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焦躁的殖民主义者：战后世界的英帝国

冷战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帝国最后几十年的历史。它始于1944至1945年间的冬天，此时英国和美国的战略决策者开始对苏联在中东欧建立强大军事力量的规模和目的感到惶恐不安。1988年12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宣布将撤出苏联部署在欧洲的武器装备则意味着冷战的结束。在某些方面，冷战跟它的前身——“大棋局”，即英国和俄国在19世纪的中亚之争——十分相似，尽管后者听起来没有那么险恶。它是一场关于胆量、外交手段、军备竞赛、情报搜集与破坏的角逐，双方对彼此间心怀不轨的意图和能力表现出持续的担忧。不过冷战时的情况更加险恶，互相对抗的两阵营不断地宣扬其目标是要建立由共产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一手遮天的世界，而且从1949年8月苏联进行第一次原子弹试验起，核战争的威胁从未间断。

冷战不是蓄意发起的，在早期也并没有人知道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持续多久，那些在华盛顿和伦敦负责远景规划的人也只是明白在二战结束之际苏联会在东欧拥有一个庞大的无形帝国。由于害怕苏联利用在欧洲日益壮大的共产党为代理人进行扩张，1944年12月希腊内战爆发。四个月后，麦克米伦将斯大林形容为“另一个拿破仑”，而美国战略家已然洞悉了这一点，他们从1944年5月就感到英国无法在离开美国援助的情况下抵抗战后苏联对西欧的侵犯。

英国主要担心苏联对其帝国的威胁，他们对1946前半年苏联对利比亚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觊觎感到不安，并拒绝撤离波斯北部。在1946年2月联合国第一次大会上，苏联政府抨击英国在地中海、印度、波斯和荷属东印度的政策，使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坚信苏联将“谋求摧毁英帝国”。美国的军事战略家也持相同观点，他们认为在也许会出现的持久全球对抗中，英帝国将发挥巨大作用。

1946年2月，丘吉尔在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的热烈支持下，赴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Fulton）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明确地强调此时英美结盟正如曾经在战时一样至关重要。美国需要英国作为盟友来对抗并不友好的苏联，因此华盛顿对英帝国的态度变得温和。1944至1945年间的冬天，罗斯福缓和了反对法国重新占有印度支那的态度，似乎意味着一些改变。印度支那（胡志明在那里领导着越南独立同盟会）和马来亚出现了大量共产主义抗日运动，极有可能颠覆政权，此时允许前任统治者重新占领这两个殖民地在政治上无疑是明智之举。非殖民化仍会到来，但这一进程最好交给英国和法国，他们会在将权力转交给傀儡之前把当地的共产党员消灭殆尽。冷战的第一次小规模冲突发生在1945-1946年冬春的西贡（Saigon），英印武装控制该城市，以确保法国的一支军队能成功登陆。日本战俘重拾装备并积极投入到对越盟游击队员的作战中。这种用旧敌御故友的做法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上将愤怒不已，显然他还需要去领会整个世界正在兴起的关于忠诚和盟友的新格局。

工党政府并不欢迎冷战，尤其是因为它阻碍了国家的复苏，因为本就稀缺的资源不得不投入到军备竞赛中。1945年的竞选中，工党以大胆的设想取胜，其竞选纲领《让我们面对未来》（Let us Face the Future）描绘了一幅有关社会和经济革命的宏伟蓝图，旨在建立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福利和教育由富有的政府负责，经济复兴通过国有制、白厅管理和私人企业的融合来实现。这背后的逻辑一直影响着英国的政策，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玛格丽特·撒切尔基于对自由市场价值的认识，启动了一场全新而至今仍未完成的革命。像1945年工党的追随者一样，她的拥护者也是空想家，确信他们已经寻找到完美的制度，能带来普遍的认可和繁荣。

在1945年大选之际，帝国问题居于次要地位。工党的确表明它会给予印度自治，但当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议员竞选中提到这一问题时，他被礼貌地无视了。英国的西非学生常常听到工党，尤其是党内左翼政治家发出同情的声音，故而积极投入到竞选中，期望工党的胜利能够使他们国家离独立之日更近一步。结果却令他们失望了，而且在几年之后他们便发现工党和保守党的殖民地政策如出一辙。

