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我们是为了播撒文明的种子而踏上征途：帝国和公众舆论

对于英国公众来说，帝国意味着什么？在19世纪，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随着国家不断的民主化，有关这一问题以及其他关乎国家利益的问题，人们的想法和情感也显得越来越重要。1832年议会改革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的选民阶层，而1867年和1884-1885年的改革和重新分配法案将选举权扩大到多数城市以及乡村的工人阶级。当时的人们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政治进步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受过教育的人们之间合理的争辩被证明是解决人类问题最完美的方法。与此同时，日报以及周刊的读者数量在不断增加，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这些报刊散布各种信息，并且引发人们关于国家大事的讨论。伦敦媒体利用了1840-1860年间不断扩大的铁路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报纸，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全国各地。

在这个时间段，人们有关帝国的态度区别很大。人们群情激昂，争辩应当如何规范帝国、如何最好地安置其人民以及是否应当扩大帝国范围这些问题。从整体上来说，人们都同意，帝国力量强大，能够经由贸易散播文明，也能够将更为高级的行为模式施加于其“野蛮”的居民身上。很少有人会对《太阳报》（Sun）的一则社论表示反对。在这篇社论当中，人们对英国最新殖民地新西兰所选择的政府形式表示欢迎。1847年1月，新西兰宣告了自己所选择的政府形式。“几年之前，这个国家里满是一群四处游荡的、强壮的野蛮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更好的本质。在历史上，这一点是前无古人的。”

然而，就毛利人以及其他的土著居民是否有“更好的本质”以及应当如何教化他们，英国国内众说纷纭。其中的一派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士兵、海员以及官员（很多人以前是公务员）、殖民主义者以及其在英国国内的拥趸。他们对这些人是否能够接受教化表示怀疑。而在另一方面，有很大一部分的基督教博爱分子相信，这些人能够接受教化，能够达到和欧洲人同等的教育水平，行为举止也与欧洲人无异。这一部分人大多是非国教徒、中产阶级以及自由派和激进派。他们的对手主要是有贵族或乡绅背景的安立甘教徒以及辉格派或托利派的同情者们，尽管在这个时期，政党派别的重要性还远没有之后一个阶段要来得大。

19世纪初，帝国最重要的议题便是奴隶制。在18世纪70年代的时候，废除奴隶制运动得到了促进，并且从各个阶层赢得了不少支持。福音主义者们坚信，为了获得救赎，就必须要去拯救他人。很多反奴隶制的宣传都是情绪化的，强调奴隶所承受的无情对待以及他们内心的痛苦。对于那些遭受过罗马天主教运动的人来说，这一运动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按照理性，人们可能会争辩，奴隶制对国家的经济来说非常重要（事实上也确实有人这样做了）。但是，从感性的意义上来说，单就其所造成的灾难，就足以解释为何要将其废除了。

反奴隶制运动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力量，主要是要归功于其领导者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的能力以及决心。为了向民众展示黑人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他们参与了建立实验殖民地塞拉利昂（Sierra Leone）的运动。该殖民地于1787年建立。塞拉利昂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在当地人当中引入文明、使用自由劳动力耕种土地”以及教育他们，使得他们达到和欧洲人同样的文明水平。塞拉利昂欣欣向荣。1808年，它成了皇家殖民地，而其首都弗里敦（Freetown）则成了新皇家海军反奴隶制中队的基地之一。

英国废除奴隶贸易标志着这一运动第一阶段的胜利。自此，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们尽其最大努力说服其他的政府效仿英国的榜样。战船中队追逐并逮捕奴隶贸易商。它们的活动范围首先在西非以及刚果海岸附近。此后，为了压制阿拉伯奴隶贸易，他们在印度洋和波斯湾活动。

起初，英国单方面向奴隶贸易发难，激发了相当程度上的热情。英国人也普遍将其当作民族自豪感的源泉。1840年6月，“消灭奴隶贸易以及在非洲传播文明”协会在埃塞克特厅举办年会。会上，阿尔伯特亲王发表开幕词，认为“消灭奴隶制”这一行动的动机是高尚的。他得到了狂热的欢呼。同样，托利党领袖、后来的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也获得了不少欢呼。在其所发表的即兴演讲当中，他表示，如果不在大陆上彻底消除奴隶制的话，英国将永远无法证明，“非洲的黑人与其欧洲的白人同伴地位相同”。八年后，一位与皮尔持相同意见的人士表示，皮尔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

