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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崩溃——破产年代

历史大观园 列国史志 2020-07-21 10:44:08 0


每一天都会传来有人自杀的消息。

——一位弗吉尼亚烟草商人,从英格兰写给家里的信,1772年夏天

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金融崩溃开始的那天正是葛斯比号被毁的那天。6月10日早上,当葛斯比号被大火渐渐吞噬的时候,伦敦一家合伙银行下的多家分行没能开门营业。这家银行叫作“尼尔、詹姆斯、弗迪斯和唐”,而它的破产成了无人不晓的丑闻。

这家银行看似足够安全,在针线街紧挨着英国央行的地方还新开了一处装潢考究的营业厅,但是几周以来,知道内情的那些人,一直在心里嘀咕着它的困境。虽然三位合伙人都是传统的银行家——诚实、沉闷、很容易受骗——第四位合伙人却是位股市交易员,名叫亚历山大·弗迪斯。他的名字已经成了高利贷的代名词。他也是苏格兰人,个子很高,举止文雅;他在梅菲尔和郊区各有一处宅邸。43岁的弗迪斯被他同时代的人称为“伦敦最大的投机客”。那天早上,当这座城市的人醒来时,他已经不见了,留下了50万英镑的债务。

从圣诞节开始,他的银行就在一步步地走向灭亡,因为他对市场下的每一个赌注都严重失误。他的合伙人紧张地盯着他们日渐减少的资产,而弗迪斯私下做了一个账本,被称为5号废账本,用它隐瞒了他的交易细节。绝望中的他,孤掷一注,把他们剩下的一切都押到了一项看似稳赚不赔的投资上。

当时,满城都是关于东印度公司的传言,说它在印度背负了堆积如山的债务,还有大量的茶叶卖不出去,迟早有一天它的股价会暴跌。所以弗迪斯做了任何交易员都会做的事情。在春天的时候,他卖出了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押注股价将会下跌,但几周过去了,股价只是小幅波动,而后就开始上升。到了6月初,他已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经纪人都向他追讨现金去补仓。弗迪斯四处奔走,徒劳地寻找救兵,直到9号的傍晚,他知道一切都完了。最后,他与记账员借着烛光,绝望地凝视着账本;然后,在凌晨,他开车回到萨里郡罗汉普顿的豪宅,那里,他迷人的妻子正在招待宾客。

马德拉白葡萄酒让他两眼血红,弗迪斯大声叫嚷着,对桌上的食物一通狼吞虎咽,并喝掉了他最好的香槟。他给仆人们倒上勃艮第葡萄酒,来为他的健康干杯。之后他就赶紧跑路了,找机会偷偷渡过英吉利海峡。“猛然一击,泡沫就破灭了”,一位客户回忆道,“充满了毁灭的投机已告失败,亚历山大·弗迪斯就是个破产者和乞丐。”

如若这是一个孤立事件,仅仅是一个无赖欺诈的个案,那么他的名字很快就会被遗忘。但是,当弗迪斯银行倒下的时候,跟它一起倒下的还有首都的十家银行,外加苏格兰的九家银行。弗迪斯消失后的12天,破产的狂潮几乎席卷了伦敦的所有银行。几个月后,危机蔓延到了荷兰,然后到达了大洋彼岸的美国。罗得岛的布朗家族最后只剩下了一堆废纸一样的借据,这些借据都来自阿姆斯特丹。最危险的是,这场危机还差点打垮了东印度公司。

撇开这场危机带来的动荡和苦难,人们热衷于谈论弗迪斯事件,因为它似乎很好地反映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年代。弗迪斯出事不久后,塞缪尔·富特以他为原型创作了一部喜剧《破产者》。这是“一个破产的年代”,作者说,像弗迪斯一样的人展露出他们最丑恶的嘴脸。自私、堕落,一心想着往上爬,弗迪斯下了最高的赌注,并失去了所有,但是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只是没有他那么出名而已。

