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财富与胜利：针对法国的斗争

直到1914年之前，英国人有时还会将同革命法国以及拿破仑法国之间的战争称作世界大战。它于1793年2月爆发，一直持续到1815年6月。其中有13个月的停战时间。这一停战无异于武装休战，开始于1802年4月，停止于1803年5月。从历史意义上来说，这场战争是1689年以来英法战争的后延。但是，这场战争与此前的战争又有所不同。而且，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战争的范围以及战争双方的目的上。

首先，敌对双方都将其视作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只能以其中的一方丧失海外帝国、商业以及独立为止。从先前的战斗当中，法国人已经明白，英国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其基于公众信任的政府公信体系。革命法国的政府和拿破仑都认为，如果英国失去其大陆贸易这一财富的主要来源，其信用体系也将逐渐濒临崩溃。如果没有可以售卖的东西的话，这一“商人的国家”也将难以获得完善其政府体系的多余经费。

从1795年到1805年，英国正笼罩在遭到入侵的阴影之下。随之而来的则是可能遭到占领的命运。而即将占领他们的国家，是一个按照大革命的原则改造其所占领的所有国家的国度。它将会推翻皇室、解体宪法并在此地建立一个共和国。在1803年拿破仑自己加冕成为皇帝之后，这一模式有所改变。在他控制之下的国家变成了傀儡诸侯领导下的军事独裁体。其主要任务是为法国的战争机器提供人员和钱财。根据欧洲其他国家的范例，如果英国沦为了拿破仑控制之下的总督辖地，那么，个人自由即将不保。英国政府的御用文人也时常强调这一点。其中的一位写作了《对国家的威胁》（The Dangers to the Country,1807）。他警告英国人，他们可能会在街头遭受“警察局常客”的霸凌。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将遭到侵扰，因为“一些粗野的年轻军官会在执勤期间不请自来，调戏我们的妻子和女儿取乐”。

与先前的法英战争不同，这次战争是一场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至少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人有着强烈的意愿，希望解放全欧洲的人民。他们渴望与欧洲的其他人民一同分享基于人人平等以及普选政府的革命新秩序。对于许多英国人来说，革命理想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对于那些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以外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将革命理想视作在自己的国家建立新政治秩序的蓝图。雅各宾派关于平等的学说也赢得了不少信徒。但是不久之后，在政府的压力下，他们同那些更为温和的大革命信徒一起转入地下活动。1794年到1795年间，政府开始指控同情革命的人。这既是因为政府迫切需要保证国家统一，也是因为他们畏惧后来所谓第五纵队的存在。无论是从数量还是破坏性的意义上来说，这些受到指控的人们的罪行都已经遭到了夸大。无论如何，与他们的法国同辈人一样，他们都变成了因狂野的幻想而陶醉的怪物：

我是一个诚恳的雅各宾派，

不信鬼神，也不怕罪恶，

为了自由，我愿赴汤蹈火。

我厌恶，我诅咒，那些我们吹嘘的法律，

从根上就腐朽，随着时间越发邪恶，

我喘息，并叹息，

为了普选权。

然而，在18世纪90年代末的政治气氛当中，这样的人确实有大闹一场的潜质。战争招致的疲劳、食品以及反军事暴乱、1797年的海军兵变和此后的一系列兵变以及1798年爱尔兰的叛乱，这一切无一不昭示着英国的政治统一有时极为脆弱的现实。

在一场现代意义上所谓的全面战争一触即发。在这个时候，强调国家团结的政治宣传就非常重要。为了持续而有效率地抵抗法国军队，英国必须要在最大限度上动员人力与物力。在战争期间，1/10以上的英国成年男子都参军入伍。但即便如此，指挥官们还是在不断抱怨兵力稀少。到1810年为止，国内防线已经初具规模。此时的英国军队共有145000名水手、31000名水兵、300000常备军以及189000名志愿军。

在刚刚一百亿英镑战争经费当中，就有八亿三千万用于陆军以及海军的建设。这些钱当中的一部分来自于日益增加的关税和贸易税。这就是为什么维持英国贸易流通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另一部分则是来自新名目的税收，其中就包括1798年开始设立的个人所得税。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政府已经凭借个人所得税收集了一亿四千二百万英镑。政府所借款项持续上升，到1815年为止，国家债务已经高达八亿三千四百万。而富人也愿意将大笔的钱借给政府。这件事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钱等于是买了一份保险，以防自己的财产受到外来的、带有平均色彩的雅各宾主义的侵扰。

