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统一的精神纽带：帝国的面目

肤色限制总是试图在人们费尽心机希望加强英联邦和英帝国团结的时期展露峥嵘。通信技术的改进在1919年之后开始逐渐加速，使帝国加强联系的前景更加看好。长途飞行和无线电有可能会使帝国摆脱地理分布的束缚。航空技术很快就被当作可以把帝国胡乱散落在全球的领土联系起来的线索。在1919年末完成其从伦敦到澳大利亚的跨时代飞行后，罗斯·史密斯爵士（Sir Ross Smith）认为其行动有助于“通过天空中的航迹把帝国的边远地区联系得更紧密了”。另一位先行者J.A.米林森（J.A.Mollinson）太太，即艾米·约翰逊（Amy Johnson）在1932年告诉BBC的听众，她最近一次经西非从伦敦到开普的飞行是为了“保持我们帝国分散的各地之间的友谊与团结”。

政府对跨帝国飞行的反应笨拙而且迟钝。一战结束时，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工业，1918年中就能每月生产4000架飞机，还有大量训练有素的飞行员。战争结束一个月内，最优秀和最勇敢的那些人开始了野心勃勃的试验飞行：艾尔考克和布朗在5月飞越了大西洋，罗斯·史密斯爵士飞越伊拉克、印度和马来亚抵达澳大利亚，而1920年5月两位南非人从开罗飞到了开普敦（Cape Town）。这些成就令公众兴奋不已，但是政府却对帝国内飞行畏首畏尾。对自由放任和自由市场主义原则的服膺使得大臣们和文官们极其不愿在政府资金不足的时候发行公债投资航空运输业。当时的点子不少，比如成立一个西非航空公司，但是都成了官方消极态度的牺牲品。直到1923年12月，在受到1921年帝国会议的压力后，政府才决定认真对待民用航空事业。

于是就诞生了股值达上百万英镑，而且政府又在十多年里补贴达上百万英镑，垄断了帝国和大陆航线的帝国航空公司。对于正在被德国、法国和美国对手超越的英国航空工业来说，这项措施来得太晚也不够有力。澳大利亚人则展示了更大的想象力和进取心，他们在1920年成立了昆士兰和北部领土航空公司（QANTAS），把散布在内陆的定居点联系了起来，1925年还开通了从布里斯班至新加坡的定期航线。帝国航空公司在同年开通了从开罗至卡拉奇的首条公司航线，但是埃及政府因反对英国公司的垄断而与它们就此发生了激烈争吵。1932年1月，在首次测试飞行13年之后，公司终于开通了伦敦到开普敦的定期航线，途经巴黎、布林迪西（Brindisi）、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开罗、喀土穆（Khartoum）。公司得到了航线上各殖民地政府的大量补贴，英国和南非在五年内共投入超过1000000英镑。

英国航空部（Air Ministry）曾对飞艇进行了试验飞行，但1929年R101飞艇在飞往印度的处女航中灾难性地坠毁后，他们就选择了飞机作为帝国航空业务的主力。因为远距离飞行需要错开时间和定时中转，而河流和湖泊是最方便的中转机场，水上飞机于是成了大多数帝国航线的选择。于是出现了被称为帝国水上飞机的肖特23式（Short 23），这种可搭载18名乘客的飞机在1938年投入运营。此时，帝国航空的服务很密集：每周有七班航班从英格兰飞往埃及、四班飞往印度、三班飞往东非，埃及至东非、印度至新加坡、东非至中国香港和澳大利亚各有两班。表面上看，总数看起来很不错了，但如果不是战后紧接着那几年官方缺乏远见，这数字会大得多。

无线电技术也和飞行一样得益于战时的需要才能发展得如此迅速。它很快被转向民用并被认为是加强帝国联系及其子民共同身份意识的手段。“与文明的联系”，一位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服役的军官如此形容他在1927年接收到的从BBC达文垂发射站发出的微弱信号。无线电在自治领传播得很快，1929年澳大利亚已有29.9万个登记在册的接收器，加拿大21.6万个，新西兰4.1万个，南非1.68万个。锡兰在1925年拥有了自己的发射站，但印度的发展则缓慢而无序。到1935年，孟买和加尔各答已经有了发射机，而且向乡村发放接收机的计划也在准备中。