在整个非洲大陆，“英国人”的名称已经成为安全的代名词。如果一个白人传教士拜访黑人部落，他们只会问一个问题，即他是不是能使自己的子孙们摆脱奴隶制的白人中的一员。

1855年，当大卫·列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在卢旺达附近海域把一些黑人带上船的时候，他这样介绍自己手下的水手们：“这些人都是我的同胞。为了消灭那些买卖黑人的贸易，女王陛下将他们派遣到此地。”

英国人道德上的优越感以及在世界上推行正义的意愿在《自由》（Freedom）一剧当中展露无遗。该剧于1883年首次上映。其中，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厄内斯特·加斯科因（Ernest Gascoigne）拯救了一些埃及女孩，使得她们免遭被奴役的命运。在当地权威质疑他的时候，他声明：“这些女孩过去是奴隶，但她们现在自由了！以英格兰之名，我告诉你们，她们是自由的。你敢动她们一下试试！我谅你不敢！”他的演讲赢得了其手下士兵们极大的支持。无疑，民众也对他表示支持。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提醒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是自由和文明的旗手，而这一点也令他们感到高兴。

英国人向外界宣传针对奴隶贸易的世界战争，将其视作英国人文关怀以及启蒙主义最为光辉的例子。由于对法战争，奴隶制这一概念令英国人感到憎恶。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个人自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每当一位印度仆人使用“我是你的奴隶”这一表述，游吟诗人及加尔各答主教雷吉纳尔德·希伯（Reg-inald Heber）就会发自内心地感到一阵颤抖。

比起在英帝国境内全面禁止奴隶制，禁止奴隶运输要来得更为简单。西印度种植园主以及其议员同盟都不懈地对禁止奴隶运输表示反对。其中的一些批评者觉察到了伪善，并质问为什么那些关注黑奴生活的人为自己的民众所做的事情如此之少。根据19世纪初支持奴隶制的一本小册子所说：“在英国，许多绅士所有的阉掉了的牲畜或充满勇气的赛马，以及许多女士的垫肩都比我们的穷人所获得的照顾要多。”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托利党的《反雅各宾》（Anti-Jacobin）中所说的那样，那些“大喊大叫的、卫理公会派的博爱主义者”认定，所有的种植园主对待奴隶的态度都很糟糕。种植园主花费了很大的气力来证明他们是有人性的人。在1816年，巴巴多斯人指出，怀孕的女性可以免于田野劳动。而且，带着未曾意识到的讽刺意味，他们加上了一句，当她们生子的时候就能够得到经济上的补偿。这样的慷慨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是因为，在1816年，巴巴多斯爆发了奴隶起义；1823年、1824年以及1830年，在牙买加爆发了相同的起义；1823年，英属圭亚那爆发了同样的起义。对于殖民部来说，最后的这次起义是一场麻烦事，因为他们很难找到更多部队来镇压它。

辉格派和激进派主导的、经过改革后的众议院，于1833年废除了奴隶制。它设立了一个过渡期，允许在全面推行雇佣制之前的几年内，在种植园内暂时保留奴隶制。一直以来，在有关奴隶制的辩论当中，在解放了奴隶之后他们将会面临怎样的境遇一直是一个中心议题。奴隶制的支持者不断表示，奴隶们将“很快陷入糟糕的贫穷状况，并且逐渐滑回到其旧有的非洲式的慵懒生活、怠惰的性情以及贫困之中”。他们的结论是，废除奴隶制会导致当地经济的解体。

废奴主义者总是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奴隶制的目的是提升西印度人性情的第一阶段。从奴隶制当中解放出来后，他们应当自由地创造自己的未来，并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1839年到1840年拜访安提瓜的一位废奴主义者发现奴隶们有正在创造自己未来的一些好兆头。7000名儿童正在上学。在那里，他们能够经常阅读《圣经》。而且，一群“看起来很尊贵”的人们聚集在位于圣约翰的卫理公会礼拜堂当中。这些信徒均来自一个繁忙的小商贩集体。与此同样令人满足的是，一次长期的、迟到的性改革正在进行之中。“甚至监督们都已经一个接着一个地停止了罪恶的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在形成有名誉的关系和婚姻。”

