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非洲已知的最大的恩赐：东非和西非

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两次对非洲的“抢夺”。第一次是一次外交较量。尽管有时会比较激烈，但总体来说比较平和。在这场较量当中，政治家钻研地图，并在其上画出线路。第二次则野心更为强烈，个人冒险进入未知的敌方领域，并哄骗或者强迫当地居民接受新主人和新法规。这种活动仅限于少数人，而他们坚定的目标则给了他们力量以忍受不适和极端的危险。其中有人将非洲描述为“年轻人的训练场”，专门寻求鲁莽的冒险：“一旦开始旅行——谁也不知道在非洲的路线将会引向何方，也没有人非常关心这一点。”不过，当然会有一些人关心这一点，例如对于基钦纳和与他同样雄心勃勃的法国同行约瑟夫·西蒙·加列尼（Joseph Simon Gallieni）和约瑟夫·雅克·霞飞（Joseph Jacques Joffre)（通布图Timbuktu的征服者）来说，这一点就很重要。对他们来说，非洲的小道通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高命令权。诸如路易斯·休伯特·利奥（Louis Hubert Lyautey）、温盖特（Wingate）和弗雷德里克（即后来的卢加德勋爵Lord Lugard）等其他人，则没能走上权力的高台，只是成为高级殖民地总督。

卢加德涉足了东非和西非。他是一个强硬瘦削的军官，留着凌乱的粗长胡子。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有自尊的战士会不留胡子就到热带作战。就此观之，卢加德的胡子可谓是极度奢华的。基钦纳的胡须可能更有名，但卢加德的更加引人注目。留胡子使得他以及其他蓄须的军官更为可怕，可能有利于威慑当地人。1887年，卢加德面临着三场战争，正处于千头万绪之中。医生将他诊断为精疲力竭，而他则立即决定：“我需要的是积极地努力工作，而不是休息。”非洲将为他治疗。在试图参加厄立特里亚意大利军队的尝试失败后，他开始为传教的大湖公司效力。在1888和1889年，卢加德在尼亚萨湖的岸边指挥公司的军队应对奴隶主的军事行动。

他喜欢苏格兰传教士管理事务的方式，并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整洁、干净的布道所以及到处是衣冠楚楚的学生的学校是欧洲文明的“实物教学课（object lesson）”。在非洲，卢加德认为，白人应始终坚持独立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强调了白人的优越性。这一优越性能够诱发尊重，并且诱发野蛮人效仿。”黑人“无礼的熟悉”不应得到容忍，“绅士”自然应当地严厉拒绝他们的这种态度。正如英国下层阶级一样，非洲自觉地承认和尊重一个“绅士”，并遵循他的领导。

英国官员和管理者们广泛认同这一观点。英勇的、受过公学教育的英国军官依靠性格和与生俱来的自信力来指挥。头脑简单的黑人男子因此而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勇士，并保证其为之效忠。在体育运动上的高超技艺，尤其是在大型狩猎活动中独自追踪的行为，更是增加了英国军官的吸引力。在有关德属东非的1906年情报报告中，一个英国官员指出：“德国人从不离开道路，他们不关心运动，也不知道英国人使用词语的含义。”此外，德国人采取了明显不绅士的方式狩猎。他们命令土著士兵向大象、犀牛和水牛开枪。像英国人一样，法国殖民地的官员也想象他们拥有某种内在的品质，能够赢得土著人的心。这就是巴拉卡，穆斯林圣人所有的、能带来好运的内在精神魅力。毫不夸张地说，拥有巴拉卡的军官有着令人神往的生活并能奇迹般在战争中存活下来；正是佛朗哥的巴拉卡于20世纪20年代的摩洛哥挽救了他的生命，并赢得了摩洛哥军对他的忠诚。

在非洲的生存需要身体和精神上的耐力。卢加德设计了属于自己的古怪、但结果证明是有效的在热带生活的方案。他戴着一顶宽边帽，喝了大量的淡茶或水。关于后者的来源，他几乎毫不关心。对于卢加德来说，胃、脾和肝非常重要。无论何时，他一直围着绒布腰带，因为这些器官受寒是造成削减大量非洲人口的“大多数发烧、痢疾、腹泻和霍乱”的原因。刚在日出后的一顿丰盛的早餐可以防止因太阳炙烤空空如也的胃而导致的发烧。当这一措施失败，他发起烧来的时候，卢加德就会摄取相应剂量的奎宁，并将自己埋在一堆衣服下流汗。这些粗略并成熟的秘方似乎已经取得了成功。

