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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崩溃——东印度公司的危机

历史大观园 列国史志 2020-07-21 10:44:19 0


首府的资金空前匮乏。

——一份伦敦报纸,于1772年10月

对这代人来说,不论男子还是妇女,都会记得1772年那个漫长、干旱的夏季,直到8月下旬天气才开始出现变化。倾盆大雨开始在最糟糕的时刻降落,此时庄稼仍然高高矗立在田地里。在9月24日夜里,一场来自海上的暴风雨席卷了英格兰南部,掀翻了屋顶并洗劫了结满苹果的果园。诺斯勋爵和家人正在位于伊尔明斯特附近的迪灵顿乡间别墅度假,但他只在萨默塞特州停留了两个星期,就被召回了首都。

在那时,议会有在11月召开会议的惯例,他们为军队来年的预算投票,并以此为开端进行下一年的议题。没有任何紧迫的战争威胁,诺斯希望可以把会议推迟到圣诞节后。但在10月的第一周到达唐宁街后,他明白把会议延迟这么长时间将会是非常不明智的。各方面都有紧急事务需要处理,但是这样危急的形势也给了诺斯抢占先机、击败政敌的机会,这正合他的心意。他也许会为重大的方针政策犹豫,但在操控局面这门艺术上,没人能超越他。他到伦敦时就已经准备好用他的能力投入工作了。

“国内外事务均处于紧急状态”,诺斯在下议院的一位对手,埃德蒙·伯克写道。尽管伯克有夸大其词的毛病,对每件事的描述中,他都惯于用华丽的辞藻隐藏叙述所缺乏的严密性,但这一次他完全正确。多亏了英国央行和苏格兰公爵,夏天的金融恐慌逐渐平息下去了。虽然金融系统从发热的急症中存活了下来,但这位病人仍旧病情严重。在欧洲,粮食价格飙升,达到了50年来未见的水平,甚至在西西里岛和法国北部唤醒了农民起义的幽灵。在英国,银行业仍然脆弱,而经济衰退使破产银行的数量达到了新高。收成不好导致的食品匮乏要过6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才会完全显现,因此1773年可能将要见证更深重的困境。在伦敦东区,水手们反对削减他们的工资,威胁要发起暴动,而在苏格兰,失业者们似乎也要效仿。

瑞典和波兰传回了越来越多的坏消息,罗奇福德勋爵使英国人的警钟响个不停。他说,法国舰队整装待发,将要防卫瑞典或进攻印度。不论发生哪种情况,英国人都必须以武力还击。国内政治中也有另一个让人焦虑的因素。当时伦敦正值市长选举期间,“这个巨大的、难以掌控的城镇”,就像一位上议院议员描述的那样,他提醒内阁注意大街上的麻烦。诺斯不会为那种事情过分担心:一个夏天的夜晚,一群暴民沿着唐宁街游行并打破了他的窗户,对这事件他只是耸了耸肩。但现在他不能对民众的不满坐视不理,这可能导致约翰·威尔克斯在选举中斩获全面的胜利。

没有哪届英国政府希望看到政敌成为伦敦的市长大人。只要愿意,市长可以尽情喝酒享乐,纵情声色;但如果他选择公然反抗国王和大臣们,他仍然具有这样的权力。对中央刑事法庭来说,市长和他的两个司法长官执掌着刑事审判制度,不仅市区,也就是伦敦城,而且米德尔塞克斯周围的郡县也全都落入了他们的掌控之中。纽盖特监狱也属于其管辖范围,任何逮捕或搜查都需要得到他们的许可。如果约翰·威尔克斯当选为伦敦市长,这个城市就成了他的封地,他会让他的朋友们轮流担任司法长官或接替他成为行政首脑。为了保证他对伦敦的控制权,威尔克斯可能试着在议会中建立一个新的激进派系。

在三年时间内,到1775年的春天,英国将要举行普选,而诺斯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工作了,会见潜在的候选人,并试图确保他的支持者获得每个稳得席位。如果失去了首都,他将开始一点一点失去他的声望以及他对乔治三世的价值。一个新的短语,“民意”,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在英语中出现,指的是民众的普遍情绪。在特殊情况下,公众舆论甚至可以推翻一个行政机构。如果新闻界的成员们认为一个人懦弱或者不爱国,他们可能发动无情的讨伐,用嘲笑和讽刺摧毁这个人。在人们的记忆中,两个首席部长就这样落马了。