从上层往下层看的时候，情况则显得不容乐观。1849年，英属圭亚那总督詹姆斯·莱特爵士（Sir James Light）担心，很多前奴隶会将解放认定为与白人之间的平等。在其殖民地内部，他对于人与人之间差别的消失表示了遗憾。当他以及其他有财产的人从乔治敦穿行而过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是“懒人们的嘲笑和无礼的评价”。更为糟糕的是，前奴隶们拒绝在种植园当中劳动。这也就使得种植园主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人们开始追溯17世纪早期的案例，开始向种植园进口契约奴。在帝国内部最初的移民运动之中，他们将贫穷的中国人和印度人运到了西印度，并雇佣他们工作。1857年，在特立尼达种植园上工作的14000人中，超过半数的人是来自印度和中国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数量本来会更多，然而因为运输船只既不卫生又不透气，有很多移民在途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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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帝国内部结束奴隶制的运动的同时，世界各地传播基督教的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了。在为基督教服务的方面，皈依可谓是最高形式的服务之一。“夜晚的时候，保罗见到了一幅景象：那里站着一个马其顿人。他向保罗祷告，要求他到马其顿来拯救他们。（行传，XVI,9）”这一指令对福音主义者来说有很强的感染力，他们中有很多人经历过这种个人皈依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够感受到上帝恩典的到来，并居住于他们身体当中。托马斯·肯德尔（Thomas Kendall）宣称：“对于上帝来说，一个贫困的异教徒的灵魂与他自己的灵魂价值相同。”从其得到拯救的那一刻起，他就决定要带领其他人感受其内心所能感受到的恩典。1817年，他开始在新西兰的毛利人当中传教。

在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并不仅仅救赎灵魂，它也使得整个种族再生。在1819年所写作的、关于开普殖民地的记录赞扬了摩拉维亚传教士在此地的传教工作。他们已经将“懒惰的、低级的霍屯托人改造成了社会的积极的道德分子”。“我们来到这里，既是文明的播撒者，又是传教士。”1874年，詹姆斯·斯图亚特这样写道。他是新生代福音主义者当中的一员，既学习医药，又学习神学。为了继续其良师益友列文斯通的工作，他带领着一批手艺人来到中非。他将工匠带到此地，向当地民众传授新的技艺并且建立起一个新的、自给自足的、有秩序的基督教社会。在此之前，此地还是一片混乱。多年后，在他的帮助下所呈现的效果逐渐凸显出来。一位部落民这样告诉他：“让我用一柄铁尖轻标枪换得一部福音书吧！因为对战争的爱已经从我的心中消失了。”

在传播福音的同时，传教士们也负责将西方的价值观传播到信众当中去。1875年，一个刚毅的卫理公会派传教士乔治·布朗（George Brown）在巴布亚西部的新不列颠岛上开展传教工作。此时，他已经不仅仅在拯救人们的灵魂了。在三年当中，他“成功地将文明与基督教的新风吹向新不列颠和新爱尔兰的大部分海岸。这样一来，商人就能够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登陆，并且在岛上生活”。一位积极采取布朗方法的海军将领如是赞扬道。一次，内地的酋长们试图杀掉布朗、他的信众以及他们所能见到的每一个欧洲人。布朗带领一小股皈依了的斐济信徒予以反击，并击败了酋长们。每一个斐济人都配备有两支鸟枪和一支左轮手枪。这样的人是很有用处的；在记录其19世纪60年代在沙捞越（Sarawak）的经历之时，查尔斯·布鲁克（Charles Brooke）相信，在传教士们的协助下，那些嗜好猎取敌人头颅的达雅人能够变得更为驯服。

传教士们不仅仅是帝国的开路者。有些时候，他们甚至是帝国与殖民地民众之间的调解人。经由他们同英国教会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普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与帝国联系起来。这些人为他们的活动筹资，并且促进其活动的开展。杰莉比（Jellyby）夫人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位。在《荒凉山庄》（Bleak House,1851）当中，狄更斯讽刺其是一个“将非洲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生物。为了支持传教士们在尼日尔河岸上的“博瑞布拉-盖阿（Borriboola-Gha）”定居，她忽视了自己的家庭义务。但是，接下来，狄更斯并没有在“高贵的野蛮人”身上浪费笔墨——“他的美德是谎言；他的幸福是一场幻影；他的高尚是一派胡言。”虽然如此，许多狄更斯的同胞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试图让这些生灵改造成有为的基督徒。