这并不公平，但却可以理解。既然已经决心要在英国建立新耶路撒冷，工党便着手在殖民地建立一些小耶路撒冷。这是工党殖民地政策的宗旨，事实上与旧时温和的帝国主义没有什么两样。社会公正至少与最终的自治同等重要。克里奇·琼斯（Creech Jones）曾说，“在肯尼亚，占统治地位的种族用廉价劳工支撑起它的文明，那种社会是不能容忍的”，尽管自1946年起他在殖民大臣任内也没能做出什么改变。不过他确实吓坏了非洲的白人居民，以至于当1951年10月保守党赢得大选后，他们才如释重负。

工党殖民政策的指导方针刚好在战前和战时构想出来。社会和经济的复苏要优先于自治的方案，尽管二者其实是互补的。问题在于英国的热带殖民地十分贫穷和落后。一个调查委员会于战前不久抵达西印度群岛，揭露了这滩死水的浑浊景象：非婚生育率达到60%到70%，性病蔓延，疟疾肆虐；多米尼加（以种植酸橙和斑斓的邮票而闻名）1/15的人感染了雅司病，平均年收入为15镑。为了挽救经济和物质的颓势局面，1940和1945年出台的《殖民发展方案》给道路和桥梁建设、诊所、学校、医院以及供水系统提供补助和贷款。人们认为，良好的基础设施能为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铺平道路。毫无疑问，殖民地只有在能养活自己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自治。1946至1951年，英国投入4050万英镑改善殖民地状况，但同一时期，财政部坚持将2.5亿英镑的殖民地出口贸易所得存于伦敦充当英国的货币储备。殖民地靠英国政府的微薄施舍勉强度日，而属于他们的财富却闲置在伦敦，情况简直令人抓狂。

财政部不妥协的态度部分来源于殖民部的愚笨。由国家出资，大量生产冈比亚鸡蛋和坦噶尼喀花生的宏伟计划由于准备不足和经营不善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坦噶尼喀花费的4000万英镑使当地人得到11000英亩可耕种土地、三个畜牧场和一个烟草种植园。另一项政府出资的事业——殖民地发开发局——也告失败，既没带给殖民任何好处，也是纳税人的巨大损失。工党中的两股思潮导致了这些灾难：其一，武断地判定私人投资是对殖民地的剥削，而同政府签约的企业则不是；其二，有一种观点认为，精心地计划殖民地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能节省急需的美元。进口食品并不会使英国耗尽宝贵的美元储备，殖民地的商品出口反而会使其增多。结果是谁都没有获利，而且殖民地感到他们的经济仅仅只是英国致富的工具。这或多或少是事实，但拥护者则辩称政府的殖民地企业会及时带领当地致富。

非洲的商业失败与一系列的国内外危机同时发生。1948年，苏联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柏林封锁，马来亚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游击战打响，冷战进入危险时期。英国及其帝国成员已经决定支持美国，根据1947年3月的杜鲁门主义，现在是承诺抵抗苏联的时候了，以阻止其采取直接侵略或阴谋等任何形式实现进一步扩张。一年以后，马歇尔援助开始进入西欧，挽救其经济以及那些在无助情况下很可能会落入共产主义之手的人们。

残酷的经济、军事现实使1945年战后的英国同美国成为合作伙伴。在1952年1月同杜鲁门总统会面之后，伊夫林·舒克伯勒（Evelyn Shuckburgh）觉察到，“显而易见我们只是在充当二把手”。英国已经习惯于成为舞台的焦点，饰演配角对于英国的官员们来说并不容易，他们仍旧像决策者和强国的代言一样思考和扮演自己的角色，推进原子弹制造的决定最好地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1945年末，英美在核研究方面的密切合作结束，之后政府在坎伯兰海岸的温士盖（Windscale）继续建造提取钚元素的工厂，在1957年一个近乎毁灭性的事故发生后，这个工厂被审慎地更名为塞拉菲尔德（Sellafield）。在此期间，空军部也在筹划航空战略网，试图在全帝国版图上将27个适用于超重型轰炸机的飞机场纵横相连。理论上看，它似乎可以媲美维多利亚时期的全球海军基地链和加煤港。联合技术战争委员会（Joint Technical Warfare Committee）在1946年4月的紧急方案中指定建立基地以对67个苏联城市发动核袭击，卡拉奇（Kara-chi）的一个筹建中的空军基地便是其中之一。在内阁还未同意制造原子弹时，技术人员就已经抢先启动了相关研究工作。

