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虚张声势的咆哮：帝国力量的局限

1924年的希特勒怀着对“不列颠霸权”半嫉妒半敬畏的感情，将英国称为“地球上最伟大的世界大国”。他在巴伐利亚州的监牢里得出的这个结论最终被写进了《我的奋斗》，其中仅仅有一处细节错误，因为英国是1924年唯一的世界性大国。二战前的欧洲列强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俄国还没从持续七年的内战中完全恢复；法国国力受损并且正步入长期的政治混乱；德国惨遭阉割还被《凡尔赛条约》束缚住了手脚；奥匈帝国则变成了由一堆小邦国组成的大杂烩。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成为世界首富的美国自愿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拒绝把它的财富花费在军舰、飞机和军队这类世界强国的身份象征上。它只是继续控制着自己的后院——拉丁美洲，正如亚洲唯一的工业国日本控制着它的后院——远东。唯有英国自己在世界各地都有领土和利益，并且拥有保护它们的手段。

帝国是英国的脊梁。“帝国是国家中的翘楚，无可匹敌。”1919年5月《晨邮报》吹嘘道。无论帝国内外，没有人会质疑这种说法，其正确性已经在不久前的帝国对英国战争做出的贡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帝国给予英国的不仅是人力和战争资源，它已经成了英国声威的基本组成部分。“威望使大不列颠成为一个强国。”一位美国分析家在二战爆发之际如此评论道。他并没有详细解释这个抽象概念究竟如何使英国在国际事务中获益，而且此后在必须要做出关键决定的时刻重提“威望”的英国政治家、指挥官和外交官们也没有这样做。

威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地区事务层面，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英国总能够得偿所愿的世界中的中东和远东民族。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挡住雄狮的路会发生什么，它会咆哮着露齿威胁，如果还不行的话，它就会猛扑过来。与威望相伴的总是暴力威胁，因此根本上说它与英国找敌人算账并狠揍之的能力息息相关。1942年初新加坡落入日本人手中的消息传到了印度西北边境省，帕坦人非常瞧不起英国人，“因为这么大的一个逆转不应该由日本那样的敌人来完成”。希特勒同意这种观点，并且怀疑过去的20多年里全世界是否过于高估了英国的威望。

其他人对这个转折早有预料。1934年一位日本参谋官如此反映了许多同胞的观点：“大英帝国已入暮年。”在美国陆海军参谋学院与他类似级别官员也被鼓励当作如是观。一些英国人也同意。1939年6月日本军队在天津对英国子民进行了公开羞辱，英国回应的软弱无力令第一海相海军大将查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atfield）倍感绝望。他写道，这类事件“将导致乔治时代或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家发出严厉的最后通牒”。如果惹事的国家无力保护自己，他们确实会这样做；而到如今，尽管曾经的炮舰主义者对此心有戚戚焉，后来的政治家或史学家却很少对此大唱赞歌了。

在那些看起来没人敢还击的地区，约翰牛依旧生龙活虎。1936年埃及政府正在为新条约的条款与英国讨价还价。看着战舰沿亚历山大海岸一字排开的埃及人一定对此深信不疑。中国人也是这样。1928年中国北方驻扎着1.1万名英国和印度士兵，以保护英国资产和投资不受当地军阀的劫掠。实打实的炮舰依旧在扬子江里游弋穿梭，随时准备为英王子民受到的虐待施以适当的报复。1937年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Anthony Eden）提议，如果西班牙民族主义者及其盟友坚持攻击英国航运，就击沉他们的巡洋舰“加那利”号，这可并不仅仅是帕默斯顿主义的虚张声势。最后，争议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因此报复也就不需要了。

毫无疑问，英国地中海舰队可以毫不费力地击沉一艘西班牙巡洋舰。关键是英国政府是否够胆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希特勒认为评判一国政治生命力的标准在于它是否愿意为自身利益而无所顾忌，因此他判断1924年的英国统治者还有必要的决心来维持其帝国。许多印度人、埃及人和阿拉伯人也满怀悲愤地认同这一点。后世的历史学家则没有那么肯定。致力于探索英帝国全球性衰落历程的历史学家逐渐认为，在一战和二战之间英国维持其国际权利已经出现史无前例的困难。