“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投机赌博的国家”,诺斯勋爵于1774年在下议院核准一项新彩票时说道。这是他最精辟的评论之一。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连他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英格兰教会的主教也不得不搬去意大利,因为他妻子奢侈的生活和赌债让他们夫妻几近破产。英国人总是喜欢冒险,赌博是个古老的恶习,但就在殖民地危机之前的几年里,英国人对机会和风险产生了新嗜好。他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借钱押注。牌桌上、赛马场和金融世界里,赌博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财政部里放置着的彩票转轮正是这种生活方式最好的象征,这个转轮直径六英尺,木制,俯瞰着政府的白厅。

美国人写到这段历史时,有时会把他们的宗主国描绘成一个破旧、疲倦和过时的地方,有着强大的海军但经济却停滞不前。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殖民地有像布朗家族那样活力四射的人,英国也一样,而且还更多。英国人远非精力枯竭或懒惰。恰恰相反,这是一个精力充沛且不计后果的民族,渴望探索每一个赚钱的机会。

大约在1760年,不列颠群岛经济的脉搏突然开始加速。以后见之明,我们比任何18世纪的人都更能看清楚这其中的缘由。新道路、新矿山和新运河,还有大量的专利和新发明的申请:我们可以列个单子、画个图表,来显示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这个国家是如何开始彻底地改变的。但在当时,虽然人们能感觉到有新的事物出现,但他们会觉得奇怪或感到不安,他们发现这个过程很难量化,说不准到底是好是坏。疯狂的投机与合理的长线投资之间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界线。

在一些人看来,如爱德华·吉本,英国似乎是进步的灯塔,引领世界走向未来。有伯明翰出产的坛坛罐罐,还有铜底船只,这个王国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它有珍妮纺纱机、运河,还有能够打造优质机器的工程师;它有詹姆斯·瓦特和他的蒸汽机;有约西亚·韦奇伍德和他远销俄罗斯的陶瓷;有爱好天文学、各种工具和每一项新技术的国王,让他的国土更加富饶。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国家似乎正面临着衰退的危险。

沉迷于奢侈、赌博和借债,英国就像是一个顽固而贪婪的人。根据詹姆斯·鲍斯威尔的说法,1772年的金融崩溃源于人性的弱点。他说经济危机起源于富足,起源于轻率,起源于“想要一夜暴富的欲望”。这种长篇大论往往出现在这种年代,鲍斯威尔这样的作家喜欢批判奢侈正如他们自己喜欢花钱一样。不过他的经济观点是被普遍接受的,尤其是在美国;英国的投机习惯在其与殖民地的分裂中也起到了作用。

首先是态度和看法的问题。独立战争前的几年是一个逐渐疏远的过程,即使是喜欢宗主国的美国人也开始对它的运作方式失去耐心。银行业危机爆发后,消息只用了六周就传到了弗吉尼亚州,那里的烟草种植户都要依靠伦敦和格拉斯哥的贷款。在接下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信贷流动枯竭。虽然信贷枯竭对他们业务的影响只是暂时的,但它加深了他们对帝国的愤怒。从英格兰回来的美国游客,给殖民地带回了更多有关浮华和违约的故事。《弗吉尼亚公报》对亚历山大·弗迪斯做了长篇报道,读者们得出了他们自己的结论。他们认为英国已成明日黄花,是衰败和不可靠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老世界之间的文化分歧,就像皇家海军与罗得岛之间的分歧那样深刻。

其次,银行破产及其后果让英国的政治体系无力应付。自打成为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以来,英国的情况变得更加不稳定,也更加难以预测。无论是银行挤兑还是上涨的面包价格,每年都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困扰着国王和他的内阁。所见之处,到处都是变化的迹象,但此时的经济理论尚处于起步阶段,他们无法找出一个模式来,或解释一件事与另一件事之间的联系。当他们遭遇危机,如银行破产,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凑出一个解决方案,对其将产生的副作用只有最模糊的概念。