同样的命运会降临到诺斯头上吗?伦敦报业离不开他的对手,约翰·威尔克斯,一个无尽的恶作剧和娱乐新闻的来源。到1772年,伦敦人有19种可供选择的报纸,它们的日常销量多达3万份,而读者总数也许要10倍于这个数字。无论伦敦的报纸上出现了什么消息,都会被迅速复制到各省,接着被转发到美国。因此,防止威尔克斯赢得普选的胜利至关重要,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对当局的尊重会被逐渐破坏。同样,如果让媒体把威尔克斯塑造成一个英雄,诺斯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威尔克斯突然开始谋求权力。诺斯回到唐宁街时,选民们开始在伦敦市政厅聚集,进行一系列的选举来选出新的市长。约有9000名民众符合投票资格,这让伦敦政府成了英国最接近民主的政府。通常,一个由市参议员组成的核心团体会想方设法来修改选举结果,使其有利于国王和部长们偏好的候选人。这就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但是近三年来,因为威尔克斯争取下议院的席位失利了,他开始忙着组织自己的政治机器。

随着每一票的投出,威尔克斯的支持率不断上升。到10月6日投票结束,只有不足半数的选民们选择了效忠于国王和内阁的候选人。约翰·威尔克斯成了最终的赢家。诺斯和国王恼羞成怒,但目前还没有什么值得他们恐慌。他们认为威尔克斯通过欺诈手段赢得了选举,所以他们认为,在市参议员仔细审查选票的时候,他虚假的胜利就会消失。

这又是一个误判。一个煽动家,一个通奸者,甚至也许还是一个变态的异教徒,威尔克斯代表着乔治三世畏惧和藐视的一切。诺斯对他的感觉和国王的一致,可是他们对他的憎恨导致他们低估了他作为一个政客的才能。他们没有看到他真正获得的支持的广度,他博得了大西洋两岸的有思想的人们的支持。一个狡猾的自我推销者,只信任几个亲密的朋友,与许多盟友闹翻,威尔克斯不可能维系持久的政治运动。但他确实具有过人的品质和天赋——勇气,才智,在宣传方面才华横溢的天资——这些使他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他的长相甚至比诺斯勋爵更丑,他完全把自己当作一名拉丁语学者。但作为一个克勒肯维尔的、富有的酒精蒸馏商的儿子,威尔克斯对伦敦的了解比任何内阁部长希望做到的更彻底。几年之内,他组织了一支广泛的城市联盟,由渴望带来改变的男性和女性组成。

一年前,威尔克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制定了一个民主改革大纲。其核心是对议会和铁腕掌权的少数精英的尖锐批判。事实上,诺斯从来没有获得过完全的控制权,他的同事们太过自私,无法形成一个完全稳固的集团。但在1772年,当威尔克斯在市政厅的演说台上发表演讲,把议会叫作“主要由雇佣兵和奴隶组成的参议院”时,听众明白了他的意思。作为一种清除腐败温床的方法,威尔克斯呼吁每年举行一次选举,出台一部反对贿选的法律,以及另一部禁止国王的官员进入下议院的法律。他们最激进之处是呼吁“给人民完全平等的代表权”。这句话意味着许多东西,但它肯定包括个别权贵对小城市的主宰的终结,就像诺斯勋爵曾在班伯里做的。它可能还意味着公民权利的广泛扩展,每位户主都有获得选票的权利。

威尔克斯阵营提出的纲领具有广泛的吸引力。经营小买卖的商贩把票投给了威尔克斯,技师、律师、西印度商人和美国贸易商也都这么做了。同样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异教徒的支持,如浸信会教徒、长老会教徒等等。在伦敦的东部地区,他们的支持最为强烈,但从阿尔盖德区到哈克尼区再到伦敦城,异教徒形成了蛛网形的不信奉国教的联盟,这个联盟纵深到全国各地。他们与海港和商业重镇中的志同道合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纽卡斯尔市、布里斯托尔市甚至美国的陶顿市——在萨默塞特郡诺斯自己的后院,那里的异教徒尤其让人感到棘手。这些城镇,就像伦敦城一样,可能会把一位威尔克斯阵营的成员送进下议院。