对这种现象有一个可能合理的解释。柯瑞里·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提出的论文声称，英国当权者从心智上讲就不适宜做出可以使英国继续强大的必要决定。他们在道德方面的看法是症结所在，这种看法产生于那些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和乔治时代的英国公学和大学对他们灌输的思想。基督教福音派思想、骑士美德、公平竞赛精神和理性至上信念的混合物造就了这样一群统治者，他们在心智上就无法对付希特勒、墨索里尼（Mussolini）和裕仁天皇（Hirohito）的将领们，更别提战胜他们了。

但美国人却没从英国的大臣、外交官和战略家身上看到多少温和、中庸和妥协精神。1931年国务院的一个关于英国未来的分析报告发现，英国人有一种期待收复失地及使英国恢复百年前荣耀的冲动，而办法包括“恢复帕默斯顿‘居然敢找老子麻烦’式的强硬外交传统”。1941年第一次英美参谋军官联合会商之后，留给美国人的印象是他们在跟一帮狡猾、精明、老谋深算的家伙打交道。8月在阿真舍湾（Argentia Bay）的第一次会议之后，一位美国军官评论道：“英国文件中有一点很突出，那就是坚持了其长期毫不掩饰地驱使其他民族为维持伟大英帝国而战斗的传统。”自总统以下，美国人都清楚绝不能信任他们的搭档。“英国人永远都一样，”罗斯福叹道，“他们老是跟狐狸一样狡猾而你必须得跟他们一样。”英国在外交事务上的公开形象和私下作为之间的巨大差距也令美国人吃惊不小。尽管听起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但一位美国部长确实这样评论道，“英国人其实并不懂得如何打板球（指英国人在外交事务上缺乏公平竞赛精神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运动精神）”。

显然，统治不列颠的基督徒绅士们没有把昆斯伯里制定的拳击比赛规则应用于其他人类活动，他们受的教育中也没有忽略马基雅维利。即使是没看过马基雅维利著作的人，为了安然度过公学的日常生活，也从马基雅维利的谋略中得到了教益。无论这些机构宣传它们何等看重道德和精神启蒙，它们都还是外部社会的缩影，一样充满了狡猾、恶毒和虚伪之徒。单从这一个原因上说，出身公学的人不可能不了解人性的阴暗面以及如何与之对抗。美国人就在二战中发现，英国统治阶级暗下政治黑手的本事一点儿不比别人差。

英国势力的衰落并非由于其统治者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其中的外国人即使是独裁者也是本性正直的家伙。内维尔·张伯伦也许曾在从慕尼黑返回时的新闻短片里对着镜头宣称希特勒可以信任，但他怎么也不会真的认为那个只见过一面就被他称为“最粗野的狗”的家伙会像英国绅士一样行动。

但是，英国在慕尼黑危机前后的作为却被普遍认为是其力量已经衰退的证明。后文会解释，绥靖政策其实是为在外部环境严重减小了英国行动空间的情况下协助维持帝国。然而因为有了后见之明，还是可以说慕尼黑事件前后，尤其是之后，英国的威望已经变成一个仅供欣赏的门面，内里已经越来越破败不堪了。实际的情况是，英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声望还在，然而其实际的经济和财力早已溘然长逝。