英国显然拥有发动全面战争的能力。而且，在筹集资金一事上，它总是会比自己的对手略胜一筹。这也就意味着，在情形变糟的情况下，英国也有继续战斗的能力。甚至是在没有同盟的情况下，这一点也不会改变。在1797年和1806年之后的情况就对此作了充分的说明。这种坚持的能力极为重要，因为法英之间的战争的本质便是消耗战。自战争一开始，英国战争策略的核心就在于打击法国的经济，并以此拖垮法国。追溯1759-1763年战争的胜利，1793年的英国政府认定，海军依旧是击垮法国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海军也能够附带着增强英国的力量。1801年3月，这一计划最强有力的推行者、战争事务大臣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向下议院解释了这一过程：

……我们最应当注意的是，如何有效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巩固我们在海上的优势。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消除或是占有敌人的资源，以防他们在这一方面与我们进行抗衡。

他继续说道，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切断敌人的商业来源”势在必行。“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无疑能够削减并且摧毁他们的海上力量。”

邓达斯的战争是一场帝国间的较量。这场战争是以老皮特的方式进行的。按照这种方式，英国人抢夺其对手的殖民地，并且将他们的商人们赶出海洋。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则维持甚至是扩大自己的商业贸易。他们留下其中的一些战利品，另一些则用于和法国交换一个殖民据点，以遏制法国的势力。在1763年的时候，英国比以往显得都要更加强大。正如一位支持政府的拙劣诗人于1798年所说的那样：

我们仍旧拥有无敌的英雄，

从国家联盟手中夺取，

光荣的战利品。

他们自豪地站在船首，

他们是自身家园神一般的守护者。

这些海洋的主人胜利的航行，

在他们的身边，有财富，也有胜利。

海上战争的结果不负众望。在1793年的时候，法国舰队被困在了其港口之中，而其本土的大西洋海岸和地中海海岸都遭到了封锁。此后，英军屡次骚扰法属西印度群岛。在1795年荷兰投降之后，这一骚扰也没有停止。正如这一行动的支持者们所遇见的那样，这一行动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从德莫拉拉（Dem-erara）和埃塞奎博（Essequibo）（现在为圭亚那的一部分）获取的赏金共计20万英镑。在军队入侵之后，英国种植园主接踵而至。他们希望在此地以极低的价格收购蔗糖种植园。然而，生命的代价是惨重的。在这里，水手以及士兵的死亡率高达70%。几乎所有人都是因疟疾或黄热病而死，酗酒则更是提升了死亡率。由于士兵们的死亡率攀升，当地的指挥官不顾种植园主们的反对，决定招募黑人自由人参军。而在种植园主们看来，让任何黑人武装训练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1798年的时候，当地军队又开始采取新的办法招募兵员，即购买黑奴。在九年间，财政部为购买6800多名黑奴花费了484000英镑。

1801年，邓达斯记录了这场由黑奴士兵和患病的军人们所参加的战争的成果。在八年之间，英国从法国人手中得到了多巴哥（Tobago）、马提尼克（Mar-tinique）、瓜德罗普、圣卢西亚（St Lucia）和圣特斯（Saintes）；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库拉索（Curaao）、德莫拉拉和埃塞奎博；至于1795年与法国结盟的西班牙，英国也从他们手中得到了特立尼达（Trinidad）。除此之外，英国新的海外殖民地还包括：东印度群岛上的原荷兰殖民地。按照任何此前战争的标准，这些战果都令人印象深刻。对于需要新市场的商业国家来说，这些战果也无疑令他们感到满足。

在1801年的时候，这些战果都是极有必要的。在欧洲大陆，战局朝着有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尽管起初人们认为，在遭遇常备军之后，七拼八凑的革命军队很快就会分崩离析。事实正好相反。几乎在每次遭遇战之后，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军队的损失都要超过法国革命军。更重要的是，法国人找到了解决自己财政困难的方法，即用一场战争来供养另外一场战争。在他们分别入侵低地国家、莱茵兰、瑞士和北意大利的时候，法国军队自己种地，并强迫自己所解放的民众向他们纳贡。与此同时，法国士兵也在战斗当中学习。他们习得了强硬的职业操守，以及革命的原则，及将才能视作能否晋升的唯一标准。这也就造就了一系列极其有能力和智慧的指挥官们的诞生。

