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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崩溃——马萨诸塞州的黎明

历史大观园 列国史志 2020-07-21 10:44:25 0


我一直担心,这场令人不快的争夺会在血流成河的事件中结束。

——塞缪尔·亚当斯在1773年1月给一个罗得岛的朋友写的信

为了获得繁荣与和平,波士顿镇迫切需要改变政体。马萨诸塞州的其他地方也有着同样的诉求,那里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已经被迅速打开了。

当然,在当时的马萨诸塞州,各地对英国的敌意各不相同。一些地区比其他的地区要激进得多,但至少1/5的公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帝国,即便是在独立战争的第一场战役邦克山战役打响之后。其他许多人并不在意是否独立。然而,在“葛斯比事件”发生后的一年之内,有一件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或许马萨诸塞州包含的数万居民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受任何约束,只是象征性地效忠于国王和议会。

也许,近现代与之最相近的事件就是东德共产主义政权的终结。当然,国王乔治三世从来没像东德一样建立过国家安全局。旧殖民体制也从来不是极权主义的。这种体制松散而脆弱,会产生动荡和延迟。它最骇人听闻的特征——奴隶制——是美国人自己建立的私有制,受他们自己设立的法律保护。即便如此,仍然可以在美国革命的早期阶段和柏林墙的倒塌之间画上一条平行线。

在1989年,苏联显然开始了全面崩溃,再也无力阻止匈牙利人对西方世界的开放。当东德政府试图保卫旧秩序时,9月份,在莱比锡城上演了第一场示威。起初只有数千人聚集在广场上。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抗议的队伍壮大了。当局开始动摇。大街上的人数不断增加,一直达到了7万多人。面对不可思议的事情,昂纳克政权惊惶失措。一个月后,这场游戏结束了,分隔柏林的围墙被证明只不过是混凝土和石棉构成的。

在1774年的秋天,马萨诸塞州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海军上将盖奇扮演了马背上的埃里希·昂纳克。在八周的时间内,这块殖民地不再属于英国了。在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郡以及内陆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的非暴力反抗,一个临时政府在10月成立了,由约翰·汉考克担任主席。

对于从未访问过新英格兰或苏联阵营国家的外国人来说,这场革命似乎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但事实上,街头革命的发生只能因为人们的头脑里早就发生了反叛,反叛的观念多年来逐步在人们的头脑中发展。在1989年事件的很早以前,统治旧东德的人就已经无法控制人们的思想了。在咖啡馆买不到咖啡,在餐馆买不到腊肠。莱比锡或柏林的绝大多数家庭都住在粗制滥造,寒冷而潮湿的公寓里。在公寓里他们可以观看西德的电视节目,并对特拉贝特汽车与宝马汽车进行比较。当昂纳克和他的同志们滔滔不绝地对他们取得的成就进行吹嘘时,东德的经济已经摇摇欲坠,不断萎缩。甚至在1988年,官方调查显示,只有不到1/3的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而感到骄傲”。在柏林墙倒塌的一年之前,昂纳克政权已经岌岌可危,他的人民收回了最后一点勉强的尊敬。

在马萨诸塞州,战争发生的十年之前类似的疏离过程就已经出现了。到1772年秋天,大部分的居民已经确信,不论公平与否,诺斯勋爵和国王都一心想要奴役殖民地。甚至有时英国没有任何作为,祖国与新英格兰之间的分裂似乎也在扩大。在战争开始很久之前,乡村的男男女女否认皇家的主权几乎成了日常。举个例子,有个叫保那波罗的地方,隐藏在树林中,位于现在的缅因州。

当时它是马萨诸塞州林肯县的所在地,今天在那里仍能看到白色的殖民县政府大楼。作为建立在军事据点上的边陲小镇,在1763年与印第安人和法国人缔结安全条约之后,保那波罗迅速发展起来了。到独立战争时已经有多达1400人住在这一带。在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的六个月之前,镇民们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独立宣言。“忠诚是相对的,”他们在写给波士顿志同道合的爱国者的信中说,“我们的祖辈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就认为自己的权利高于英格兰皇室的最高权威。”

如果从没见过英国军人的偏远地区居民都如此激进,在帝国势力更引人注目的波士顿,人们的反应又会如何?据说一切都很平静时,实际上一个来访者都会发现最直率的不满表达,例如1772年10月5日的《波士顿公报》。报纸用三页刊登了对托马斯·哈钦森和他代表的体系的激烈的檄文。作者询问“这个国家的人民是要做自由民还是做奴隶,现在不正是需要明确声明的时候吗?”

对英国来说,倾向于把这类言论视为空谈不予理会。多年来,《波士顿公报》由塞缪尔·亚当斯开办了许多直言不讳的专栏,充满了类似的言辞,而这些文章也被州长尽职尽责地送到了他的上司那里。但它们到达白厅时,这样的文章提出的难题连历史学家也无从回答。在一个民意调查和代表性人群都没有发明的年代,谁能知道美国人民到底在想什么?《波士顿公报》中包含的观点在新英格兰普遍存在吗?或者这份报纸仅仅代表了少数极端分子的观点?

英国人无法确定。要英国政府读懂马萨诸塞州人民的想法,甚至比要本杰明·富兰克林去理解内阁更难。像桑威治勋爵一样的鹰派认为所有美国人都是天生的反叛者,而他的同事达特茅斯勋爵则认为他们是无辜的。在他看来,革命是由与亚当斯结盟的狡诈的阴谋集团引起的,他们煽动诱骗身边的人参与反叛。但两位部长都没有考虑到另一种可能性,这似乎才是事实:即便是从本性上倾向于效忠皇室的男性和女性,也已经开始认为大英帝国对于他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了。

人口众多的马萨诸塞州至少有30万居民,很难相信任何人可以愚弄这么多人,让他们全都参与反叛。反抗运动在1774年达到了高潮,这样的速度显示出这项运动是广泛而普遍存在的,绝非亚当斯和他的朋友们的阴谋。许多原因导致了不满情绪如此普及,有时这些原因是非常地方性和具有特殊性的。例如,在缅因州,在保那波罗这样的地方,农民不满皇家海军把他们最好的树木砍走作为战舰的桅杆。但在其他地方,甚至没有地方性不满的人们也不再相信殖民体系了。想要证明帝国对殖民地有所帮助,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像东德的昂纳克政权一样,国王和他的部长们失去了臣民对他们的尊敬,因为他们没能兑现自己的承诺。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信条,东德社会主义承诺提供平等、安全和物质上的富足——从长远来看——比西德更高的生活标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没有崩溃,而由共产主义国家做出的承诺似乎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了。这个国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平等,因为随着经济的下滑,只有共产党官员可以期望得到繁荣发展。到1989年,这种情况似乎发展到了极限,因此民众对政府的尊重完全消失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的波士顿。在18世纪初期,马萨诸塞州的人们相信他们与英国皇室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到1772年,这样的信念似乎被打破了。英国政府不能或者不愿兑现帝国的契约。