对于19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的状况，人们最熟悉的照片依旧是废弃的工厂、空荡荡的船厂里闲置的起重机和愁眉不展地站在街角的失业工人。这些不但是人们的肖像，也是经济惨景的写照，当时的数据也支持这一点。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之后不到两年，失业人口飙升到300万，超过全国劳动力的20%。已经脆弱不堪且还在衰败的基础工业受伤最重，造船和船舶修理业的失业率在1932年曾高达62%，纺织厂、煤矿、钢铁铸造厂和重工业机械企业等全部集中在南威尔士、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企业都进行了大幅度裁员。1932年将近一半的财政支出都消耗在了失业保险金上，其中大部分给了失业家庭。经济复苏既缓慢又分布不均。1939年失业率降到11%，但是老工业依旧不见起色。1937年以后英格兰东南和米德兰地区的住房需求，与重整军备带来的需求一道造就了一次规模有限的经济复苏，其最显著的功效显示在家庭对诸如无线电、摩托车和电冰箱等“新”产品的需求增长上。但是就像前一个十年一样，现代工业的扩张不足以抵消夕阳工业不可逆转的衰退带来的萧条。

英国在一定程度上经受住了1914年之前的不景气，主要依靠的是其隐形利润。大量海外投资在一战期间已经被换成了现金，战后也没有重新引进。国际上对外来资本的需求在1918年后出现下滑，而且基本上可以由美国银行满足这一需求。一战和二战期间，尤其是1930年以后英国的公私投资者都比较谨慎，当时在国外出现了可以理解的紧张情绪。低风险的政府股份、单位信托投资公司和房屋建筑协会因此风行一时。

要求出台政府主导投资政策的呼声四起，尤其是左翼阵营希望以此作为补救长短期经济周期性衰退的手段。然而政府更倾向于传统秘方，于是节约、平衡预算和自由放任就成了大萧条时期议事日程中的关键词。但是自由贸易已经无可救药了。帝国特惠制在1931年被国民政府重新启用，并非作为一项联通帝国的长远规划，而只是为了保障原材料和廉价食品并在迅速缩水的世界市场上获得工业品销路的绝望之举。这样做的结果是在1932年渥太华会议前后签订了一系列协定。英国政府对称其可能有计划在肯尼亚与自治领进行联合投资的传言嗤之以鼻。英国和帝国间进一步的经济联系是英镑区的建立，目的是在世界上所有货币都在显著下跌的当前稳定英镑价格。所有自治领和殖民地都要以英镑作为储备，并将其各自货币的兑换价与英镑挂钩。

政府政策防止了灾难发生，但经济依旧脆弱。1937年贸易损失达3.02亿镑，算上隐形利润，这一数字减少到7000万镑。比较来看，单从制造业的世界产量份额来说，独裁国家那种强制的、国家控制式经济看起来比英国经济更好地度过了大萧条。

占全球产量的比例

抛开当时全球处于经济危机的特殊环境不讲，英国的实际地位其实比以上数据展示的还差。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在干预经济问题上总是犹犹豫豫，把太多留给了市场，紧接着战后出现的飞机制造业衰退正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英国出口商还忽视了销售、包装和广告等商业手段。1921年基本上没有英国商人对快速增长的马来亚市场表现出兴趣。一战时由于对橡胶需求大增而引起马来亚每年进口了价值近10亿英镑的产品，但来自英国的仅占其中的1/16.这种缺失情况在现代产品的出口上最明显。几乎所有在马来亚跑的汽车都产自美国，西非的运输业者更愿意买福特而非奥斯汀卡车，1926年黄金海岸有2400辆卡车，其中139辆产自英国。传统的基础产品出口更差劲，1938年销往东非的棉织品中有93%产自日本。除此之外，新的帝国产业如北罗德西亚（Northern Rhodesia）或波斯湾的油井也主要由美国进行投资。