考虑到英国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威尔克斯阵营只可能在大选中赢得少数席位。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会给诺斯勋爵制造麻烦并让他为未来忧心。他们同样可以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为更大的反抗运动煽风点火。在美国,由衷的同情使威尔克斯阵营和爱国的反对派结盟,不仅在查尔斯顿,还在弗吉尼亚州和新英格兰。在殖民地,男子和妇女对伦敦的政治保持着敏锐的关注,而波士顿尤甚,那里的激进分子对神和政府持有同样的态度。爱国者领袖塞缪尔·亚当斯——失败的生意人,非常不称职的税收官,却是激昂的记者以及杰出的政治家——在伦敦有两名美国联系人,来自弗吉尼亚的亚瑟·李和威廉·李。两人都隶属于威尔克斯的核心集团。而威尔克斯阵营和亚当斯在波士顿的盟友约翰·汉考克之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联系。作为亚当斯在伦敦的代理人,汉考克十分器重一位商人,乔治·海利,他既与长老会有深厚的渊源,又住在阿尔盖特弟兄会教堂的附近。威尔克斯正是他的妹夫。

每当约翰·威尔克斯夺取了新的政治阵地,他的美国崇拜者都认为得到了更多反抗帝国的理由。他的每一个胜利,包括市长选举,都在波士顿海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英国内阁知道这种情况——来自殖民地的剪报常常满是关于他的话题,但他们并没领会到它的全部意义。在适当的时候,李氏兄弟将会煽动一场叛乱,但这还是两年之后的事情。虽然当局知道他们二人,但他们活动的范围直到1774年才被全部弄清楚。在此期间,诺斯勋爵和他的同事们几乎对李氏兄弟的能耐一无所知。在他们看来,美国最多只能算得上第二号问题。在他们的清单上首屈一指的大麻烦,是东印度公司。

资金匮乏的困境

一年多来,茶叶市场已经接近了崩溃的边缘。在1772年秋天,这一刻终于到来了。在7月份,汤姆森船长驾驶着加尔各答号,带着大量从广州装船的茶叶到达了泰晤士河畔。到8月底,归来的另外十九艘商船和加尔各答号并排停泊在河里,安全但遭到恶劣天气的侵袭。他们总共带回了9万箱茶叶,两倍于英国合法茶叶市场上消费者一年时间的消耗量。而上一季度的茶叶拍卖已经积压了无法售出的巨量茶叶。当9月的拍卖开始,武夷茶的价格下跌了20%。

即便到那时,东印度公司仍然可以通过出售茶叶获利,却不足以偿还所有债务了。公司的金库中空无一物,欠账却是天文数字,而随后的银行业危机又导致公司无钱可借。来自四面八方的债权人要求公司偿还现金,随着经济衰退的持续,其中许多人已经为金钱不顾一切了。

从船抛锚停泊的那一刻起,船主就要为工资和运费开具付费凭证,但甚至从1771年开始,公司就无力偿还账单,更别说为刚刚返回的舰队支付费用了,这可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支派到中国的舰队。与此同时,财政部向公司索取春季茶叶贸易产生的巨额海关关税。此外,政府想要两倍于关税的钱来支付另一笔由公司造成的巨额债务。1766年,政府得到来自罗伯特·克莱夫的消息,公司获得了在孟加拉收取土地税的权利——“迪旺”,政府要求也分得一杯羹。公司无奈地向皇室支付了高昂的朝赋,但作为交换条件,公司要求在税收方面得到减免。因此,在五年之内,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政府削减了茶叶贸易的税收,作为打击走私者的手段,走私者偷窃了公司的业务。但财政部增加了一个附带条件:公司必须承诺,补足国王应得的税收的差额。

大英崩溃——东印度公司的危机

东印度公司位于伦敦利德贺街的总部,现位于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的领地,来自作于1777年的版画。

在1772年秋天,这条法案到期了。在往常年份,公司能从3月的拍卖中获得大量现金,但现在伦敦贷款稀缺,经销商无法为他们购买的茶叶买单。这已经够糟糕了,但从亚洲到来的消息却更糟。从印度回国的商船带回了孟加拉的账单,总额超过了100万英镑,收款人包括在伦敦的银行家、商人和老兵,包括克莱夫在内,他们要求立刻拿到属于他们的钱。

说白了:东印度公司已经非常接近破产了。公司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被起诉,但没人能在记账方面挑出错来。它的账本和总账得到了妥善保管,用无可挑剔的书法记录下来并用红色的皮革装订成册,每一条账目都分毫不差。当所有的数字累加起来,我们发现这家公司需要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支付300万英镑才能偿还所有的借款。公司的现有资产,包括现金、应收账款和闲置股票,加起来只比债务总数的一半多一点。在21世纪,我们已经变得习惯于看到金融机构破产,背负着几乎让人无法理解的巨债。在1772年,民众也表达了同样的愤慨和恼怒。