在殖民地马萨诸塞州,居民一直把帝国视为自己和皇室之间的契约:一份由双方自由缔结的合同。远不是抽象的或形而上学的东西,它白纸黑字存在着,在80年前得到了国王威廉三世的认同,并被写在殖民地的宪章里。类似适用于罗得岛的宪章,这份宪章的措辞并不严谨,使它容易被做出相反的解读。即便如此,像塞缪尔·亚当斯和他的亲戚约翰这样的波士顿人,也毫不怀疑它的根本目的。宪章应该促进他们的自由和繁荣。如果英国未能遵守它的条款,马萨诸塞州的人民就有权要求通过任何他们选择的手段寻求赔偿。

尽管波士顿的爱国者经常使用些格调很高的语言,他们对帝国的观念却是完全现实的。为了履行契约的条款,英国应当提供四种不同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国防是第一位的,经济是第二位的,这两种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在新英格兰,那里的美国人依赖海上贸易,但是他们自己不能保证贸易的安全。因此他们需要皇家海军。第二,他们预计英国仍旧是最亲密的经济合作伙伴,因为英国人有许多商品要卖给美国人,会对美国人敞开大门。在这两种情况下,殖民地都期待着帝国能促进他们的平安和发展,使大西洋成为安全、可靠的航海区域。

出于类似的动机,他们求助于乔治三世的第三个原因是:提供公正的评判,当殖民地需要公正的、来自外界的仲裁时。随着殖民地的发展,殖民地之间的边界争端变得越来越频繁。这样的情况成了家常便饭,不仅在佛蒙特州,对土地的竞争性声明引起了州与州之间的不和。皇室在这里又可以派上用场了。通过提供明智的对策并丈量土地,给出公正的意见,也许国王和他的使者就可以防止这些争端演变成暴力形式。

最后一点,美国人期望英国能给予他们自由的保证,那种他们认为英国国内能享受到的,公民的权利和宗教的权利。同样,他们对自由的概念也没有丝毫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它体现在1689年,在反对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光荣革命之后,伦敦的议会颁布的《权利法案》中。由陪审团进行审判的权利、携带武器的权利、自由选举议会的权利,以及召开议会时言论自由的权利:所有这些权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可以设立一支常备军,但必须经过议会的许可;他制定的任何法律必须经过议会的批准,而设立任何税收需要经过下议院投票通过。在美国,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同样的权利扩展到了美国人身上。事实上,在贯彻权利这方面,美国人比英国人做得更好。在17世纪80年代的革命很久之后,殖民地的人们仍在不断宣扬当时的革命原则,而在英格兰,它们早已成了让人厌倦的陈词滥调。最富于雄辩的约翰·亚当斯,在被称为《布伦特里说明》的文件中重申了这些原则,作为抗议的《印花税法案》的部分依据。

如果这些就是殖民地居民期待的帝国提供的好处,到了1772年,英国似乎无法继续提供这些好处了。佛蒙特州的边界争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白厅收到了说明山谷中情况的长篇报告,但官员并没有提供解决方案。他们对分割荒野的犹豫不决在他们的能力上又打了一个问号。波士顿的报纸报道了沙特尔堡垒的失陷,并对伦敦内阁的混乱进行了添油加醋的报道。英国人再次未能对俄亥俄州的殖民地做出坚定的决策。一切都模糊而混乱,看不到任何对西部边界的强有力的政策。

而帝国的军事实力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让人敬畏了。在盖奇上将领导的军队里,士兵开小差成了家常便饭,每个团里每年都约有10%的士兵缺席了。到独立战争打响的时候,英国士兵的缺乏训练和纪律性,很快就会变得显而易见,但这种迹象在1768年至1770年占领波士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美国人不想在自己的土地上看到英国的常备军,而他们的土地上不仅有这样一支军队,还太过于弱小了,不能在需要的时候击退波旁王朝的入侵。至于海军,每个人都知道,英王的战舰两倍于法国人的。但在金融危机后,它还能负担得起这么多战舰吗?

英国市场里发生的危机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波士顿报纸的专栏里,它诱发了新的对祖国的怀疑论。“这个国家的所有资源相比于英国的都是无比优越的”,《波士顿公报》在10月的抨击中说,“众所周知,英国的物产相对较少,它的商业资源是随机而不稳定的。”类似的声明显然夸大其词了——虽然英国遭遇了经济困境,但经济上的衰退只是暂时的,而这个发动了工业革命的国家并没有衰落——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何会持有这种观点。本杰明·富兰克林持有相同的看法。在伦敦,他把威尔士精算师理查德·普莱斯看作朋友,而普莱斯认为——他真真切切这样想,却是错误的——英国的人口正在减少,由于贫穷、疾病和衰败。 [14]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很难解释英国为什么可以无限地偿还其巨额的国债。在美国人眼中,英国似乎面临着凄惨的未来。伦敦的报纸也常常谈论同样的事情。这种观点——英国人软弱无能且濒临破产,而美国正在不断发展壮大——只能使得殖民地的人们愈发焦躁不安。

最重要的是,美国人已经开始怀疑英国承诺给他们的自由。一次又一次,国王和他的部长们似乎都在破坏自由的根基。《印花税法案》和汤森德关税的出台已经表明,议会对于违背殖民地人民的意志,把税收强加在他们头上毫无悔意。当英国政府把军队派驻到波士顿长达18个月之久,它的所作所为已经表现出了英国公民根本无法容忍的傲慢。而英国人对“葛斯比事件”的反应,表现出了另一种对帝国应当遵守的原则的侮辱。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此事,有权力把嫌疑犯逮捕并带回伦敦,达特茅斯勋爵似乎剥夺了陪审团的审判权。一个罗得岛的居民,在威斯敏斯的法庭里面对着一群效忠国王的陪审团,怎么可能得到公正的审判?这样的情况将会成为可怕的先例,可以使自由成为历史。

在北方的殖民地,男人和女人们经常担心宗教信仰受到威胁。在马萨诸塞州,没有人可以忘记殖民地建立在对新教的信仰上,他们认为,这种虔诚的形式依赖于保持会众的自由与平等,没有主教和教皇污染教义的纯洁性。这里似乎又有一个英国漠不关心的原则。在美国,大家认为达特茅斯勋爵保持着基督教信仰,与美国人的信仰类似,但勋爵的同事们就另当别论了。如果他们是像桑威治和罗奇福德勋爵那样不道德的人,他们怎么可能会关心宗教信仰?众所周知,内阁在西印度群岛的政府中为罗马天主教廷提供了位置,只是作为一种保持和平的手段。英国政府会在北美做出相同的事情吗,给梵蒂冈教廷在殖民地建立一个桥头堡?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么美国人别无选择,只能独立。