马来人开着奥兹莫比尔牌汽车、福特牌小客车穿梭在阿克拉（Accra）街道上，基库尤（Kikuyu）妇女身穿在大阪织出的棉布，纽约金融家为曾经被视为罗德斯后院的地区的矿井筹款。这些与洛奇戴尔（Rochdale）停业的工厂和克兰德赛德（Clydeside）关门的船坞一样都是英国经济持续低迷的标识。这是否一定说明英国的威望只是徒有虚名，实际上它的力量已经进入了弥留？表面上，答案看来是肯定的，不过要附带一些条件。衡量一个国家实力标准之一是其将剩余财富转化为军备的能力。英国在这方面的成绩还不错：1938年英国生产7940架飞机，俄国10382架（但很多较差），德国8295架，日本4467架，法国3163架，美国2195架。但英国要想在一场世界大战中取胜可不能只依靠军事装备的产能，它还要寻求在国外大量收购物资的财力，其规模至少不能低于一战中的规模。而海外投资金额的下降和长期贸易逆差使这一任务变得难度极高。英国的威望可能依然很高，其军力也依然骇人，但是当危机时刻来临，其政府在花钱的时候却必须力争节俭。这一现实极大地限制了英国的行动而且使其大臣、外交官和战略家不得不谨慎行事。在1937年中国发生危机时，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Alexander Cadogan）以外交官的身份对一位士兵——海军上将查特菲尔德勋爵发出如下忠告：“如果没有能力实现的话，虚张声势的威胁一点用也没有。”

1935年以前，英国统治者没考虑过他们需要重铸一战中的苦难辉煌。他们已经通过国际联盟和20世纪20年代签订的一系列互不侵犯条约，尽全力构建并维持了一种国际稳定与和平机制。这种被称为集体安全的机制不仅规定在新的世界秩序下战争将成为非法，它也将创造一个帝国受到保护并继续繁荣的世界。也恰恰是因此而不只是出于普天之下皆兄弟的理想主义信念，英国政治家才修订了他们的政策使之适应国联的原则。

曾几何时，国联带来的乐观精神足以使很多支持者相信人类的新千年即将到来。对国联的盲目信任在1933年至1936年间最为盛行，而充满讽刺意味的是集体安全机制此时恰恰处于崩溃的边缘。几乎是出于绝望，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大批公众转而堕入和平主义怀抱，通过各种途径表示绝不会“为国王和国家”而战。在人们发现柏林、罗马和东京根本没注意到这种自我放纵的道德说教与和平投票时，和平主义氛围缓慢地消散了。尽管如此，虽然政府基本上没有被和平主义团体说动，他们也要小心行事以免被贴上战争贩子的标签。

英国也同样不能无视自治领的观点。它们各自独立地加入了国联并且全心全意地支持集体安全。1922年查纳克（Chanak）对峙期间英国请求自治领予以配合，但澳大利亚却明确指出这件事应交由国联裁决。几个月后，澳大利亚驻国联代表斯坦利·布鲁斯（Stanley Bruce）警告英国：“我们不能盲从于任何可能使我们卷入战争的政策。“1938年8、9月的欧洲危机期间，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工党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甚至当集体安全体制面临瓦解时，英国已经再也不能指望自治领无条件地支持其欧洲政策。

集体安全体制的支柱是国际裁军。1920至1932年间的历届英国政府都是在十年内不会爆发欧洲大战的前提下制定其国防预算的。1922年初新的力量平衡正在远东形成，英国主要为了尊重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意愿而拒绝与日本续订招致它们反感的英日同盟。与此同时，华盛顿海军条约对各列强的舰队规模进行了限制。战列舰依旧是衡量海上霸权的标准，因此相互竞争的各国海军按以下的比例进行了划定：

相似的标准也限制了20世纪30年代的巡洋舰、航空母舰和驱逐舰，但奇怪的是，对潜水艇却没有任何限制。

一直对真实存在的或臆想出来的种族歧视过分敏感的日本人被一项将其置于低等地位的协定惹恼了，英国在此问题上支持美国而背弃日本更令他们咬牙切齿。英国海军部对那些实际上把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完全交给日本控制的协定也颇多疑虑。1919年杰利科海军上将带着不祥的预感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返回国内。他出奇准确地预言了1941至1942年日本陆海空三军中的“南进论”派将无情地横扫东南亚、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西太平洋诸岛。他的同僚时任第一海相比蒂（Beatty）也对日本野心之广忧心忡忡。

