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廉价货与灵魂的等价交换：西印度与东印度群岛

16世纪中叶，英国人首次来到加勒比海地区。在那时，这一地区通常被称作西班牙大陆。在哈克卢伊特的号召下，德文郡的船主和承包人约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走上了这条贸易的道路。按照哈克卢伊特的说法，“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埃斯帕尼奥拉的西班牙殖民地，即现在的海地），黑人是非常走俏的商品。而且，在圭亚那的海岸上，贩卖黑奴的商店能够轻轻松松地开张”。虽然西班牙殖民者们很感激霍金斯为他们带来了西非黑奴，但是，他们的政府却不能同意霍金斯的要求而解除贸易垄断条例，仍旧只允许西班牙人参与西班牙货物的贸易。1568年，霍金斯的小型货运船队在圣胡安德乌卢阿遭到伏击。他不得不逃离此地，并且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和包括德雷克在内的其他人一起，他重操海盗旧业，继续劫掠西班牙船只。

对于新教来说，这是一场神圣的战争；与此同时，这也是一场在无主水域争夺利益的战斗。德雷克向他的西班牙俘虏们诵读福克斯的《殉教者之书》（Book of Martyrs）。德雷克手下的一个船长约翰·奥克斯纳姆（John Oxenham）甚至成功地迫使了一个宗教裁判所的官员就范。他把一个夜壶放在这个官员的头上，并狠狠地“打了他几拳”。后来，奥克斯纳姆本人被宗教裁判所抓住了。由于既支持异端学说，又鲁莽冲动，他被处以火刑。就新教的意义上来说，海盗活动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它却令许多海盗大发横财。这些人袭击宝船的丰功伟业可谓脍炙人口。1621年正值英西两国关系恶化的时期，信奉清教的沃里克伯爵提出了向加勒比海地区派遣舰队的请求。这一计划预计将花费364000英镑，而其主要来源为公众捐款。

这一旨在获利的海上“十字军东征”最终没有达成预定的目标。虽然如此，它仍是一次对加勒比海地区的事先侦查。人们也就是在此地发现的巴巴多斯。这一小岛不但土地肥沃、水源丰富，而且被认定为适合发展烟草种植。人们着迷于建立第二个弗吉尼亚的愿景，而且，在1627年，查理一世也为新成立的巴巴多斯公司颁布了特许状。在这里殖民的人们迅速陷入了困境：巴巴多斯产的烟草无法与弗吉尼亚的商品抗衡；即便是迅速转向种植棉花，似乎也无法挽救当地经济的颓势。

蔗糖种植救了巴巴多斯一命。1643年，人们开始在巴巴多斯种植甘蔗。短短50年间，甘蔗种植园就已经占据了全岛4/5的土地面积。在其出口产品之中，精炼糖、糖蜜和朗姆酒占据了9/10的份额。这一现象被此后的历史学家们称作“蔗糖革命（Sugar Revolution）”。它改变了西印度群岛的经济形态，并且为此后的黑奴贸易扫清了障碍。这一贸易虽然是附加的，但是就经济利益而言，它与其他贸易所获得的利润基本相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直到1815年为止，这一地区都是战火不断。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一直在此地争夺岛屿所有权以及对海洋的控制权。许多种植园主正是靠蔗糖种植业发了家，成了百万富翁。据估计，在1681年，向甘蔗种植园每投资5000镑就能够获得每年1000镑的收入。或许这一估计过于乐观了，但当时蔗糖种植业十分兴旺的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而且，此时，在与来自葡萄牙巴西殖民地的竞争者们的一场价格战争当中，英国人已经占据了上风。这一繁荣无疑对英国以及其政府均有所裨益。据估计，从1699到1701年间，英国政府在蔗糖进口上征收的税额价值可达280000英镑。

巴巴多斯的成功刺激了其他殖民者，使他们加速了对其他岛屿的占领。到1600年为止，英国殖民者们就已经占领了圣基茨、安提瓜、尼维斯、蒙特塞拉特和牙买加岛（1655年从西班牙手中夺得），并在岛上种植甘蔗。1638年，一小撮殖民者曾试图占领圣卢西亚，但很快就被当地的加勒比人赶了出去。这些当地人展现出了极大的智慧。他们点燃了干辣椒堆，将殖民者们从他们的要塞里“熏了出去”。