传教士们鼓励传教活动的支持者们，希望其捐献钱财、《圣经》以及描绘异教徒悲惨和堕落生活的小册子。人们提供了有关印度杀婴、撒提、偶像崇拜以及其他迷信的可怕描述。居住在太平洋和非洲的人们所讲的故事则包括部落战争、食人风俗、家庭奴役以及几乎不加掩饰的乱交细节。“由于羞耻”，在中非，有一些“不能解释或言说”的罪恶。按照其中一位恼怒的传教士的说法：“卡菲尔人（非洲黑人）的幻想是追求妙龄少女，试图与之交媾。更为合适的说法是，它所寻求的是性爱。”他认为这种说法解释了为什么在15岁之后，白人的孩子就能够超越黑人的孩子！英国国教徒和卫理公会派教徒都意识到了教士们任务的艰巨性，而且充分地明白希伯主教为对外传教所写作的、脍炙人口的赞歌背后的含义：

辛辣的微风柔柔地吹过锡兰岛旁，

又算得了什么？

尽管处处景色宜人，

只有人是可耻的……

有趣的是，这些语句是在什罗普郡（Shropshire）的牧区公馆当中写作的。此时，该赞歌的作者甚至还没有到达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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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教士们相似，士兵们也被视作教化者。在这一时期，帝国战争几乎层出不穷。在1817年和1878年间，东开普省部落之间断断续续爆发过一些战争。在英国人看来，这些部落没有区别，都是卡菲尔人。1879年，一支英国部队入侵了祖鲁王国。1867年，一支远征军进入了埃塞俄比亚，并从提奥多尔皇帝手中救下人质。1873到1874年，为了惩罚黄金海岸的阿散蒂人，英方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战争。印度军队参与了在缅甸的战争（1824和1853年）、阿富汗的战争（1838-1842年以及1878-1880年），征服了信德（1843）以及旁遮普（1845-1846以及1848-1849），并且镇压了兵变（1857-1858）。

规模庞大的兵团时不时地越过西北疆界，以惩罚其以不听话而臭名昭著的部落民。在1846到1870年间的新西兰，代表殖民者利益的部队也同毛利人作战。1837年，加拿大的殖民者镇压了反叛运动。在1839年和1860年间，英国发动了三次攻打中国的战争，1856年，他们攻打了一次波斯。

英国媒体大量报道了早期战争。他们往往转述当地报纸、官方电报以及在前线作战人员的信件。1840年1月10日，《旗帜报》（The St and ard）复述了《孟加拉公报》（Bengal Gazette）有关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报道。与此同时，他们登载了当地高级官员们的电报。这家报纸也获得了军人们的信件。其中的一位亲眼见证了在向喀布尔（Kabul）行军的过程中，第16长矛轻骑兵部队士兵与马溺死的场景。为报道在新西兰和开普殖民地前线的战争，1847年，《太阳报》（The Sun）使用了类似的材料。

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一场新闻革命彻底改变了处理帝国新闻的方法。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首批战地记者跟随军队并且编辑稿件。他们用快船和火车将报道寄回。10天到14天后，这些报道即可见报。1855年5月，这一时间间隔缩短到了48小时。这是因为，在巴克拉瓦（Baklava）军事基地建立了一个电报站。此后，人们就能获得有关帝国战争的第一手材料。在镇压印度兵变的战争、1859-1860年对中国的战争，以及对埃塞俄比亚、阿散蒂（Asante）、阿富汗以及祖鲁王国的战争当中，战地记者都紧随英国军队左右。人们也开始用战地素描和现场照片来描绘当时的战争，例如1842年所创立的《伦敦插图新闻》（Illustrated London News）。自此，英国人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具体可感了。10年后，这一报刊上登载了描绘开普殖民地当中战争的图片。随军的画家栩栩如生地描绘了第76苏格兰军在灌木丛中打游击的特点。这些插画相当受欢迎。到19世纪70年代，除了派遣战地记者之外，媒体也向前线派遣战地画家。

业余的记者和艺术家仍继续存在了很多年。许多收到士兵信件的家庭将这些信交给当地的报刊，以供发表。这些有关战争生活的描述往往惊人地写实。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坎普尔（Cawnpore）大屠杀后第78苏格兰军中的一名士兵所写的信件作为例子。该信件于1857年10月在《阿伯丁纪事》（Aberdeen Chronicle）中出版：