随着1772年接近尾声,新英格兰的人们群情高涨地表达着这样的观点,预示着一场革命即将到来。虽然其中的一些观点可能不切实际,它们却稳定地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然而,无论有多少人不喜欢他们目前的社会体制,要想让人们发动反叛仅有怨恨还是不够的。通常至少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他们必须有抗议的媒介。换句话说,他们要有一套体系,在其中他们可以发展自己对旧秩序的批判,并创建一个可以取而代之的新秩序。第二,必须有一个导火索,或者说一系列的、一连串的事件,引发叛乱,和平的或者暴力的。在马萨诸塞州,两种先决条件都已经得到了满足。

除去罗得岛,大不列颠帝国的任何角落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更善于自制的地方了。在马萨诸塞州,至少2/3的成年男性有权在众议院投票选举,众议院是殖民地议会的下议院。众议院进行选举进而产生参议院——州长的理事会。在地方,每个小镇举行公开会议处理自己的事务。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民兵组织,或多或少都训练有素。男人和女人都习惯于创建自己的半独立的小领土,因为这就是殖民地特有的发展方式。

到17世纪末,马萨诸塞州已发展出80多个城镇,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宪法。随着人口向西部迁移,到独立战争时,城镇的数目已经接近200个之多。每一个新的城镇都重复着自我创造的过程,无论是通过开拓处女地或是把大型的旧城分割成更小的单元。它们受到地方法院法官的制约。法官由州长任命,而州长由国王任命。因此,从理论上讲,帝国把长长的手臂伸到了乡村的最深处。但是除了法官,很难找到其他皇家官员了。尽管海关官员监管着海滨,但他们不敢冒险涉足内陆。在这个省的大部分地区,权力掌握在当地居民手里,无论是通过参加陪审团或者召开镇民大会。

没有当地居民的支持,帝国在殖民地就寸步难行。革命发生在1774年的秋天,那时大多数的马萨诸塞州人民已经放弃了对皇家政府的支持。取而代之,他们转向支持新的州议会:一个建立在已经存在的民主基础——镇民大会和众议院——上的制度。而此刻戏剧高潮的发生,得益于英国和殖民地双方两年以来相互的推波助澜。虽然有时并非有意如此,英国政客和新英格兰人轮流侮辱对方,直到他们彻底疏远了。到最后,分离成了唯一的选择。

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葛斯比事件”是迈向战争之路第一步。它毒化了伦敦的官方思想。从那一刻起,桑威治勋爵和他的亲密盟友们都认为自己是在处理叛乱,而最终,诺斯勋爵和达特茅斯勋爵也开始认同他们的想法。但对于接下来几个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必须在白厅中公平分配责任。动用他在财政部的权力,诺斯勋爵的表现似乎证明了所有北方殖民地人民的担心都是正确的。如果诺斯犯下了向殖民地输送茶叶的可怕错误,因为另一个原因,达特茅斯也难辞其咎。甚至在茶叶还没被输送到殖民地之前,他就允许托马斯·哈钦森在波士顿发起了一场风暴,而那里的人们早已因为被占领的经历和大屠杀而伤痕累累了。

当部队撤退,留下一小队士兵守卫威廉城堡时,他们也留下了一个愤怒的小镇,效忠国王的好处似乎根本看不见。到1772年秋天,从1765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已经过去七年了,但是繁荣仍旧遥遥无期。对许多波士顿市民来说,生活实在是异常艰辛,甚至富人也心怀不满。

美国的莱比锡城

在一位英国游客的眼中,波士顿看起来很眼熟,尽管比例缩小了。波士顿只有不到1.7万人,它人口远远少于利物浦或布里斯托尔,它们的人口大约两倍于波士顿,而伦敦居住着近100万的居民。但是它们都有着相同的弯弯曲曲的街道、尖塔、码头和酒馆,看上去非常相似。甚至波士顿的贫民窟也与英格兰海港的相似。甚至从海上到达波士顿时,第一次来到这里的英国人感到好像回国了一样。但这种感觉会非常短暂:一旦踏上海岸,他将开始发现镇上的文化和自己的大相径庭。

英国人会发现波士顿是个陌生而令人恼火的地方。从清教徒时代马萨诸塞州出现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流传了下来,而英国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完全成了一个商业国家。仍然活跃于马萨诸塞州的关于信仰和政治的老问题,在英国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或者说在英国关于它们的讨论已经完全转向不同的发展方向了。与此同时,波士顿也在进化,转向自己与众不同的道路。到18世纪70年代,对于英国它几乎成了一座外国城市,随着一年又一年过去,它越来越与英国城市不同了。

可悲的是,英国人很少记录他们对这个地方的具体印象。在18世纪80年代,法国军官留下了更好的记录,他们用更为友好的眼光看待这个地区。在海军上将蒙塔古和其他英国人寄回国内的信件中,我们能找到的只有抱怨:关于当地人的,关于金钱和物资缺乏的,或者关于威廉城堡的凄惨状态的。随着帝国的瓦解,他们更无暇做出细致的观察。但在十年前一段和平的时光中,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来到波士顿,画了许多美丽的水彩画。他就是中尉理查德·拜伦,诗人拜伦的叔祖父。从他的画作和留存的档案中,我们可以重现战前的波士顿城和它的文化,在一个公正的英国人头脑中的模样。

波士顿环境宜人,甚至是美丽的:一种城市和乡村的结合,草地、花园和果园一直延伸到建筑密集区的深处。大自然给了波士顿格鲁吉亚人深爱的起伏地形,他们把它记录在绘画中。所以拜伦就在如画的风景中进行研究。这座小镇位于一个半岛上,处于海港和巴克湾的泥滩之间,坐落在青山环抱的盆地之中。在1764年,拜伦中尉爬到山顶并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描绘了这座小镇。这位有天赋的爱好者,出于运气或是自己的判断,着重描绘了后来因为革命而变成了著名地标的景物。

大英崩溃——马萨诸塞州的黎明

1764年波士顿港和长码头,由理查德·拜伦作画。(来自波士顿人协会)

在多尔切斯特高地上,他描绘了挤满了帆船的泊锚地。更远处,拜伦描摹了两英里长的海滨蜿蜒的曲线,以及沿岸的80个码头。其中某处就是格里芬码头,茶叶将在那里被销毁。沿着海岸线,他画上了一列木质建筑。在它们后面,在中等的距离,他造了一点假。这座城里有17座教堂——即便英国海军也明白波士顿人是虔诚的——而拜伦通过把它们画得比实际更高来强调这点。他把三座尖塔画得最高,高出了所有的屋顶和山墙。其中一座是旧北区教堂,在列克星敦战役的前一晚,保罗·里维尔和他的同志们在教堂上悬挂灯笼传达英国人行军的消息;另一个是旧南区礼拜堂,那里正是茶党的发源地。在更远处,穿过在查尔斯河,中尉仔细勾勒出了邦克山的轮廓。