健康运动进一步加强了白人的体质。理查德·梅纳茨哈根（Richard Meinertzhagen）中尉于1902年在肯尼亚的皇家非洲步枪团效力。他推荐“精力旺盛的狩猎”。这不仅能够测试“男子气概”，而且提升了追踪和射击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地专注；他不满地评价道，正当他训练神经和肌肉之时，“许多同僚军官喝烈酒，追着别人的妻子到处跑”。但在一支混杂着同性恋者和吹嘘自己当地情妇的人的军队当中，这样的情形是可以预料的。

自律和严格的政权使得卢加德保持适当的能力，并得以在重塑非洲东部和西部的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1889到1893年间，他受聘于英国皇家东非公司，并通过在疆域内建筑障碍物和与当地统治者签订条约来建立军事存在。他有时会歃血为盟。后来，他成了一个和平守护者，反对奴隶制并干预在乌干达的内战。在这场内战中，新教徒和皈依天主教的信徒作战，而卢加德则支持前者。

在他穿越东非的时候，卢加德被他所看到景象深深地影响了。该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只能由英国拯救：

非洲人不懂得和平为何物。某一天你可能会看到和平、富足、肥沃的田野，孩子们在阳光下玩耍；第二天你可能就会发现男人的尸体，在烧毁村庄的火焰中烧成一半的孩子的尸体，女人们则沦为胜利者们的俘虏。不只是反对奴隶贸易需要我们的努力……泛大不列颠应当终止这种非法掠夺和不断的部落间战争。因此，泛大不列颠也将成为自大洪水以来，非洲已知最大的祝福。

这种对非洲生活的不确定性和暴力的描述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英国的一手记录中，有关非洲大陆描述的标配。作者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片充满矛盾的大陆。在这些描述中，所有起源于欧洲的事物都是好的，所有起源于非洲的事物都是坏的。例如，19世纪90年代，有关尼日利亚的两份目击陈述就包括“邪恶的异教习俗”、“无法无天的人”和“黑暗王国”。其中一个作者为沿海小镇邦尼（Bonny）的景象所打动。传教定居点的漂亮和整洁更加凸显了当地人的粗野和堕落。在那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街上到处是丢弃的“商人杜松子酒（trader gin）”酒瓶。正如此前世代的传教小册子，此类物品号召人们来承担责任；英国人必须全力支持卢加德，而他则承担了吉卜林所谓“白人的负担”。他的雇主大英帝国东非公司将一套灯泡装置画在邮票上这一做法是适当的：它象征着现代性，并揭示了一个地区的愚昧无知。

就应该如何在非洲传播启蒙这一点，卢加德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根据自己在印度服役的经历，他希望政府遵守在印度发展的原则，公正且坚定，并尊重当地制度和风俗。“武断和专制统治没有考虑到当地的风俗习惯、传统和偏见，”他写道，“不利于尚处于幼年时期的文明发展和成功。在我看来，它也同英国殖民统治的精神不相符合。”他认为，应当在非洲实行的是英国人已经在印度实施的那种间接统治，也就是英国有时会实行的，调整现有的政治结构并与当地的统治者合作。对于必然会引起动荡和怨恨、更为昂贵且令人厌烦的创建全新政府体制的过程来说，它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这个理论当然不是新创造。但是，正是由于卢加德在非洲的应用，证明这一理论对非洲是有效的。在其他地方，英国与当地的统治者结成了一个便利的联盟。为回报诸如废除奴隶制之类的妥协，英国人允许当地统治者继续行使权力，只要他们行事都由英国人批准即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学校在东非建立。在那里，酋长的儿子们为其未来所需担负的责任而接受教育。在这些以及其他由政府创办的学校，男孩和女孩穿着统一的基于非洲服饰而不是欧洲服饰的制服。后者一度是寻求欧式教育的非洲人“风俗上所必须（de rigueur）”的着装。在一些地区，传教士吸收了异教的入会仪式，准备割包皮的传统时期也就成为一个青年学习“基督教男子气概”美德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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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以及文明开化曾经是大英帝国东非公司的功能。这两者并不像他们在印度的时候那样兼容。1891年，公司摇摇欲坠濒临破产。其结果是，1890年英德协议之后已经进入英国手中的乌干达和英属东非（肯尼亚）首先为外交部控制，其次为殖民部控制。公司所遭遇的不幸证明，非洲为英国商品制造无限出口的这一说法是一种夸大。然而，他们帮助激发在非洲殖民的原动力，并给陷入衰退中的英国商人以希望。1885年2月28日的《利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曾预测，非洲将成为“棉织品、毛毯、陶器、火枪（这确实是很足够了）等各种五金器具和形形色色的廉价服饰的巨大市场”。但是，非洲人如何支付所有这些商品？

