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你们这些南方十字之子：白人自治领

作为一个爱国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在其所写的《诗人向滑铁卢的朝圣之旅》（The Poets'Pilgrimage to Waterloo）中描述了“那些遥远的国度。在那里，英国保佑其她治下多余的生灵到达东方和西方”。在描述这一句子的时候，他脑海里所想的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像很多他的同胞一样，他认为这些地方是容纳多余的男性和女性的地方。这些人因为贫困和犯罪而不受欢迎。这是罗伯特·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的时代。这位牧师兼校长一生致力于研究人口增长的演算，并且得出结论，只有周期性的饥荒才能检验出螺旋式上升的出生率。这一悲观的预测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且19世纪10年代的坏收成之后所出现的饥荒也证实了他的理论。

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的移民行动，以及在1840年后向新西兰的移民行动为这些人提供了救赎。如果不移民的话，他们可能会受苦并死在家园，因为其家乡并不能为他们提供救助。政府同意，在1819和1825年之间分配95000英镑作为贫民移民的补贴。地方当局效仿了这一做法：1826年，肯特郡贝奈登的董事监护人向27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每人付了14英镑10先令（14英镑50便士）的费用，以帮助他们到达纽约。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对于纳税人来说，它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措施。它缓解了他们的负担，使得他们不用再为这些可能成为社会负担的人纳税。为此，1834年济贫法中制定了帮助贫困移民的条款。1891年，改革法案和工业学校法案赋予了政府官员权力，将少年犯送往殖民地。私人慈善机构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救世军（Salvation Army）”和“拜耳那多博士（Dr Barnado's）”公司支付费用，支持将孤儿们送往殖民地。而且，在60年后的1870年，单在加拿大一国，就有100000人在此定居。正如前几个世纪以来的情况一样，强制移民为国内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大多数19世纪的移民并不受到国家的资助。当他们确实收到资助时，这些资助往往会来自志愿的慈善机构。这些慈善机构就是以此目的而设立，并且建立在自助原则基础之上。这类机构当中的典型是高地和群岛的移民协会。在19世纪50年代，协会帮助来自经济不景气地区的佃农定居在澳大利亚的农场。这是不言自明的，任何勤劳节俭的人都会在殖民地发家致富。1842年在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的发行招股说明书，声称他们那里的工人可以凭借20-30镑之间的年收入在几年内买下属于自己的农场，因为平均的土地价格大约是每英亩3先令（15便士）。“无论是哪个性别的年轻人都以这种方式努力奋斗，”作者总结说，“他们一定会成功地达到舒适与独立，将成为社会有用的成员，并会加强这一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联系。”

许多人经历过这一再生的过程，而其中一些人所写的家书则广为流传，以鼓励其他移民。典型的一封是加拿大拉纳克（Lanark）詹姆斯·多比（James Dobbie）于1826年寄给他的父亲和朋友的信件：

每天起床的时候我都在感恩上帝，上帝的旨意，让我和我的家人到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没有困难，但对于你们在格拉斯哥的需求来说，它们不值一提。我们总是有很多吃的和喝的，而且总是有点富余的……我希望你能试着尽你所能摆脱困境：你会发现工作量很大，而工作任务也极为艰巨，但我向你保证它会得到很好的回报。我的牲畜，由一对公牛、三头奶牛和三头小牛组成。在十五个年轻人的帮助下，我在一天之内建起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新房子。它共有24英尺长，15英尺宽。

因为克莱德赛德（Clydeside）遭遇了严重的贸易不景气的状况，到国外讨生活显然很诱人。1827年1月，当手工纺织工人的工资已经降到了一周四先令（20便士）的时候，有关在美国可以支付五倍工资的报告漂洋过海到达此地。这使得800个家庭要求地方当局协助他们抵达美国。高工资以及成为自给自足农民的机会总是会成为吸引移民的磁铁。前服务员和皇家海军“云雀（Lark）”号病房管家威廉·朗（William Lang）于1885年4月在悉尼跳船逃走。他的理由是贫困，因为他每个月只能给他在英国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寄25先令（1英镑25便士）。“一想到这个，我就无比疯狂，”他恳求道，“在岸上就业的高薪诱惑太大了。在蓝山的一个酒店里工作能让我供给孩子们足够的生活费，所以我跑了。”因为有很多人都像他这样做，铁石心肠的军事法庭判处了他18个月的苦役。