英国几乎没有卷入到欧洲大陆的战争当中去。遵循着其之前的例子，小皮特向低地国家派遣了先头部队。但是，由于缺乏指挥，而且没有计划，他们很快就被赶走了。1794年到1795年间，皮特不得已再次重复过去的行为，向奥地利和普鲁士提供津贴和贷款。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财政负担都已经过于沉重。英国的财政支持确实保证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参与战争，而且，在1799年，俄国军队也借此参加了战争。但是，这些财政支出并没有改善这些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法国的军队仍旧是不可战胜的。到1801年为止，法国人已经占领了奥地利尼德兰（比利时）以及莱茵兰。与此同时，它也在荷兰、瑞士和北意大利建立了卫星国。

西欧大陆战争的走向影响到了大西洋和地中海上海军力量的平衡。在1793年的时候，战争的走向极为有利于皇家海军。英国军队统率着115艘战船，而法国军队仅有76艘战船。1795年占领尼德兰之后，法国舰队中增加了59艘战船，而在西班牙与其结盟之后，其战船数又增加了76艘。至此，法国——荷兰——西班牙联军集中在英国的内海的可能已相当大。英国人对此的担忧也十分强烈。1797年初，地中海舰队甚至因此而撤回，以保卫西班牙的大西洋海岸。这一警报显然是太早了一些。1797年2月，海军上将约翰·杰维斯爵士（Sir John Jervis）率领着其数目庞大的舰队在圣文森特角击溃了西班牙人，并且俘虏了四艘战舰；10月，海军上将邓肯勋爵在坎珀当（Camperdown）重创了荷兰人。

夏初，一次背叛的潮流席卷了驻扎在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的舰队。虽然这一潮流令海军部和舰队指挥官们神经高度紧张，但在一段时间内，压力几乎完全消失了。在这之后，又有新的兵变，其主导者往往是受到民族主义病毒感染的爱尔兰人。此外，到1798年为止，在海外殖民地当中，骚乱一直都没有停止过。雅各宾派煽动者的阴谋一直令人们感到害怕，而人们也揭露了其中的一些，但是，水手们的抱怨大多集中在他们的工作环境、工资以及待遇问题上。在这些实际的问题上，政府往往是愿意让步的。

1797年的胜利确立了英国在英吉利海峡以及大西洋上的优势；但是，法国在地中海上掌握着主动。1798年初，土伦舰队重整旗鼓，而运输队也聚集到港口上，以运送一支拿破仑手下的17000名兵力的军队。它的目的是为了对英国实施一次颠覆性的打击。然而，至于实施打击的地点，法国人仍旧举棋不定。他们有两个选择。其中的一个选择是打击爱尔兰。法国人的登陆必将激发盖尔人、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大规模反叛。另一个选择是埃及。之所以会选择埃及，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如果占领了埃及，法国人就能够威胁到英国在中东的巨大商业利益，也能够部署军队，以便攻打印度。

拿破仑计划的大胆仍旧令人惊讶。然而，邓达斯仍旧认真地对待了这一计划。其参谋认为，无论是从陆地上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进攻，还是渡过红海，攻打印度都是可能的。而且，拿破仑很有可能能够从波斯王（伊朗）以及阿富汗酋长那里得到支持。更有甚者，他们甚至会想象，只需要一小撮欧洲的军队，就能够轻易地改变在印度的力量平衡，使得局势朝着不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对于内阁来说，这些都令他们十分不安。而在邓达斯看来，对于英国来说，失去印度是致命的。于是，他要求向印度增派军队。

这些担心是不必要的。8月，在海军上将霍雷肖爵士（Sir Horatio），即后来的尼尔森勋爵于阿布基尔湾（Abukir Bay）重创了其舰队以及运输队之后，拿破仑巧妙的行动计划就泡了汤。法军指挥官抛弃了其军队，返回巴黎去升官晋爵。其部下则留在埃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801年，一支英国远征军终于将其驱逐出埃及。在印度，韦尔斯利侯爵果断采取行动，清除了法国潜在的同盟蒂普素丹（Tipu Sultan）。而且，他也准备好对雇佣法国雇佣兵的马拉塔帝国采取类似的措施。