在非洲打开大门这一乐观的时期，这个令人不快的问题遭到忽视。但在世纪之交，它又令政府和商人感到困扰。这一次，每个人都对大陆上的实际条件有了更明智的认识。在南非以外，没有所罗门王的宝藏。人们显然需要一次经济革命来创造客户。而且，由于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外国人的管理下，这种革命应当是自上而下的。19世纪90年代最为流行、并为张伯伦所使用的一个比喻，即殖民地是在外的“地产”。在精心的管理和投资之后，它可以令其业主和居民均有利可图。然而，这一过程由于殖民部继承并珍视旧有的自由主义传统而变得复杂。这一传统即它和它的代理人是易受骗的、孩子般的土著们的受托人。这些人需要保护以不受不讲道德之人以及互相攻伐的伤害。

与此同时，当前的经济理论认为，任何一个企业的资本投资都是个人的任务，而不是政府的工作。相当多的人反对由英帝国的东非公司所提出的补贴要求，用于修建一条从蒙巴萨到印度洋海岸的铁路。这将是一个贸易渠道，并加强英国对白尼罗河的控制。1896年，张伯伦确认铁路的潜力并同意支付部分费用。1913年，当政府管理结束后，英国政府曾发放用于东非发展的280万英镑补助金。

铁路于1903年建成。五年后，其年利润已经达到可观的60000英镑。到这个时候，肯尼亚的经济发展正在进行中。当局于1903年同意预留一个巨大的温带气候和肥沃的土壤的高地地区作为白人定居区。欧洲人用现代方法垦殖农业，成了这一地区自力更生的唯一手段。这也顺便使得铁路能够起到作用。正如在南罗得西亚一样，轨道两侧的土地是留给欧洲人的，他们也因此容易进入运输和外部市场。

理查德·梅纳茨·哈根于1902年在内罗毕遇到第一个白人拓荒者，并从他那里听说，在肯尼亚“白人是统治种族，黑人则必须永远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奴隶”。这一观点在白人定据者心目中代代相传，其形式则往往各不相同且并不分明。1916年，他们有8000人，其中包括少量的布尔人。这些人从南非长途跋涉而来并带来了他们祖国的种族态度。在东非，情况更为复杂。这是因为经济变化的另一个后果，即印度人的存在。他们本来是帮助修建铁路的契约工人，后来则定居成为店主和店员；他们还承担着熟练工，而这些是非洲人所不能胜任的。到了1920年，在肯尼亚，除去10000个白人，还有23000个印度人。这些人主要包括定居者和他们的家属。此外还有近300万非洲人。

殖民政府面临两难境地。虽然没有如棉花、糖、烟草等经济作物的出现以保证肯尼亚早期经济的腾飞，咖啡和玉米种植业、牧业的繁荣以及1914-1919年的东非战争都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受欢迎的动力。此后的一年，白人农民标记了200万亩的土地。政府则在广泛宣传一个计划，以吸引英国前军官把他们的退休金投资到肯尼亚的农场上。正如其北美的前辈（1919年，移民至少需要2000英镑）一样，对于肯尼亚移民来说，个人资本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移民也需要丰富、廉价的劳动力。