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他们的政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所有这一切背后的基本事实是:一个全新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英国正在形成,它比旧英国更加让人难以理解,也更不稳定。正当英国政府试图控制自己复杂难懂的国家时,诺斯勋爵和他的朋友们让美国溜走了。

辉煌与壮丽

英国人喜欢漫画艺术。要是给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画幅漫画,我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入手,因为英国是如此多面。英国一直在纺纱和制造机器的数量上领先,虽然在1760年之后还有加速,但这种新经济依然弱小,不能主宰经济整体。而一位漫画家,要是纯粹从狭隘的统计数字来看这个国家,就可能会把它描绘成一架古老的马车,拉着一车旧行李在艰难跋涉。

虽然难以做出评估,但是最多的证据表明,尽管英国已成为一个全民皆商的国家,但其财富的增加却非常缓慢。整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缓慢,每年增长不足1%。多达2/5的人口仍然靠土地谋生,从事农业或与农业相关的交易,或者做家庭佣工。他们的产出10年都不会有大的变化。由于荒地或沼泽的开垦,以及从荷兰复制过来的新的农耕方法,一个多世纪以来,土地的收益率稳步上升。但是,1740年之后的30年里,农村经济停滞不前,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了萎缩。因为农业在英国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很大,如果农业产出不增长,整个王国也无法快速地发展。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就此得出结论,就会画出一幅对英国的歪曲漫画。没有人把这个国家比作一匹灰色的老母马。相反,观察人士经常看到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一个经济失衡的国家,贫富差距日渐加深,老百姓普遍贫困,富人的口袋则快速地鼓了起来。无论农村有多么萧条,来访者可以在伦敦和许多其他城镇找到全欧洲收入最高的工人,和随处可见的奢华消费方式。这些迹象都说明了经济正在起飞。在美国危机发生前的十年里,某些增长快速的行业让一小部分人赚到了大笔的财富。

最激动人心的增长出现在对殖民地或亚洲的进口贸易中。茶叶贸易如日中天,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进口的烟草在美国革命前夕也达到了新高峰,进口量在30年间翻了一倍。同样快速增长的还有加勒比的砂糖,进口量比18世纪60年代初增长了30%。但正是因为这些领域的生意如此好做,外人很难,或者说是几乎不可能加入。拿烟草贸易来说,格拉斯哥和伦敦的一个紧密的商人小圈子就锁定了大部分的进口生意。至于蔗糖,英属西印度群岛已被开垦的土地——巴巴多斯、牙买加、尼维斯和安提瓜岛——土地价格高得让后来者望而却步。一般而言,茶叶贸易应另当别论——任何人拿钱都可以买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或竞购茶叶——但是正如我们所见,这项业务实际上被另一个小集团紧紧控制着。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野心勃勃的投机者就不得不到别处去寻找机会。

一部分人希望从最新的科技进步中获利。在这方面,这一时期有两位杰出的代表:陶艺家约西亚·韦奇伍德和他的朋友也是邻居——来自伯明翰的工厂主和工程师马修·博尔顿,他出资赞助了詹姆斯·瓦特。他们漫长的职业生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概括的,但是,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他们是设计、营销和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创新者,他们让普通消费者也能买得起高质量的产品。但他们也是万里无一的。

博尔顿和韦奇伍德都正值盛年,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但这两人却鲜有效仿者,也算不上最富有的大亨。最有钱的商人并非工业先驱,而是投机商人:那些做票据资产或房地产的人。大宗商品贸易获得爆炸性增长的同时,利率的下降和急于放贷的银行家们催生了金融行业的繁荣。自对法战争后,到1772年,这种繁荣已有近十年。与法国的冲突不仅在美国留下损伤,也给英国国内留下了后遗症。当然,七年战争消耗了大量国力,也导致税率上升,但它在经济方面带来的损伤远远不只是剧增的国债。