最终即使最遥远的殖民地也能收到BBC的长波节目，同时本地电台的数量也在增加。1941年在拥有300000人口的北婆罗洲（North Borneo）只有两个本地电台为385台无线电接收器提供服务。他们的节目对华人社区来说没什么吸引力，那儿的人更喜欢听西贡（Saigon）和马尼拉（Manila）的流行音乐节目。收音机确实也使帝国的子民们接触到了其他文化和观念，并非完全有利于帝国的和谐。

无线电最大的功效在于它能拉近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它是激发帝国内迥然不同的各种族产生共同体意识的理想工具，也是加强英国和自治领亲密关系的理想工具。最重要的是，它令帝国的所有子民都把他们的忠诚聚焦于帝国统一的象征——君主身上。顺理成章地，1933年圣诞节，帝国的所有子民都听到了英王乔治五世那粗哑而慈爱的声音从桑德灵汉姆宫（Sandringham）传来。在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皇家圣诞致辞中，国王感谢其子民的忠诚，承诺将继续做他们的国王，并对他们致以节日的良好祝愿。这段简单而温暖的演讲之前播出了一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包含许多精心编排的节目片段，试图给帝国的人民传递一种家庭的温暖。其中有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城镇以及直布罗陀(Gibraltar)和塞得港（Port Said）外一艘轮船的直播片段。

乔治五世的广播对帝国来说是一次剧情大转折。电波以一种奇妙而动人的方式团结了帝国，于是一个在技术上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在1934年的圣诞节付诸实施。同样，主题还是亲密与和谐，不过他们也开始探索帝国人民有多么丰富多彩。有些被邀请来讲述他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在国王演讲前的序幕里，听众们可以听到当地“小伙儿”在开普葡萄园里的歌声，驻守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岗哨的军官发出的问候，以及悉尼邦迪海滩（Bondi Beach）救生员的话语。其中的一些人淳朴得惹人怜爱。一个塔斯马尼亚（Tasmanian）渔民干巴巴地说道：“在这儿当渔民跟在别的地儿当渔民没啥两样，都是又湿又冷。”一个放牧科茨沃尔德羊的老牧人随口就说，他在新西兰有一个兄弟，如果他在听节目希望他能够别嫌麻烦写封信回家。下午3点国王讲话，赞扬了将其散落各地的子民联系在一起的“统一精神的纽带”。

无线广播也在帮助帝国的人民了解彼此。BBC当时在其总监约翰·雷斯爵士（Sir John Reith）高尚原则的指导下，播出了专家们从各不同方面对帝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发表谈话的15分钟节目。争议性话题没有被回避或掩盖，1930年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结合他在肯尼亚的经历警告当局如果继续“不顾当地习俗”地统治非洲，积累的怨恨就有可能突变为动荡。

这些广播在提醒人们需要不断地使公众明白帝国代表着什么，帝国的存在又如何使他们受益。当时是电影的黄金时代，它通过不同手段触及了所有上述主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娱乐生活的绝大部分被电影所占据：1926年英国共有3000家电影院，1940年则上升到5000家，年销售电影票10亿张（原文如此）。

因此电影院为传播帝国信息给大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在1926年和1930年的帝国会议上，人们被要求应注意电影具有的强大说服力；会议号召发展帝国的电影产业，鼓励创作高举帝国主义美德的好电影。1926年的大会以后，贸易大臣菲利普·坎利夫-李斯特爵士（Sir Philip Cunliffe-Lister）承认，电影对“英国各种族人民的想法和观念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因为这种政治价值使得它应该成为“传播国家观念的通用手段”。年近七旬的布尔战争老兵，现任澳大利亚驻伦敦高级专员，将军格兰维尔·德·劳讷赖里爵士（General Sir Granville de Laune Ryrie）的语气则更加强硬。他要求帝国内的所有儿童应该“在早晨排着队进电影院观看那些描绘今日帝国的英国优秀影片”。在从好莱坞片场倾泻而来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暴力的甚至时常公然宣淫的影片大潮面前，这种令人振奋的影片将是一针及时的解毒剂。英国放映的影片中9/10来自美国，社会中的刻板分子将其视为道德堕落的源泉。