自从白人殖民统治开始，殖民当局不得不想出，推动黑人人口工作以挣取工资，并加入市场经济的方法。当局每年对一间小屋征收三卢比（20便士）的房屋税，对拥有不止一个妻子的户主征收每名妻子三卢比税，并对每个非户主成人征收三卢比的人头税。这些税务都强迫非洲人去赚钱。肯尼亚也采用1918年起源于南非、并且已在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重复的一项措施。根据这一措施，除非他们同意为工地所有者工作，黑人不得居住在为欧洲人预留的地区。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非熟练工种在这一时期的欧洲人当中非常不受欢迎。多年来，普遍的观点是，大多数非洲人之所以远离西方经济，是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懒惰。对他们来说，正常时间的辛勤工作不是自然的，他们也不能欣赏它的道德价值。1884年，一个带着不情愿的搬运工穿越东非的探险家，在其归程中庆幸自己强迫他们搬运，因为他们“以人的姿态回来了，而且摆脱了他们的道德和身体上的缺陷”。面对他诈病的搬运工，卢加德给了他们盐和芥末与水的混合物作为药品。其中一个被治愈的搬运工称其为“很强力的药”。一个更常见的应对办法是牛皮鞭子。20世纪初南罗得西亚的万基煤矿（Wankie colliery）中，黑人矿工经常承受这种犀牛皮鞭的鞭打。在布尔战争中，它曾经常作为不听话的黑人劳工的处罚形式。1914年11月，开普敦达特茅斯号的指挥官要求海军部的许可，以鞭打罢工的阿拉伯和印度水手。其理由是，没有其他任何惩罚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

在他1919年给未来肯尼亚农民的指南中，克兰沃斯勋爵（Lord Cranworth）提出警告反对太多的殴打；但诸如说谎、小偷小摸、对小孩和动物的残忍等罪行，一顿鞭子是“最好的、最为仁慈的预防和治疗手段”。克兰沃斯勋爵夫人在教导新移民妻子的时候，强烈建议定期检查厨房。这是一件讨厌的差事，总是以“厨师臀部的酸痛感”作结。看来，斯瓦希里（部分属于非洲人，部分属于阿拉伯人）以及本地厨师没有清洗餐具这一讲究。

毫不奇怪的是，考虑到他们的需求，一群不可忽视的肯尼亚移民青睐与南非之间的联合。他们认为，南非政府会比殖民部更同情他们。尽管官员和农民之间定期举行水球和足球比赛，双方关系仍旧很紧张。1921年，这一关系终于达到了破裂点。此时，政府宣布，州长委员会中将增加印度代表。这一措施被解读为肯尼亚迈向多元种族的一步。寡不敌众的定居者们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随着抵抗运动的兴起，人们开始兴奋地谈论叛乱。此时话题宠儿是菲利普·惠特利（Philip Wheatley）准将。这位印度军队的前军官发自内心地讨厌印度民族主义。极端右翼的观点使他成了大卫·罗（David Low）的卡通人物毕林普上校（Colonel Blimp）的生活原型。对于毕林普们来说，肯尼亚是一个天然的保护区。他们团结在惠特利的四周，并为定居者的政变编造了一个荒唐的计划，其口号是“为了国王和肯尼亚”。在许多方面，这是罗得西亚于1964年单方面声明独立的预告。由于移民在最后一刻撤回，这一声明落空。这一事件促使殖民部在1922年发布白皮书，明确制定官方政策，“肯尼亚主要是非洲的领土”。其中，“非洲当地人的利益必须是至高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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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也是一个黑人的国度。这是一个不友好的地区，潮湿、酷热以及发热的海岸线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其成为臭名昭著的“白人的坟墓”。18世纪后期，罪犯被判处在此地承担驻军任务，作为延迟死刑的判决。而且，在19世纪，塞拉利昂军队的死亡率是全帝国最高的。医学知识的进步增加了欧洲人的生存机会，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黄金海岸官员预计一次工作期限不超过12个月。他们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同事工作了18个月。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如果他们一年内发烧次数超过三次的话，他们就认为自己是不幸的。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西非殖民地都是被废弃的前哨。冈比亚和黄金海岸的聚落是奴隶交易时代的遗迹，不再具有经济价值。塞拉利昂成了接受基督教教育的黑人男性和女性能够达到何种程度的一个光辉的榜样，同时也是皇家海军的一个主要的装煤站。1898年，一名游客发现这是一个“最为文明的地方”，尽管会令上一代的慈善家很高兴的、黑人穿着欧式衣服去教堂的景象在他看来是“怪诞”的。1861年被占领作为反奴隶运动基地的拉各斯是在尼日利亚的一个立足点。它是整个地区唯一吸引英国商业的部分。