10月，艾德礼和由一些资深幕僚及其技术专家组成的小智囊团对制造原子弹给予了许可。首相担心也许未来的某天美国会恢复它一贯的孤立主义，让英国独自面对红军。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十分痛恨美国同行的优越感，决心要得到核武器，使他及其接班人能够以世界强国的代表身份发言。原子弹在20世纪中期能与一支无畏级战列舰队相媲美，成为了世界强国决心保持其地位的象征。

言辞犀利的贝文具有典型的约翰牛作风，他从来不怀疑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外交大臣，并身体力行。军事家和外交官都肯定了这位前工会领袖的判断力、强有力的观点和干劲。他的座位上挂着乔治三世的画像，他崇拜帕默斯顿，有时候会受到后者精神的感染。贝文的主要任务是和美国合作，在相互依赖的欧洲、中东和亚洲各国间制造障碍，从而遏制苏联。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旨在保障西欧的安全，是最早的措施。

美国和英国的战略家都把中东看作苏联进行颠覆和渗透的理想地。它对冷战具有双重意义。自1947年末起，美国的战争计划就依赖于中东基地对顿巴斯工业中心地带的原子能打击。其次，中东的油田满足了对石油的持续需求，它迅速发展，到1950至1951年，他们生产的石油占西方总需求的70%。英国向来在该地居于主导，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自身需要准备暂时支持这一局势。1949至1950年，五角大楼的专家们估计，如果发生全球战争的话，美国不可能在两年内派出军队到中东，因此，英国及英联邦的军队、船只和飞机将不得不守住防线。

他们能否承担这样的责任还存在质疑。1946年间，艾德礼因为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开支而感到忧虑，计划大规模撤退。但贝文认为一旦英国离开之后俄国人便会插手，因而加以制止；参谋长们支持外交大臣，以辞职相威胁。1947年1月，艾德礼妥协了。但一年之内他的政府被迫削减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并从巴勒斯坦撤军。问题在于1947年英国的状况已经不允许其继续以卖啤酒的收入来支撑香槟式的外交政策了。两年以后，由于通货危机和货币贬值，国防预算被缩减到7亿英镑每年。

人和钱一样难筹。在战争结束时，20万英国和印度的军人驻扎在中东。最少值也应该在10万左右（苏伊士运河的驻军在1948年为8万），而之前备用的印度军队在1947年8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时也随之消失了。由于缺少人力，政府试图雇佣巴基斯坦的军队，但只是徒劳。另一个稍有成效的尝试是通过在国内征兵来补偿印度军人的缺失，这在和平时期是不可思议的。1947年的《国家服役法》要求所有18岁成人服兵役18个月，在1949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服役期限延长到了2年。

印度兵营或许可以用非洲兵营来替代。1949年12月，艾德礼要求殖民部和他的参谋们探讨在非洲殖民地建立一支大规模军队的可能性。他们用一年时间起草报告，语调尽显悲观，反映了撰写者的偏见以及当时的现实。据估计，非洲大约有40万成年男子，但素质堪忧。黑人步兵不值得花钱，因为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训练，但却从来达不到和白人一样的“作战效率”。非洲人也被认为无法在海军或英国皇家空军中承担技术任务。最后，把黑人军队部署在地中海和中东可能会捅了种族和政治的马蜂窝，而且他们在南非的话也必须和别的部队隔离开来。纵观英帝国历史，用黑人代替印度军队依旧只是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设想。