这一插曲极为考验英国官员们的神经。它给这些官员们上了一课，告知了他们印度以及与印度之间联系的脆弱性。即便是拿破仑只是在埃及按兵不动，他也有机会切断通往印度的所谓“陆上通道”。这条通道横跨苏伊士地峡，从塞得港一直延展到亚历山大。它提供了从英国到印度最为方便和快捷的交通方式。从1798年所发生的事件当中，人们已经可以清楚地得知，要想维持印度未来的稳定，英国必须要控制好地中海，并且在政治上控制奥斯曼帝国。在那时，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成了印度西部边界的一片庞大的缓冲地带。更为重要的是，波斯和阿富汗的君主都有可能默许拿破仑的进攻行为。因此，将这两个国家纳入英国人的同盟范围内，就显得很有必要了。拿破仑的埃及冒险为接下来150年里英国的地中海以及中东政策奠定了基础。这也为英法帝国之间的争夺开辟了新领域。在1815年之后，这一争夺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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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内，法国的战争矛头仅仅指向欧洲。1802年春，英法两国在亚眠缔结了和约。然而这一和约不过是让英法两国都喘一口气。在和约生效期间，两国一边争吵，一边恢复元气。一年以后，战争重新打响。这一次，拿破仑决定要征服英国。在他看来，英国是其最为强大且最不会妥协的敌人。按照他的入侵计划，驻扎在土伦的法西联合舰队必须控制英吉利海峡。这一计划于1805年5月付诸实施。法西联军将其伪装成一次对西印度群岛的袭击，但是在10月，尼尔森于特拉法尔加角附近海域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并将其击溃。英军一共俘虏或击沉了18艘战船。从此，法国再无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的能力。英国人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以防法国重建其海军。其中就包括一次针对哥本哈根的抢先袭击，以及在1807年控制丹麦舰队的行动。被法国侵略的威胁渐渐远去。法国的海外贸易停滞不前，而英国得以继续自如地侵吞其敌人的殖民地。它甚至还重新占领了一些原本按照《亚眠条约》送还给对手的殖民地。

在欧洲大陆，拿破仑联奏凯歌。按照其原来的计划，其庞大军队的矛头本该指向英国。但是，事实上，他转而将枪口对准了原先的盟友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从1805年到1807年间，在这些地方，他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乌尔姆战役、奥斯特里茨战役、耶拿会战、埃劳战役以及弗里德兰战役。其结果是，在拿破仑枪炮的威胁下，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都不得不接受一个在拿破仑统治之下的、新的欧洲秩序。现在，法国以及其卫星国主宰着欧洲大陆。这些卫星国包括：意大利以及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莱茵邦联和华沙大公国。无论是否是在拿破仑的眼皮底下，欧洲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其1806年所颁布的《柏林法令》。这一法令禁止任何形式的对英贸易。

英国方面的回应是一道禁运令，禁止将自己的货物运入欧洲。在皇家海军的强制之下，这道禁运令成功地使得欧洲的海外贸易陷入停滞的状态。欧洲人无法获得诸如烟草或蔗糖一类的商品，因为此类商品往往需要从英国重新出口。他们也无从获得英国出产的货物。法国完全无法补上这一空缺。这是因为，法国的工业制品无法满足欧洲的市场需求。而且，由于禁令的缘故，它几乎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进口产品。在欧洲贸易停滞不前的时候，英国的贸易事实上是在膨胀。这是因为，英国商人的势力已经渗入到北美（直到1812年战争为止）、亚洲、中东以及西班牙南美（不顾当地人的反抗）等地的新市场。英国商品的新出口市场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丢失旧市场的损失，但它们并没有完全取代旧市场。从1811年末到1812年初，英国的出口商品数量趋于停滞，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数量也在降低。这样看来，经济上的衰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一状况下，英国人仍旧气势磅礴地踏上了寻找新的贸易增长点的旅程。1806年，在重新夺回开普敦（Cape Town）之后，同年5月，当地的指挥官霍姆·波帕姆爵士（Sir Home Popham）海军上将凭借一己之力，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发动了奇袭。当他的战功传回伦敦之后，人们对此报以极大的热情。在那里，高级陆军及海军将领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希望发动一场针对整个西班牙美洲的战争，以从中获利。然而，带有广阔市场的美洲帝国之梦想破灭了。1807年仲夏的时候，由于指挥无力以及计划不周，英军不得不耻辱地撤退到河床地区。