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曾经的睿智评论所言，没完没了地俯身在地图上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在他的时代，帝国战略家们的关于帝国敌人大战略的骇人传说曾使每个人都心惊肉跳，尽管最后其实子虚乌有。因此很多人对预言日本扩张论的危言耸听表示怀疑。丘吉尔等许多人都确信日本在心智上和体力上都不足实施那些危言耸听的征服计划。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日本人的种族蔑视在英美各级政府中都有迹可查。日俄战争的经历已被忘记，公众人物更愿意重提那些欧洲人以寡敌众横扫亚洲军队的旧日往事。英国驻东京海军武官1934年的言论总结了这种致命的短视。他告诉海军部日本人的“脑子特别迟钝”。

英国人可能确实感到自己在种族上优于日本人，但他们却不愿意在其前盟友身上疏忽大意。1921年6月内阁适度降低了他们对集体安全机制的信赖，并原则上同意在新加坡修建巨型海军基地，以期使远东的力量平衡有利于英国。

这在后来被证明是英帝国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不过也许还是最不明智的决定。新加坡体现出的战略思维依旧停留在18世纪。这个基地被设计成了现代的直布罗陀，一个装备重炮的强化堡垒扼守着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通道。理论上希望它发挥反法战争时期直布罗陀起到的作用，在遥远的海域维持英国海洋霸权。如果日本真如杰利科预料的那样向南进发，他们就将在新加坡被截住去路。此时一支在国内集结的英国海军舰队将前来解围。据估计，即使算上如恶劣天气和苏伊士运河被破坏等意外情况，救援力量也可以在70天内达到新加坡。一旦到达，它们即可解除敌军的围困，补给燃料后便可攻击日本海军。美国独立战争末期直布罗陀和英国在地中海的海权就是这样被拯救的。

如果运气足够好，再加上新加坡确实能够完成这一任务，上述策略也许还真能成功。然而因为财政部的节约，这些没有实现。基地的总预算是1650万英镑，外加900万英镑购买将储存于此的燃油。海军部也只敢向既无现金又只顾着节俭的财政部要这么多。结果船坞设计得太小，难以承载对抗日本所需的基本舰队规模。尽管如此，工程还是在1923年开始并持续了14年。在此期间，把新加坡作为唯一防线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开始越来越怀疑新加坡的作用和以新加坡为基石的战略是否具有可行性。在远东服役的高级海军军官也对此表示怀疑。

一旦与日本发生对抗，英国在远东的实际军事力量有一艘航空母舰、几艘巡洋舰、一队驱逐舰，一个距离东京近3000英里远且尚未完工的可能无用的基地，以及远在10000英里外的世界另一端的威慑力量。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努力希望与日本回到原有的融洽关系也就不令人奇怪了。晚至1934年11月，英国政府还相信英日互不侵犯条约是可能的，即使这样的条约将承认日本对中国拥有更大的影响。但日本人对此不感兴趣，还在当年年底退出了海军裁军会谈。“日本不能再受制于比例体系。”后来策划袭击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Yamamoto Isoroku）海军少将宣称。这些遭受怨恨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将于1936年底期满，而1934年1月日本政府就已经宣布之后会随心所欲地建造他们需要的军舰。

日本的好战是因为其政府已经落入了一群信奉古代武士道信条并宣扬现代侵略性帝国主义的高级官员集团手中。他们操纵着懒散的随风倒式人物裕仁天皇，保证将通过征服和自给自足的结合拯救国民经济。日本可以通过把中国变成其经济附庸的规划，在世界经济衰退中保护自己，获得原材料和市场，并养活其不断增长的人口。1929年至1932年，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以掠夺其矿产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向南入侵中国的跳板。