关于风景就介绍这么多了。让我们想象一下,另一个英国游客在1772年的秋天来到了这里,此时事件刚开始朝着革命的方向汇聚。当他经过海军的旗舰,在长码头上岸后,他会开始感到稍微有些不自在,这座小镇看起来很熟悉,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却是完全陌生的。

因为水浅,码头实际上是一个直码头,向海里伸展了1/3英里。这里的码头,就像在普罗维登斯和伦敦的一样,你可以闻到从制绳工棚、酿酒厂、肥皂厂发出的熟悉气味,看到泥地里成滩的污水。一旦深入陆地,你会看到宽敞的大道两旁矗立着成排的高楼,漆成白色和奶黄色,门上有表明忠诚的标志。在右手边,有个咖啡馆叫“王冠”,然后沿着大街再往上走一些,有另一家咖啡馆叫作“英国咖啡馆”。这条路被称为“国王大街”,从海滨向上通往政府所在地。旧波士顿政府大楼由红砖建成,门上刻有皇家的盾形纹章,看起来就像来自英格兰东部的任何港口城市。

政府后面是一座监狱,由石头新建而成,紧邻济贫院——类似英国的访问者在国内看到的那些。在一个角落里,他会看到一座教堂,看起来好像刚刚从威斯敏斯特飞到这里。当波士顿人建造旧南区教堂时,他们照搬了英国建筑师詹姆斯·吉布斯塔的蓝图,来自一本他写的用来展示帝国首都的塔楼和尖塔的书。甚至街道的布局也很像伦敦的。这类城市都没有为建造整洁的矩形网格街道费过心,就像在费城的街道那样。相反,他们坚持着老式的街道模型,从平行于海岸线的长长的街道的两端向外扩展,建设通向港口的窄巷并在小巷的尽头建造许多小庭院。

就像伦敦一样,镇里有许多密集的聚居区,尤其是在北部,那里住满了工匠、水手、移民和贫民,就像美国版的莱姆豪斯或沃平。在遥远的19世纪,波士顿仍然有一些旧的殖民廉租房,幸免于频繁横扫海滨的火灾。幸存下来的照片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外观。作为水手的住所,它们看起来就像伦敦码头的古老的木制房屋——那些房屋服务于相同的目的,直到毁于1941年的伦敦大轰炸。

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参观者很快就能走出迷宫。从肮脏的北部朝山上走几分钟的路程,他会爬上一个陡峭的草坡,来到一片郊区。他可能会在花岗岩的豪宅旁放牧的牛群中停留一会儿。这是镇里仅有的四座石头房子之一。从贝肯山的顶端,他可以俯瞰民众的露天场地并思考他的所见所闻。虽然波士顿具有他熟悉的特性,许多东西却奇怪地缺席了,而当地的习俗看起来也非常奇怪。

例如,在街上没有可以兑现支票的地方。波士顿连一家银行也没有。在商店,他看到人们购买最新的来自英国的商品,但这里也让人感到有点奇怪:他们很少用银币付账。在这里要找点喝的很容易——镇上大约有90个酒馆——但如果你想喝葡萄酒,却可能无法如愿了。这里的每个人都似乎更喜欢烈性酒或以品脱计量的啤酒。在杂货店里,你可能找到成桶的马德拉白葡萄酒,但出于一些古怪的殖民地式的原因,交易的金额不能用先令和便士支付,而要用一定重量的大麦进行交换。

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足够奇怪了,但当地的报纸更加独特。镇上的报纸不少于五家,这本身就很奇怪:一个相同大小的英国海港城市只会有一家。如果他拿起一份《波士顿公报》《晚报》或《马萨诸塞州观察》,我们的英国客人就会纳闷他来到了一个多么古怪的世界了。每份伦敦报纸的头版上都写满了广告,主要分三种:他们邀请读者观看戏剧、歌剧、公开球赛或烟火大会;他们为读者提供房子出售、出租的信息;或者他们会列出大批渴望找到工作的管家、厨师和男仆。在波士顿,除了偶尔刊登的布道,编辑们把头版献给了政治,仅此而已。虽然英国媒体也密切关注诺斯勋爵和他的同事们的动向,但他们通常只把国家大事当作喜剧性的调剂。美国人总是非常严肃。他们的广告也是截然不同的。在波士顿报纸的背面,你会发现可供出售的“一个黑人姑娘”——当地10%的居民是黑人——但如果你想雇佣一位管家或为女主人挑选一位训练有素的女仆,你就会一无所获了。房子似乎也很难找到。街上满是健壮的男性,但似乎没有人想要建造任何房屋。镇上有一个建筑工地——一座新教堂,距离法尼尔大厅的交易所和会议室不远——除此之外,砖瓦匠几乎无事可干。

我们的访问者会发现书店无处不在,其中一家书店储存了上万本图书,但他无法找到公共娱乐类的图书。这个小镇上,在星期天演奏长笛就可能招致围攻。波士顿只有一座音乐厅,在一家商店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但顾客大多是英国海军军官和他们的朋友,在那里,他们聆听海顿、巴赫作品,或者开舞会庆祝女王的生日。镇上在20年内都不会出现一家剧院。

英国游客可能简单将波士顿视作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但是如果他开口提问,倾听街道上人们的谈话,并保持放开眼界,他很快就能为波士顿的独特之处找到解释。因为历史学家科顿·马瑟在1702年创造了这种说法,小镇居民曾经因为生活在他所称的“整个英属美洲的大都市”而感到骄傲。70年之后,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是毫无意义的虚张声势,波士顿人感到越来越多的挫败和不如意。

像殖民地的每个港口一样,波士顿在经济繁荣的177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发展得很好,而这场经济繁荣在伦敦以非常糟糕的形式结束了。从表面上看,波士顿似乎是一个繁荣的地方,但官方数据显示出了更深层次的停滞和衰落。被其他地方超越,主要是费城,波士顿逐渐衰落成二线的殖民地港口城市。在它的码头仍能看到比其他美国海港更繁忙的交通,但大部分都是从事沿海运输的小船。越来越多的大型船只选择航行到其他地方,比如哈得孙河、特拉华州或更远的南部,那里的奴隶经济正在蓬勃发展。

虽然波士顿仍然出产绳索、朗姆酒和木桶,鳕鱼贸易已经转移到了塞勒姆和普利茅斯。波士顿很少再制造船只了。为数不多的几位工匠制作英国风格的马车车厢;保罗·里维尔和其他人用可以获得的少量白银做了一些了不起的作品;镇上也有优秀的陶工;在靠近海边的地方,有生产铁的铸造厂。除此之外,波士顿几乎不生产任何东西了。30年来,尽管有来自外部的持续不断的移民潮,当地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大多数移民只作短暂的逗留,直到他们失去了找到工作的希望。许多富人为了更大的房子搬到了乡下,所以每年波士顿都成了一个更贫穷的地方。7%的人口享受安康,但更多的人——大约每五个人中的两个——几乎无法支付房租或很难勉强维持生计。