9月中旬,当诺斯还在萨默塞特郡,公司的股票价格开始下跌。到9月18日,下跌变成了崩溃。然后,就在大风暴从英吉利海峡登陆之前,公司召集股东,公布了这个坏消息。董事会主席乔治·科尔布鲁克爵士终于承认,公司已经陷入了“资金匮乏的困境”。即便此时,他也不肯透露具体数字:他只是警告说,下一次分红将会被推迟。

一位访客把公司的股东大会称作“我所见过的最暴力、最混乱的集会”。9月23日中午开始的会议中,激辩持续了四个小时。与会者威廉·克莱顿跳出来,用毫不留情的雄辩对董事会进行劈头盖脸的指责,他的口才为他赢得了“演说家克莱顿”的称号。他一次又一次警告公司行将毁灭,也一次又一次被拖出门外。他要求建立一个新的委员会,由九名独立的商人组成,由委员会来调查董事会的不端行为。

到会议结束时,科尔布鲁克、约翰·普灵和劳伦斯·萨利文仍然大权在握。克莱顿头破血流但仍不屈服,暂时撤退并寻求支援,以期在下次机会中继续斗争。在激烈的辩论中,他赢得了一个战术上的胜利,科尔布鲁克被迫透露,正在与财政部进行磋商,计划动用公共资金来拯救公司。事实上,这是科尔布鲁克先生撒的另一个小谎——诺斯勋爵还在度假,还没有与他进行过任何磋商——但从那一刻起,公司的困境已经被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就像国家的财政问题一样。

日复一日,危机愈发深重。东印度公司销售茶叶和丝绸的营运资金,开始完全依赖英国央行的贷款。但银行自身也面临沉重的压力。自从弗迪斯销声匿迹,满心担忧的男男女女要求用票据换取黄金,金库里的黄金已经日趋枯竭。而银行要想保持信贷资金的流动,只能借钱给它认为值得挽救的公司。它开始越来越担忧自己对东印度公司敞开的大门。

10月5日星期一,英国央行会见了公司高层,就公司透支的60万英镑进行商谈。警惕着科尔布鲁克的花招,怀疑公司账目的真实性,银行要求公司用销售茶叶获得的现金作为还款的首付。在未来,它只会借给公司“合理的临时性救助”,这意味着不会超过10万英镑。银行还设定了一个还款的最后期限,到12月底必须偿清余款。那天晚上,诺斯勋爵给他的父亲写了另一封信,倾诉他的苦恼。他说,必须召开议会会议。所有消息都“让人非常不快,”他写道,“即便有众多荣誉相伴,办公室里的烦心事已经多到让我忧郁。”

第二天,也就是10月6日,来自牛津大学的代表团造访,任命诺斯勋爵为牛津校长。但愉快的晚餐几乎还没结束,他们就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威尔克斯已经在竞选市长的最后一轮投票中胜出。10月7日,诺斯召开了内阁核心会议,听取罗奇福德关于战争风险做出的可怕评估。尽管他们急切希望避免战争,但他们起草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报告发送到巴黎,警告法国人,只要他们的舰队进入了波罗的海,那么英国将会派出自己的海军迎敌。

第二天早上,诺斯勋爵和科尔布鲁克爵士进行了第一次令人沮丧的会谈,科尔布鲁克爵士在破坏公司生意方面做出的贡献可谓不小。乍看之下,诺斯和科尔布鲁克似乎都属于同样的特权精英,但事实上,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在社会阶层和社会观念上,世袭的贵族和东印度公司的暴发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该死的东印度公司”,罗奇福德勋爵这样称呼它,说出了其他享有封地的贵族的心声,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只是象征性地持有少量的公司股票。

在投机时代,贵族很容易失去他们的财富,比如通过赌马或赌牌,但他们通常会和东印度公司保持一定距离。只有一位内阁成员,桑威治勋爵,对公司事务存有个人兴趣。约有1/3的公司股票实际上是属于外国人的,主要是荷兰人。在英国,持有股票最多的主要是伦敦商人,像克莱夫一样的印度通,或者像科尔布鲁克一样的商人——而科尔布鲁克与粗俗的暴发户无异。科尔布鲁克爵士自己经营着一家周转不灵的银行。在公司繁荣的顶点,许多投机者都在苏格兰和格林纳达购买了土地,而乔治也是其中之一。