政府尽了一切力量阻止精神污染。它还要求所有描绘帝国或其官员的电影要对两者都进行美化。保卫帝国在胶片上的安全是成立于1912年的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职责，它手上有一份关于禁忌题材和情节的清单。尽管在理论上是独立的，但委员会总是很乐于向政府的压力让步，实际上也经常如此。1925年它拒绝向格里菲斯（D.W.Griffith）的电影《亚美利加》（America）发放许可证，因为其中有表现英国士兵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劣迹的内容。

有色人种和白人女性之间的性关系或者潜在性关系在1928年与其他的禁止事项一起作为附录进入了委员会的查禁名录。这项禁令在1933年弗兰克·卡裴拉（Frank Capra）执导的《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上得到了应用，片中一位美国女孩爱上了一个中国军阀。其他新的禁止项包括“英国领地被表现成罪恶的渊薮”和“白人在远东和土著的环境中陷于堕落”。士兵和殖民地官员的形象也得到了保护，他们的荧幕表现此前一直是完美无缺的。

其实，好莱坞所表现的帝国也无需太多担心。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英帝国就好像美国的狂野西部，只不过是惊险故事的丰产沃土。1934年的好莱坞故事片《傲世军魂》（Lives of the Bengal Lancers）就像其他美式“帝国”史诗一样，是一出直来直去的“英雄列传”，还附赠不时阻止主角鲁莽行事的长官们关于如何效忠王帝的说教。本片的反派是帕坦人，但同样也可以是阿帕奇人（Apaches），的确过了不久一个西部片就采用了同样的剧情。好莱坞要的是异国背景和戏剧性的情节，但在真实性方面却做得漫不经心、滑稽可笑。1939年的《印度风暴》（Storm over India）里喀布尔（Kabul）成了缅甸（Burma）的首都，而且片子体现出了对英国军队的极端无知，这些失礼激怒了前炮兵上校约翰·汉纳（John Hanna），他给审查委员会审查了不少剧本。如果不考虑技术上的硬伤，好莱坞影片很少会令官方大动肝火。《傲世军魂》和1939年的《古庙战茄声》（Gunga Din）这样的电影，除了给那些机智勇敢地战斗在边疆的人物形象增添几分旧式的“亨蒂”范以外，恐怕不会对公众舆论产生什么影响。

英国拍摄的帝国影片总是要承载娱乐以外的东西。他们有意把帝国展现为真善美的化身，被那些勇敢坚定具有崇高品格的人护佑着。这是那些审片员想要的，同时也体现着当时两位最有才华的导演迈克尔·鲍尔肯（Michael Balcon）和亚历山大·柯达（Alexander Korda）的个人情操。他们都极其爱国并且为鲍德温提供过关于保守党宣传片的拍摄建议。

政府感谢他们的工作并帮柯达在《金鼓雷鸣》（The Drum）和《英雄胆》（The Four Feathers）拍外景时疏通关节。印度陆军为前一部片子的战争场面提供了部队，苏丹当局则借给柯达4000民兵和东萨里军团用于拍摄《英雄胆》一片的高潮——壮观的奥姆杜尔曼战役。苏丹政府还帮忙找来大量哈丹杜瓦战士（Fuzzy-Wuzzies），他们的出现给战斗场景增添了动人的真实色彩。依《图画邮报》上的一篇宣传此片的文章中的说法，摄制组很难说服这些高傲的人去装“死”。有人问：“为什么要我死？我打真正的奥姆杜尔曼战役时都没死！”最终他还是认同了在荧幕上死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并真的“死”了。

柯达和鲍尔肯的帝国影片传达的意思很明确。后者1935年的《非洲的罗德兹》（Rhodes of Africa）和1936年的《印度的克莱武》（Clive of India）都是为传主歌功颂德的传记片，他们被塑造成了有远见的预言家，但略去了其在真实历史中的虚伪和贪婪。柯达影片《河畔的桑德斯》（Sanders of the River）中的主角，地区长官桑德斯既是梦想家又是行动派，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救赎非洲的事业。他是一片流域的坚定而公正的统治者，依靠其人格魅力进行统治。正如他告诉河畔那些酋长们的那样，英王的法律将给酋长和他们的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帝国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波萨姆博酋长（由保罗·罗伯逊饰演）就很能体会这一点，他把桑德斯进行了偶像化，并接受了他对未来的愿景。非洲曾经的原始宗教迷信和互相征伐的形象代言人是面目诡异的毛弗伯拉国王，巫医是他的宫廷陪侍，还热衷于抓奴隶。当桑德斯有事不在时，他的死讯开始流传，国王治下的和平随即崩溃，野蛮的旧非洲复辟了。但桑德斯在最后关头赶了回来，毛弗伯拉国亡身丧。新非洲在桑德斯的坚强领导下大步前进，而波萨姆博则成为大酋长，保证将让其子进入专为酋长子弟设立的政府学校，学习那些帮助桑德斯立身治国的原则。