它（屠杀）激发了我们的愤怒，血液都沸腾了。此后，我能够听到78军士兵之间的对话：“我再也不会放过一个黑皮肤的人。”……我曾见过一些糟糕的景象。哦，天哪！如果我把短时期内我在孟加拉的见闻都告诉你的话，你一定会恶心想吐。因为我们要完成很多任务，我对其极度厌恶。我们只有几个人，一个人必须同时面对19个人，有时还不止19个人。最近，我幸运地逃过几次劫难，而我随时有性命之虞。但是，我仍旧希望，我能够活着看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并再次回到苏格兰的家。然而，如果他能够活着回家，他必须是个幸运儿……我们经历了艰苦的行军，几乎没有什么吃的；我们的衣服和鞋子几乎都磨破了，我们就像是流浪汉一般。然而，我们仍旧劲头十足，认定“好日子”即将到来。

那些仔细阅读过这些故事的人一定会因赞赏其同胞的毅力和勇气而激动不已。就报道的详细程度以及亲眼所见的细节数量而言，没有任何其他战争能够与这场战争比肩。这些记述当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耸人听闻的。1857年11月，《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向其读者保证，要向他们提供“有关印度人暴行最为全面的独家报道”。和其他报纸一样，它的报导当中充斥着冷血的、有关随意屠杀男人、女人和小孩的记录，也暗示着难以制服的印度士兵更为黑暗的、罄竹难书的暴行。饱受这些丑恶故事的影响，人们普遍要求报复。因此，通常稳重的剑桥联盟当中的一名成员这样说道：“当我们镇压了从喜马拉雅到科摩罗（Comorin）的反叛活动；当所有的断头台都被鲜血染红；当每一把刺刀都不堪重负而发出咯吱声；当每一门大炮前面的土地上都布满破布条、血肉以及破碎的骨头——到那时，我们再谈慈悲。”同样嗜血的论调也出现在社论和讲道坛上。

1857到1858年在印度出现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英国人对帝国以及帝国当中的民族的看法。根据他们主人的说法，长期以来，印度人就受益于一个富有人情味的政府体系。这一体系建立的理由便是促进其进步，并且使得其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依照这一观点，兵变既是一种背叛的行为，又是一种主动拒绝进步的行为。英国人之前是否没能进入印度人的内心深处呢？《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正是这样认为的。“孩童和野蛮人的成分埋藏在他们（印度人）的内心深处最为基础的部分里。文明不过是在他们的心灵上涂了一层薄薄的油漆。就像脱衣服一样，他们很快就将其脱下。”如果这一切属实的话（在印度所发生的事情强烈地暗示了这一点），很多人道主义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更有甚者，它所依靠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向“野蛮人”传播欧洲宗教和知识，试图改造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他的内心里有着不能消除的缺陷。

印度兵变加深了英国的种族歧视。也正是因为这一兵变，博爱主义者们的信条遭到了质疑。建设帝国的两条道路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在1865年年末牙买加莫兰特贝（Morant Bay）所爆发的叛乱之后，英国国内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戏剧性地揭示了这一鸿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岛上的黑人群体中所爆发的骚乱以及失业问题已经造成了岛上人民关系的紧张。在莫兰特贝所爆发的一场暴乱致使几名白人官员和士兵死亡。在总督爱德华·爱（Edward Eyre）看来，这是反叛活动即将爆发的征兆，其规模和激烈程度均不亚于印度兵变。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现实的情况下，他立即颁布了军事法令，并且在牙买加西部的蓝山（Blue Mountains）建立了恐怖统治。陆军第六团团长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s）发信描述了处决有反叛嫌疑的人的场景。其信件中充溢着对总督决定的同情，也反映出了决策者的心理：“我……采用了一个能够立即在这些卑鄙的家伙们心中制造恐怖的计划。这远比死亡要来得恐怖。我让他们互相吊死对方。为了避免这一点，他们乞求我们将其射杀。”死者中有很多人可能与骚乱并无关联。包括一名黑人浸礼会牧师G.W.戈登（G.W.Gordon）在内的数百人被绞死，更多的人受到了鞭刑。即使举行了审判，它们也是简短而概括的。

当有关暴动的新闻首次传到英国的时候，人们向爱道贺，认为他采取了及时和主动的措施，以防殖民地的15000名白人遭到50万黑人的屠杀。讽刺杂志《趣味》（Fun）刊载了一幅漫画：一个狂躁的黑人挥舞着一根燃烧着的木棒以及一把大砍刀，跳过白人女人和孩子们的尸体。这显然是对印度兵变的提醒。图片的下面是其名称：“我是人，还是兄弟？”这也是嘲讽废奴主义运动的口号：“我既是人，也是兄弟。”