当时，早期种植者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当地的疾病，特别是依靠蚊虫叮咬传播的疟疾和黄热病；其次是劳动力密集的蔗糖生产过程，包括种植、收获以及加工处理。当时的医疗知识有限，不足以支持英国人离开他们温和湿润的故乡而去往热带。1602年，根据当时盛行的有关体液平衡的希波克拉底原则，一位医生写道，英国人应当避开那些“燃烧地带（burning zones）”。这是因为，“自然使得西班牙人天生能够适应忧郁质和胆汁质人群集合的地方集中的地区”。

出于对金钱的欲望，许多移民根本无视医生的警告。然而，他们在加勒比海的日常生活却总是朝不保夕。士兵和水手们吃得很少，他们的食物也不新鲜。他们经历了最糟糕的状况，因而没有人愿意被派遣到西印度。1778到1779年，在尼加拉瓜海岸上发生了一场小型战役。在一支一千八百人的精锐部队中，3/4的人都死于高烧。而那些包括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上校在内的幸存者们大多染上了疟疾。

在当时，预防性的药物和治疗药物还比较原始。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药物甚至增加了病人的痛苦。1704年，一位安提瓜的种植园主和总督，克里斯托弗·柯丁顿爵士（Sir Christopher Coddington）曾患上一种“不断流血”（痢疾）的病症。他相信，这种病症是因为操劳过度而导致的，并服用“大量的鸦片酊”以缓解这些症状。但是，这一秘方却引发了新的病症，包括腿麻以及疼痛。为了治疗，他洗海水澡，并饮用“大量冷水（我认为这里指的是西印度的灵药）”。但是，这些水可能受到过污染，并延长了他患痢疾的时间。尽管美洲印第安人早已发现，金鸡纳树（其中含有奎宁成分）具有预防疟疾的功效，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人们才开始广泛使用它进行治疗。在没有金鸡纳树的情况下，所有的疟疾病人都必须像罗伯特·维纳布尔斯（Robert Venables）上校一样，强忍住病痛的折磨。“我曾瘦得皮包骨头，”在1655年牙买加战役当中，他这样写道，“在三周的时间内，我不时地会发狂。”他将自己与士兵们的疾病认定为上帝因“国家的罪过”而对他们实施的惩罚。这样想可能会使得他们内心坚定。

对于那些梦想着做蔗糖生意发大财而移民到西印度的男人和女人来说，他们通常必须忍受疾病的折磨以及极端的湿热天气。但是，单凭金钱的驱动力，并不能补偿生理上的痛苦。正是因为这一点，到了这一世纪末，很多较为富裕的种植园主便将自己的庄园交给经理们打理，自己则回到英国。而且，由于生意所赚取的利润，他们所过的生活通常相当滋润。

早期的种植园主和他们所雇佣的英国契约奴们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起初，甘蔗种植园效仿弗吉尼亚的例子，并进口劳动力。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英国劳动力显然无法适应当地的环境，在热带种植甘蔗。既得知他们未来的境遇，又从前辈们口中得知自己很难赚回旅费，自愿到西印度当契约奴的人数越来越少。

到1650年为止，西印度殖民地一直饱受劳动力短缺这一问题的困扰。为了应对这一状况，人们采取了许多权宜之计。在1650到1652年之间，克伦威尔曾发动过苏格兰和爱尔兰战争。人们开始将战败了的反抗者们定期输送到西印度群岛。1685年，在镇压了蒙茅斯公爵反叛之后，人们重新启用了这种惩罚性的措施。在这些反抗者们当中，爱尔兰人为数最巨。他们或者是因为叛国被遣送，或者因为贫穷而逃到此处。但是，他们却是最郁郁寡欢、不乐意干活的工人。“我们认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是最好的仆人，"1673年，圣基茨的种植园主这样写道，“而爱尔兰人则最坏。除了会使坏之外，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根本一无所长。”1674年，在蒙茅斯的爱尔兰工人曾协助法国人攻打这个小岛。而在20年后，他们的同胞又遭到怀疑，被认定具有亲法倾向。