此时，欧洲的事态又有了新的变化。拿破仑试图恫吓葡萄牙，并且将自己愚蠢的兄弟约瑟夫推上西班牙的王位。这一企图令其陷入了一种不熟悉的战争形式之中。1808年5月，西班牙爆发叛乱。这场人民叛乱的规模之大完全出乎法国人的意料。其指挥官不得不在乡下打游击战，而在那里，无论是食物还是弹药都很紧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向英国求助，而英国政府立即保证会提供给他们现金、武器以及一支军队。此时，皮特已经去世两年了，但他的理念仍旧是英国对外政策的基石。这一理念是：为所有保证与法国作战的人提供无条件的帮助。

此后，英西葡联盟诞生了。这一联盟之所以会缔结，主要是出于方便而不是许诺。在接下来的六年里，葡萄牙成了英国的附属国。由于怀疑英国人垂涎自己在美洲的领地以及商业，西班牙人坚定地回绝了英国人要求他们打开市场的请求。两者间的仇怨已深，很难在一朝一夕间化解。1814年，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商人抱怨，当地的官员“独裁、侮辱人还令人伤脑筋”。同年，在卡塔赫纳的一处堡垒里，西班牙的守军向一艘英国帆船开了火。无论如何，联盟还是持续下去了。这都要感谢老练而坚定的英国总指挥官亚瑟·韦尔斯利。他是一个完美的计谋家，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自己在打一场供应战。只有获得足够食品和军火供应的一方才能获得胜利。英国海军护送着一批批的商人来到里斯本。在那里，商人们将向全国人民分发谷物和军火。确实有一些千钧一发的时刻，但就总体而言，韦尔斯利的军队没有挨饿。那些自己种地的法国人则在挨饿。

更有甚者，韦尔斯利不断击溃法国军队。在1808年到1812年间，他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伊比利亚半岛就此成了法国军官们的伤心地，法国军队不可战胜的名声也一去不复返了。对于拿破仑来说，从一场赢不了的战役当中撤退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脆弱，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反抗浪潮。在政治上，他已经破产了。除去经济上的停滞、繁重的赋税以及兵役之外，他所能提供给欧洲的事物少之又少。其中，赋税和兵役保证了其战争机器的运转。只要有人对其表示反抗，他就会使用这一战争机器碾压之。他已经自信到近乎傲慢的程度，即便是在这一状况之下，他还是信心十足。1812年初，他决定发动战争。这是他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决定去威慑俄国，因为这一国度已经表现出了独立的意愿。在那之后，他将亲自插手西班牙的事务。

起初，拿破仑入侵俄国不过是想用武力威慑之。但是，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在这场战争当中，法国军队混乱、计算失误并且自高自大。而俄国人则表现得异常顽强。因此，在1812年、1813年交接的秋冬时节，法国军队节节溃败，几乎全军覆没。普鲁士打破了沉默，加入了俄国人的同盟；而在短时间的犹豫过后，奥地利人也加入了同盟。英国人很快便建立起了一个新的联盟。它为自己的新伙伴提供了2600万英镑的补助及贷款，并从自己的铸造厂和作坊内拿出了一大批火炮和火枪。

拿破仑的欧洲帝国很快就解体了。由于这一帝国是建立在胜利的基础之上的，它无法承受自1812年到1813年交接期间其军队所遭遇的失败。约瑟夫·波拿巴很快就退出了西班牙。在1814年1月，已经成为威灵顿公爵的韦尔斯利率领着一支英葡联军来到了法国南部。在威灵顿公爵和正在深入东部法国的奥地利人、普鲁士人和俄国人的两面夹击之下，拿破仑于4月退位了。一年以后他从厄尔巴（Elba）回到法国，认定自己能够重新带给自己的国人军事上的荣耀。最终，在滑铁卢，这一幻想破灭了。威灵顿公爵和布吕歇尔（Blücher）的普鲁士军队联起手来击败了他。6月底，拿破仑向英国人投降了，并被流放到了他们最偏远的殖民地圣赫勒拿（St.Helena）。在那里，他虽然没有接受惩罚，但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感到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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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对法战争的胜利是一场艰巨的任务。在当时的人看来，最终的胜利取决于海上力量。这是因为，在所有力量当中，它保证了英国人在战场上的地位。皇家海军保卫了英国，使得其不受外来力量的侵犯；它将法国人的力量限制在欧洲，并且让英国人获取了其敌人的几乎所有海外领土；他们护送船队到达伊比利亚半岛，给威灵顿公爵的军队运送物资；它也保证了英国的全球海外贸易。这一贸易所提供的财富不仅保证了英国人的战争努力，而且为欧洲三支军队提供了足够的物资，使得其有力量与拿破仑的军队抗衡。

