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现实世界：中东之灾祸

“我们必须在假定印度军队不开赴巴士拉的前提下制定我们的政策。”工党议员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如此表态。他当时正在1951年7月一个关于中东问题的议会辩论中驳斥别人对工党优柔寡断的批评。在保守党看来，过去六年中，在这个他们曾经尽全力维持的地区，英国失去了很多利益。然而在同一时期，艾德礼政府在原子弹的发展上投入巨大，拥有原子弹将使英国依旧置身于世界诸强的言论底气十足。

对工党来说，获得力量比实际使用它要更容易。在1945年，艾德礼不得不解决中东所有的战前遗留问题：不断恶化的阿拉伯——犹太人冲突，埃及人对异国统治的满心愤恨以及英国是阿拉伯国家实现理想和统一的障碍这种广泛认知。工党本能地对解放运动施以同情，它崇尚国际主义，不断进取，认为自己与现代世界的潮流正相协调。保守党则被禁锢在过去，还真心服膺老掉牙的种族优越论，对自己的仇外心态几乎不加掩饰。在一次辩论中，缅甸人的问题被提出来，情绪激动的乔治·维格（George Wigg）对保守党议席嚷道：“对面尊贵的绅士及他的朋友们认为缅甸人全是‘东方佬’。说真的，这位伍德福德选区的正直尊贵的绅士（指丘吉尔）甚至认为从加来（Calais）开始就都算是‘东方佬’的地盘了。”

各种高尚的主义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友好理想并不总是与英国追求的利益相一致，在中东地区和冷战的大背景下这一问题尤其突出。英国政府一直都在顾及美国这一盟友提出的种种需求。在1946年，五角大楼和白宫的参谋就开始模拟对苏联进行战争，双方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控制中东地区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如果要击败苏联，其很大一部分的战争机器需要由原子弹来摧毁。而对苏联工业腹地发动核打击则需要拥有一些距离其边境相对较近的基地。所以在1946年夏，英国秘密批准B-29轰炸机可从东昂格利亚和埃及的机场起飞发动核打击。可以从埃及起飞战机着实意义重大，这使得对苏联的油田、炼油厂以及高加索和顿巴斯的工业中心进行密集的核打击成为可能。如果这些假想得以实行，苏联在欧洲西部发动战争的能力就会被大大削弱。单凭核武器就可以重新平衡苏联庞大的地面部队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

从这一前提出发，五角大楼的专家们修订并优化了他们此后几年的计划。1947年和1948年的版本被冠以“烤肉炉”和“高速公路”这样中性的代号，它们计划给美国陆军航空队（USAAF）15天的时间完成在苏伊士运河区机场跑道上的轰炸机及核弹头的部署。整个中东地区的防御被交给英国军队和英联邦军队。随着美国原子弹储存量从1948年的50枚增长到1950年的300枚，其打击苏联“软肋”的能力也大大增强。在1949年，名为“吊球”的计划描绘了在1957年一种可能出现的战争情况，提出以95架轰炸机从埃及起飞打击苏联南部。和以前的计划一样，这份战争计划也不假思索地默认英国仍控制着苏伊士运河区。

埃及的机场也在英国皇家空军（RAF）核打击计划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其实肇始于1946年，当时几位参谋长特别是空军元帅泰德勋爵（Lord Tedder）和陆军元帅蒙哥马利（Montgomery）说服了刚开始态度冷淡的艾德礼，英国必须在地中海和中东维持其固有的领导地位。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拥有原子弹并能将其投送到苏联，英国就可以保持世界一流的国家地位，并且可以不必过度依赖美国。如果发生战争，英国很大一部分核打击力量就会从苏伊士运河区域飞向苏联南部地区。在以后的六年中，英国实施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核计划。V级远程喷气式轰炸机的研发在持续进行，1955年“勇士”式轰炸机列装服役。而三年前英国已经在澳大利亚西北海岸的蒙特贝罗（Monte Bello）岛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