远东的力量平衡正在转向不利于英国的方向。海军部希望通过增加当地的主力战舰来改变现状，但在1934年英国连这种姿态都做不出来了。1931年国民政府因为承诺将谨慎处理国内事务并平衡预算而赢得选举。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于把钱袋扎得紧紧的，和时人一样深信在任何未来的战争中英国的经济力量将被证明是其最强大武器。张伯伦的血管里流着帝国主义者的血：其父约瑟夫把帝国当作信条并为之赌上了全部事业。张伯伦也是个帝国主义者，他认为英帝国是举世无双的正义力量，保持帝国比任何其他考虑都更重要，尽管他个人对世界和平也格外关心。

1934年的前半段，张伯伦和同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既平衡财政又在一个即将重回丛林法则的世界里保卫帝国。2月新成立的国防需要委员会提出一份直白的备忘录指出日本对帝国有直接威胁，但从长期来看德国才是最应该担心的敌人。张伯伦属于最早的一批人，认为日本近来的侵略和退出国联以及希特勒的掌权是集体安全机制即将崩溃的标志。因此英国必须花钱重整军备。对张伯伦来说，最优先项是本土防御，尤其是扩充皇家空军。

老问题自然有传统和公认的应对之道。在过去的200多年来，政府一直认为保存帝国根本上依赖于本土基地的力量。作为财政大臣和内阁里最强大的成员，张伯伦全力支持将主要可用资金用于本土防御而不是帝国海外地区的重整军备计划。他的论点无可辩驳：

……如果我们必须一边与德国抗争一边在东方与日本为敌，如果我们一定要在与德国在欧洲战斗到底的同时分散力量保卫远东利益，那么显然不仅印度、香港和澳大利亚将处于极端危险中，而且我们自己也将处于被一个完全武装并组织起来的德国彻底毁灭的更大危险中。

这是一个老的战略困境。英国怎样才能在一场全球战争中同时保卫本土和帝国领地？而且关于分散布置船只和人手还有一个新出现的骇人问题。在1934年，一场欧洲战争必将涉及对参战双方的大规模空袭。伦敦1917年至1918年间遭受了大规模空袭，皇家空军也曾准备对柏林进行类似的袭击。此后在飞机设计和化学武器方面的进展意味着英国将遭到更大规模的袭击。对于伤亡和受损程度的预测全都令人不寒而栗，有预测认为将出现大规模死亡和可能的大城市秩序失控。1937年到1938年间西班牙内战期间民族主义（Nationalist）空军对格拉诺列尔斯（Granollers）、巴塞罗纳（Barcelona）和格尔尼卡（Guernica）的轰炸使人们得以一窥可能发生的情况。上一次战争中出现的情况也有可能令人生厌地再次出现，因为传统的军事判断坚持要求英国再次向欧洲大陆战场派出大批军队。

政府被这些前景和近期高涨的和平主义思潮置于窘境。一个出路是背弃国联和集体安全体制并回到1914年前的那种利益交换式大国政治。这必将冒犯一大群吵闹的公众，尤其是那些信赖国联且确信重整军备将增加战争危险的左翼。

1935年发生的事件检验了国联有效性，并顺便暴露了帝国防御的脆弱。1922年墨索里尼掌权后不久，他就宣布“法西斯理念要求对阿杜瓦（Adowa）进行复仇”，到1934年他已经准备对阿比西尼亚（Abyssinia）摊牌。一次作为争吵借口的边境事件被阿比西尼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提交到国际联盟。到1935年7月，意大利已经显然要无视国联对其侵略的禁令了，这就使对其施加经济制裁变得不可避免。意大利将被施以海上封锁，英国作为国联成员也应提供军舰。法国表现得不冷不热且没有做好准备，英国地中海舰队则需要八周准备时间才能行动。