传统的移民则自行承担了旅行费用。1834年，从利物浦和格拉斯哥横渡大西洋只需要27先令（1.35英镑）。旅客必须忍受睡在甲板上的痛苦，而要睡在二等舱里则需要14英镑到35英镑。为了完成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12000英里旅程，统舱乘客需要支付23英镑，而二等舱乘客则需要支付50英镑。而且，正如所有其他航行一样，乘客必须自行准备食物。那些支付最低票价的人感受到了很大的不适。一个于1834年穿越大西洋的富裕乘客偷看统舱内的状况，看到“孩子哭，女人尖叫，随着船只的颠簸，所有的东西从一头摇晃到另一头：黄油、饼干、糖浆、牛肉和土豆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或从一边摇摆到另一边”。1840年之后，蒸汽船取代了帆船，条件改善而且票价下降了。1898年，一张到澳大利亚的单程票可能只需花13基尼（13英镑65便士）。

据估计，在1815和1914年之间，有1600万的移民乘船从英国起航。其中大约有1/4去了美国，其余的则去往了殖民地。经济衰退期见证了人员的大流亡：1901年到1910年之间，共有180万人离开英国，其中有半数定居在白人自治领。在接下来的60年里，白人自治领的人气稳步上升。这些移民里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爱尔兰。大约800000人在1815年以及1845-1846年间的饥荒中移民；七年后，爱尔兰移民的人数达到了100万。其中大部分人的目的地是美国。

帝国内部也有较小规模的移民流动。当苏格兰人在19世纪20年代离开克莱德赛德的时候，盖尔人和爱尔兰天主教徒（1827年，在格拉斯哥共有27000人）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这些人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也进一步促进了苏格兰人移民。正如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的情况一样，在人口过剩、长期贫困以及对廉价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的共同作用下，爱尔兰移民的进程被推迟了。自19世纪50年代起，人们就开始从西印度群岛招募印第安劳工；自80年代起，人们则开始从斐济招募此类劳工。他们的进入平衡了本土出生率的下降。在美国西海岸和加拿大，农业、矿业和铁路的繁荣吸引了中国人和日本人。至20世纪初，锡克教徒也加入到这一行列当中来。1852年，在加利福尼亚就有52000名香港人。190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人口中的15%则是亚洲人。

中国人和日本人涌入加拿大激起了种族的紧张局势，并激发官方做出禁止亚洲人进入的努力。禁止亚洲移民是有可能的，因为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一直在鼓励中欧和俄罗斯大规模移民。那里有足够多贫穷的男人和女人们高兴地接受在加拿大中西部日益繁荣的木材业、建筑业和采矿业里低工资的工作。1852年淘金热后，中国劳工涌入澳大利亚，使得当地出现了种族摩擦。在未来的约40年里，澳大利亚工会运动和后来的工党反对进一步的中国移民。其理由是，中国劳工的涌入会压低工资。这次运动的结果是1901年的《移民限制法案》（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即所谓“白色澳大利亚（White Australia）”政策的法律表现。

非白人劳动力需要承担的工作是英国移民所不愿意承担的工作。大多数移民之所以会被吸引到殖民地，是因为殖民地政府有关廉价土地的官方承诺以及随之而来的获得财务独立的机会。人们普遍认为，这片土地的原居民丧失了他们的占有权，因为他们未能有效利用它。正如前些时候在北美一样，这一观点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得到了普遍接受。1845年在新西兰登陆的外科医生潘（Pine）惊愕地发现：“其土地尚未开垦……其矿山还未发掘；其河流并未测量过。”他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一国度应当成为“旧世界有智慧的人”的资产。这些有智力的人已经在那里了。他们是由新西兰公司所领导的，其领导人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上校。他是一个一心一意的移民鼓吹者。他认为，必须以科学的精度推行移民，以使得羽翼未丰的殖民地里男女、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均适当平衡。吉本的良知相当弹性（他曾涉嫌绑架一名女继承人），这使他很容易说服毛利人为了诸如剃刀、丝带、望远镜和口弦等便宜物件而放弃他们的土地。