按照英国1952年名为“特洛伊”的战争计划（随着冷战的加剧，行动代号也变得愈发咄咄逼人），在蒙特贝罗岛核试验所用原子弹的后续弹将要被投放到苏联。如果计算正确的话，苏联的工业生产能力将会因此减少30%到40%。1956年初政策目标做出了重大的调整。英国认为苏联会对中东的土耳其东部、伊拉克和伊朗的油田发起大规模空地一体化攻击。如果在敌对行动开始前三周得到警报，英国将提早做好反攻准备，包括使用核武器突袭集结的苏联军队、机场以及交通线。

以上这些预测没有一个会认为相互进行核打击会使其中一方获得完全的胜利。人们普遍认为，尽管已经遭到重创，敌人仍会保有一部分使用常规武器进行战斗的意志及相应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就必须要保护世界海上航运线以获得食品和石油。在蒙特贝罗岛实验中收集的数据被用于研究对利物浦这座大型港口进行核打击可能产生的影响，后来研究的对象也扩展到了苏伊士运河。研究人员非常自信地认为利物浦和塞得港能在四个月内恢复以前的工作秩序。放射性污染的问题可以被解决，而且如果苏联的原子弹在苏伊士运河上空爆炸，预计人们可以通过轮班使用“挖土设备”工作，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开凿出一个可通航的河道。这一令人震惊的信息在1956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首次出现，它认为要配备足够的人手和机械，因为负责铲沙的人要冒相当大的危险。

苏伊士运河区成了这场核战争博弈的关键一环。如果这场冲突可以获胜而且制定各种战争计划的参谋们认为可以获胜，那么英美对中东地区的控制就必须维持。即使没有对苏联南部地区发动核袭击以赢得战争的计划，这个地区因为石油的缘故仍然要属于西方阵营并受到其保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石油消费模式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到1951年，西方国家所消耗石油的70%是由中东地区提供的，而且据预测其未来的石油储量主要集中在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地区。

因为英国寻求在中东地区的绝对霸权，石油和机场已经取代了对印度的防卫成为工作的重心。在某种意义上说，迪斯雷利和寇松那些关于战略和地缘政治的陈旧口号仍不失为金玉良言。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这些口号经常可以被听到，很多是保守党议员在国会上以及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的会议室讲的。但是英国是否还保持着原来的勇气，尤其是当面临困难时它真敢大胆地行动吗？理论上来讲，在1945年的中东地区，英国依旧和20多年前纳赛尔诅咒飞过自己屋顶的英国皇家空军的双翼飞机时一样，还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力量。在1945年，约旦、伊拉克、伊朗和波斯湾的酋长国还在受英国的奴役。埃及也只能怏怏地接受苏伊士运河两岸的庞大地域里遍布英国兵营、仓库和机场的现实。这个长120英里宽30英里的狭长地带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基地，也是英国在中东和非洲军事力量的中枢。从苏伊士运河区向四面辐射状分布着一张由星罗棋布的兵营、飞机场和海军基地等组成的网络，辐射范围包括马耳他、塞浦路斯、海法、利比亚的前意大利殖民地（苏联曾非常渴望得到）、约旦、伊拉克、亚丁湾和波斯湾。

陆军部地图上的这些深红色的点没有让贝文轻松太多。他很清楚，在中东存在一种新的无法调和的反英情绪，并因为英国被普遍地认为对印度民族主义者态度软弱，这种情绪也变得越来越高涨。在1947年元旦，他觉得英国可能会完蛋，就提醒了艾德礼未来可能会面临的麻烦。“你要是还没有认识到不仅仅是印度而且还有马来亚、锡兰、远东都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波及，甚至在我们的非洲领土都产生巨大的反响，就读不懂近来从埃及和中东发来的电报。”五个月之后，当英国又面临新一轮经济危机时，贝文坦率地向他的一些手下承认“他必须依靠虚张声势”来应对中东问题。