因为不愿雇佣爱尔兰人，1677年，绝望的圣基茨种植园主们开始与英国方面讨价还价，试图用每人1.15先令（一说1.55先令）的价钱从监狱中购买罪犯作为劳动力，并支付他们的交通费用。这一交易是私下进行的，尽管在1664年，英国政府盘算着将大批人赶到海外甘蔗种植园内。这些人包括“所有的流浪汉、流氓和那些吃白饭的游手好闲之人；那些领受教会恩惠的重犯……吉普赛人以及当了暗娼的下等人”。其中，17岁以下的人必须义务劳动七年，而超过17岁的则需要工作四年。

对于没有生活希望的穷人、罪犯或是那些反抗者们而言，他们的未来并不是一片灰暗。虽然他们不得不履行契约义务，但只要能熬到头，他们就能够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得到10英镑或400磅的蔗糖作为报酬。有些人成了年薪50镑的工头，而那些拥有诸如木工等专业技能的人则能赚到两倍的数目。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种植园里劳作仍旧是一份苦差。一些人认为，到种植园工作无非是上绞架的替代品，是一样的重刑。这一观点可能是当时的主流。“在我们面前等待着的，不过是奴役罢了。”一小撮雅各宾派反叛者们的发言人如是说。1716年，这些人被送往西印度。在绝望之中，他们从看守的手中夺取了船只，继而逃往波尔多，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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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勇敢的人将他们的未来与黑奴的未来做比是有其道理的。后者自1650年来就逐渐开始取代种植园上日益稀少的白人劳动力。黑奴常会和欧洲人肩并肩一起工作。他们站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样经受着热烈天气的考验。对于白人来说，这一经历无疑令他们感到难堪，尽管与他们的黑人同事不同，他们不是主人的所有物，其服务也有一定的期限。

既然无法找到自愿而吃苦耐劳的劳动力，英国的殖民者们不可避免地会效仿西班牙人的殖民体系，大量进口黑奴以填补种植园内的劳动力缺口。在经历过强制劳动、过度劳动、异邦细菌病毒的侵袭以及有计划的屠杀之后，到了16世纪中叶，加勒比海的印第安人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西班牙殖民者转而使用黑奴。这是因为，只有他们才能适应西班牙大庄园以及矿山中高强度的劳动。出于经济而非人口上的考虑，英国殖民者紧跟着西班牙人的脚步。而且，自1650年之后，奴隶逐渐取代了契约奴，成为种植园当中的主要劳动力。与此同时，切萨皮克流域的烟草庄园开始使用奴隶劳动力。此后不久，卡罗莱纳也开始进口奴隶。

对于其支持者来说，奴隶制之所以是合理的，首先是出于经济的需要。在一份1663年写给皇室寻求支持的报告当中，他们为自己的要求做了简单的辩护。在这份报告中，他们希望能够得到皇室的支持，占领圭亚那海岸上的荷兰殖民地苏里南。“黑奴是这个西方世界的命脉和力量。如果种植园主们能够得到他们的话，”报告中这样写道，“那么，他们不但能够积累更多的财富，也能够为陛下带来更多的税收。”奴隶制支撑着蒸蒸日上的西印度经济，而种植园主和英国政府都能够从中获利。无疑，政府会增加新的税收名目，以保护并刺激这一新的国家财富来源。

奴隶的买卖与剥削涉及道德问题。而且，在这个大多数商店均使用自由劳动力的国度里，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一向是英国殖民计划狂热的拥护者。但是，在他的《礼仪改革》（Reform of Manners,1702）当中，他也对“用廉价货换取人类灵魂”表示疑惑。但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黑人的“自然脾性”就是对白人感到畏惧，并且臣服于白人。这一想法很清楚地体现在笛福的小说《杰克上校》（Colonel Jack）当中。而在17世纪以及18世纪的欧洲，很多人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种观点。在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传统当中，黑奴是一种低等的生物，不仅是被诅咒的哈姆（Ham）的后代，而且属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笔下“次等人（lesser humani-ty）”的范畴。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传统和《旧约》一道构成了笛福等人观点的基础。