简直没有任何可以对外售卖的东西——这里当然没有糖、大米或烟草——市民们不得不一直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因为贸易差额对他们不利,他们的货币对英镑是弱势货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只有很少的银币。银币只能从海外获得,而波士顿几乎没有可以用以交换银币的东西。一些公民有一些资金,但还不足以冒险投资,去建筑工厂或挖掘运河:所有这一切都要等到列克星敦战斗很久之后才开始。

在内陆的农村,人们生活舒适但并不富裕。如果骑马去康科德或纳蒂克,一个英国游客会看到年轻的农民几乎无事可做。从波士顿向外半径40英里左右的范围内,土地严重不足。尽管非常努力,农民们仍无法使田地长出更多的粮食——土地的产量大约在30多年前就达到了峰值——所以,一年年过去,他们的收入却没有上升。在土地上寻找未来的男男女女厌倦了新英格兰上的这块土地,转移到了边境上比康涅狄格河谷更加遥远的地方。而留在原地的农民,几乎无力购买波士顿可能生产的任何商品。

波士顿仍然拥有自己的船只,但是其他港口也一样,从新斯科舍到查尔斯顿,更不用说英国了,他们拥有大型的商船。在海上,运输行业竞争激烈,波士顿已经不再具有优势了。从经济上来说,它被旧的模式困住了,永远不可能让像保罗·里维尔这样充满活力的人感到满意。坦率地说,这个城市被美国其他地方迅速甩在了后面。它的地理位置不佳:距离充满活力的宾夕法尼亚州太过遥远了,距离越过群山通往西部的线路也太远了。波士顿需要彻底改造自己,正如1812年的战争结束后,它最终成了伟大的工业城市。

即便在革命之前,波士顿的男男女女也都明白应该如何去做。无论因为银行和银币它缺少了什么,波士顿从不缺乏人力资源和聪明才智。正相反,这个小镇的人力资源相当丰富。除了众多书店,它还有极好的学校,当地人民的文化程度高于英格兰,当然了,哈佛大学也在这里。有人认为革命之所以从波士顿开始,而不是从其他地方,是因为这里的公民必须解决长期失业的问题。一个小镇,拥有最多的聪明头脑却只有最少的机会,它产生的能量远超自己的消化能力,甚至多到连帝国也无法容纳。在波士顿北区,成年男性和男孩们在码头寻找劳动的机会,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的问题已经扩展到了社会规模。

每一代波士顿人的才能都是过剩的,男性和女性接受的教育远超任何职业的要求。几十年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波士顿人,本杰明·富兰克林,不得不离开波士顿,去其他地方发展。到1772年,这个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了,城镇没有发展,无法吸纳它的后代已经获得的技能。当一个男孩或是年轻人从波士顿拉丁学校或是哈佛毕业之后能去做什么?尽管他很努力,他还是会发现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在司法界、宗教界或医疗事业中可能找到工作,但以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马萨诸塞州人的寿命太长了。每个职位都被更年长的人或者托马斯·哈钦森的朋友和亲戚占据着。

对于像保罗·里维尔这样的工匠,无论他在自己的行当里做得多么完美,同样的死胡同在前面等着他。他只能为教堂或共济会的集会场所制作数量有限的酒杯和酒壶。到了一定的时候,他需要一个更大的市场,生产更广泛的产品,而那些住在附近的其他技工也是同样的情况。在波士顿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从最贫困的到最富裕的,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一成不变的缺乏机会。

波士顿太小、太穷,太过依赖旧的盈利模式,它需要给自己松绑并踢开控制它的帝国。除非它这样做了,否则它永远不可能以自己应有的方式发展和繁荣。在英国殖民体系下,因为两个非常简单的原因,这些事情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第一个源自政治经济学,而第二要则涉及一些更微妙、更有启发性的事件。

在经济学方面,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波士顿和其他内陆城镇想要恢复繁荣,那么它们未来的出路在于制造业,因为目前具有聪明才智的人在这个领域可以获得最好的回报。如果马萨诸塞州希望把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散播给大众,不只是贫民窟的穷人,还有每年到达这里的欧洲移民,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但只要马萨诸塞州仍旧属于帝国,它的产品根本无法与英国出口的纺织品和五金器具竞争。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北方殖民地会抛出关税壁垒,保护他们需要发展的行业。在19世纪,建立于1789年的联邦关税,会成为导致尖锐的地区冲突的根源,但很难看到早期的共和国有其他可供选择的选项。不为其他事情,只是出于这个原因,就应该来一场革命。在旧殖民体系下,这种关税是完全被禁止的。与之相反,英国打算继续奴役美国,使其成为被英国独有商品垄断的市场。在遥远的白厅,希尔斯伯勒勋爵明确说过这样的话。

所以,为了自身的物质繁荣,马萨诸塞州必须脱离英国的控制。但在1772年到访的一个精明的观察者,无意中发现波士顿人受挫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文化方面而不是在经济方面。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曾经把波士顿称为“无法含糊其辞的城市”,而事实的确如此。这座城市表现出一种对最基本理念的痴迷,比如对与错、自由和正义。在18世纪,波士顿已经逐渐舍弃了过去清教徒的正统观念。像普罗维登斯和罗得岛一样,新学院、报纸,还有以法官霍普金斯为中心的社交圈子,在波士顿已经建立了一个体系,有正式的部分也有非正式的部分,使自由和开放的辩论已经成了日常。

实际上,讨论政治哲学已经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帝国严格限制波士顿的革新,所以要想让波士顿一直对这样的帝国感到满意,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英国游客从贝肯山顶向下俯瞰,他就会看到一座位于布莱特广场上正在建设中的建筑。作为自治和自由辩论的象征,一座新教堂正在广场上拔地而起,那是波士顿的公共建筑之一,在那里,革命运动正渐渐走向成熟。

从1699年它起源的那一天开始,布莱特广场的集会就成了革新的大本营。厌倦了旧加尔文主义的教条,一小群公民聚集起来,成立了所谓的宣言教会,致力于开放洗礼的原则。换句话说,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不需要经过痛苦的道德或信仰的考验。在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里,教会不断发展壮大,吸收了镇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以及一些最富有的人。

如果英国游客在18世纪70年代参加过波士顿的周日礼拜,他会遇到阿比盖尔和约翰·亚当斯。穿过过道,他就会看到未来的邦克山英雄,医生约瑟夫·沃伦。集会的另一位成员詹姆斯·鲍登——一位反叛者,科学家,也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朋友——起草了马萨诸塞州的第一部宪法。他们坐在波士顿最有影响力的牧师脚下,即雄辩的山姆,他原本的名字是塞缪尔·库珀,他的哥哥威廉担任镇书记一职。