像布朗洛·诺斯一样,乔治·科尔布鲁克娶了一位来自安提瓜岛的女继承人,但他与诺斯家族的相似之处也仅止于此。约翰逊博士的朋友斯雷尔太太了解科尔布鲁克,她为他的性格作了一幅很好简笔素描。科尔布鲁克先生是一位“短小精悍、衣冠楚楚的男士”,总是穿着时髦,她写道,他穿着绿色的外套,白色的背心,看起来就像“菠菜里包着羊羔的腿”。尽管非常富有,科尔布鲁克似乎总是没有闲钱。出席筹募资金的聚会时,他有一个恼人的习惯,就是向别人借一个基尼然后再捐出去。但让斯雷尔太太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极尽奢靡:“他的妻子满身珠宝,他的孩子们对各路大师名流感到厌烦,他买了很多价值不菲的画作,所有这一切都是贪婪,都是富贵。”

所以乔治爵士不能指望从国家领导者那里得到一丝同情。当美国历史学家描述导致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原因时,他们有时认为国王和他的部长们急切希望帮助东印度公司,甚至诺斯和他的同事们参与了公司的贪腐。事实上,乔治三世极其厌恶东印度公司。他是一位品味简单的君主,每天早上给自己的壁炉点火,穿得像个乡绅,每晚11点上床睡觉,他相信这个国家最好的国民是农民。在他看来,英格兰以诚实经营的农业为核心,像科尔布鲁克这样的投机者从来不能为国家代言。用与斯雷尔太太类似的语言,国王使用“掠夺”这个词来形容导致东印度公司濒临崩溃的不端行为。虽然诺斯勋爵为人处世更为圆滑,但他对公司董事们怀有同样的厌恶。

远非想要帮助他们,国王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公司遭受的损失完全是咎由自取。他们满心不情愿地参加谈判,制定拯救公司的方案。在10月8日的会议上,科尔布鲁克直截了当地告诉诺斯,公司无法偿还债务,其中当然还包括欠财政部的钱。对财政部来说,这倒不是灾难性的事件,因为在英国,当一家公司倒闭时,税收官总是能获得其剩余资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极端情况下,诺斯勋爵可以没收公司仓库里的每一磅茶叶和每一尺丝绸。然而,出于多种原因,内阁感到有必要进行干预,尤其是因为印度可能落到法国人手中。

然而可悲的是公司管理着孟加拉,一个如此丰饶的省份不能被放弃,而一个破产的公司也不能维持孟加拉的军队。至于公司的中国贸易,公司每年为进口的茶叶缴纳的税款约为80万英镑,约为政府年收入的7%。如果东印度公司倒闭了,英国民众仍会继续喝茶并支付税金,但一旦库存的茶叶告罄,谁会为到广州的航行支付经费呢?法国和荷兰可能介入,增加他们自己的东方贸易,用更多的走私茶淹没英国和殖民地。事实上,《公共广告报》从阿姆斯特丹发来的一份报告称,荷兰人正在给海军装载补给品和弹药,打算把它们派往位于开普敦和爪哇岛的据点。英国经济遭到的广泛威胁,这使内阁更加迷惘。贸易已经如此萧条,公司的破产可能会释放一波不可挽回的冲击。通过他们与英格兰中西部各郡磨坊主的联系,达特茅斯勋爵和高尔勋爵知道情况有多么糟糕,马修·博尔顿悲观的来信中提到,伯明翰地区已是一片荒芜。

最后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虽然形势看起来黯淡无光,但至少它给了诺斯推动东印度公司进行改革的机会。自从公司被授予“迪旺”,财政部长换了一任又一任,每位部长都对印度事务感到越来越焦虑。如此至关重要的企业,行事不能随心所欲,尤其是当它的所作所为不仅令公众震惊,同样也让国王震惊时。自从孟加拉饥荒的消息传到国内,报纸上满篇都是关于印度人民遭受勒索和苦难的故事。受到报刊的奚落,乔治·科尔布鲁克爵士和他的朋友们成为人们憎恨的对象,但政府要想进行干预却并非易事。