吸引商人到来的是本地产品棕榈油。这是一种重要商品，英国工业将它作为一种润滑剂，也将其用于制作肥皂和蜡烛。有利可图的棕榈油贸易是由利物浦企业家主导的，而其利益是由领事网络保护的。在海军间歇巡逻的支持下，其中的一些人侵入尼日尔河（Niger）和贝努埃河（Benue）。在这里以及西非的其他地方，土著居民都是“商人杜松子酒”这一有毒但强效的麻醉剂的热心消费者。1889年，尼日利亚进口了135万加仑杜松子酒。尽管在英国的节制和传教团体的抗议下，进口量仍稳步增加。1908年，西非杜松子酒总贸易额达到了120万英镑，其中近90%流往尼日利亚。

只要尼日利亚出口棕榈油并进口杜松子酒，英国就对无论是在那里或是西非的其他地方获得更多的领土不感兴趣。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它是一个无形帝国机制或多或少地发挥作用的地区。如果一个地方统治者成了无形帝国发挥作用的障碍，那么结果便是领受英军的武力。阿散蒂土王科菲（“咖啡王”）就是个例子。1873年，一支规模小但是装备精良的部队教训了他一顿。

当地的这个平衡被法国打乱了。从1870年开始，政治家开始形成创建庞大的、从西非到西撒哈拉帝国的想法，这个省可能会成为另一个印度，为法国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提高其因普法战争的耻辱而消失的世界地位。该地区的经济开采的关键被认为是将从西非跨越到红海的一条铁路。这一铁路全线位于法国境内，并将作为整个撒哈拉北部非洲贸易的通道。这条横贯大陆铁路的灵感来自于美国的联合太平洋铁路，该铁路已于1869年完成，目前正在开发西部。罗德斯也承认铁路平分非洲的可能。19世纪90年代，他计划修建一条自开普到开罗的线路。不用说，这一铁路将穿过英国的疆域。

法国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迈出了走向西非帝国的第一步。其动力来自于两个地位很高的帝国主义者：海洋部长约翰·德·若雷吉贝里（Jean de Jauréguiberry）上将和公共工程部长、铁路爱好者查尔斯·德·菲欣纳（Charles de Freycinet）。他们批准了从塞内加尔内陆开始探查，而炮舰“外野手（Voltigeur）”号则奉命进入尼日利亚水域与当地酋长接触并签订条约。与此同时，探险家萨沃尼昂·德·布拉柴（Savorgnan de Brazza）正在与刚果河流域的统治者签订协议。面对法国对英国松散控制下地区的入侵，英国领事开始收集条约。

这些条约成为了英法政治家及外交家互相讨价还价、讨论自己的国家应当占有何处的凭据。英国主要担心的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国会获得大片西非腹地。这将使得冈比亚，塞拉利昂和黄金海岸的沿海殖民地失去所有内陆贸易联系。此外，法国可能会控制上尼日尔，并以此扼杀从尼日利亚北部和苏丹西部沿河而下的贸易。英国的商业利益从1885年在柏林的解决方案中得到了一些保障：英国的影响范围得以从尼日尔延伸到黄金海岸和内陆。

正如在非洲的其他地方，英国政府现在面临着在该地区寻找代理人的任务。正如在非洲南部和东部一样，找到愿意承担业务的私人企业是幸运的，否则这一任务将是令人讨厌的且昂贵的。皇家尼日尔公司于1886年获得了特许状，在尼日尔河中下游管理和贸易。该公司是乔治·陶布曼·戈尔迪（George Taubman Goldie）所创办的。直到1877年，这个马恩岛人生活得毫无目标，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的职业军人和流浪者。在那一年，他来到了尼日尔的海岸边，并看到了他在世界上扬名的机会。戈尔迪自童年起就崇拜布鲁克王公。他随后声称，“我孩提时期的梦想是将地图涂成红色”。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在尼日利亚，他发现了一个便利的空白之处。和布鲁克一样，他有现金以实现他的野心。几年之内，他就组织了当地商人，为建立自己的公司打下了基础。

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类似戈尔迪的人很多。而且，年轻的法国军官中有许多“卢加德”，在西非追求功名利禄。他们共同的座右铭是“采取主动（Prenezl'initiative）”，即使这意味着（情况往往如此）忽略犹犹豫豫的巴黎官员的命令。90年代早期，法国对西非和西撒哈拉的征服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士兵保持着动力。他们相信，自己知道的比他们的主人多。其中一人曾说过，殖民地的指挥官事实上组建了一个不对任何人负责的独立国家。也许是这样，但是政治家们对宣示自己对法国军队的权威表示警惕。在右翼、极端民族主义的圈子里，军队被视为国家荣誉的化身。