当时的情况简直乱得让人吃惊。从1944年末开始，英国军队曾徒劳地试图将犹太人的反抗控制在巴勒斯坦地区。这里的游击队员发动了一场由暗杀、破坏组成的游击战争，他们和爱尔兰共和军（IRA）一样勇猛，无情，难以招架。同爱尔兰的情况一样，发生在巴勒斯坦的这场战争使得英国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批评；本就稀缺的资源也日渐枯竭。缺乏资金的现实正在决定政策的如何制定。乞丐从伪君子手中拿不到钱，当年初，贝文不得不撤回了对土耳其和希腊反共产主义政府的资金资助，但它们后来受到了美国的救助。在1947年9月末，内阁不再理会令人尴尬并且代价高昂的巴勒斯坦乱局。10万军人却没有打破恐怖和反恐的循环，并且这个地区明显已经无法控制，于是英国将其委任统治权移交给了联合国并保证在1948年5月前撤离。

这一决定等于宣告了犹太游击队的胜利，他们很快又同巴勒斯坦人陷入到了激战当中。在未来八个月中，联合国徒劳地尝试划分这两个族群的领土。与此同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在试图将对方赶尽杀绝。英国不得不将这个控制了仅仅30年时间的被保护国紧急脱手，这本来就已经很糟糕了，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在联合国掌控的最后几天，240名阿拉伯人被在亚尔新（Deir Yassim）的犹太人团体屠杀，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这一事件使得很多人逃离了巴勒斯坦，到1949年已经有72万难民逃到了加沙或约旦。他们这种在法律意义上的无国籍状态和破破烂烂的难民营是对英国的一种控诉，也提醒阿拉伯世界注意其无能和背信弃义。在1948年以后，英国和还在襁褓中的以色列变成了异国统治和阿拉伯国家软弱的代名词。于是只剩下美国有可能向难民提供经济援助，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尝试重新安置这些难民。

不管英国官方发言人如何向反对者描述英国在未来中东的美好愿景，英国依旧没有摆脱其在战前留下的专横跋扈、阴险狡诈的恶名。阿拉伯的劳伦斯在自己的祖国可能已经被视为英雄，但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他只是觊觎其资源和土地的帝国主义骗子的急先锋。“英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地位已经丧失，他们不被信任，几乎到处都遭人厌恶。”《时代周刊》在1952年初进行调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两星期后，这本杂志还指出“诱英上钩的老把戏”又开始在埃及和波斯上演，而且参赛者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比以前还要足。

在1951年4月，穆罕默德·穆萨迪克（Mohammed Mussadiq）博士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赢得了波斯（即现在的伊朗，波斯是古代一个充满荣耀的名字，是从历史书中选取来的）大选。年老体衰的穆萨迪克借一个排英和重建国家的计划上台执政。他凭自己的口才俘获大众的信任，有时他讲到一半会因为演讲中的感情过于充沛激昂而眩晕。他视自己为这个国家的拯救者，一次他告诉纽约的听众，1951年的伊朗正在做着美国在1776年做过的事：将自己从专横贪婪的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在1952年1月，联合国大会听取了一份历数英国在伊朗错误行径的长篇报告，这是穆萨迪克最喜欢的主题。尴尬的英国代表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爵士轻蔑地将这份列举英国邪恶且不公正行为的清单视为“是对过去事件毫无益处的枯燥解读”，并要求穆萨迪克忘掉过去向前看。

一味要求伊朗人忘记过去或者原谅过去都不能减少在他们眼中英国的罪恶，对于阿拉伯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者来说也是这样。回忆悠久而苦涩，穆萨迪克的年纪大到足以记得在一战期间印度军队昂首通过其他国家、不公平条约、随伦敦和德里的官僚主义者的心血来潮而兴衰的伊朗政府以及1942年英国军队的再次到来。像中东其他民族一样，伊朗人在过去就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命运。现在穆萨迪克认为他们即将创造自己的历史。向他和他的支持者们解释英国已经变了是徒劳的，向他们说明英国作为一个友好的伙伴已经准备好帮助他们实现国家发展，而英国的公司是积极进取而且富有爱心，也根本没什么用处。也许英国人确实变了，但他们也是过去种种不公的受益者，在穆萨迪克和其他伊朗人眼里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