这些和英国其他工业品是英国士兵于1845年从帕拉马塔（Paramatta）的村庄所带回的战利品中的一部分。帕拉马塔拒绝接受新的秩序。它的抵抗开启了毛利人和殖民者之间26年断断续续的战争。直到19世纪60年代，殖民者的身后都站着英国军队。毛利人没有赢的希望。正如其他的南海岛民一样，当外来疾病侵袭他们的时候，其人口下降了，但他们以令他们的敌人印象深刻的勇气和能力坚守着。他们不像澳大利亚的土著人那样被赶进了荒地，并像袋鼠一样被猎杀，而是获得许可以成为新西兰的一部分。当新西兰于1852年接受宪法的时候，那些跨过财产栏杆的毛利人获得了投票权。英国士兵则向他们进献了独特的供奉，在基督大教堂为他们死去的亡灵建设一个战争纪念碑。

不论这对那个时代的穷人将意味着什么，那些在19世纪20年代考虑移民到加拿大的男人和女人得到保证，在到达时，他们将享有与他们在英国时同样的权利。同样，在1908年，昆士兰政府也向移民们下达了邀请，为他们提供了协助“为勇敢、勤奋、热爱自由的人所组成的国家奠定基础”的机会。

在这两个日期之间，白人殖民地的内部政府已得到改造。随着达勒姆勋爵发布他两年前小型战役后对加拿大的调查报告，这个过程就于1839年开始了。这位辉格党贵族有关地方自决的建议是其党派从1847到1867年之间所实施的政策的依据。宪法赋予了加拿大各省、澳大利亚各州、新西兰和开普殖民地选举产生的政府，而这些政府都具备制定法律和分配土地的权力。自19世纪40年代早期，就有一批前宪章派来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的激进思想为殖民地的政治生活提供了温床。没有贵族妨碍改革的进程，而大量英国工人阶级人口又来到此地，殖民地人民不可避免地享有比英国本土人民更为广泛的选举权，而殖民地政府也更愿意承担新的和深远的社会改革。

地方自治促成了民族国家的自然形成：1867年，加拿大成为一个邦联；1901年，澳大利亚成为一个联邦；1910年，包括德兰士瓦和1906年已经获得自治权的奥兰治自由邦在内的南非也成了一个联邦。这里没有自由的选举权。为获得政治上的和平，英国政府被迫接受将黑人和混血种人从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自由邦选民当中排除出去。纳塔尔选民中有1%为非白人，而在开普殖民地，这一比例为15%。1910年，为获得在南非稳定和容易驾驭的统治权，英国付出的代价是容忍习惯性的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这是一种歧视和隔离体系，在未来38年的时间里将具有法律效力。

在南非的妥协提醒了英国人，政治利益和自由原则均塑造了英国在它的白人殖民地所推行的政策。放任自由和公共经济这两个辉格党教条，以及认为英国的政治权利应该不论居所、并由所有的英国人享有的信念，决定了殖民地走向自决的第一步。获得自治权的殖民地可以提高他们自己的税收，并支付自己政府的费用。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有经费来保护自己：1858年，加拿大的驻军已经花费了国库261000英镑。1871年，英军已经从所有的殖民地召回军人以保卫不稳定的开普，而殖民者则不得不增加和资助自己的民兵。

由于行政联系被切断，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未来关系将会如何这一问题浮出了水面。尽管预测说明，自主统治是通向完全独立道路的第一步，很少有迹象表明，有任何一个殖民地希望打破他们与英国的政治关系。维多利亚女王仍然是每个自治领（自治殖民地的称谓）的国家元首。她的面容出现在邮票和硬币上。或许比国王更加保皇的加拿大和纽芬兰岛发行了带有威尔士亲王阿尔伯特王子以及其他更不为人所知的王室成员的邮票及钞票。