正如评判印第安人土著一样，欧洲人也用欧洲的标准来评价黑奴，并将其评判为低等的生物。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强调，他（黑奴）“生来就是低人一等”的，因为他的种族“没有自己的生产技艺，没有本土文学，也没有创造科学成果”。倘若他表现出智慧的一面，也不过是鹦鹉学舌，“只能说出几个平淡无奇的字眼”，却不能领会这些单词背后的含义。那些到非洲旅行，尤其是那些与奴隶贸易有所瓜葛的人也为这些结论背书。他们讲述着骇人听闻的故事，将非洲描述为一片黑暗而混乱的大陆。其人民不但崇拜偶像、为食人而进行屠杀，还进行部族战争。

尽管他们道德败坏而且智力低下，这些黑奴仍旧是这个神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当中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在这一世界秩序中，一个人的存在是否合理，主要是按照其劳动能力来进行评判的。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则的考虑，英国政府将懒汉、流浪汉以及罪犯流放到殖民地。在那里，他们能在工作中弥补自己的过失。同样，法国人也强制恶棍们终生劳动，以为其在战争中所犯下的过错赎罪。在种植园里服劳役之后，不但黑人能够完成上天交给他的任务，整个世界的公众福祉也得以增加。“第一次看到人被当作商品出售之时，我大吃一惊，"1764年，一位尼维斯的遥领种植园主约翰·皮内（John Pinney）这样说，“但是，他们为我们所用、并为我们争取利益显然符合上帝的旨意；如果这一行为（使用黑奴）有悖于他的神圣意志的话，必然会出现不祥之兆。”

要维持奴役制度并不是钻不了空子。在17世纪早期，索尔兹伯里主教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就曾极为装模做样地表示，既然奴隶们为英国做了如此多的贡献，那么，他们理应接受基督教作为回报。一部分种植园主显然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他们有理由相信，倘若他们的奴隶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就会变得“更加固执和不听管教”。1681年的全岛议会上，总督理查德·达顿爵士（Sir Richard Dutton）向巴巴多斯的种殖园主们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认为，“应该像使用信奉基督的仆人一样”使用奴隶。“但是，由于他们既野蛮又粗野，要向他们传教是全然不可能的”。至少在天主教和英国国教的教职人员看来，蓄奴和过基督教生活两者之间并不矛盾。1711年，英国国教主教弗利特伍德（Fleetwood）向群众传道：“主的教义并没有禁止我们拥有信奉基督教的奴隶，国家的法律也没有出台过这样的禁令。”次年，他所属教会的传教组织“宣传基督福音协会（Society of the Propagation of the Christian Gospel）”受赠了巴巴多斯的一处种植园。在那里，每一个奴隶的胸口都烙着“协会（Society）”这一单词，以标明其新主人的身份。显然，在受到了这种待遇的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皈依基督教。

无论如何，除了教会成员之外，其他人也对奴隶是否能够皈依基督教发表了不同的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8世纪，这一辩论便显得更为激烈。人们开始怀疑，一个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究竟如何能够和“一部分人代代都是低等”的观念相兼容。更有甚者，正如那些种植园主们所预计的那样，基督教知识令许多奴隶发现自己处境恶劣。19世纪20年代，一个黑奴曾告诉一位传教士：“老板（白人）把上帝丢在英国，而牙买加的恶魔唆使他作恶。”

对于那些隶属于“宣传基督福音协会”的黑奴们来说，他们胸膛上的标记明白无误地告知他们自己是主人的合法财产。根据哲学家约翰·洛克于1669年为卡罗莱纳制定的宪法，“每一个自由人”都“可自由处置其黑人奴隶”。在北美大部分地区以及西印度群岛，这一原则都以不同的形式得以推行。种植园生活也因此而蒙上了一层特定的粗暴色彩。而且，这种粗暴往往毫无理由。时人对此多有论述。一位牙买加庄园经理的日记中就记录了这样的一件事：“（1756年5月26日）罗亚尔港发现德比（两人都是奴隶）在偷吃甘蔗。后者受到了鞭打以及盐水浸泡的惩罚。在这之后，我们让亨利（另一个奴隶）在他的嘴里拉屎。”显然，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