英国海军之所以能够得到成功，是有很多种原因的。其军官以及海员们的决心、自信以及专业素质都具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传统。尼尔森是一个卓越的领导家和谋略家，但是邓肯、杰维斯和科林伍德也值得人们崇敬。所有人都理解其国家所面临的困局，也明白自己的国家是多么需要他们。这也就是为什么只要有发动战争的机会，无论其成功的几率如何，他们都会抓住这一机会。在诸如圣文森特角战役、坎珀当、阿布基尔湾以及特拉法尔加海战等决定性战役当中，虽然英国军队在数量上均处于劣势，但是英方指挥官相信己方海军将领和炮火上的优势，还是决定主动出击。这种激烈的、放手一搏的精神终于有了成果。正如尼尔森的名言，一个将自己的船只停靠在敌人船只旁边的军官永远不会犯错。

英国海军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军军官们应对紧急状况时的正确反应，这是尼尔森教会其部下的东西。在没有得到尼尔森命令的情况下，他们就知道该如何行动了。这一品质得以传承。1809年1月，英国船“詹森（Jason）”号在瓜德罗普附近遇上了法国护卫舰“黄玉（Topaze）”号。“詹森”号的船长威廉·毛德（William Maude）认为自己并不用告知其同伴“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号的船长自己的目的。毛德后来回忆道：“我认为并不需要向他发出任何信号，而他也完全如我所愿，将其船只开到敌船的右侧船头，并向其密集地开火。”这一战斗持续了40分钟。英军更为先进的舷炮主宰了战斗，并成功地击沉了法方的船只。

对于快速行动来说，射击的精准性以及张帆、收帆时机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对船员进行集中、专业化的训练。几乎所有人都或者是受到压迫，或者是被征兵的农民。许多（或许是大多数）的军官管理其船只的方式同地方郡守管理村庄的方式基本一致，都是用强硬的家长制手腕来管理。这一领导模式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以及公民生活的阶级分化。与此同时，这一领导模式也渗透到了军队的管理模式之中。威灵顿极为支持这一领导模式。在他看来，一个绅士的个人荣耀包括主动关心其下属的福祉。1783年的时候，一个海军军官遭到了上级的训斥，因为他花钱给自己生病的部下治疗。他所作的回复可谓是军队服务家长制的反应：

作为一个英国军官，我总是认定，自己是受国王和国家的托付，要照看我手下的水手们。在现在这样的状况当中，我更要去照看他们。这是因为，他们是在给国王服务之后，经历了许多艰辛困苦，才回到故乡的。而且，他们也在印度的战场上表现英勇。

并非所有的军官们都具有这样的情感。在拿破仑战争以及革命战争当中，这种表现尤为明显。由于需要尽快将公民们转变为有能力的水手，并且担心其中的一些会受到雅各宾派思维的影响，许多军官将恐吓作为维持原则最为重要的选择。根据皇家海军“华丽（Magnificent）”号上船员的记述，马歇尔上尉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的暴政并非不可忍受。我们能够并且愿意捍卫我们仁慈的国王和国家。但是，在他手下战斗会极大地伤害我们。至少他会让水手长的同伴毫不留情地击打我们……他威胁我们，好让我们全体跳上甲板。的确，在两个不幸的家伙试图游上岸而淹死的时候，他的威胁就已经开始部分生效了。