除了这些表明与英国有联系的现象，也有迹象表明，殖民地正在发展自己独特的身份和文化。这些迹象在澳大利亚表现得最为明显。1853年，一个到达维多利亚金矿区的淘金者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美国式的社会”。“旧有的贵族感和组织都在一瞬间化为乌有，”他表示，“现在，卑劣者的平民主义在澳大利亚滋长。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卑劣者是最为低下的一种。财富正成为测试男性地位的标志。”淘金者的平等主义很快便成为澳大利亚意识的一部分。ANZAC（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士兵“对特权没有兴趣。他不明白这一点”。在1917年11月，昆士兰《学校报》（School Paper）自豪地宣布道。根据澳大利亚官方的战争史，没有阶级意识的澳大利亚勇士也具备独立的思想，拒绝“认为所规定的意见理所当然”，时刻准备好“采取强有力的和不受约束的倡议”。个人主义被一种强大的兄弟情谊加以平衡。这种兄弟情谊可谓是澳大利亚男性心灵中的核心。这一情谊被称为“同伴之情（mateship）”，其唯一的规则是“在任何时候，一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支持他的同伴”。任何的这些品质都不能将澳大利亚人与那些做出头鸟的（stick-necked）英国人联系在一起。奉行这一观点的这些人往往是军队指挥官，他们相信一个有序而有纪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每个人都会遵守规则：一个相当绅士的板球运动员于1888年写道，球员们都很后悔在澳大利亚巡回赛中抗议比赛裁判员的决定。

有一群人数少但却吵闹的澳大利亚人拒绝了英国人的标准。悉尼《通报》（Bulletin）经常嘲笑所谓的“殖民地式的卑躬屈膝”。这一大众的自卑感将一切来自英国的物件都自然视作优秀的。《通报》还谴责试图推动澳大利亚帝国意识的努力。在它看来，这是加深英国自私利益的策略。它也将“帝国日（Empire Day）”改名为“吸血鬼日（Vampire Day）”。《通报》的吹毛求疵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澳大利亚人的帝国情感，也并没有令澳大利亚人信服，英国的利益并不一定属于他们自己。

《通报》的反英词锋出现之时，也是澳大利亚和其他白人自治领越来越意识到帝国联系的政治和战略价值之时。同样，自1870年起，英国也正努力在一个可变的、不太友好的世界里生存。当她面临与其实力相当的敌对势力的竞争之时，英国的当务之急变成了培养殖民地的善意。殖民地成为有价值的资产，因为在与法国和俄罗斯的冲突当中，他们的援助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力量平衡的改变在自治领内部产生了焦虑，而这一焦虑第一次与它们自己的孤立和脆弱达成了协议。1877至1878年英俄战争的可能性，与俄罗斯军舰在海上袭击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可能性一道，使得各地政府认识到他们依赖皇家海军的程度。

这一恐慌的直接后果在于，维多利亚和昆士兰在1882-1883年间购买了军舰。而且，这些以及其他自治领政府资助英国海军预算的意愿更为强烈了。一种共同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新南威尔士政府派遣700名穿着红色外套的志愿者于1885年5月在苏丹加入英国军队。这些士兵以及南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和新西兰提供帮助的意愿都令沃尔斯利印象深刻。他热情地写信给维多利亚总督洛克勋爵（Lord Loch），并且说他不仅“以同志的身份”欢迎澳大利亚人，而且“将他们当成同胞”。对英国来说，他们在萨瓦金登陆具有巨大的意义。这一点远远超出了目光短浅的“作为皮特的接班人统治唐宁街小礼拜堂的帕默斯顿和比肯斯菲尔德（Beaconsfield）”的想象。对于沃尔斯利来说，部长们常见的失败是基于他们想象力的不足。这使得他们无法欣赏到帝国的力量。他们也不能看到它作为英国的合作伙伴的未来潜力。但是，他预测：“当与俄罗斯的战争来临时，正如在许多年之前一样，我们应当得到来自我们所有殖民地的援助。”