在西非，法国的侵略从来没有令索尔兹伯里感到过分忧虑。他曾经不无讽刺地质疑广大“轻质土”（他对沙子的委婉称呼）地区的最终价值。许多法国人暗地里持有这一观点。这反映在横贯撒哈拉铁路无法吸引任何投资之上。然而，英国的部长们要制止法国的西非冒险是不容易的。1894年后，事情变得清楚，这一冒险可能会以法国占领上尼日尔作结。戈尔迪是首批感觉到危险的人当中的一个。1894年7月，他雇卢加德带领一个小型探险队深入尼日利亚北部谈判条约，将其统治者纳入英国的轨道。几乎与此同时，德库尔（Decouer）上尉已接受委托，为了同样的目的从达荷美（Dahomey）到达同一地区。也有传闻说，德国人正在为这一目的筹备远征。

1894年秋季和初冬期间，卢加德为收集条约而穿越博尔古（Borgu）。这是一次超人毅力的壮举。他和其同伴忍受了极端的温度（他的狗死于中暑）、暴雨、一次伏击和一阵阵发烧的侵袭。卢加德克服后者的方法是，自己吃下安替比林，并在炽热的太阳下行军13英里。后者促进排汗，以产生疗效。当地的药物，还把他从刺穿他头骨的的毒箭中解救了出来，而这一解药的成分他还没有仔细调查过。卢加德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而这也是他应得的。在一个协议当中，衰老的尼基王接受了英国和其代理人皇家尼日尔公司的保护和友谊。麻烦的是，就在两个星期后德库尔抵达了尼基，带走了和卢加德一样的条约。

上尼日尔现在成了英法竞争的焦点。领衔主演是张伯伦，他在1895年6月成为殖民大臣。另一个主角是在1896年4月接手法国外交部的加布里埃尔·阿诺托（Gabriel Hanotaux）。原则上，张伯伦拒绝放弃一寸英国在非洲具有合法权利的领土，而阿诺托则阻止非洲成为另一个印度。在那里，法国的野心面临着英国的限制和阻碍。阿诺托认为，英国人会使用语言进行欺骗，因此，法国将不得不诉诸行动以达成目的，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有关条约有效性的不必要谈判上。只有在尼罗河河岸上的马尔尚和在尼日尔河岸上的塞内加尔神枪手（tirailleurs）能够阻止英国人。

正是英国在尼日尔的对抗中第一个偏离既定方针。在张伯伦的支持下，戈尔迪发动了一场对必达和伊洛林的战争。这些地方的统治者拒绝履行他们的承诺放弃掠夺奴隶。1897年1月的战争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十字军东征，也是一场可怕的展示公司军事力量、顺便展示英国军事力量的战争。士兵们艰难地穿过灌木丛，将一门12磅的炮推到了必达城墙外两英里处，以投掷炮弹攻击。但真正让两国弓箭手和武装骑兵感到恐惧的是公司的六挺马克沁枪，即”bindigat ruiva（水枪）”或“小便枪”。正是这些枪支使一支主要由豪萨警察组成的500人军队打败了一个数量超过他们三十倍的中世纪部落。

戈尔迪的小型战争让法国意识到了英国的意图，并在1896-1897年，他们的殖民势力的先锋队渗入博尔古。在那里，三色旗在土著村庄的上空飘扬着，四处均是用于证明它们现在是法国财产的条约。张伯伦预见到了一场冲突，并开始采取预防措施。1897年6月，他要求2000人强的黑人部队立即结成西非边防军，并委任卢加德为指挥官以及尼日利亚北部的英国专员。显然，卢加德的经验是张伯伦做出这一决定的依据之一，但是张伯伦也意在向法国展示，英国将会采取强硬的姿态。在法国，人们厌恶卢加德，是因为他涉嫌在乌干达屠杀皈依天主教的信徒，而且最近又在尼基发动政变。1898年春，卢加德抵达尼日利亚。根据《泰晤士报》报道，对于法国人来说，他“代表着……背信弃义的英国人激烈而贪得无厌的精神。对他们来说，他是制造传奇的必要原型”。