爱行动中残忍的细节一传回英国，每一个人道主义集会都团结一致，要求以谋杀罪起诉之。为了对这些喧闹做出反应，另一派人士很快组织了一个为爱辩护的委员会，将其视作牙买加的救星。思想以及文学巨匠们分列两个阵营：托马斯·卡莱尔、查尔斯·金斯利以及狄更斯站在了爱的一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达尔文则反对他。这场辩论具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并且关注这场屠杀的受害者——牙买加的黑人。支持爱的人们认为，这些人之所以会遭到不幸，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懒惰。辉格派殖民大臣爱德华·卡德韦尔（Edward Cardwell）认为牙买加年轻人“无所事事、品行不端而且不检点”。《季评》（Quarterly Review）引用了他的观点，并对此表示赞同。他们担心，西印度的所有黑人正“滑回到他们祖先的野蛮生活当中去”。在1866年剩下的时间里，这两派一直就这一问题争论不休。辉格自由派政府将爱解职。但是，就像它的托利派继任者一样，它拒绝为他定罪。政府没有重新起用爱。他于1900年去世。

爱的丑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在学界受到尊敬的意见的实质性内容，即帝国人民中很大的一部分对于进步无动于衷，并且需要强有力的手腕将他们统治起来。人文主义者们对“野蛮人”的评价是正确的：他薄情寡义，没有什么提升道德及知识水平的意愿。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来说，他在帝国当中的角色是永远的失败者。无论如何，有关爱的争论制止了其他与爱有着类似想法的人。1879年，南非总指挥官、将军加内特·沃尔斯利（Garnet Wolseley）爵士不情愿地放弃了用斯威士人对抗祖鲁人的计划。他这样写道：

我必须考虑到国内那些叫嚣着的、同情所有黑人的国内团体。与此同时，他们对自己的亲友所遭受到的、丝毫不亚于那些有趣的黑鬼们的灾难却一点兴趣也没有。

与有关爱的辩论基本同时，有关帝国未来、更为广阔的政治论战也出现了。自由派、非国教徒以及自由贸易圈内弥漫着一种恐惧，即害怕帝国所激发的好战的民族主义和尚武主义会危及他们所认为的、英国真正的民族美德，即节约和勤奋。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阐述了一个典型的极端观点。他这样说道：“鉴于海洋霸权意味着傲慢，它还激发了其他国家对本国独裁权力的猜疑，那么它最好尽早消失。”在一个自由贸易盛行的世界里，挥舞大棒已经不合时宜。这是因为，自由贸易加强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感，并且消减了之前可能会引起战争的摩擦。至于殖民地，它们已经没有经济上的价值，为其保卫工作和管理工作付账则成了奢侈的负担。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殖民地都在走向自治，而且，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几乎没有理由不像美国那样，挣脱与英国之间的联系。《泰晤士报》（The Times）否认了这一看法，并且在1862年2月4日，强调白人殖民地“不但都很繁荣，而且希望维持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母国之间的纽带”。他们现在可喜的状态是“文明的胜利”。英国应当以此为傲。许多殖民地同意自己所居住的地区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文明发展的成果。一位新西兰的移民预言，自己所居住的殖民地将会“作为一个社会崛起，并达到其前辈那样令人嫉妒的繁荣程度。此后，他们将会建立起最为坚固的壁垒，以维护我们最崇高的利益，公民与宗教的自由”。潜在的殖民者们则急切地盼望英国维持其帝国。工人阶级刊物《蜂巢》（Bee-Hive）相信殖民地属于整个国家，并且收集了100000个签名，以向女王请愿，由国家资助失业人员进行移民。

政府最近一次认真对待帝国解体问题是在1865年。当时，由议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建议将西非海岸上的小型殖民据点全部清空。政府没有理会他们的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际上的操作困难以及关于取代英国统治力量的不确定性。反帝国主义者总是一个小众群体。他们总是在一个很少能够引起公众兴趣的问题上大做文章。1859年法奥战争、1863年丹麦战争以及1866年普奥战争都极大地否认了世界将会进入一个和谐和自由贸易的黄金时期的预言。就政治意义而言，在英国的敌人们都在努力建设帝国的时候，讨论帝国解体更是无稽之谈：俄国正将势力深入中亚地带，而在1860年，法国征服了阿尔及利亚，1867年征服了交趾支那（越南）。