问题出在赢得这场战争的方式上。英国本可以靠着海军取胜,这是相对花费少而划算的,但英国同时在欧洲派出了地面部队。1761年,英国有10万地面部队在德国,军队的补给匮乏并且昂贵,年度预算达到了近1000万英镑,是海军舰队开销的两倍。战争为食品、饲料、弹药的供应商以及军事承包商带来了巨大的供应合同,像乔治·科尔布鲁克爵士这样的人从中狠狠赚了一笔。同样大发其财的还有英国和荷兰的银行家们,他们采购政府需要的金条或承销政府发行的债券。

1763年战争结束时,合同解除,债券停止发行,但其影响并未消除。如此巨大的军事预算支出,让政府把资金放到了供应商的手里,而这些供应商本身要么是银行家,要么在《巴黎条约》签署后就迅速转向了金融投资行业。要用手中的财富进行再投资,他们创建了一种新型的私人银行,不仅放贷,还积极参与大宗商品和股票交易。

10年之间,伦敦私人银行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50家,其中就包括被弗迪斯搞垮的那家。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苏格兰,因为军事合同或蔗糖、烟草贸易而发了财的那些人在苏格兰新开了10多家银行。英法战争之前,英格兰郡只有10家农村银行;到了18世纪60年代,这个数字开始飙升,在60年代末达到了近100家银行。

到了1770年,信贷变得很容易,而且便宜。经过七年的太平日子,政府几乎没有借债的需求,因此民间资本就大量地流向了像弗迪斯那样的投机者。弗迪斯的生涯代表了他所在的那个时期,这不仅是因为他起家和败落的方式,还在于他的所作所为背后的动机。他是亚伯丁市长或教务长的儿子,他的家里人才辈出,几位兄弟都在医学和教会领域崭露头角,但弗迪斯希望超越他们,加入贵族的行列。

据他的弟妹说,弗迪斯渴望成为“全英格兰最富有的平民”。在他消失后,人们说起了他对贵族血统的执着——一定要娶到一个贵族。据说“他非贵族不娶”,这是一个势利和投机的时代。因为他职业生涯的起步只是伦敦一家银行的小职员,弗迪斯一直等到40岁才找到了合适的对象:一位苏格兰伯爵的女儿。她非常年轻、非常漂亮。她的丈夫确保她的照片在首都的每一个打印店里都可以被看到。

弗迪斯这样的人古已有之,只是在乔治三世的统治时期,这样的人找到了更多向上爬的新路子。在巴黎和谈期间,弗迪斯和乔治·科尔布鲁克爵士一样,从政府债券的内幕交易中大赚了一笔。这在当时是常见的做法,正如科尔布鲁克所说,“每位内阁成员都会向特定的关系户和朋友透露消息”。1766年,东印度公司的收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弗迪斯凭借买卖它的股票又赚了一笔。

他很少直接买卖股票。弗迪斯操作的是隐秘的衍生工具,由经纪人创建的隐秘风险联合信托只有少数专业人士可以看穿。他通过“差价合约”向市场押注,这是一种18世纪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就在使用的交易工具,用杠杆放大票据资产或商品价格的小幅波动来获取高额收益。这也就是为何当他以空头方式卖出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而股价却未能如期下降时,他会亏掉那么多的原因。为了给他的操作提供足够的资金,弗迪斯在英国和荷兰编织了一个银行家的关系网。其中最大的是一家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叫作“希望与陪伴”,这家银行资助战争、走私茶叶、经营着加勒比海的奴隶种植园,并自诩高尚。“希望与陪伴”为弗迪斯提供长期信贷,并代表他谨慎地操作。

这位来自亚伯丁的交易员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但若非系统本身就已经非常脆弱,他的退场本不该造成这样大的灾难。事件的影响如此严重,是因为还有很多人也参与了同样的借债和投机活动,并且交易的不仅仅是债券,还有固定资产。房地产的兴起为1772年的银行破产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