船只在海上停留时间过长这一事实令此类虐待的状况显得更为糟糕。当时的战船船底已经用铜包覆，不需要长时间停靠在码头刷洗，以刮掉船体上吸附的各种软体动物。在远洋航行的舰队也已经能够从基地中得到修复和补给。出于战时的需要，英军已经在马耳他、亚历山大、百慕大、巴巴多斯、孟买和槟城（Penang）建立了海军据点。1793年，劳埃德家族（Lloyds）在全世界范围内招募航海保险代理人。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耳目也得以扩展。1813年11月，劳埃德在伯南布哥（Pernambuco）的代理人布朗·林赛（Brown Lindsay）告知伦敦方面，有三个美国海盗准备在巴西附近海域拦截回乡的东印度人。

这场提升了海军声望的战争同样拯救了陆军的声誉。这支军队曾经因美国独立战争而颜面扫地，而在1794年到1804年间，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灾难性的侵略举动。军队威望的复兴完全要归功于威灵顿公爵自己那些精挑细选过的、在半岛上发动战争的高级军官。正如他自己坦率地承认的那样，他在欧洲的胜利完全要归功于他在印度所学习的一切。他已经证明，对于野心十足的军官们来说，帝国从军生活可以很好地帮助他们。尽管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帝国从军生活是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战争，受到人们的鄙视。

在英国，士兵们和水手们的事迹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当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国的时候，英国人会敲响教堂大钟，并且举行仪式来对他们表示感谢。很快，印刷铺当中充满了或是军官们的肖像画，或是表现海战或陆战胜利场面的画作。此前的战争从未激起过如此巨大的公众反应，也没有掀起过如此重大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使得人们感到焦虑。在听说了滑铁卢的消息之后，泽西（Jersey）的伯爵夫人如此评论道：“此前，我们已经有过足够多的荣耀，而这场战争只是加深了人们一贯而来的印象：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这样的一种自我确定一直贯穿了整个18世纪。在1759到1762年战争胜利之后，这种感情显得更为强烈。1794年，一个约克郡人极为确定地告诉一名流亡到该地的法国人，英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后者与他的同伴们来到伦敦，迎接他们的是一些驳船船主们“下地狱去吧，法国狗！”的叫喊声。紧接着，这些船主们又用焦炭淋了他们一身。在爱丁堡，情况一样糟糕。一个小女孩盯着访客说道：“妈妈，他肯定不是法国人，因为他很胖，而且还不是个黑人。”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英国人的傲慢以及仇外心理比以往更加强烈。

对传统仇敌的敌视和轻蔑并不足以将一个民族团结起来，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与法国对抗。皮特政府需要更为积极的爱国主义。他们害怕革命政治宣传会促使人们来反抗他们的统治，因为这种宣传自然而然会将矛头对准英国社会当中的不平等现象。更有甚者，在18世纪90年代的民众爱国主义极为强调个人自由以及宪法的价值。因此，改革者们就可以并且真真确确地表示自己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强调，国家的统一与繁荣、个人发展、社会和谐与慈善行为是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来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国王的忠诚；乔治三世是国家的核心所在，也是其和平安定的保证。法国人杀死了自己的国王，因此陷入混乱当中。

英国的民族认同是在多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这些力量包括：政府、英格兰和苏格兰教会的高级教士、主流的卫理公会派教徒以及爱国主义者们的私人集会。其关注的重点总是忠诚和团结的联系：

因此布立吞人守卫着他们古老的名声，

确保他们在海上的帝国，

对那嫉妒的世界宣称，

一个民族仍旧勇敢而自由——

决定去征服，或是死亡，

诚实地对待他们的国王、他们的法律，他们的自由：

没有得到赎金的英格兰把所有的国外支配一脚踢开。

至于法国人，漫画家们将他们描绘成神经错乱的、面黄肌瘦的难民，靠吃草或者青蛙充饥。1814年来到英国游览的路易·西蒙德（Louis Simond）发现，在张贴在四处的画像里，自己的国人都是以类人猿式的侏儒形象出现的。他们“戴着巨大的帽子”，挥舞着剑，昂首阔步地四处走动。此时，英国的代表形象则是约翰·布尔（John Bull）。他是一个面色红润、身体肥胖的农民，扛着一根棍棒，对外来的一切事物均不感兴趣。在接下来的150年里，与19世纪初期的服饰一道，这一刻板印象一直在持续。而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形象又重新出现在漫画当中。

与法国之间的战争给英国的爱国主义重新注入了活力，并且为19世纪乃至以后英国人的优越感奠定了基础。在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所出现的民众的、好斗的、沙文主义的帝国主义，根植于在拿破仑时代的民族主义。