帝国的启蒙与部落的愚蒙之间的对决是《金鼓雷鸣》的主题。故事发生在当时的印度西北边境省，一位正直的英国殖民官员（罗杰·利夫西饰）遭遇一个狡猾的可汗（雷蒙德·梅西饰），他准备用从俄国走私过来的现代化武器煽动一场反对英属印度政府的圣战。在年轻的王公（萨布饰）帮助下，殖民官揭露了阴谋，像波萨姆博一样，那位王公也学会了敬佩帝国官员的个人勇气和他们的价值观。自我牺牲就是其中之一。在访问可汗前，殖民官拒绝待在他那安全的堡垒里，声称如果他遇害（看起来很可能会发生），那么他的死就像戈登一样将推动文明的扩展。

《金鼓雷鸣》与《河畔的桑德斯》把冒险故事和帝国主义说教混合在一起。观影者回家时会满意地思忖，他们的帝国代表着稳定与公平，还有勇敢正直的人们在管理着，他们明白对土著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当轮到波萨姆博的儿子和年轻的印度王公负责管理他们的人民时，他们的榜样自然是桑德斯那样教导他们热爱公正与真理的人。印度观众对此的反应却不一样，《金鼓雷鸣》在马德拉斯（Madras）和孟买（Bombay）上映时，他们涌出电影院冲到街上游行抗议这部他们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帝国宣传的影片。这部片子很快就下架了。

事后想想，很难想象为什么会有人在印度播放这种称扬帝国主义的宣传片。1938年，印度事务大臣泽特兰侯爵（Marquess of Zetland）阻止了《勒克瑙局势》（The Relief of Lucknow）这部片子的制作，他认为此片将引爆当地人的愤怒情绪。他的行动在年末的一次议会下院辩论中引起了争议，工党议员伊曼纽尔·欣韦尔（Emmanuel Shinwell）讽刺地建议政府为了帝国的和谐禁止一切涉及印度大起义的内容。更严重的是，甚至有人声称政府还篡改了近来慕尼黑危机前前后后的新闻短片。

正片前播放的新闻短片和纪录电影被认为真实地记录了事实。自从1903年北婆罗洲公司赞助了一部关于其殖民地的短片开始，说教式的帝国纪录片就如涓涓细流一般持续流淌起来。许多是商业性的，例如1913年的吉百利推广片就追溯了可可豆从黄金海岸的种植园到伯恩维勒的巧克力工厂的过程。作为帝国产品推广的一部分，帝国市场推广委员会在1933年成立了一个电影部门，它制作了《锡兰之歌》和《牙买加货物》。就像邮政总局和帝国航空的电影部门的作品一样，这些有进步的诚意之作也免费借给学校和年轻人团体。向观众传达帝国的价值观可不是财政部的主要目的，于是帝国市场推广委员会很快也成了政府吝啬的牺牲品。殖民部官员暗地里对此反而感到高兴，因为他们觉得公关这种事和“推销”帝国总是显得有点庸俗。

****

可是帝国还是在1924年和1925年之交于温布利（Wembley）举行的英帝国展览会上被史无前例地、毫无愧色地“推销”给了公众。那是一场精彩的演出，帝国里的异域情调和文明进步被精心交织起来。展览会的各个展厅和“宫殿”共占地200英亩，吉卜林（Kipling）为连接其间的道路起了诸如“主权路”和“大西洋坡道”这样的名字。这场秀总耗资达2200万英镑，其中半数由急于扶持帝国贸易的政府提供。1924年4月的开幕式上，威尔士亲王向他的父王乔治五世保证，“这将是对您的帝国的一场完整而生动的展示”，同时告诉世界“世界上最强大的文明使者决心推进和平与人类的至善”。回答时，国王盛赞“自由的精神和宽容的合作已经使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制度和不同思考方式的人民在一个联邦中联合了起来”。