过去,新富起来的人只是在英格兰买块田产,这是最安全的投资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麦浪翻滚的田地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一直以来,农村土地的价格不断上涨,终于透支了未来的获利空间。对英格兰的郡县感到了厌倦的创业者们,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在苏格兰,农民仍然在用落后的木犁耕种燕麦。那里地租很低,土地价格也非常便宜。事实上,在18世纪60年代末,如此低的地价吸引了英格兰的投资者越过分界,买下了成千上万英亩的荒野和沼泽。他们对这些荒地进行改良:围上栅栏,挖出水渠并铺撒石灰。投资者们会向新苏格兰一家工业银行“道格拉斯与赫伦”融资,这家银行于1769年在埃尔成立。对该地区进行改造的计划包括新建道路、制造厂,修挖运河,建亚麻工厂。为推进计划,还招募了当地贵族作为赞助人。如果投资人对农村不感兴趣,他们还可以选择爱丁堡的地产项目,此时该城的银行精英正在打造优雅的爱丁堡新城。

又或者投资者们要是喜欢更温暖的气候,他们可以在西印度群岛找到新的前景。旧有的英国殖民地已经被占满,但是作为《巴黎条约》的一部分,法国被迫交出了牙买加南部的向风群岛。为了偿还债务,英国政府将这些岛上的土地出售给了一群急切的买家。炒家们赶到格林纳达、多巴哥和多米尼加,用在伦敦或荷兰公司借来的钱购买地产和奴隶,这其中的借贷公司就包括“希望与陪伴”银行。

在苏格兰和殖民地的投资就是这么多;但如果你想找到最具风险的投资,就要去伦敦的西区看看。当抵押贷款的利率降到了4%以下,这座城市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建筑热潮。今天的泰晤士河边仍可看到它留下的痕迹,从克雷文街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住所走出5分钟,在萨伏伊酒店附近,河岸上一排台阶通向一座高高的砖砌建筑,这座建筑带有明显的乔治王时代的风格。雕饰带、三角墙和壁柱,这座带有怀古设计的房子位于罗伯特街3号,它的建造者是苏格兰建筑师罗伯特·亚当。他设计这样的建筑既是为了复古,更是为了赚上一大笔钱。

历史学家们通常会到诗歌或小说中去捕捉那个时代的氛围,但这种对书面文本的强调可能是有误导性的。虽然富豪和政治精英们也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比起文学来,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宅院、绘画、陶器和派对;而他们最喜欢的文学形式是戏剧表演,吸引他们的是视觉艺术和演员们的台词。作为他们时尚的仲裁者,罗伯特·亚当和他的兄弟们给精英们带来了一些特别令人兴奋并且具体有形的东西。有三位内阁部长都住在他建造的房子里,还有诺斯勋爵的妹妹也住在他的作品中。亚当对那个时代文化的定义是文字永远无法达到的。

大英崩溃——破产年代

1772年左右的泰晤士河风貌,罗伯特·亚当的阿德尔菲在建项目位于图片右边。图片是威廉·霍奇的画作。图片中的背景是威斯敏斯特教堂。(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

罗伯特大街上的阿德尔菲,这座沿河建造的住宅综合体,正是他最大胆的投机。任何人看到这些设计都会明白亚当试图实现的是什么目标:复兴古罗马的魅力。包括塞缪尔·约翰逊在内的一些人认为他的作品太过华丽和耀眼,但是亚当的客户却喜欢里面的每一个大理石壁炉和每一堵金粉刷就的墙壁。他引领的这场运动还有一个宣言,由他的朋友土木工程师约翰·格温撰写。这份宣言中道出了它吸引人的秘诀。“现在的英国人正如旧时的罗马人,拥有卓著的权力和财富”,他写道,“我们的智慧受人尊敬,我们的法律让人羡慕,我们的领土覆盖了全球很大的一部分。让我们不再忽视享受我们的优越;让我们利用起我们的财富……来提升优雅。”为确保奢华,格温谈到要重建首都,将过去的碎片一扫而光。伦敦市民可以分享他所说的“富丽堂皇的公共场所”,他们白天的生活将充满美景。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还在书中插入了泰晤士河堤岸的图片,精美的阶梯和柱廊取代了肮脏的烂泥,这些建筑的壮丽程度和耐久性都超过了罗马的相应建筑。