在1951年5月，穆萨迪克一直信任那些支持英伊石油公司资产国有化的人。这个公司是英国奴役伊朗关系的象征，是吮吸伊朗血液的吸血鬼，使得伊朗人民受穷挨饿。这家石油公司造就的富人从中得到了太多。在将其国有化的前一年，伊朗获得的开采特许金为900万英镑，仅比英国税务部门从该公司利润中收的税多100万英镑。从纯商业角度看，英伊石油公司可能通过采用五五开的方式节省了一部分利润，美国的石油公司最近也与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达成了这样的约定，尽管这很痛苦，会令公司主席不满，也可能会使他的股东不快。随着危机影响越来越大以及英伊之间记录的曝光，很多声音批评英伊石油公司在白厅走廊中表现的自私，尽管这些批评并没有公开。但在公开场合，部长们和媒体将这个公司视为牺牲商业利益的公司楷模。

不仅仅是英伊契约权力受到威胁。欧洲进口石油中有31%是伊朗产的，皇家海军85%的燃料也由伊朗供应，这使得每个右派分子和极少数的左派分子欣喜若狂。除此以外，穆萨迪克并不重视英国。鉴于整个地区现在的态度，他定了一个其他地区可能也会效仿的模板。“曾经亚洲人会被武力展示吓到。”《经济学人》杂志如此评价，和认为亚洲人仍是如此的保守党人相呼应。问题在于伊朗现在会向联合国大会因为英国的入侵提出抗议并且获得中东、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当然还有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然而贝文的继任者，帕默斯顿的追随者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命令“毛里求斯”号巡洋舰驻守在阿巴丹岛。同时，参谋们集中在一起制定出了两份命名适当的紧急计划，“海盗”和“侏儒”，一份旨在武装介入，另一份目的在于撤离在炼油厂工作的4500名英国技工。如果他们撤离，这些装置就会很快陷入停滞，因为伊朗人缺乏运转这些装置的专业知识。像那些想搞定自己不懂的事物的傻孩子一样，伊朗人也会从中得到教训。就像《经济学人》用鄙夷的态度做出的解释：“国有化是中世纪流行的东西，尽管实施国有化很明显不会赚到钱，但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会尝试一下。”

很多人认为让伊朗人受到指责是使其清醒过来并接受英国人摆布的好方法。但这可能比最初的认识困难一些，因为海军将很多军力投入到了朝鲜战争当中，海军部更本找不到符合“海盗”计划所要求的船。在英国下议院，保守党喋喋不休地要求发动战争。丘吉尔嘲笑莫里森说“幼发拉底河”一词时的发音带有东伦敦腔，并以此开始了他在7月20号关于伊朗问题的议会辩论发言。接着他又痛陈了失去印度的哀伤并斥责政府在整个中东地区表现出的懦弱。英国只要被“一次次地施以足够的压力”，便会逆来顺受地放弃自己的权益。

陆军准将安东尼·海德（Anthony Head）紧接着指责英国的外交政策中被掺入了太多的“社会主义”，结果就导致英国在中东的权威不断衰落时，英国人却在一味地退让。牧羊人酒店酒吧的朱利安·埃默里（Julian Amery）表达了社会大众的看法，他本人早已部分接受了他父亲那辈人服膺的家长制帝国主义。根据小埃默里说，英国误判了埃及大众的真正情绪，因为一个埃及人曾经告诉过他：“独立有利于官僚，却对农夫有害，英国统治对农夫有利，却对官僚有害。”可惜除了那些同埃默里有同样想法的人，农夫也开始不再将英国当成不偏不倚的保护者。艾德礼用一个相关的历史教训结束了这场辩论，他追溯到了先前为保护英国股东权益而发动的一场战争：“在埃及，我觉得他们正在回忆起亚历山大港遭受的狂轰滥炸。在19世纪，这种事还能做，现在就不行了，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规则下办事。”