与富有侵略性的爱国主义不可分割的是一种道德上的倒退。这场战争可谓是一场严酷的考验。它考验了国家的内在力量。也正是凭借着这一内在力量，它便能够维护以及提升其价值。乔治三世于1820年去世。在一则讣告上，人们将其和小皮特理想化了，把他们当作国家危难时刻的救星：

他们带着高贵的诚意和目的，以及作决定的英雄主义能力，走过了我们近代史中最黑暗的时刻。——他们不断努力，以保证英国宪法的方舟以及英国皇室的尊严不受其所遭遇的风暴。——在帝国的残骸和文明世界的荒凉当中，他们得以保证勇气和坚持不懈本来的色彩。

还有其他的英雄。尼尔森和威灵顿成了英国所有的民族英雄当中的楷模。他们沉稳的、男人式的勇敢、热爱国家、忘乎自我以及高度的责任感，将会成为一代代年轻人学习的榜样。他们的部下理解并且运用了这样的道德准则。一个曾经在威灵顿手下工作的骑士，用这样的话总结了他26年以来的戎马生涯。“我只是做了一个士兵应当做的事情。士兵的任务是上帝摆到我面前的。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得以免除错误、责备和羞耻感的侵挠。”

对法战争也成就了另一种时人所认定的英国式美德：为了一个公正的理由而奉献自己的生命。“英格兰为滑铁卢的大屠杀感到悔恨，但是并不对此感到怨恨。”为了号召人们进一步反对奴隶贸易，德曼勋爵（Lord Deman）这样写道：“许多英国母亲为自己儿子的牺牲而伤心悲恸，但没有一个人后悔将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英格兰认为这片土地值得用生命来捍卫。我们都这样觉得。”下一代也继承了这一品质。在其于维多利亚时代盛期所创作的《海上思乡》（Home Thoughts from the Sea）当中，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这样写道：

高贵的、高贵的圣文森特角向西北绵延；

太阳落下，将加的斯湾染成一片血红；

在燃烧的海洋里闪耀着蓝色，特拉法尔加海战迎面而来。

在最远的东北地方，直布罗陀在此地，巨大而灰暗。

“英格兰无处不在地帮助我：我要怎样帮助英格兰？”——说吧，

谁会像我一样，在这个夜晚，赞扬上帝并且向他祷告，

当木星升至更远之处，非洲笼罩在一片寂静当中。

一如从前，在1815年以后，英国人还是将他们自己视作天意护佑下的民族。但是，现在经过分析，他们特有美德的勋章是由极为纯净的金属制成的。经过分析，其成分要远远优于那些卑劣的、外来的合金。战争的胜利激发了英国人的傲慢。他们认为，凭借自己的政府系统以及人民的勤奋，英国文明象征着所有文明的最高形式。

迄今为止，拥有海外殖民地基本无益于这种民族自豪感的提升。自1814到1815年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和平条约都确定了英国人对马耳他、爱奥尼亚群岛、特立尼达、多巴哥、圣卢西亚的控制权。在那时，人们还将它们称为圭亚那、开普殖民地和毛里求斯。除去西印度群岛之外，征服的主要成果为旨在控制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军基地。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已经准备好交还其所获得的殖民成果了。其中，几乎所有的都具有商业价值。英国人将瓜德罗普和留尼汪还给了法国人，也将爪哇和苏里南交还给了荷兰。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换取两国在大陆上的退让，使得事态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

战后多个国家围绕殖民地问题进行的讨价还价具有启发意义。英国是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生存的海上力量。迄今为止，它不断增加的工业制成品和出口的热带商品最大的出口市场都是欧洲。因此，对于英国的贸易来说，保证欧洲的和平和稳定十分必要。至于世界的其他部分，英国人只需要一支强有力的海军力量，以保证所有海上通道的畅通；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能够确定英国商人的权利。在1815年，对于一个控制了世界贸易的国家来说，它所夺取的殖民地市场和原材料产地都只是为其贸易锦上添花罢了。这场战争帮助英国确立了这一优势。它也哺育了英国人好斗的、往往是自以为是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态度使得英国人在将自己标榜为人类的慈善家的同时，更为轻松地将各种利益纳入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