四年后，在1889到1890年冬季期间，有关沃尔斯利梦想中的帝国联盟的宣言令当时在哈罗公学上学的年轻丘吉尔听得如痴如醉。演讲者是来自新斯科舍的G.R.帕金（G.R.Parkin）博士。他预言，在未来的某一天，“纳尔逊的信号将不是沿一条船闪过，而是闪过战火纷飞的世界各国”。这句话在丘吉尔的心中激起了如此的共鸣，以至于他能够在60年后回忆起这些字句。另一个哈罗公学的听众里奥·埃默里（Leo Amery）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像丘吉尔一样，他迷醉于帝国联邦这一“伟大主意”。它是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生存的关键。正如其他维多利亚晚期帝国一样，其规模是惊人的。这也许是它吸引年轻人想象力的原因。

某种帝国统一的想法在表面上是有吸引力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因为英国世界大国地位的相对衰落而困扰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但是，实际试图促成英国与自治领之间关系的努力和创建协调帝国国防政策的过程均已失败。于1887至1907年间断断续续地举行的一系列自治领总理的会议，促成了许多对话，但没有得到结果。可以理解的是，人们怀疑英国促进帝国统一进程是为了进一步促进自己的国际利益。关于把他们的武装力量交由英国控制，自治领领导人态度仍旧谨慎。很多法裔加拿大人很担忧，自己将会被卷入与法国的战争。而且，在1898年，当这样的战争看起来一触即发的时候，加拿大政府怀疑本国的民兵是否能被说服参加对圣彼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的占领行动。1899年，法裔加拿大人再一次就支持英国这一议题上迟疑了。在他们看来，英国人发动的战争是对布尔人的帝国侵略。

爱尔兰的问题更加迫使英国政府努力以确保帝国内部的合作。在1800年之前，爱尔兰有自己的议会。这一议会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教地主的代言人。1801年，此议会遭到解散。此后，爱尔兰议会议员来到了威斯敏斯特。这样的安排遭到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连续不断的挑战。随着选举权扩展到大多数盖尔人（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力量也不断增加。其战斗性随着1870年后爱尔兰自治党的建立大大增加，而爱尔兰问题也被推到了英国政坛的台前。

有关爱尔兰问题的辩论分为两个层面。在一个层面上，这是一个纯粹的有关恢复爱尔兰内部自治的国内问题。而在另一方面，它是帝国层面上最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帝国未来的完整性。爱尔兰自治的敌人担心它将使得联合王国变为碎片，从而破坏任何建立更广泛帝国联盟的可能。1886年，一位反对格拉斯顿的第一个自治法案的保守党议员认为，如果这一法案得到通过，而“联合王国又第一次分崩离析”的话，那么“殖民地就不会来参加这样的联邦。……（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将自己的亲戚朋友维系在一起，我们也就无法指望把距离我们如此之远的我们的殖民地联系在一起”。格莱斯顿为自己的措施辩护，并希望一个自治的爱尔兰成为类似加拿大那样友好而忠诚的自治领。这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对英国的仇恨遗留问题以及言辞激昂的仇英民族主义令英爱关系不可能变得友好。一个半独立的爱尔兰将永远成为未来的任何战争中的潜在威胁。而且，一个议员提醒下议院，在1798年，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就与法国签订了共同协议。

爱尔兰自治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和对帝国的可能危害令大量的自由派议员感到恐慌，他们不支持并投票反对这一法案。这些人当中包括张伯伦。下议院于1893年春天通过了该法案的修订案，但上议院却否决了这一法案。这一法案已经遭到张伯伦的谴责，认为它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小英格兰”。如果推行这一法案将把英国的弱点在世界面前放大：

整个欧洲都武装到牙齿，而争端的原因非常显而易见。同时，我们的兴趣是普遍的，我们的荣誉几乎涉及太阳下的每一寸土地。在这样的条件下，落后就要挨打。英国变得强势也是有必要的。