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对19世纪60年代动荡不安的世界十分忧虑。他是保守党内部最有能力和影响力的人物。1868年之后，他领导了这一党派。他在这一机智不受重视的党派内部的升迁之路并不容易。迪斯雷利是个喜好炫耀的犹太人，也是个职业小说家，并且常常陷入金钱短缺的境地。因此，他常常将自己的职业生涯类比为爬上“滑竿”。但是，正如他自己可能会第一个承认的那样，他是一个自1841年以来就从未赢得过大选的党派中最有才能的人。在这几年间，它唯一尝到权力甜头的机会，是作为一些联合党派之中的合作者。1866年7月，随着丹比伯爵担任首相，而迪斯雷利担任财政大臣并可以对国王施加影响力之后，这一党派再度回到了权力的中心。

迪斯雷利对于每一次自由派外交和帝国政策的转向表示愤怒。他认为，这些转向是懦弱的表现。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意识到，英国必须积极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全球性力量的地位，以追寻其利益。如果必要，他将会使用武力。如果英国不维护并加强对其海外帝国的统治的话，这一点将无法实现。这是因为，海外帝国（特别是印度）是使得英国强大并受尊敬的理由。帝国是值得珍视的财产。作为政治家的迪斯雷利意识到了选民当中存留的帝国和爱国主义情怀。为了其党派的利益，他试图激发民众的这些情绪。在迪斯雷利的鼓励下，在其赢得大选后的一年之内，政府证明了英国仍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1867年夏天，英印联军在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海岸登陆。他们侵入了内地，并且踏平了抹大拉（Magdala）。在那里，皇帝提奥多尔正囚禁着一大批欧洲囚犯，其中还包括一些英国军官。阿比西尼亚远征是一次很小的胜利。它证明了帕默斯顿的精神仍旧活着，而他的责任已经落在了迪斯雷利的肩头。

在非洲的胜利并没有给迪斯雷利带来大选上的胜利。在1868年，格拉斯顿领导下的自由派带着基于高尚的抽象原则的外交以及帝国政策回来了。迪斯雷利仍旧为爱国主义摇旗呐喊，保护君主免受自由共和主义者们的侵扰，并且指出他的对手们在海外维护帝国利益的失败。他所说的内容中有很大部分是为了激发新的工人阶级选民们的民族自豪感。在一次于1872年在水晶宫举行的、影响很大的演讲中，迪斯雷利对工人选民们说：

当我提到“保守”一词的时候，我所使用的是其最为纯净和最高层次上的含义。我的意思是，英格兰的人民，特别是英格兰的工人阶级，对于属于一个伟大的国家而感到自豪，而且希望维持其伟大的地位——他们因为自己属于一个帝国的国家而感到自豪。

在接下来的演讲当中，他保证自己以及其党派将会维持所有的这些制度，特别是帝国。此后，保守党就与爱国精神、皇室以及帝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874年，保守派回到了权力中心。他们具有的英国性可能并非其重掌权力的主要原因。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自由派已经失去了动力，选民们急切地希望有一次改变。在接下来的六年里，迪斯雷利的民粹帝国主义的本质暴露无遗。实际上，帝国的运作仍旧遵循帕默斯顿所列的原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和印度的安全，必须以极大的精力促进无形帝国的形成。1869年，法国和埃及合资的苏伊士运河完工。这使得英国更有必要在中东维持其主导地位，因为现在这一地区是印度的生命线所在。迪斯雷利于1875年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主要利益，并且将这一运河纳入了英国无形帝国的版图。

出于对于运河的恐惧以及为了摧毁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近来的联盟，迪斯雷利插手了土耳其事务。1875年，其巴尔干统治区内的人民发动了一次暴乱。这导致了一场屠杀和反屠杀。欧洲力量和在英国的自由派都将这场混乱归咎于土耳其政府。关于土耳其在今天的保加利亚的暴行，英国人表示了道德上的愤怒。而这一点也得到了自由派的支持。格拉斯顿引领着谴责的风向，并且要求政府放弃支持这一衰老而无情的君士坦丁堡王朝。人道主义的利益超越了印度的安全问题。对于迪斯雷利来说，幸运的是，俄国入侵了巴尔干。而且，在1877年底，他的军队已经距离海峡不远。