考虑到即将到来的制裁，增援部队被匆忙从本土舰队、中国、太平洋、美国和西印度的驻地派往地中海舰队。

这一调动使得海军部非常紧张，因为日本的策划者将很轻易地得出结论，如果英国要被迫与意大利争夺地中海霸权，那么就没有多余的船放在远东水域。“帝国防御的线缆拉得太紧，”查特菲尔德评论道，“意大利将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更糟的是，由于意大利把驻利比亚的军队从二万人增加到五万，十倍于英国驻埃及的军队，苏伊士运河也受到了威胁。查特菲尔德的看法极其重要，尽管他天生倾向于消极政策，而且一些人认为他总是在别人提出行动建议时指出潜在障碍。他在海军部的前任也面临过类似的困难，最明显的是1779年和1797年至1798年的那两次。但当时的英国运气不错，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放手一搏的意愿，这一特质自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从英国的领袖们身上令人不齿地消失了。即使它们没有消失，英国的选民也极不可能容忍那些可能轻易导致战争的大胆冒险政策。

不像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统治者，英国现在的统治者被集体安全的行为规范和与和平主义纠缠不清的选民意见束缚住了手脚。这些都排除了对意大利海军进行一次哥本哈根式先发制人打击的可能，这本可以一举挽救帝国并阻止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未来的侵略。时代的特质和英国领袖秉性一起决定了帝国的战略弱势已经被部分地作为事实接受了，因此相关政策也要相应地据此制定。帝国衰落此时正式开始了。

有效地限制住了英国，意大利于10月开始侵略阿比西尼亚。六周后，国联宣布了软弱无力的制裁计划，令人震惊地允许侵略者使用苏伊士运河并获取其战争机器所需的所有石油。当他们的船驶入塞得港时，意大利的水手大声地嘲笑英国水手，有些还因为在酒吧里过分招摇而被饱以老拳。英国放弃了其对地中海的控制，12月，英国外交大臣萨缪尔·霍尔爵士（Samuel Hoare）与法国外长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未来的叛徒）达成了一笔秘密交易——把阿比西尼亚的2/3送给意大利作为安慰。左翼和和平主义团体爆发出巨大的怒吼，他们将之视为对国联的彻底否定，是倒退回1914年前那种大国拿其他国做交易的外交。在英国激起的民愤过大，霍尔不得不引咎辞职。

1936年3月，当英国和法国还在为是否能够限制一下意大利而发愁时，希特勒重新占领了莱茵兰非军事区。两个月后，意大利军队进占了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在不到九个月时间里，意大利撕毁了国联盟约，德国弃绝了《凡尔赛协定》中的领土安排。英国有很多人，最明显的是张伯伦，尽管深感沮丧，却在辩称国家利益并未受损。德国在道义上有权恢复其传统领土，而意大利则只是吞并了一个破烂的半野蛮国家来扩张其帝国而已。不到20年以前，一个肯尼亚的殖民者游说团体曾经敦促英国夺取阿比西尼亚，“在这个神奇的国家，任何东西你都可以收获两季，包括反坦克路障。”对此，一个殖民部官员戏谑地批注道。

张伯伦的帝国主义思维植根于其父辈的时代，时刻准备着批准新的过分非洲计划，如果这能像原来的计划一样维持欧洲稳定。在意大利完成对阿比西尼亚的征服前一个月，他写道：

我自己都不信把坦噶尼喀送给德国就能为我们换得和平和一个长期协定，但是如果我认为可以的话，我一秒也不会犹豫。它在他们手里比在我们手里有用。

帝国的非洲子民们震惊于英国人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的手足无措和疲软乏力。尼日利亚民族主义者将英国人的行动视为其力量衰弱的证据。各地的黑人民族主义者对比着英国派兵保护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无情地将阿比西尼亚人置于炸弹和芥子气之下而不顾。随后对于重新分配英国的非洲殖民地来与德国讨价还价的公开讨论进一步激起了黑人民族主义者的警觉和愤怒。他们的人民和土地依旧被当作国际大棋局上的马前卒，一旦需要就可以牺牲。英国人高尚慈爱的帝国主义形象终于被撕得粉碎。

1935年至1936年的事件极大地玷污了英国的声望。增援地中海舰队和伴随着的制裁呼声已经把意大利这个35年来的朋友变成了敌人，同时也向日本人表明英国此时已经卷入欧洲冲突，其远东的属地处于不设防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