2700万人参观了这一展会。他们回到家中，残留的印象是帝国的繁荣、远见和多样，并会忆起帝国里那些更加别致的居民们留下的惊鸿一瞥。那些巨型的艺术和工业宫殿由最新式的材料——水泥建成。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展馆采用了拘谨的新乔治时代风格，还有一座有意做旧的仿制宝塔代表缅甸，宣礼塔则代表马来亚。最引人赞叹的要属卡诺（Kano）大拱门带城垛的复制品，矗立于尼日利亚展厅的入口处。这些建筑里真的住着人：参观者可以看到戴着塔布什帽的土著警察保卫着满身绫罗、穿金戴银的阿散蒂（Asante）王公们，还有在湖边纺纱（spinning）的马来亚女人。西非人招徕过路的客人给他们带上写着“多喝可可”的大奖章。这场秀同时也是一个巨型贸易展销会。

不过吸引绝大多数参观者的不是商业性，而是迷人的魅力。一名记者兴奋地说：“肤色黝黑的人们在这里来回穿梭，就好像我们真的身处非洲，而不是在查灵十字路（Charing Cross）边上没多远。”兴奋归兴奋，这位记者发现从一个展馆走到另一个展馆还挺累人的，并提议应该派点祖鲁（Zulu）男孩来为那些脚疼的人拉车。有些黑人觉得受到了居高临下的对待。黑人后裔学生联盟觉得他们的族人就像畸形秀的展品一样被人盯着因而受到了贬低，同时在展会导览书上提及非洲巫术和食人行为也是一种侮辱。

乔治五世及其长子有意识地深入了解了这次展会及其展品。他们为在开幕式上的交流提前做了精心的设计，展示了帝国的以人为本和进步观念，其子民也是被相互间的善意与尊重紧紧团结在一起。这些都是很好的感受，因为国王一直被视为帝国团结的象征，一个得到人们热爱和忠诚的图腾式形象。抽象的纽带必须得到加强，所以国王或者更常见的是他的直系亲属经常性地出现在那些遥远的帝国人们的面前。一位毛利人主教在欢迎1934年格洛斯特公爵（Duke of Gloucester）访问新西兰时，把这种极其神秘的概念形容得特别贴切：“欢迎您王之子，从你的脸上我们看到了你的父王、母后和王兄，他们的皇家御足踏过了海神的宽阔波浪之路……”

但是印度人却不太可能从1877年威尔士亲王访问印度时的举止中发现他那威严母后的影子。亲王在第一次正式的帝国皇家巡游中跋涉了南亚次大陆，猎杀了几只虎，与王公和殖民官员亲切交谈。其子乔治五世则在1912年享受了最大的排场，与他的王后玛丽一道身着登基冠冕在德里的一座巨大宫殿里接受印度王公们的朝贺。

一战后威尔士亲王的皇家巡游则少了几分冒充大亨般的浮华与排场。劳合·乔治把未来的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送上旅途，他认为皇家巡游对政治演出来说是个练习，这种演出能让各自治领欣喜并让其统治者更好对付。“受欢迎的威尔士亲王的露面比十好几次严肃的帝国会议更能平息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劳合-乔治是对的。年轻的亲王是一个体面、和善的小伙子，他的俊朗的外形、青春的活力和随和的态度在帝国内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他准备好了承担职责：丘吉尔秘授他当众演讲的技巧，国王的秘书斯坦福德姆勋爵（Lord Stamfordham）则就他的新责任施以谆谆善诱的教诲。“帝国不只是依赖于帝位，”他的语调如同在唱赞美诗，“帝国的力量与稳定完全取决于坐这个帝位的人。“