亚历山大港在1882年遭受枪炮洗礼的时候丘吉尔刚满8岁，他现在想让英国的炸弹响彻波斯湾。正如他后来讲到的，如果他当时是首相，伊朗人一定会感知到枪炮的隆隆声。艾德礼选择了“侏儒”计划而不是“海盗”计划。因为后者会以一种危险的程度大量消耗人力，并且对伊朗的入侵会轻易地让穆萨迪克向苏联寻求帮助。这是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的观点，他认为不管有没有收到请求，苏联一定不会放弃任何机会重新进入伊朗北部，这是他们固有的落脚点，五年前由于一些困难他们被赶出了那里。

艾德礼不希望伊朗卷入冷战的战场。况且在1950年10月，他亲自飞赴华盛顿去说服杜鲁门否决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用一颗原子弹解决中国援朝力量的提议。对伊朗采取温和态度是一种外交补偿。在9月27号，穆萨迪克控制了阿巴丹炼油厂，炼油厂的工人离开了。“我们已经失去了威严，程度前所未有。”《旁观者》杂志如此抱怨，它又懊恼地补充说：一次突击已经发动了，共产主义和阿拉伯世界本来将会看到随后的竞争只是一场优胜者和失败者之间简单的较量。然而，还是要给那些不顾个人安危的人以安慰，他们本来将能一饱“毛里求斯”号炮声怒号之耳福。在10月25号，保守党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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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巴丹岛撤退几个星期后，艾奇逊这样讽刺伊易夫林·舒克伯勒（Evelyn Shuckburgh）：“你必须活在现实世界里。”过去几个月中在伊朗发生的各种事件已经为人们预示了未来。英国再也不能希求和恭敬的酋长、许许多多满怀感激的统治者以及身穿双排扣长礼服头戴塔布什帽的保守顺从的政治家做生意了，以前如果他们逾越行为底线，就会被英国威胁用战船发动战争而担惊受怕。现在英国要面对大声叫嚣帝国主义的平民主义者。穆萨迪克的衣装焕然一新，当他接见德黑兰大使弗朗西斯·谢泼德（Francis Shepherd）爵士时，他穿着绿色的睡衣。这种无理的行为再加上他在公共场合打瞌睡的习惯使得西博赫德相信这个伊朗人疯了，英国媒体报道的在白宫接受的检查结果是真的。

艾奇逊的话中还隐含着另外一种同样让人不快的含义。在整个伊朗危机中，英国政府曾向美国寻求建议，但美国的回复有时是答非所问。很多这样的回答来自乔治·麦基（George McGhee），他曾是一名石油地理学家，在中东游荡，秘密打探消息，为国务院效力了三年时间。他在牛津大学曾获得过罗氏奖学金并在“白人的负担”这个问题上和捐赠人有相同的观点，因此和美国很多外交官相比，他对英国现在的窘境更有同情心。然而，他被错误地怀疑和美国的石油利益有紧密的联系，并且一位财政部的官员警告莫里森：麦基很年轻，他在德克萨斯长大，还有爱尔兰血统，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他在面对英国利益问题时做出的判断不够健全。

英美关系如同战时那样紧密，但随着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1953年走马上任，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像柯立芝（Coolidge）总统一样，杜勒斯这位身居高位的清教徒相当招人厌恶，就像他刚刚为了戒掉某种东西而改吃泡菜那样。他反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只能由他厌恶帝国主义的程度来相提并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罗格·马金斯（Roger Makins）爵士将他厌恶帝国主义的程度描述为“他对殖民主义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这种情感对于这么多美国人来说很常见，却像休眠的火山中喷发出的岩浆时常在福斯特内心翻滚”。