公共意见的风向开始转向支持迪斯雷利。由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名为了不起的皇家海军“毁灭（Devastation）”号战船打头，一支英国舰队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里。而且，只是为了确定没有人忘记印度的安全正处于危险当中，印度军队乘船来到了马耳他。帝国正在为战争动员。充满战争狂热的音乐会听众们大声吼出了当时的歌曲：

我们不想战斗，但是，准不会错（by jingo），我们会战斗。

我们有船只，有人员，也有钱财！

此后，“沙文主义”变成了每一种形式的喧闹的、好斗的以及内在所激发的爱国主义。无论是其本身还是其表现形式，都不是新的。在1759年以及拿破仑和克里米亚战争当中，“沙文主义”已经存在。1877年危机是依靠外交手段解决的，而不是战争。因为其战争的努力，俄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致使其从海峡撤军。英国则接管了塞浦路斯。这是苏伊士运河潜在的一个哨兵岗。

1877年间对于战争的恐惧展现出了公共意见的变化无常。人们走向了情感上的极端，从对土耳其表示道德上的极端愤怒，到以同等的激情站在它的一边同俄国作战。社会的风向到1879年又发生了变化。这一次则是不利于迪斯雷利的。

就其本能而言，迪斯雷利并不是一个兼并主义者。他更偏好在英国的权力已经树立的地区加强或巩固这一权力，而不是在这些地区扩张这些权力。例如，在1877年，他让维多利亚女王宣告自己是印度的女王。这是一个将皇室同帝国联系在一起的姿态，将印度更为紧密地和英国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它也是英国政府在此地永久统治的保证。因此，英国政府卷入了1877年占领德兰士瓦的行动、1878年入侵阿富汗的行动以及1879年1月开始的对祖鲁王国的战争，这是迪斯雷利非常不想看到的结果。这些行动全都根植于当地官员镇压危机的个人行为。他们错误地认为，母国政府将会支持武力政策。战争开始时的第一个月，一支英国纵队在祖鲁王国的伊山得瓦纳（Isandlwana）几乎全军覆没，事态就此变得更为糟糕。在阿富汗，类似的事情也出现了。

一连串侵略性战争向格拉斯顿发出信号，是时候放弃半退休状态以及神学研究，并且使得国民意识到他所谓“比肯斯菲尔德主义（Beaconsfieldism）”的邪恶了——迪斯雷利于1877年被任命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比肯斯菲尔德主义是一种腐败的政治鸡尾酒。其主要成分是超道德的机会主义、军事冒险以及对其他人权利的忽视。在1879-1880年冬季，充满能量和道德上的愤怒的格拉斯顿跨越了南苏格兰，并且对那些毁灭英国公平和正义的政策提出了控诉。他告诉一个在格拉斯哥的听众，10万祖鲁人已经死去，仅仅是为了“从你们的炮火当中拯救自己的家园和家人，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理由”。阿富汗的村庄遭受了洗劫，而它的居民们则成了致力于征服的政府的受害者，被活活饿死。

听众当中的一些人可能曾于1879年聚集在爱丁堡，目睹了36名来自第50团的志愿兵从城堡走向韦弗利车站（Waverley Station），开启去往祖鲁王国的旅程。成千上万的人欢呼着，人们从窗口伸出手来，挥舞着手帕；乐队则演奏着《欢呼吧，男孩们！欢呼吧！》《现在谁会在乎妈妈？》以及《老英国的联合杰克旗》。那些找寻这场勇气秀背后原因的人将会从《苏格兰人》（Scotsman）当中找到答案。它将祖鲁人视为“淳朴而简单的野蛮人。他们可悲地臣服于巫师猎手和求雨医生的可恶的迷信，其生命和财产也全由凶暴的暴君支配”。

人们只会在短时期内陶醉于爱国主义。其中的一些受到诱惑的人再次考虑了一下，并为格拉斯顿投了票。对于他来说，自由派赢得1880年的大选意味着国家已经不再服从挥舞旗帜的沙文主义，并永远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对征服的兴趣（无论这一兴趣如何）。在自由派政府的领导下，国家又会重新回到其老路上去；经由自由贸易和自我帮助，它的人民将会获得经济上的繁荣以及道德力量。至于英国，作为世界的榜样，将会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