1919年8月，亲王带着这样的忠告启程赶赴加拿大。在接下去的九年里，他连续访问了西印度群岛、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1923年和1927年两次）、冈比亚（Gambia）、黄金海岸（the Gold Coast）、尼日利亚、南非、肯尼亚和乌干达（Uganda）。每到一处，他都受到盛宴款待。他接见当地名人，检阅仪仗队，为公共场所剪裁，还合乎时宜地到处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即使有时很难一直保持那么热情。土著音乐和舞蹈表演也成了所有皇家巡游的寻常节目，这大受新闻短片的摄影师们欢迎。当他于1936年1月继位为爱德华八世时，他对帝国及其人民的了解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任们。正如劳合-乔治预测的那样，他已经赢得了人们的心并且尽其所能地缓和了加拿大和南非的种族与政治紧张局势。时常热衷于国内的激进运动的亲王在国外则显得比较反传统，他把印度人说成是不适合进行自我管理并且公开表示支持肯尼亚的白人殖民者。

不可能去估量这些皇家巡游对帝国团结的贡献究竟如何。《与威尔士亲王同行五万里》这样的纪录片和其他的一些皇家巡游新闻片为人们展示了不同族群的人们欢呼雀跃地挥动彩旗，忠诚地团结在国王，以及由此推出的帝国之下。人们很欣慰地看到报纸上的廉价报道和迎来送往的官样文章都在强调一方面要忠诚热爱，另一方要慈父般的疼爱。所有场合都被利用来反复宣传英联邦和帝国建立于其上的共同价值观。澳大利亚工党首相比利·休斯（Billy Hughes）给亲王的送行致辞也体现了上述中心思想：“澳大利亚人民在您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荣耀的帝国所承载的，那万古长存的自由、进步精神，使我们的帝国比古往今来任何帝国都要伟大……”

1935年为了庆祝乔治五世继位25周年，各自治领和殖民地特别纪念邮票的发行，成了国王与帝国间纽带的最新象征。殖民地发行的邮票使用了印有国王和温莎城堡的统一的华贵设计。之后在1937年乔治六世继位之际又大量发行了纪念邮票。通过统一的样式设计，这些皇家邮票反映了帝国的统一并且顺便刺激了对其余帝国邮票的收藏，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

得益于罗奈尔得·斯托尔斯爵士（Sir Ronald Storrs），帝国邮票近来在外观上开始了改变。作为塞浦路斯（Cyprus）总督，1928年他下令发行了一系列漂亮的图画邮票以庆祝英国在此统治的第50个年头，并且给“这个殖民地带来一些其急需的知名度”。这是个绝妙的主意，塞浦路斯财政部门从集邮家那里得到了急需的两万镑收入，这也许引起了其他殖民地竞相效仿。1933年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发行了一组邮票纪念废除奴隶制一百周年，其票面图案是当地的景色和一所医院——作为对仁慈帝国主义的答谢。几年之内所有殖民地都放弃了只印上君主头像的实用型邮票，换上了带图画的邮票设计。它们展示各殖民地独有的人民、文化、经济成就、风景、交通和博物志。帝国邮票上的图片有各种当地坚果、独木舟、棕榈树、烟草种植园、军舰鸟、鳄鱼、铁路桥和港口。这些五颜六色、制作精巧的帝国生活微缩景观在收藏者中间极为流行，并且极大地增长了公众对帝国的了解。

就像那时全国的其他孩子们一样，瑞奇摩尔·克朗普顿（Richmal Crompton）笔下的淘气包威廉和他的小伙伴们很可能也在集邮，当时的家长们还在要求孩子们在课余时间做点“有意义”的事，也就是说，有益的消遣。小淘气们被关在教室里艰难地捱过历史课，这种充满诸如帝国如何建立的史实的填鸭式教育对威廉来说不起作用，他深信加尔各答（Calcutta）恐怖的“黑洞事件”在布莱克浦（Blackpool）也发生过。在地理课上，他们则出神地盯着甚至亲手摸到了那些帝国邮票，它们被整齐地码放在帝国市场推广委员会分发给各个学校的收藏盒里。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帝国》年鉴则是生日和圣诞礼物的首选，而且还分男孩版和女孩版。每一种里都有以帝国为背景的探险故事和令人增长知识的文章，如关于在斐济（Fiji）当童子军等。