1898年夏天的博尔古，一场喜剧而不是一个传奇诞生了。在这里，英法相互对峙。卢加德用与其同类的人指挥西非边防军，所有人都符合G.A.亨蒂故事中的描述。他们是出身公学的年轻男孩，喜欢尝试运动和冒险。现场指挥权在另一名运动员和参与过几次印度战役的退伍军人詹姆斯·威尔科克斯（James Willcocks）上校手中。正是他按照卢加德的指示，从杰巴到达博尔古，在他认为合适的地方升国旗并注意绕过其上已经飘扬着三色旗的村庄。紧接着，英法双方开始玩一场古怪的游戏。英国军团回避了法国村庄，并偶尔与法国分遣队发生冲突。虽然发生了一些争论，争论的焦点通常是诸如向旗帜敬礼等这些礼节上的细节，但双方主导的情绪是紧张的幽默感。国际上的敌对被抛诸脑后，因为在篝火边抽烟和喝酒后，两边的帝国建设者发现，在作为士兵和绅士的方面，他们有很多共同点。正如乔治·阿巴迪（George Abadie）上尉对他所遇到的一个法国军官的评价，他是“一个绅士……而且我们知道如何与他交往”。

在两边都有几个爱打架的人，其中包括一些渴望战斗的当地军队。事实上，法国的立场是不稳定的，因为他们的统治在西非的其他地区仍然受到抵制。在尼日尔对峙期间，部队必须赶到象牙海岸攻击法国在西非最顽强的对手萨摩利·杜尔（Samory Touré），并抑制苏丹（马里）起义。此外，正如卢加德预计的，在尼日尔的射击战争会在整个区域内孤立法国，因为海军会封锁他们的西非港口。

在整个危机中，张伯伦保持着对事件的全面控制。电报线已从拉各斯扩展到杰巴，在现场的人不能自己控制事务。外交性质的骆驼交易终于结束了对峙，而得到最大利益的英国，占领了博尔古以及位于现代尼日利亚境内所有的领土。剩下的就是张伯伦拉紧管理松散绳子的两端。拉各斯和沿海石油河保护国在1900年合并为南尼日利亚。公司遭到废除，北尼日利亚的新殖民政府控制了其领土，其第一任总督是卢加德。

类似的合并发生在塞拉利昂和黄金海岸边界的地方。在那里，英国人已经同法国人确定了边界，随后就是对自己所有地区的平定。之前英国力量薄弱或未渗入的地区也被迫投降了。1887年，在对塞拉利昂乔尼（Yonni）战役结束时，英军指挥官告诉他们的首领：“女王已经向你们展示了她的力量，将她的部队送到你们这里，并征服了你们的国家。它现在属于我和总督。”消息传回了本土，而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令他们感到“非常惊讶”的马克沁枪火力展示。他们用了分别在1895和1900年的两次远征，向阿散蒂人证明黄金海岸地区新秩序的强度和持久性。最后一点特别残酷，英国官员在抑制他们的本土军队方面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后者似乎已经把战争作为抢劫和强奸的许可。

人们正在完全领会征服的可怕教训，征服者往往很容易威慑他们的新臣民。在戈尔迪战争后一年，阿巴迪上尉抵达伊洛林。他发现这里的人民极为顺从。征用住宿很简单。后来，阿巴迪讲述了下面这个滑稽的场面：“两个看起来非常热、肮脏、污秽、穿着不甚考究的英国人向大约600名、全部衣着华丽的伊斯兰教徒发号施令，并驱赶他们。”有关他们反应的原因在不久之后水落石出。当阿巴迪架起自己的相机准备为当地诸侯拍照时，其侍从们在看到三脚架的一瞬间逃走了。这使得他们想起了机枪瞄准。

两人的霸道行为是其阶级自信的一个极端例子。英国社会态度传播到了非洲。最好委托绅士们来管理天真的本地民族这一正统思想已经生根。1898年，在调查位于拉各斯的贸易公司的员工之后，阿奇博尔德·伊甸（Archibald Eden）中尉对他所看到的景象感到震惊：

我们在这些地方所遇到的、作为交易者的英国人，实在是太可怕，难以用言辞形容；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是最糟糕的伙计，也是买卖中最大的瘪三。

同时到达此地的拉斯洛·波普-亨尼西中尉（Ladislaus Pope-Hennessey）极度讨厌殖民地官员，认为他们都是沉迷于“鸡尾酒”的“瘪三”与“无赖”。鸡尾酒正是年轻军官所反感的新奇事物。卢加德也有这些偏见，并担心这些不是绅士的人降低所有白人受尊重的程度。