随着会众人数的增长,木制的礼拜堂显得又小又破旧。所以,在1772年的春天,它被拆除了;在6月份,重建的第一块基石被埋入土中,10月份,木匠安装了屋顶。在1773年年初,牧师在新的礼拜堂做了第一次布道。使用了八十万块砖和从伦敦运回来的大钟,布莱特广场的教堂是革命之前波士顿最大的建设工程。在“葛斯比事件”发生之后,当未来看起来黑暗而凶险的时候,会众们冒着风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建设了这座教堂。这座教堂体现了一种完全开放的基督教信仰。

在哈佛的一次演讲中,塞缪尔·库珀对他所说的“天主教迷信”嗤之以鼻。除了这次之外,他很少提到神学。“侍奉基督,需要我们做合乎情理的事情。”库珀曾说。他的听众可以选择保留旧的清教徒思想,如果他们希望如此;也可以把它们扔进巴克湾,随他们喜欢。在英格兰,即便在等级森严的英国国教中,也可以找到许多像库珀一样不墨守成规的神职人员,他们提倡“实用的神学”,以慈善和善行而不是教条作为基础。但即便这样的英国部长在祖国也享受不到像库珀一样声名卓著的社会地位。库珀为波士顿激进精英的信仰定下了基调。

到新教堂建成的时候,波士顿的民间团体已经包含了许多体系——政治俱乐部、共济会团体,甚至志愿的消防人员——形成了习惯自由思想和提出异议的风气。布莱特广场只是一个例子。所有这些民间团体完全独立于帝国的等级制度。就像乡下的镇民大会,他们成为构建新共和国拼图的板块,只是时间问题。

在布莱特广场的礼拜者中间,有一位文质彬彬的革命者叫作约翰·汉考克,贝肯山上花岗岩豪宅的主人。他总是挥金如土,捐献了1000英镑用于建设教堂,并且为教堂购买了大钟。在他的职业生涯和复杂的性格中,我们可以看到诺斯勋爵的倒影。诺斯是典型的英国人,而汉考克是典型的波士顿人。像伦敦的约翰·威尔克斯一样,汉考克代表了国王和他的部长们最厌恶的一切。

暴躁的爱国者

像我们对达特茅斯勋爵做过的一样,我们可以通过一幅油画肖像来了解约翰·汉考克。现在被悬挂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这幅画,创作于1765年,当时汉考克只有28岁。这幅画出自约翰·辛格顿·科普利的笔下,即另一位为了伟大的事情而离开故乡的波士顿人。这幅画向我们展示了一位苍白的年轻人,带着一张没有皱纹的脸,坐在一张桌子前面,而桌子立着一本摊开的厚厚的写满数字的账簿。他双腿纤瘦,肩膀窄窄的,而这本书看起来比他的躯干更结实。他纤细的手腕从蓝色的双排扣长礼服下面露了出来,大衣厚重的布料覆盖着他瘦长的身体。

科普利展示了约翰·汉考克作为一个新手,雄心勃勃而勤勤恳恳的样子,但是也许与社会期望他扮演的角色并不相符。继承了一笔由他叔叔创造的财富,作为波士顿最富有的人,他的衣服上镶着黄金纽扣和金边,但看起来,好像财富对他来说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负担。他快乐吗?他双唇紧闭,表现出了他的决心或焦虑,或两者兼而有之。约翰·亚当斯对他相当了解——他们从小在一起玩耍,他写下的关于汉考克的回忆,描绘出了另一幅高度紧张的年轻人的肖像。

“耐心”“守时”“沉稳”和“勤奋”:这些词跃入脑海,但亚当斯也记录了约翰·汉考克与自己情感的斗争。由于患有某种未知的慢性疾病,他常常被束缚在床上,同时他也遭受着精神上的痛苦。根据亚当斯回忆,汉考克“相当感性,感觉敏锐,或者说脾气暴躁,有时让他的朋友感到厌恶并深受折磨”。由于关于汉考克的文献稀缺而且零零散散,很难确切理解亚当斯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汉考克死时负债累累,使他的遗孀多萝西身无分文,除了一些业务往来的记录和部分私人信件,其他文件大部分都灭失了。亚当斯认为,约翰·汉考克继承了他父亲容易焦虑的性格。他的父亲是一位英年早逝的牧师,天赋过人但容易害羞。也许对于诺斯勋爵来说,暴躁的脾气更多是因为他每天面对的巨大挑战而不是神经衰弱症。

汉考克的反叛之路有许多曲折。考虑到他的社会地位,情况注定如此。无论他多么真诚地拥护自由,他不能轻易容忍暴民统治或是对财富和特权直接攻击。约翰·汉考克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下定决心,美国的未来取决于能否独立。所以,在1765年,他反对《印花税法案》,却因为暴民失去控制并洗劫了托马斯·哈钦森的家而受到惊吓。在1768年,当海关人员扣留了他的单桅帆船自由号时,他成了英雄。有一段时间,他成了激进党的领袖。然后,在1769年,他与塞缪尔·亚当斯闹翻,似乎又与皇家政权重归于好了。

鉴于他复杂的政治生涯,他的朋友和敌人都经常觉得他非常难懂。他的一个政敌称他为“容易上当的约翰尼”,他是一个自负的年轻人或外行的政客,太容易被像塞缪尔·亚当斯这样的人欺骗,他的政治姿态仅仅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他有过真正的原则吗?或者他只是一个商人和走私者,追求的是自私自利的目标?他活着的时候就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现在历史学家们仍对那些回答莫衷一是。

对他最常见的控告是这样的:汉考克利用他的财富来收买权力和地位。他的确这样做了,在他的阿姨莉迪亚的帮助下,通过借钱给当地的波士顿人并给哈佛大学赠送奢华的礼物,他们共同编织了一张赞助的大网。他们甚至为波士顿购买了新的消防车。但从英国的角度来看,约翰·汉考克的政治生涯似乎更容易理解。他的举动就像任何一位18世纪的英国绅士。远非虚荣或自负,汉考克只是试图履行与自己的社会地位相称的义务。用一位传记作家的话说,“汉考克喜欢成为公众人物”,而这在他生活的年代简直不能更正常了。

在英国,当一个人在贸易中获得了一笔财产——或者,如果他的叔叔为他积攒了这笔财产,那就更好了——首先他会尽可能多地购买房地产。这么做了之后,他会投身政治,因为只有进入下议院,他才能获得同时代的人的充分尊重。如果他通过把钱花在公共生活中以获取成功,这不仅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义务,如果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为国家做贡献的话。