英国的政客们学生时代都在学习古罗马的经典著作,因此当罗伯特·亚当请求开发沿河两岸的时候,阿德尔菲项目立刻获得了批准。有什么能比奥古斯都的风格更好地美化这座城市?亚当沿着通向斯特兰德大街的斜坡上建造了70座房子,房子下面的酒窖完全仿制了戴克里先宫殿的底下拱室。1772年春,这些房子即将完工之时,一位很有威望的客户最先到来了:大卫·盖瑞克,那个时代最红的男演员。早餐时间,在环绕着贺加斯画作的客厅里,盖瑞克可以一边接待客人,一边背诵莎士比亚,而客人们对眼前的景象赞不绝口。这正是罗伯特·亚当想要努力创造出的效果。

这一切都非常宏大,但遗憾的是阿德尔菲建在了一个脆弱的信用金字塔的顶端。为了给项目融资,亚当兄弟去找了新成立的私人银行,而且主要是他们家乡的私人银行。那些新苏格兰银行规模小,资金少,但这些银行通过向伦敦更大的银行支借庞大债务来筹集到罗伯特·亚当所需要的钱。亚当兄弟总共筹集了20万英镑,这些钱同样也被他们存在了一些小型的苏格兰公司里,这其中就包括约翰·弗迪斯的一个公司,他和来自亚伯丁的那位骗子是同族的亲戚。破产即将发生,而罗伯特·亚当将成为最著名的受害者,阿德尔菲也成了英国投机热的另一个象征。

1772年的崩盘

它的到来并非全无征兆。乔治三世是个关注时事的人,每天阅览《民众报》,早在4月份,国王本应看到那条关于危机的预言。文章的作者说,灾难即将到来,因为“大范围被无底线滥用的信贷将产生致命的后果”。

《民众报》指出,快速的放贷节奏远远超出了谨慎的边界,并指责英国央行保持低利率,以及为其他银行提供基金的做法。这份报纸说得没错,其实私下里,英国央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就在同一周,另一位消息灵通的记者披露,英国央行正在悄悄地停止向资助阿德尔菲项目的苏格兰人,以及像希望与陪伴银行那样与亚历山大·弗迪斯关系密切的荷兰公司发放新的贷款。

有一家公司比任何其他公司都让当局感到担心:埃尔一家名为“道格拉斯与赫伦”的银行。它从伦敦的银行家手中借钱,并将钱放贷到北部边境,凭此业务,在短短三年内,这家银行的规模已超越了所有竞争对手。它的债权人里就包括东印度公司的乔治·科尔布鲁克爵士。在一定程度上,道格拉斯与赫伦银行推动了进步,在苏格兰西南部留下了永久的标志:新港口、新公路和街边成排的给亚麻纺织工人居住的白色小屋。但是这家银行的董事们却是鲁莽而激进的,甚至到了不择手段进行欺诈的地步,之后的一份官方调查称,在这家银行的运作中“滥用和不规范达到了极致”。调查还说,这家银行一半以上的贷款都是可疑的,没有担保,并且都是发放给合作伙伴或是他们的朋友的。