自治领不愿分担英国在冷战中的责任。在1946年联邦会议上，对制定联合防御计划的呼吁遭到了冷遇。自此以后，建立共同和相互支持的安全政策的尝试受到了来自印度和锡兰的阻挠。他们之后还宣布在俄国和西方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自治领的代表们既被排除在1948年讨论全球政策的会议之外，也与1951年英国在中东的计划无关。

白人自治领对请求援助的回应含混不清而令人扫兴。在1948年会议期间，澳大利亚的工党政府明确表明，尽管澳大利亚是反共的，但它并无意成为镇压大众民族主义运动的同谋，这也正是印度遵循的路线。1948年10月，澳大利亚以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负担沉重为理由，没有派军队去对抗马来亚的共产主义者。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朝鲜战争的开始，使澳大利亚的观点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年12月当选的总理孟席斯向马来亚提供军队。但除了一支林肯轰炸机中队外，其他都被拒绝了。“澳大利亚人是出色的战士，”一位外交部官员评论道，“但他们在不打仗的时候却会带来麻烦。”由于马来人的战役建立在赢得马来人和中国人的民心上，所以引入一支因对待土著居民不友好而臭名昭著的军队并非明智之举。

1948至1950年，共产主义威胁在远东出现，这自然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感到不安，哪怕二者很快由于1950年《澳新美条约》的签订而平静下来，并由此使太平洋的防御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白厅希望，对地区安全的这一保障能说服两个自治领向中东指派军队。由于1951年波斯石油危机和英埃关系的急剧恶化，对它们的需要更加急切。但回应不是太积极。新西兰和南罗德西亚愿意伸出援手，前者会提供一支新的“吸血鬼”式喷气式战斗机中队。1951年12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承诺，万一战争发生的话，会派出一支27000人的精锐部队到马耳他和塞浦路斯，但最终派遣与否则要视远东局势而定。两国对1942年所陷入的困境仍然记忆犹新。加拿大什么也做不了，因为它的武装部队完全听命于北约。

南非的姿态比较暧昧。1948年，极端右翼南非白人民族主义党当选上台，他们在反共立场上无可置疑，并希望得到美国军队的援助。他们愿意在紧急情况下为英国在中东的防御提供飞机，但也仅此而已，尽管英国认为俄国到达非洲会取道埃及。作战部之前希望至少可以提供一个装甲旅，因为南非人很适合机动作战。一个英国将军评论道：“他们是天生的‘越野者’，如果去做沉闷乏味的步兵，他们一定会耐不住性子的。“1953年，丘吉尔政府试图以西蒙斯敦的海军基地为诱饵，吸引1899年作战部队的孙子辈们来到北方援助中东，但没能成功。

因此只能是英国来负责掌控防御薄弱的中东冷战前线，而白人自治领则承诺一旦开战将给予其各种援助支持。在1951年对埃及突袭的紧急预案中和同年一个类似的对波斯计划中，自治领部队并没有被包括在内。可是，当安东尼·艾登爵士在1956年第一时间听到纳赛尔对苏伊士运河实行国有化的消息时，他却理所当然地认为新西兰位于地中海的“保皇党”号巡洋舰会参与作战。

从1945到1951年，工党政府以一个世界强国所应有的坚决来参与冷战，有时还显得有点虚张声势。它在外交事务上的表现与战前国内保守党的背叛和软弱形成鲜明对比。艾德礼的大臣们仍坚持己见，因为他们相信阻止俄国扩张是正确的，而且准备忽视因此产生的费用。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后，这笔支出骤然上升，有人认为这严重阻碍了1949年以后开始恢复的经济。