约翰·汉考克只是想做同样的事情。在波士顿所有的爱国者中,他与英国有着最紧密的关系,不仅通过他在伦敦的合作伙伴乔治·海利,还通过他与布里斯托尔港的联系——他的经纪人亨利·克鲁格是布里斯托镇议会的成员。海利和克鲁格这两个人后来都加入了英国议会。日复一日,汉考克把生意的运营交给了深受信任的职员,威廉·帕尔弗里,他住在波士顿滨水区,却密切关注着所有英国的最新消息。汉考克曾经两次把他派到伦敦,在那里他与约翰·威尔克斯共进晚餐。帕尔弗里在他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威尔克斯的画像——一份海利太太赠送的礼物,他把它描述为“无价珍宝”。

汉考克和他身边的人,对祖国的政治和对马萨诸塞州的政治同样非常感兴趣。远非把自己看作一个乡下人,汉考克把自己的身份塑造成开明的世界公民,与英国任何地位的人平等。他赠送给哈佛大学的书,同时表明了他的好品味和慷慨大方。致力于建设哈佛大学,他深爱的母校,他送给了它最新的著作,虽然其中一些书带有不太道德的内容。这些书中不仅包括27卷伏尔泰的作品,也包括哲学家大卫·休谟的作品,6部伦敦指南,甚至还有罗伯特·亚当对罗马式建筑的研究。汉考克捐献的书籍填满了哈佛大学图书馆里的一面壁龛。

按理说,一个如此进步的绅士,应该在下议院里坐在埃德蒙·伯克的身边,在那里汉考克能享受到他渴望的公众职业。但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自从自由号被扣押的时候起,汉考克就成了伦敦注意的对象,这就意味着他在伦敦和在马萨诸塞州都没有机会身居要职了。到1772年年底,很明显,无论他多么努力,在殖民体系内他永远也不可能获得他认为理所当然的成功。在生意上,前景似乎也同样严峻。

他的叔叔是个商业天才,而他这个侄子却没有遗传到这种天赋。托马斯·汉考克从卖书开始经商。他陆续创建了一个财富的帝国,包括贝肯山在内,通过从海上贸易获得的资金。就像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家族,他必须克服新英格兰的老问题,出口商品稀缺,并因此缺乏硬通货币。他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套利交易。如果波士顿及其腹地需要茶和五金器具,这些东西可以从伦敦获得,那里英国的商人也会给他贷款。为了支付货款,汉考克经营许多不同的商品——蜜糖和朗姆酒,还有面粉和鲸油——把他们来来回回进行交换,在波士顿、纽芬兰、西印度群岛和西班牙之间。汇票或者说借据,在当事人之间来回传递,而汉考克用它们偿还在英格兰的债务。

他同样参与黑市的交易,在美国的殖民地,就像我们看到的,往往除了走私别无选择,即使只是作为暂时的权宜之计。然后,在18世纪40年代,他的运气来了:一场大英帝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以及接下来的冲突中,托马斯·汉考克成了国防承包商,以及英国军队最大的借款人之一。当他在1764年去世,所有这一切都留给了他的侄子,但现在情况已经和过去不同了。与军队的合同消失了,海军让走私者的生活更加艰难,而波士顿的经济仍旧脆弱。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汉考克家族的财富成了消耗性资产,因为这个年轻人试着模仿他的叔叔,却失败了。

他改变了家族的商业模式,建立了一支新的更大的舰队,专门向英国出口钾肥和鲸油。理论上,他的本意合情合理,考虑到英格兰对这样的大宗商品贪婪的胃口,但实际上,约翰·汉考克没有成功的机会。英国有自己的捕鲸船,他们从任何地方都可以购买钾肥,而汉考克不能指望垄断任何市场。更糟糕的是,波士顿镇常常被英国出口的大量商品淹没。

到1772年,汉考克公司的业务已经降到了极限。随着每一年过去,他在英国的债务都在增加。金融危机的到来几乎毁了他的公司。所以我们能看到,他已经近乎绝望了,即便布莱特广场上的新教堂渐渐高耸入云。约翰·汉考克已经无法偿还他在英国的债务,因为鲸油的价格崩溃了。在波士顿没有人能买得起他卖的东西。“我极度抱歉”,他告诉他在英国的经纪人。这段时期“危如累卵”,他在11月写道,“目前,这里货物的销售极度低迷。”

政治天空中的乌云也越聚越厚。自从1770年秋天,英国任命托马斯·哈钦森担任州长以来,他和殖民地之间的民选议会之间就已经开始了一场冷战。而哈钦森似乎会在这场斗争中取胜。当英国驻军从波士顿街道撤走时,塞缪尔·亚当斯领导的民众党也失去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在几乎整整两年的时间里,一种让人心神不宁的平静笼罩了马萨诸塞州,在这期间汉考克疏远了塞缪尔·亚当斯,试图扮演州长和普通法院之间的调停人。然后,在1772年秋天,当经济形势再度恶化,政治突然再度成为生活的主题。惊人的消息从伦敦到来,又一次唤醒了人们原有的焦虑。虽然起初约翰·汉考克犹豫了一下,但很快他就全力支持亚当斯领导的运动。

思想的革命

尽管《印花税法案》遭遇惨败,诺斯勋爵和他的同事们从未放弃过类似的想法,那就是通过在殖民地征税来支付帝国行政成本。3便士的汤森德关税依然存在,虽然这项税收收入微小,但应该足以支付马萨诸塞州皇家官员的薪水了。所以,当哈钦森当选州长,他的薪水是由皇室悄悄地支付的。关于这种情况的谣言开始在波士顿流传,但是到了1772年年中,哈钦森证实了传言的正确性。远非法律的技术性细则,这条信息可能包含着关于自由的启示。1691年宪章在这个问题上的说辞有点模糊,但是按照惯例,政府官员的薪水是由地方税收支付的,而这些税收是每年由众议院投票决定。

有人认为,如果这个系统被改变了,体现在宪法中的原则就遭到了破坏。由英国直接支付薪水的州长可以选择忽视当地人民的意愿。更糟的是,这种情况将会成为一个先例。很快,所有殖民地的官员都将比国王的雇员好不了多少,或者,正如塞缪尔·亚当斯天才的轻描淡写,成为“皮条客、寄生虫、妓女和娼妇”。甚至司法系统的工资也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支付。一旦出现在帝国工资单上,法官将仅对伦敦政府负责。诺斯勋爵打算直接支付法官的薪水,把他们也变成雇员吗?在1772年9月末,到达波士顿的消息显示,英国正打算这么做。

希尔斯伯勒勋爵辞职前一个月左右,他要求财政部同意用茶税支付马萨诸塞州五个最高法官的薪水。在7月的会议期间,听到关于“葛斯比事件”的报告后,诺斯勋爵签署了相关的命令。很难说他是否知道这是多么大的挑衅。他当然希望限制殖民地议会的势力。但是,像往常一样,诺斯勋爵可能只是出于短期政治动机。此刻,他被卷入了内阁危机。徒劳地想团结自己的团队,他可能只是试图去安抚一个同事——希尔斯伯勒勋爵,一位他不愿失去的伙伴。