这些爆发背后隐藏的是对美国会被中东的伙伴所使出的诡计危害的担心，如果美国在冷战中仅仅是保全自身，它就没有必要和一股不断衰落的力量保持太紧密的关系，正如公众对伊朗危机做出的反应所证实的，这个不断衰落的力量希望看到一个经过坚船利炮洗礼后的世界。当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1953年春巡访亚洲时，他就看到了这个危险，他返回华盛顿使人们相信“英国300年的殖民统治气数将尽”。美国将不得不疏远那些还坚守在自己割据的土地上的国家。鉴于美国介入亚洲东南部事务之后的过程，在尼克松回忆录中曝光的一份有讽刺意味的文章中，尼克松写到了他尝试支持民族主义者的企图：

这些国家中很多人知道美国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欧洲人的奉承（斜体用于强调）都把美国描绘成粗鲁和贪婪的一个国家。我向他们保证美国不会成为一支殖民力量，我们也不会支持欧洲盟友的持续性殖民主义。

美国关于中东和亚洲的政策已经开始改变方向。从1947年开始，美国就一直在扶持土耳其。土耳其在1951年加入北约（NATO）并为了可以对苏联实施核打击，向美国陆军航空队（USAAF）提供自己管辖的机场。英国提议将土耳其军队的指挥权纳入英国在中东的指挥体系，但在1951年于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一个计划会议中，这个提议遭到了美国的拒绝。从此之后，美国政策的目的就成了吸引独立的中东国家加入西方国家阵营而不是强迫加入。任何可能会被解读为试图支持或强化英国霸权地位的行为都和美国的意愿相违背。与英国合作会获得利益，但是过于亲密会失去美国的信任，丧失一些朋友。

美国入侵之前一直由英国单独统治地区的行为首先会遭到人们的厌恶和抵制。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还有他的石油资产）就被吸引进了美国的阵营，他同意美国用2500万美元的贷款和1000万美元的报酬租下达兰的一个机场。这是在英国的掩盖下秘密进行的。在1943年，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拒绝了一个美国领事馆在巴林（Bahrain）建设的项目。不到10年，这些入侵者们就变得肆无忌惮，因为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签下巨额支票，战后的英国无法享受这样的利益。到1960年，美国已经向中东国家支付了27.02亿美元。

美国篡夺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地位的同时，又感到必须去打压自己的盟国。在伊朗危机之后，国务院的外交官们就扮演了英国和穆萨迪克之间的调停人，在意见交流期间，他们就发现尽管他的对手变化无常，穆萨迪克同样地冥顽不化。英国政府的固执可能建立在他们对炮舰外交的一种新形式的信赖上。在1952年，军情六局正在匆忙酝酿在伊朗异见分子的帮助下推翻穆萨迪克的阴谋。这次颠覆行动名为“靴子行动（Operation Boot）”，执行这次行动的成员中包括科密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即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还有负责中东事务的中央情报局（CIA）的特工。

1953年初，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接管了“靴子行动”，给它重新起了一个名字叫“阿贾克斯（Ajax）”。1948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加入苏联阵营，一年以后新中国成立，这些事在美国的冷战勇士们的心中挥之不去。伊朗被认为在苏联煽动的暴动中很容易受到伤害，穆萨迪克已经暴露自己性情无定而无法组建稳固同盟的特点。结果就是在科密特·罗斯福的积极引导下，“阿贾克斯”行动得以实施。1953年8月，在德黑兰的一次起义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财政支持，并且在英国的帮助下每个发展阶段都在其掌控当中。穆萨迪克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流亡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雷扎·巴列维（Mohammed Reza Pahlevi），他的父亲曾是哥萨克的官员，30年前在英国的帮助下登上孔雀王宝座。伊朗已经臣服于西方，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雷扎全心全意地服侍他的美国主子直到1979年。后来，他又被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推翻，他这样记述1953年的事件：“伊朗之前已经成为英国的奴隶，接下来又会为美国效力。”这种比较让人不悦，也是美国政策制定者竭力避免的。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在对“阿贾克斯”行动十分满意的同时，也对美国的大捷表示“嫉妒”。