因为公司持有皇家特许状,对公司实行新规定必须要有议会的法令。直到此时,诺斯勋爵一直不愿意尝试通过所需的法令,尤其因为他可能无法赢得此次选举。尽管上议院的议员们可能和公司没有瓜葛,下议院的五十名成员都持有公司的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会成员一样,科尔布鲁克也是议会议员,通过在印度提供报酬丰厚的工作的方式,他四处散发礼物和好处。在英国北部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坐拥在苏格兰新购的地产,科尔布鲁克渴望成为当地大亨,与阿盖尔郡公爵和公爵夫人比肩——他们控制着一批对他们十分忠心的议员。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东印度公司的危机却是诺斯的福音,虽然是在厚厚的伪装之下。渐渐地,他的想法开始成形。作为换取纳税人贷款的代价,诺斯可以击败科尔布鲁克并挟持公司。诺斯可以要求改革,获得对印度事务的发言权,让新的董事听命于白厅。但即便此时,尽管英国央行背地里已经火冒三丈,科尔布鲁克仍旧闪烁其词。黑暗的谣言开始流传——由克莱顿和他的朋友们进行散播,关于一年前的不当交易——在公司谎报孟加拉账单的同时,科尔布鲁克偷偷购买公司的股票以防止其价格下跌。10月9日,诺斯勋爵要求查看公司所有的账目,但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所有数据才总算到位。

“财政部每天都下令让公司的印度支部提供文件”,埃德蒙·伯克写道,但文件中所包含的数据是混乱难懂的。在公司的管理层吐露关于资产负债表的真相之前,诺斯不得不在财政部的会议室里对他们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讯问。终于,在11月13日,公司得出了确定的数字:他们立即需要54万英镑,并且在1773年还需要一笔大得多的资金。此时,距离11月26日召开的议会会议不到两个星期,到那时公司的损失将被公之于众。

对董事们怒不可遏,国王敦促诺斯勋爵不能对改革做出任何妥协。“现在丝毫的动摇都将是可耻的,是对公众的毁灭”,他告诉他的首席部长。与此同时,街道上的气氛已经每况愈下。食品价格仍在急剧上涨,首都将要见证又一场暴乱,任何对约翰·威尔克斯的回绝都会将其触发。就像诺斯和国王预期的那样,市参议员认定足量的威尔克斯的选票无效,阻止了他成为市长。在11月9日傍晚,内阁选择的候选人举行了就职演说。由失业的海员领头,一大群人聚集在市政厅外。他们点燃篝火,剥去客人的假发,试图强行进入市政厅。“该死的流氓市长,”一个人叫道,“他窃取了威尔克斯的胜利,我们应该把他轰出去。”当民兵反击暴民时,新市长也跑出来挥舞着他的佩剑。

纽盖特监狱里关满了暴徒,议会会议临近开幕,而报纸密切关注着东印度公司的事务。社会上开始出现关于解决危机的方案的只言片语,其中包含一些先进而巧妙的观点。渐渐地,所有观点汇聚到了一个中心主题上。虽然公司缺乏资金,它已经获得了存量巨大的茶叶,而且在下一个夏天将会有更多茶叶被运回来。必须找到一种手段,兑现茶叶的价值,从而释放大量的资金来保证公司的运营。

在董事会中,绝望的劳伦斯·萨利文想出了一个计划,以茶叶作为抵押品从阿姆斯特丹的银行贷款:这是一个相当蹩脚的提议,因为较大的荷兰银行也都接近破产了。一个同样没有希望的提议来自科尔布鲁克,他想向英格兰的投资者们再融资150万英镑。伦敦的资金如此紧缺,这当然是不可行的。然而,当这些空中楼阁式的想法在人群中传来传去时,一个更切实际的计划已经开始出现了。在9月下旬,一个自称“合理消费者”的作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个有效观点。在伦敦,批发武夷茶的价格为3先令4便士1磅。在阿姆斯特丹,因为那里的税收微乎其微,相同的一包茶叶只需要1先令8便士。

众所周知,这样的情形导致巨大的黑市逐渐蚕食公司的地位。解决方法显而易见:要在欧洲反败为胜,就要把伦敦的茶叶价格削减到相同的低价,即便这样做会使公司蒙受暂时的损失。通过让便宜的茶叶充斥市场,公司将把走私者逼得走投无路,从而削弱他们在中国贸易中的竞争力。

这只是一个想法的雏形,但它逐渐演变成把过剩的茶叶发送到美国的计划。但在它被完成之前,它早已被大西洋两岸的阴谋和政治诡计弄得扭曲变形了。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有时就像是错综复杂的、洛可可风格的拼图,但是没有它,波士顿倾茶事件就永远都不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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