正是希尔斯伯勒的观点：依据1763年皇家宣言的条款，在美洲建立的属国已经完成，不继续向俄亥俄州扩张。但是当他签署这份备忘录的时候，它就已经作废了。

因为大洋彼岸上涨的租金和价格驱使大批移民来到美国，西部边界是不可能闭合的。新英格兰或是哈得孙，河两岸肥沃的土地是稀少的，因此，不顾官方的精明打算，移民们越过山脉，向西的移民在西弗吉尼亚到佛蒙特之间划出一条长长的弧线。希尔斯伯勒对此也非常清楚：1772年从殖民地发回的急件里大量报告了西迁移民引起的麻烦。然而不知为何，他却相信西迁的移民潮是能够被遏制的。不过他最离奇的误判还不是俄亥俄山谷这一桩，而是他对南方种植园殖民地的判断。英国政府总是没能理解他们对该地区的控制是多么脆弱。在伦敦或格拉斯哥的任何人，读读报纸就可以看到奴隶经济的发展是多么迅速：只需瞥一眼那长长的货运列表，船只运送的都是来自查尔斯顿或安纳波利斯的水稻、烟草和小麦。但希尔斯伯勒几乎从不提及南方。他并没有想到这里可能是帝国致命的要害，南方殖民地正在以最危险的速度壮大，英国的规则将不再适用。

由于坚决反对向俄亥俄扩张，希尔斯伯勒不可避免地要与他的同事们开战。高尔勋爵和枢密院要求顾问团出具他们自己的报告，这个顾问团正是贸易委员会，他们听取的是俄亥俄大公司的证据。鉴于富兰克林和公司拉拢了一批强大的盟友，报告结果早已在意料之中。7月初，“葛斯比事件”传来的前两周，贸易委员会拿出了高尔和罗奇福德想要的东西：站出来强力支持俄亥俄计划。与此同时，布卢姆斯伯里的黑帮向媒体传出小道消息说，希尔斯伯勒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受到这样的暗示，他开始谈论辞职，这让诺斯又一次陷入了习惯性的绝望中。组建一个持久的政府耗时多年，而现在诺斯发现他的同事们在相互激烈地争斗。“我预料任何新的安排都会带来损害，”他在6月30日写给高尔的信中说道。这句话都可以当他的墓志铭了。内阁中分裂的局面是诺斯竭力避免的，这会显得他没有威严。他看不到赌注已经被抬到了多高，对殖民地的未来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了。在与希尔斯伯勒毫无结果的协商期间，俄亥俄公司已经将它要买的土地数量从200万英亩增加到了2000万英亩。批准公司的请求就意味着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之外一个新的省份的诞生，近两百平方英里的面积将印第安人的土地完全开放。要是拒绝俄亥俄的投资者们，美国人就会把边境的关闭视为帝国压迫的又一行径。

此时诺斯本可以牵头把美国的未来变成英国政策制定的一个中心主题。但除非他能继续掌权，否则他根本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他试图将俄亥俄河的问题搁置下去。为了避免出现让布卢姆斯伯里的黑帮势头增长的结果，整个7月，诺斯都在为争取时间而拖延，希望这场小题大做的争斗能够很快消散。他敦促高尔把对俄亥俄州授权的最后决定推迟到夏季休会之后。

几周过后，就连国王也开始厌倦诺斯勋爵的“好脾气和优柔寡断”。不论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这件令人不快的事只会有一个结果。来自阿尔斯特的希尔斯伯勒是可以被牺牲掉的，因为爱尔兰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而他的对手们却全然不同。罗奇福德有才干，高尔有影响力和金钱，他们必须被安抚。在国王施压的情况下，诺斯不情愿地开始物色一位新的殖民地部长。他的第一人选是布卢姆斯伯里的韦茅斯勋爵，但幸运的是，他拒绝了这个职位。诺斯松了一口气，他将这一职位给了他暗中的亲信：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威廉·莱格，第二位达特茅斯伯爵。

41岁的达特茅斯忠诚、虔诚而又廉洁，这三种品质在他同时代的政要中并不常见。他很惊讶会来找他，但他愿意帮忙，他到灌木公园听取了有关美国的简报后就同意了接受任务。希尔斯伯勒辞职了。1772年8月14日，达特茅斯成为殖民地部长。由此，诺斯为见证美国殖民政权的瓦解选出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

内阁的分歧使其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都无法对“葛斯比事件”做出回应。而此时想要坚决犹未为晚，但未来却显示出不好的预兆。白厅的大多数高级官员都痛苦地意识到，他们对大洋彼岸的事务是无能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