用一位满怀敌意的观察员的话说,埃尔银行为“一窝蜂的黑色项目”做了融资,不仅是阿德尔菲项目,还包括以市场最高价买入的格林纳达奴隶种植园。显然,银行从未直接把钱贷给亚历山大·弗迪斯,但即便如此,道格拉斯与赫伦银行仍是造成弗迪斯事件灾难性后果的部分原因。当弗迪斯跑路的时候,埃尔银行在首都的巨额债务都将在10周内到期。埃尔银行在这场危机中注定会倒下,并随之带倒了许多其他银行。

6月10日,星期三,当弗迪斯跑路的消息刚传出来的时候,伦敦城还是相对镇定的。如大家所料,英国央行出手干预,慷慨地向任何遭遇危机的银行家放贷。但苏格兰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周五晚些时候,有人骑着快马将消息带到了爱丁堡,周一一早苏格兰的银行纷纷开始倒闭。

约翰·弗迪斯是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他的银行代表政府持有苏格兰的土地税收益;当局担心这笔钱可能会拿不回来,所以他们去法院申请债务的即时支付。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市民们慌忙前往银行去提取存款。弗迪斯银行锁上了它的大门,一场挤兑潮开始在全城的每家银行上演。在铺着鹅卵石的卡农盖特街上,人群聚集在道格拉斯与赫伦银行的门外,要求取回存款金。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管理部门只是设法搪塞,指责是“愚蠢或不怀好意的人”在传播谣言。但恐慌仍在继续。又有五家银行倒下了,道格拉斯与赫伦银行狂乱地想从伦敦寻找帮助,但是另一场风暴即将在伦敦爆发。

尽管英国央行尽了最大的努力,伦敦这座城市正在迅速地丧失勇气。在接下来的周末,出现了第一例自杀的人,是一位来自郊区的交易员,他割开了自己的喉咙,而当时他的妻子正平静地睡在他身边。他的妻子听到了他喉咙呛出的声音而醒来,发现他们的枕头已经被他的血湿透了。两天后,6月22日,周一,人们开始恐慌。就在那一天,有人在多佛看见了亚历山大·弗迪斯,他登上了去法国的船;这个恶棍逃走了,而储户们正在围攻伦敦的每一家银行。到了上午10点,一家银行已被捣毁。至少有18名受到惊吓的银行合伙人抱团聚到了英国央行。在接下来的三天,央行借给了他们将近100万英镑,但这并不能阻止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

数百名工匠像往常一样来到阿德尔菲上工,全然不知罗伯特·亚当已经没钱支付他们的工资了。“当这一消息被宣布后,他们都沉默了,一言不发地从墙上爬了下来”,报纸报道,“他们集体在大街上站了好一会儿,最终一个接一个地走开了,带着他们对雇主命运的哀叹”。项目终止了。资本信用整体消失,商人对任何光顾的客人都要求现金支付。据说连国王乔治三世都慌忙收回他在斯特兰德大街银行里所有的钱。当然,这件事是子虚乌有的,但真实的危难却将众多弱者吞噬。据报道,截至周末,已有20家企业倒闭,随之而来的是更多自杀的消息,有用剃须刀自杀的,有拔枪自杀的,还有跳楼的。

两周过后,平静才开始恢复。英国央行继续投放贷款,而苏格兰的危机最终也出现了两位救世主,他们都是拥有财产和地位的苏格兰人,对他们来说,道格拉斯与赫伦银行的命运关乎声誉,就像是一场被挑起的决斗,是必须要接受的。为银行填补缺口的是年轻的巴克卢公爵和他的表哥昆斯伯里公爵,这二人名下的地产横跨索尔维和克莱德。他们也是这家银行的创始人之一,他们的印章成为道格拉斯与赫伦银行迅速扩张的推手。对拯救埃尔银行感到义不容辞的二人,承诺将他们的土地作为抵押品,向英格兰银行筹措了一笔紧急贷款,暂时救活了公司。到了第二年,情况并没有改善,道格拉斯与赫伦银行不得不关闭,不过这样的倒闭也总算走了程序。等到18世纪90年代,这家银行几乎已经偿还了所有的欠债,虽然大多数债权人根本等不到那么久就已破产。