对于一些诸如诗人阿尔杰农·斯温伯恩（Algernon Swinburne）之类的人而言，联盟是上帝所给予的，令英国变得伟大的优势：

三位一体，但三包含一

使得她对海洋做好准备的上帝，

让我们的联邦成为：

零，如果不是一的话。

通过欺诈和恐惧会断绝

永远保证存续的联系，

他们的可耻的力量永远不会

抵消天堂所做的一切。

最为热烈的拥护联盟的那些人像张伯伦一样，赞成英国与自治领之间的联系应当更加紧密。虽然从政治意义上说，在19世纪90年代，这些迹象还不明确。仍有可喜的迹象表明，忠于国王是所有自治领中强大的情感力量。在1897钻禧（Diamond Jubilee）庆典上，它的力量得到公开。庆典上，不但有各个自治领的军队，而且有从帝国的各个角落所发出的一连串的祝贺。维多利亚议会议长发表讲话，总结了所有的态势：

此时此刻，在她的宝座周围站着她在横跨世界各地的帝国中每一处的代表。所有人都承载着忠诚和善意，并证明距离不会降低爱国主义的热情。今天，帝国团结一致，向一位声名显赫的夫人表示敬意和尊敬。这六十年来，她一直是一个自由民族的象征和力量形象。

两年后，当英国和德兰士瓦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这种情绪转化为行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立即派遣了军队。尽管有很多加拿大人对此表示怀疑，加拿大也做出了相同的举动。叛乱和分遣队的离开导致了盛大的庆祝。一位新西兰诗人捕捉到了那些游行和向他们欢呼的人的心情：

信号闪过水面，

老英国需要帮助；

母亲对她的女儿哭了；

狮子已向其幼兽吼叫。

抛开任何恐惧，

任何对海风的怀疑

老国家需要你们，

你们这些南方十字之子。

那些内心受到这些以及类似的爱国诉求所感动的人大多从未见过英国。这是因为，到1899年为止，几乎所有的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是土生土长的。然而，他们感觉到与英国之间的情感上的强大的联系。就这一情感，再没有人能够比澳大利亚人查尔斯·比恩（Charles Bean）总结得更好了。在叙述他的国家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这样写道：

澳大利亚人与英国人讲同一种语言，读同一种书，喜欢同样的运动，就诚实、清洁、个人自由方面的看法一致；他的孩子们坐在母亲的膝盖上，受到了同样海上旅行和古老冒险伟大传统的熏陶，因为他还未曾创造过自己的故事。

超过30000名的殖民地军队在布尔战争当中战斗。自治领报纸密切追踪他们的行动。它们要么登载士兵们的家信，要么记录战地记者的报道。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战争的公共利益以及他们的同胞所扮演的角色是最为激烈的议题。人们采取了不寻常的行为，以发行特种邮票来纪念他们的军队。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世界各地，耀武扬威和为了战场上成就而自豪是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因此，布尔战争自然而不可避免地给了自治领的爱国主义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参与战争也造成了一种感觉，即自治领已经“成年了”。换句话说，自治领已经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足以使得他们把自己当成国家而不是殖民地。在游行中挥舞国旗和派遣志愿军攻打布尔人不仅仅是一种对新的国家的确认。英国失去了在南非的势力，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却留下了。这将导致在整个南半球的权力平衡的转变。

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心理上，自治领都在帮助英国受益。大量在内地学会了骑马和射击的强悍而热情的年轻人正是1899年的英国军队所需要的。在这个世界上，英国举目无亲，自治领的支持是对国家士气的鼓舞。没有人比帝国联邦的支持者更快乐。这些人相信他们的信条已经获得证明，确信是正确的。他们对战后的世界满怀期待，而在这一世界里，在战场上形成的伙伴关系将永久存续。和1885年一样，陆军的高级指挥官很快就认识到了殖民地军队的未来价值。1902年，在听闻在针对自治领军官的一些混乱中显示出某些“不友好的精神”的报告后，副官斥责了那些关注此事的人。他警告说，“帝国利益首要取决于英国官员给那些殖民地的同胞们的接待。后者现在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职权阶层”。

不同于冷漠的团级军官，他和他的参谋人员都很不情愿地意识到，在任何新的紧急状况下，英国将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治领的人力来填补其军队。大规模移民没有降低的迹象。这意味着在20世纪初，帝国的20%的白人人口是生活在自治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