他和戈尔迪曾分别发现尼日利亚中部和北部的富拉尼族（Fulani）穆斯林诸侯们当中的“绅士们”。后者的教养以及其法院和行政机构的有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人是英国人可以合作的人，也可以采用伊斯兰制度以适应英国的需要。第一步是发生在1902和1904年之间在今天看来属于仪式性的较量。索科托和卡诺州受到了英军的侵略，而卢加德则打败了反抗的军队。

执政贵族方面的反抗停歇了，但在马赫迪千禧年主义旗帜下，在1905年2月，一场人民反抗英国统治的运动突然爆发。包括许多奴隶和前奴隶在内的运动追随者认为，在过去的十年中进入他们国家的英法军队是巴格尔（Baggal）。按照伊斯兰教的末世论，这一反基督的形象将在马赫迪之前出现。叛军令英军感到惊讶，并于萨提鲁（Satiru）击溃了英军的一个军团。他们在这里俘获了一架轻微受损的马克沁机枪、步枪和弹药。他们没有利用这些战利品。正如其在苏丹的同伴那样，尼日利亚马赫迪运动的视野是保守的，所以叛乱分子不屑于使用现代的异教徒战斗工具，而是依靠信仰和传统武器。再一次遭遇英军的时候，他们采取了大规模前进的战斗方法，造成了超过2000人死亡及被击败的后果。

在镇压这次起义的过程中，富拉尼族贵族与英国合作，因为起义威胁到他们自身及其征服者的权威。双方现在在卢加德所引入的、称为“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或“双重控制（dual control）”体系下共同统治。其首要的目的在于保持统治连续性，并向英国的新子民保证，除了奴隶制度，他们将会保留和尊重伊斯兰的做法。一旦这一点得以明确，穆斯林诸侯和神职人员将会聚集在新秩序之下，旧有的法院和公共服务也可以继续发挥功能，虽然是在英国人的监督之下。这种形式的统治适合尼日利亚北部的情况，因为它既不必花费太大代价，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又是有限的。更有甚者，诸侯们和20世纪初充斥着尼日利亚公务员队伍的、受过公学和大学教育的保守派官员之间本能地产生了和谐关系（rapport）。有趣的是，殖民部招聘人员首选可能更为健康的运动员。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如何遵守规则。

乔伊斯·卡里（Joyce Cary）的《被拯救了的艾萨》（Aissa Saved,1932）一书生动地描述了间接统治下政府的日常运转。故事的背景是1921年的虚构省份扬林（Yanrin）。尼日利亚官员卡里意识到了新秩序所造成的紧张局势。除去全部遵循传统道路的埃米尔和其穆斯林追随者外，在过去40年的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南部英国教育者的培养下，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已经诞生。早期殖民地政府依靠这一群有文化的黑人。1892年，英国军官描述了他所遇到的其中一位从塞拉利昂教会学校毕业、又在埃科（Ekow）皇家尼日尔公司担任代理的黑人。这位职员“圆滑而礼貌”，“在当地土著人看来，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英国军官用“俗艳的曼彻斯特棉花”与他交换了棕榈油。晚上，他“在挂着王室家族画像的小屋客厅里演奏风琴，曲子是《古代现代赞美诗》（Hymns Ancient and Modern）里的选段”。

卢加德承认这些人的价值，但坚持认为他们不应该取代或干扰拥有传统权力的人发挥作用。例如，非洲的职员或警察无法推翻一位村长的判断。在卡里的扬林，这就是规则。在那里，一个从海岸迁来的、有文化的基督徒雅各布，认定自己是该地区的三个“文明人”之一。他穿着白人的衣服，比起本地人来说更不顺从，并且吸收了一些政治观点。在听说附近的一个小镇将立即屠杀基督徒之后，他敦促英国人布拉盖特（Bradgate）立即采取行动。“看呐，我为你奔走。因为要我说，如果这些基督徒被杀，有人就要向英国写信，可能是向议会成员写信，说我的朋友布拉盖特先生遇上了大麻烦。”正如在印度一样，英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处境，即如何对待受过教育的当地人。他们对于日常行政来说非常重要，但又知道外面世界的东西和其中所蕴含的政治价值观。他们并不总是像雅各布的话所说的那样顺从且合作。这样一来，英国官员更喜欢旧有的非洲等级体系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