无论诺斯勋爵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这条消息在波士顿引起一片哗然,引发了10月初媒体上攻击性的长篇大论。几周之后,另一艘船带回了“葛斯比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似乎罗得岛州和马萨诸塞州成了皇室迫害的目标。陪审团审判和司法的独立性,这是两个神圣的原则,彼此紧密联系,而英国似乎决心颠覆它们。在10月24日,关于“葛斯比事件”委员会的故事登上了波士顿媒体。四天之后,镇民大会在法尼尔厅召开,由汉考克主持,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大会整整花了三个星期,最终形成的文件已经接近于革命性的宣言。

由包括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瑟夫·沃伦在内的委员会起草,这份文件通常被称为波士顿小册子。它在11月20日的镇民大会上正式通过,约有300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对于波士顿这么大的地方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出席人数了。虽然这本小册子只有40多页,用很大的铅字印刷并有很宽的留白,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因为它包含任何新的知识理论,它很大程度上脱胎于约翰·洛克17世纪80年代的著作,甚至逐字引用了他的话。小册子的创意在别处:在于它的勇气和用处。因为这本小册子简明而条理清晰,并仔细地分为几个部分,没有人会对它产生误解。小册子以毫不妥协的声明开篇,作者称之为“殖民地人民的天赋权利”。在一段不足60字的段落里,这本小册子精确列出了这些权利。

自然的第一法则是自我保护:也就是说,人类有责任为自己谋求福利。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接下来,人们必须具有权利,因为如果他们没有,他们就无法按照自然法则的指令保护自己。人类有权利去做所有为了自我保护不可或缺的事情。小册子说,他们不仅具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所有权等权利,而且当这些权利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还有权去捍卫这些权利。出于简单的原则,小册子逐条批判了英国政权固有的缺陷。总而言之,它对殖民体系列出了12条不满之处——帝国把财产、生命和自由置于危险之中的12种方式。

它们不仅包括不经殖民地人民同意征税,还包括盖奇上将的常备军、法官的薪水、“葛斯比事件”的调查以及阻碍美国经济发展的贸易规则。开篇我们就看到了所有最根本的不满,这样的小册子接近于煽动叛乱。作者完全拒绝承认《宣告法》。“英国议会在未经殖民地居民同意的情况下,夺走了殖民地在任何情况下的立法权”,他们说,而这对他们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和错误的。

简直无法夸大英国在波士顿的情况有多么危险了。远非准备了让美国就范的一系列政策,诺斯勋爵和他的同事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策略。弱小、疲惫、士气低落,殖民部刚刚迎来了达特茅斯勋爵这位新的、也许还天真的大臣。西部的原野即将失去,而与走私者的斗争也以失败告终。无论何时,国王和他的部长们总是关注着其他地方。无论他们多么希望收紧对美国的控制,他们的方法是东拼西凑、零零碎碎的。

然而,诺斯勋爵使波士顿人民确信,他一心想要镇压他们。小册子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在于吸引尽可能广泛的读者群,而它得到了迅速地传播。当这本小册子还在准备阶段,塞缪尔·亚当斯和他的同事们组织了新的波士顿通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把小册子发送给整个殖民地的志趣相投的朋友和同盟。在马萨诸塞州,多达50个城镇加入了这张联系网,与波士顿进行思想交流:像保那波罗这样的城镇,即将发表自己的大胆的宣言,拒绝英国的统治。在波士顿倾茶事件六个月之前,保那波罗人民已经给出了武力抵抗皇室的暗示。

这本小册子似乎旨在逼迫托马斯·哈钦森给出极端的回应。如果是这样,它完全成功了。“葛斯比事件”后,州长认为伦敦希望他立场坚定地反对叛乱。对此,达特茅斯勋爵是罪魁祸首。不确定自己该走哪条路线,他常常用含糊其辞的语句回复哈钦森的信件,使得这位州长相信,英国会支持他采取的任何行动。因此,在1773年的第一个星期里,他准备好了要采取他认为达特茅斯希望看到的行动。

致命的是,哈钦森错误地选择在哲学战场上攻击塞缪尔·亚当斯和他的盟友们,那正是他们最强大的地方。聪明人会回避这个话题,提供一些温和的保证,等着关于法官的过分关心逐渐平息。与之相反,州长的回应表现出了哈佛毕业生的天性。在1月6日,当他召开新一期的殖民地议会会议时,哈钦森发表了自己的关于基本情况的长篇演讲。波士顿的镇民大会是非法的,他告诉他们,出版这本小册子是一种犯罪,最糟糕的是,它的作者们对帝国一窍不通。就这样,州长给议会做了一次关于宪法的演讲。哈钦森说,不能在英国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美国的完全独立之间划分界限。

虽然他的逻辑可能是无可挑剔的,但他说出这些话的时机却是可怕的。在政治领域,许多话还是不说为妙。通过这样直白的演讲,州长毁掉了任何和解的希望。在1月26日,马萨诸塞州的众议院做出了回应,顽强地再次重申波士顿小册子的主张。最蛮横的是,他们否认英国议会可以在没有得到他们自由同意的情况下制定殖民地的法律。他们开始起草一份请愿书,要求乔治三世停止用茶税支付法官的薪水。很久以后,在1775年,诺斯勋爵私下承认,实际上这一刻,马萨诸塞州人民宣布了他们的独立。也正是从这一刻起,约翰·汉考克永远与波士顿最坦率的激进分子结为了盟友。

为了让美国革命开始,必须在全州范围内建立广泛的联盟,由对英国的敌意联结在一起。联盟不仅要包括那些参加布莱特广场教堂集会的人,还要包括私营店主、技师、工人和失业者。此外,它还必须包含内陆的农民。农民们,而不是波士顿镇里的人,必须成为革命的军事先锋,因为城镇实在太小,不具有决定性。波士顿的人口还不到殖民地总人口的6%。

到1773年春天,这个联盟接近完成,而约翰·汉考克是最有可能领导它的人。没有人比汉考克能更坚定地捍卫自由,塞缪尔·亚当斯在4月写道。他给在伦敦的朋友亚瑟·李的信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他要求李把这封信交给约翰·威尔克斯。在那里,在伦敦,形势正向战争的方向发展。

终于,诺斯勋爵已经准备好了表明他关于孟加拉的计划。他准备宣布用来拯救东印度公司的计划,而作为交换,公司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他保证了方案在议会获得通过,接着突然间,他发现自己获得了巨大的荣耀。没费一枪一弹,内阁部长们取得了让所有英国人感到自豪的东西:他们使法国人蒙羞。这种得意扬扬的情绪一直持续到这一年年底,直到国王和他的部长们突然撞上了与殖民地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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