高强度的劳动以及食物的匮乏迫使奴隶们去偷吃甘蔗幼苗。近年来，法医对巴巴多斯的一个墓地中所发掘出来的101具骨架进行了鉴定。其中，最早的墓为1660年开掘，而最晚则可达1820年。人们发现，当时奴隶的平均寿命在29岁左右，而且10岁以下的儿童极易夭折。营养学证据表明，当时的奴隶所摄取的营养与他们的工作量极不相称。为了减轻饥饿感，奴隶们往往会选择抽烟叶。虽然种植园主们积极鼓励奴隶纳妾，但新出生的奴隶仍无法填补劳动力的缺口。在一位种植园主的日志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黑奴们可以根据自身意愿生养孩子。就像母鸡往往不能在甲板上下蛋一样，他们之所以不能生养，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己所处的境遇。”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迫使种植园主们不停地进口奴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奴隶贸易才得以长期存在。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机制十分简单。商人们采取以物易物的办法，从西非海岸各部落的酋长手中换取奴隶。这些奴隶先是被囚禁在贸易据点附近的大院里，此后就被送到西印度准备出售。在17世纪下半叶，常用于和奴隶进行交换的物品有宝贝、几疋印度产布匹（这两种都是当地的货币）、铜、铁、烟草以及酒。1700年以后，一些英国商人开始用火枪与部落酋长们进行交换。当地人认为火枪具有极大的价值。而且，这也是一种间接的战争投资。使用火器的当地军队有更大的胜算。有了火器之后，他们也就能够俘虏更多的敌人，并将其在海岸上出售。

在早期阶段，进行奴隶贸易所获得的回报相当丰厚。一个奴隶可以换得价值4英镑或5英镑的货物，而加上运输途中所需的费用，他还可以再换得5英镑。这些运输途中的费用包括奴隶的食物以及医疗费用。在西印度的一个码头附近，根据奴隶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他们分别等价于15镑、17镑或者2400磅的蔗糖。如此丰厚的利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奴隶数量的减少。在航行当中，每四个奴隶中就有一个因为疾病、绝望或者两者皆有的原因而死亡。

17世纪50年代中期，奴隶贸易已经渐趋繁荣。单在巴巴多斯一地，平均每年就有三千名奴隶出售。其中的一些是重新出口到其他岛屿、弗吉尼亚或是马里兰。此种贸易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了荷属以及英属殖民地。这一点也引起了政府的兴趣。他们从中干涉，以此确保自己能够在这种贸易当中分得一杯羹。1660年，皇家探险家公司（查理二世为其投资了5000英镑）获得了为在西非海岸上活动的英国人奴隶贸易商发放护照的垄断权。该企业于1672年重组，更名为皇家非洲公司。它所掌管的贸易据点分别位于今天的赞比亚、塞内加尔、加纳和尼日利亚的海岸上，并且设有要塞以及守备把守。然而，这一公司从未真正的垄断过奴隶贸易。魄力十足地在波士顿和纽约外围活动的奴隶贩子全然无视公司的存在，自行与马达加斯加建立贸易联系。1698年，这一垄断终于得以废除。成百上千的个体商也就此得以从这一贸易当中牟利。多数人选择将基地设在伦敦、利物浦和布里斯托。但是，也有不少人选择将自己的产业设在兰开斯特、怀特黑文以及邓弗里斯的。这些产业的规模往往较小，其所拥有的船只吨位往往不超过1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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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所进口的廉价纺织品是用于换取奴隶的商品之一。16世纪初，葡萄牙人首次驾着全副武装的轻快帆船，开辟了印度和远东市场。当地人并不欢迎他们，但却无力制止。1501年，达·伽马的战舰炮击了卡利卡特，向当地人展示了欧洲火炮的威力。一年后，由于数量上的优势，他的小型船队击溃了一支阿拉伯的船队，将它们赶出了马拉巴尔附近海域。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胜利，葡萄牙人在当地确立了其统治地位，并维持了近百年。

葡萄牙在香料和远东纺织品方面的贸易霸权受到了英国和荷兰的商人以及船主们的挑战。在一系列的事先勘察之后，东印度公司于1660年成立，其总部设在伦敦。这一公司也是累范特商人们所构想出来的。他们迫切地希望摆脱东地中海的中间人，直接和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香料供应商接洽。这一公司的规模很小，其资产不过68000英镑。而且，它的活动一开始仅限于每年小舰队所进行的探险。这些活动的风险很大，丝毫不亚于在好望角附近航行所面临的风险。1617年，在“全球（Globe）”号和“胡椒子（Peppercorn）”号装载着满满的货物回归之时，他们也承载着获取丰厚回报的希望。因此，公司的主管号召所有的持股人前来祷告。这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必须将自己的心献给上帝，以表示感激……而且，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必须表现得更加感激；无疑，我们表现出越多的感激之情，上帝必将赐予我们更多的福祉”。