在这场危机中,东印度公司显然是毫发无损地幸存了下来,因为它在英国央行有自己的信用额度,并且距离下一次茶叶拍卖还有好几个月。但这个国家的其余部分却陷入了深度的衰退,并一直持续到1773年的春天。更多的企业倒闭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了生计。亚麻产量暴跌,煤和毛织品的需求量急剧下降,正在开凿的新运河也停在了一半。詹姆斯·瓦特完善新蒸汽机的进程也一度中断,因为银行的破产导致马修·博尔顿失去了用于支持该项目的资金。在伦敦,罗伯特·亚当不得不通过彩票抽奖的方式,来为阿德尔菲项目募集资金,而奖品是该项目中最好的五幢房子。

发生的这一切都被来访的美国人看在眼里,他们立即给家里写信告知这些消息。“若要将那众多的灾难和陷入赤贫的家庭一一描述,我能写出一卷书来”,一位生活在英国,经销烟草的弗吉尼亚年轻人写道。但在伦敦的所有美国人中,有一个人对这场灾难的评价具有特别的影响,并且十分中肯:这个人不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对此只是耸了耸肩——到目前为止,他对英国的混乱和管理不善并不感到意外——这人是富兰克林的朋友,亨利·马钱特,罗得岛的司法部长。他被派来解决罗得岛与宗主国的争端。

虽然他的这项任务失败了,但马钱特四处周游,并将他看到的一切仔细记录了下来。虽然从未发表,且鲜为人知,但他的这些日记或许是美国人在独立战争前夕对宗主国最好的记录。与其他逗留在伦敦的访客不同,马钱特这位31岁的年轻人,游历了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他参观学校和监狱,探访煤矿矿井,还和棉纱工们聊天。他与富兰克林一道去了苏格兰的卡伦铁厂,并惊叹于这个时代的奇迹。回到首都,他去拜见了大卫·盖瑞克,后者把他带到德鲁里巷,邀请他和众人共进早餐。

马钱特所见到的事物无不令他钦佩,但同时也令他感到了震惊。他与政府官员、政客和商人们的会面令他深感不安,他看到这个国家出了问题。他认为英国贪婪、自大、行动莽撞,而银行危机的爆发似乎证明了他的看法。6月22日当天,他在伦敦目睹了城内的恐慌。和詹姆斯·鲍斯威尔一样,他把危机归咎于道德的滑坡。马钱特说,危机的降临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奢靡和荒唐;是票据信用的疯狂,和房地产的假象”。他相信,对于整个英国权力的崩溃,这只是个开始。

四周后,葛斯比号被毁的消息传到了伦敦。在针线街弗迪斯银行一带的美国人,会到新英格兰咖啡馆碰面,在那里交易鲸油,租船,或领取信件。当7月17日,英国船被烧毁的消息传来时,马钱特,这位罗得岛来的律师,就在店内。他被这条消息吓坏了——说这次突袭是“一次疯狂和愚蠢的行动”——亨利·马钱特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启程返回殖民地。

首先,报纸上对“葛斯比事件”的报道只有几行字,并错误地说达斯丁顿死了。但当局知道真相:他们接到了海军上将的信。11天后,这封信到了英国方面,而接到信的这个人正是美国革命这场剧中的主角。他就是政府领导人,英国第一财政大臣,弗雷德里克·诺斯勋爵。

此时从政已近20年的诺斯勋爵,在仕途上正是志得意满。凭借他的聪明有趣,无论敌友都对他十分敬重和钦佩。几周前,国王乔治三世刚刚授予他“嘉德勋位爵士”的头衔,这是英国勋位最高的爵士。然而,他的威望和显露在外的自信并未能消除他私底下自我怀疑的痛苦。这个王国有太多的理由让他感到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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