帝国现在已经成了英式生活的一个习惯：圣诞大餐以后每家都围在收音机旁聆听国王的讲话；一年四季都有许多板球队和英式橄榄球队穿梭来往于本土和自治领，这两种原本主要在英格兰和中产阶级流行的运动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帝国的各地都获得了大量拥趸。到20世纪20年代，南非已经考虑把联合会式橄榄球列为国球，同时它也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大有进展，并通过次殖民过程传播到斐济和西萨摩亚（Western Samoa）。板球也在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西印度群岛扎下了根。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夏季自治领球队访问英格兰，冬季英格兰球队访问自治领的模式逐渐形成。这些比赛吸引了巨大的公众注意，尤其是隔一段时间就进行一次的英格兰板球队与澳大利亚板球队之间为争夺锦标而进行的殊死较量。因为事关民族尊严，当1932年9月英格兰板球队赶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时，《旁观者报》（the Spectator）庄严地宣布他们就像“约翰·杰利科爵士（Sir John Jellicoe）在1914年8月驶向北海一样，带着全英格兰人民的祈祷、祝愿与不安”启程了。

这种运动与战争的类比居然不经意地一语成谶。在1933年1月于阿德莱德（Adelaide）举行的第三场比赛中，汉普郡出身的快投手哈罗德·拉伍德投出一系列威力极大的“超快球”，打到澳大利亚击球手们的腿侧。好几个澳大利亚球员被打中，有两个受伤下场。全场35000多名观众愤怒地爆发了，不断对英格兰队飙脏话。像《旁观者报》一样促狭的澳大利亚板球管理委员会（Australian Board of Control）给梅勒伯恩板球俱乐部（MCC）发电报，指责英国队缺乏运动精神和危险的战术。如果他们不立即放弃这种行为，就将“扰乱英格兰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梅勒伯恩板球俱乐部却不明白这有什么好激动的，英国报纸还暗示这件事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在作怪，因为英国队终于找到了对付澳大利亚可怕的击球手的办法。在回复中，梅勒伯恩板球俱乐部坚持所谓的“体侧”投球战术并暗示澳大利亚击球手缺乏男人的气概。《寰宇》的板球通讯记者记录道：“板球也许真的是一种‘粗野下流的运动’，不过我们还是不要一边哭哭啼啼一边比赛了。”

情绪最终还是冷静了下来。拉伍德继续投他的“体侧”球，英格兰也赢得了锦标，《旁观者报》则希望争吵不要危害到之后的比赛，它们是“……英联邦里两个敏感而友好的伙伴间联合的纽带”。那些不热衷于规则复杂的板球游戏的人们惊讶地发现，居然有这么多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会执着和愤怒于这样的一件细微之事，尤其是在希特勒获得对德国的控制和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的那几周里。无论它还有怎样的意义，这次“追身球”喧嚣显示了帝国事务，不论多么小，都占据了国民心目的中心地位。

整体来看，英国公众对帝国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之前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这也不是说只要人们聚在酒馆、火车车厢或者足球看台上，他们就会聊起帝国话题。但寻常的英国百姓更加关心诸如工作、经济复苏的迹象和前景等生计问题时，类似于印度宪政改革或者肯尼亚的对土著民政策等深奥问题，原本不指望能引起什么公众兴趣。尽管如此，通过收音机、电影院和学校课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帝国的存在。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意识到帝国是帝国人民可资自豪的宝贵财富。帝国的公开形象总是慈善的，其子民也看起来对身为英国人而感到满意和高兴。由电影屏幕和进入各家各户的年度皇家广播所体现出的帝国整体形象也是令人安心的，并且可以说，解除了人们心中对于帝国压迫和剥削感到的最后一丝罪恶感。

但是最终，公众知道帝国还是会改变，毕竟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无法阻挡。没有人知道这个转型过程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帝国最终会变成什么样。1937年当选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预测印度最早也要到20世纪80年代才能实现完全独立。丘吉尔的想法也是大同小异，1937年他给印度总督写信说：“我希望看到大英帝国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保持强大与辉煌，只有无数英国天才的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当新闻短片播出战列舰驶入开普敦或悉尼的港口，把皇家王子们送到那些爱戴他们的子民身边时，每一个在电影院里的人都见证了帝国的强大和辉煌。然而帝国是永恒的吗？很可能不是，不过当1935年以后这个世界开始逐渐多变而危险时，帝国的属地却在这样的世界里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