在1951年11月将伊朗的事务告知联合国之前，穆萨迪克曾短暂地在开罗停留。对他的欢迎很让他高兴，因为埃及发生了反英暴乱，他和埃及首相穆斯塔法·阿纳哈斯（Mustafaal-Nahas）共同宣布“伊朗和埃及联合起来将完全摧毁英国帝国主义”。

从1950年1月开始，英国维持其势力的基础人员名单就已经将阿纳哈斯除名，当时埃及国民党带着超过半数的选票上台执政。它上台的竞选理由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样：将英国驻扎在埃及的军队赶出去，恢复埃及对苏丹的最高统治权。1948年至1949年灾难性的对以色列战争使得埃及对英国的愤恨进一步加深，他们认为英国在阻挠埃及军队获得现代武器。而英国人则认为埃及人连鸡毛蒜皮都视若珍宝，他们的装备曾被贝文称为“垃圾”。

争论的主要原因是苏伊士运河区。那里带刺的铁丝网，混凝土和柏油碎石路面都表明埃及臣服于外国势力。他们相信他们有任何时间插手埃及事务的不可剥夺的权利，1942年，他们就这样做过了。况且，对于那些掌控埃及命运的人来说，埃及人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在1950年与英国高级外交官和指挥官的谈话中，乔治·麦基感受到了历来对埃及人的那种鄙夷，他们被称为“埃及佬（Gippy）”。和鄙夷相对的是埃及人对英国人恶毒的态度。据一个美国密使在1951年末的报告，埃及人对英国人的厌恶很普遍而且很强烈，几乎人人都是这样。

麦基和他的同事对埃及的暂访只是他们密集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他们竭力防止埃及站到苏联一边。但是试图说服阿纳哈斯及剩下的埃及内阁的努力失败了，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英国帝国主义是埃及真正的敌人，而不是共产主义。美国人想施以同情，但是他们也不会忽视苏伊士运河区及其机场的战略重要性，它们对用核武器威胁苏联的意义巨大。1936年英埃条款已经允许10000人的守卫部队驻扎，但到1950年，这个基地已经容纳了38000名军人，其中包括从毛里求斯来的执行保卫任务的8000名步兵，以及价值2.7亿英镑的仓储物资。理想状况下，从美国的立场来看，英国应该撤退，留下完整的装备，可以在国际危机稍有起势的时候就能被投入作战，这是一个参谋官们应该会同意的解决方案。英伊之间的不和可能随之停止，埃及也会被邀请加入美国主导的地区性反苏防苏协定当中。在这些议题上的协商从1950年中期持续到了1951年秋，其间双方的不和越来越多，言辞越来越激烈。

1951年10月8号，阿纳哈斯单方面废除了1936年的协定，理论上结束了英国对苏伊士运河区的占领。他选的时间很敏感，极具挑衅性。在最后一名英国技师离开阿巴丹岛的四天前，英国大选选战已经进行了三天。几个星期之内，七万名强壮的埃及劳力离开了苏伊士运河区，在政府秘密支持下，恐怖主义运动开始了。新当选首相的丘吉尔怒不可遏。在12月15号关于埃及的讨论中，他站起身双拳紧握着走向艾登，他咆哮道：“告诉埃及人，如果再敢轻举妄动，我们就让犹太人来解决他们，并把他们赶到贫民窟，永远别想再出来。”他坐下来，略感欣慰地回想起他访问开罗的那些日子，当时埃及人已经理解他们在这一系列的计划中占据的位置。