上帝的赐福和收益的确增加了。这不但印证了投资者们经济嗅觉十分敏锐，也反映出了他们心之虔诚。在那个时代，人们都相信上帝不会令他的选民们失望。早先的投资者们平均获利为20%左右。1614年，两艘公司下属的船只在达布蒂河河口遇见了四艘葡萄牙船。英国船只展现了英国式的战斗技能，成功地将葡萄牙船只驱逐出了这片海域。而与此同时，莫卧儿军队则在岸上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在印度，公司至少做到了站稳脚跟。近20年后，葡萄牙人对东印度公司做出了让步，认定其具有在印度海岸上任何一处建立工厂（即所谓的贸易据点）的权利。

而且，正如工厂的名字所说的那样，创立者们希望在原产地进行香料贸易，并且从中获利。这些原产地包括马来半岛、爪哇和摩鹿加群岛。但是，其对手荷兰已经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这里。他们所创立的远距离地区公司（Compag-nie van Verre）在此地实力雄厚，有能力抗击闯入者。该公司创立于1602年，最初资产总计50万英镑。不久，该公司就在巴达维亚（雅加达）、安汶岛和马六甲建立了戒备森严的贸易据点。其中，马六甲是他们于1641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的。显然，他们很难容忍英国侵略者在此地逗留。而且，就在不久前的1623年，荷兰人将安汶岛上的18名英国商人折磨致死。他们发动这一暴力事件是为了吓走后来的英国商人们。英国商人虽然并没有因此而被吓退，但他们确实转变了思维，开始将目光投向印度。这是因为，印度人并不会反对他们的到来。

印度领主莫卧儿帝国皇帝以及他们的地方行政长官（总督）们都希望与东印度公司达成协议。他们允许东印度公司在次大陆的东西海岸上设立一系列的贸易据点。船只开始源源不断通过此地，取代了原先一年一度的航行。到了这一世纪中期，贸易已经渐趋繁荣。在1674到1675年间，公司总计出口了价值15.5万英镑的英国工业品以及价值41万英镑的银块。他们也进口了价值86万英镑的印度商品，其中大多数是纺织品。与此同时，仿效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先例，公司也开始参与远洋运输，并开始在印度、南阿拉伯的港口以及远东之间运送货物。1664年，他们从中国得到了少量的茶叶。在当时，这一物品仍是来自异域的奢侈品，仅供高层人士饮用。

随着公司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并且扩展了获得利润的渠道，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尽管公司的高层人士仍坚称，公司并没有对莫卧儿稳定统治下的地区抱有任何领域政治上的野心。而且，身处一个外表与威望、权力直接挂钩的国度，公司必须维护自身的公众形象。17世纪70年代，托马斯·鲍厄里（Thomas Bowrey）拜访了公司所设立的一家工厂。这一工厂位于马德拉斯附近的圣乔治要塞。他发现，正如欧洲所有的要塞一样，工厂的周围“环绕着非常有效而坚固的壁垒、岗哨以及炮台”。总督和他的议会表现得就像当地的统治者一样，“为了英国的荣耀，他们在当地发展经济、维持文明而有序的政府管理并且有礼貌地接待所有的外国使者”。贵族们同时也是商人。鲍厄里看到，当地储存了“大量的薄细棉布、印花棉布等物”，准备出口到英国。而目的地为阿拉伯、波斯或中国的船只上则满满装载着英国产的阔棉布、刀以及剪子。印度人是一个“无害而盲目崇拜偶像的民族”。在他们当中，有帕西人、古吉拉特人以及莫普拉人。由这些人所单独组成的商业团队愿意和公司进行贸易。此时，那些每天赚1安娜（1/2便士）的纺织工所织造的布匹已经占据了公司出口货物中的大宗。从1699年到1701年，进口这些货物的总价值为52.2万英镑。其中，2/3的货物都重新出口到了欧洲和西非。在那里，人们用它来换取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