丘吉尔式的暴怒被解读为一个旨在恢复埃及原来秩序的计划。到10月末，白宫的战略家们已经制定出了“驯牛行动”，这是对1882年占领埃及行动的复制。在马耳他、利比亚和塞浦路斯来的作战小组的增援下，从苏伊士运河区来的军队准备去占领开罗、尼罗河三角洲和亚历山大港，亚历山大港将会通过一次海上登陆被占领。地面部队和空军在36小时内可以完成召集，舰船要用72小时，一天之内，可以达到这个政变的主要目标。

同时，苏伊士运河区已经由军事政府管辖，它立即解散了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埃及警察武装。1952年1月25号，一支伊斯梅利亚的附属小分队拒绝交出自己的枪，他们以哨所为掩体，与围攻他们的军队交火，最终这场交火导致50人死亡，100人受伤，这支小分队也最终离开了掩体。最终，枪炮声大作，“是时候教训他们一下了，”保守党人得意洋洋。他们在《每日快报》上大肆宣扬英国现在十分确信它要走帝国主义的道路。埃及人也十分肯定自己的道路，并以此作为回应；三天内，开罗的暴徒席卷了英国的军营，烧毁了赛马场、牧羊人酒店、各式英国商业建筑和地皮，杀戮那些被他们抓住的英国占领者。

运河区陷入重围，无法在紧急情况下发挥作用。像这些英国兵营一样，埃及原来的统治阶级已经陷入了绝境。暴乱发生后，埃及国王法鲁克当即将阿纳哈斯免职，解散了他的部门，他自己也在1952年7月被穆罕默德·纳吉布（Mohammed Naguib）将军率领的一群军队官员废黜。这个矮胖的国王流连在地中海各个名胜景区，继续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埃及新的管理者是军人，他们遵守着阿拉比帕夏（Urabi Pasha）定下的传统，将自己视为这个国家的救星，上天注定要让他们领导这个国家，延续这个国家的荣誉，保卫自身的完整。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希望进行社会革命，他们的信条由穆斯林道德准则、泛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混合而成。

英国对这次七月革命束手无策。大使馆没有提前警告这次危机，而大使当时正在度假。政变发生五天后，临时代办表示英国“可以通过展示决心，并在适当的时候直接展示军力来逆转事情发展的走向”。克罗默、米尔纳和艾伦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为这种做法鼓掌。

中央情报局的消息更加灵通。它已经得知反抗法鲁克阴谋的消息，但十分镇定，因为很早之前它就认识到埃及需要一次彻底的社会变革。除此以外，美国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纳赛尔上校是这些革命者中最积极的，如果谨慎处理的话，他是可以和西方结盟的。要达成这样的目标，英国是主要的障碍。很快杜勒斯接手了国务院，他把英国在埃及的存在描述为“心理阻塞”，可以防止埃及加入任何反苏协定。况且，苏伊士运河区现在成了战略上的鸡肋。过去两年的事件表明运河区多么容易遭到心怀不满的埃及人发起的破坏，而最近在热核武器研发上的进步（美国在1954年3月引爆了自己的第一枚氢弹）则显示出未来军事基地的发展趋势是更小、更分散。事实上，美国陆军航空队现在在土耳其的机场就是机动的，它使得英国运营的埃及机场显得多余。

因此，英国继续固执己见是没有意义的。1936年的《英伊条约》在1956年到期。1954年7月，在未来两年里基地逐步撤退的安排获得通过。关于苏丹持久的争议也有了结论，英国狡猾地与当地民族主义者结盟，他们反对恢复任何形式的埃及对苏丹的最高统治权。1956年1月1号，苏丹独立。

几年前，最后撤离运河区的那批军人中有人告诉我，当他们的船从塞得港码头出发离开的时候，一个埃及青年撩开长袍，向下面的士兵撒尿。一个士兵抬头看了一眼，对他开了一枪。不管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它在某种意义上是过去30年英国在埃及存在的奇特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