在这一时期，英国表现得好像一个拥有全球利益的帝国，即使它在没有印度军队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非常辛苦。在1949到1953年间，工党政府和它的保守党继承人幻想着也许可以用非洲帝国取代印度，来为英国的抱负提供人力和资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工党和保守党都为新的、多种族的英联邦投入了大量政治和感情资本，但回报却相当稀少。印度和锡兰这两个非白人自治领拒绝成为英国在冷战中的盟友；缅甸在1948年离开英联邦，成为共和国；爱尔兰紧随其后，也在1949年成为共和国。同年，印度也采用了共和国宪法，但随后做出一些巧妙的更改，仍隶属英联邦，尊国王乔治六世为名义上的君主。允许这一特殊情况存在是因为害怕印度一旦脱离英联邦就很可能加入共产主义阵营。巴基斯坦加入了1955年反苏的《巴格达条约》，不是为了支持英国，而是出于美国的引诱，后者用价值2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来讨好巴基斯坦。白人自治领对防御旧帝国的生命线漠不关心。这一贯穿地中海和中东的命脉现在完全无关紧要。自1942年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便有效地在掌控在美国手中，加拿大也只关切大西洋和西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联邦成为了英帝国的替代品。确实，当殖民地自治的方案终于成熟的时候，伦敦方面认为之前的殖民地会不假思索地加入联邦。这个组织是否能够同样给英国带来曾经在帝国时期所享有的权威、军事实力及声誉？各自治领是否会对伦敦唯命是从？这都无法回答。可是，鲜有人会在20世纪中期的英国过于挑剔地审视英联邦的本质和作用。1950年1月，英联邦各外长在科伦坡举行会议，会议临近结束时BBC广播电台发布了一个演讲，指出联邦可以视为一个“毕林普那样的保守分子济济一堂，过于情绪化而且正在崩溃的俱乐部”。在指出英联邦在外交事务上缺乏统一意见和物质基础不足之后，演讲者话锋一转，宣称这“让我们离‘寰宇一家’的想法更接近了”。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多疑的听众可能会纳闷为什么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势不两立，而且在南非种族隔离也无处不在，社会秩序建立在白种人的霸权基础之上。

当英国进入20世纪后半部分时，它开始受到政治幻觉带来的危害。1950年，工党和保守党说服自己相信，英联邦应该被珍惜且不容诟病。同时向全世界宣告，它是国际合作的典范，是英国世界大国地位的证明。这是政治家的自欺欺人，他们不甘心面对英国的衰落，仍希望这个国家能够脱离它过于强大的保护人美国，以及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欧洲。保持对强国的幻想总好过一点也没有，而且英联邦的领导人们也乐于追随，这给他们提供了参加高端会议的机会，而且还能受到以他们的身份和水平所不能享受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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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英联邦”一词时，它趋向于既包括殖民地也包括自治领，这恰巧与一直以来共产主义在宣传中所使用的“殖民主义”不谋而合，它等同于资本主义列强对有色人种进行的“奴隶制”和“剥削”。无论它们的政治状况如何，殖民地的抵抗运动被归于世界范围内反对贪婪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在1948年末，苏联《真理报》报道，在法属和英属西非，“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即使在丛林和最小的村庄中也家喻户晓”。人们一起凑钱购买收音机，目的就是为了收听莫斯科电台。1948年黄金海岸的罢工受到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之前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共产主义游击队的鼓舞，在那些地方，荷兰人是那些随时准备榨取国家财富的“华尔街垄断者”的走卒。据《劳动报》（Trud）1948年8月19日报道，这些“吸血虫”和伦敦的金融城互为援奥，支持摧毁马来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即共产党），以此得到该国的原材料。

资本主义全球阴谋的触角已经伸到非洲。乔治·帕德莫尔（George Padmore）是伦敦《黑人工人》（Negro Worker）报纸的一名西印度资深新闻工作者，据他所言，英国和美国准备侵吞非洲的资源。帕德莫尔定期地向《黄金海岸观察家报》（Gold Coast Observer）寄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1948至1949年，他谴责“工会老大”贝文在巴勒斯坦实行托利党的政策，并由此推测非洲的军队是否会被用于和“猎头与警犬”一起加入到马来亚的反共战争中。

殖民地的运动对于共产主义宣传者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1952年11月，《扎西瓦扎维报》（Zyčič Warzawy）刊登了一张可能是茅茅党人的照片，文字说明为：“这里是‘茅茅’组织的两位成员，像奴隶一样被铐着……他们为把肯尼亚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中解救出来而战斗，因此他们被像贼一样对待。”1953年6月30日，《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真理报》以“焦躁的殖民主义者”为题，详细描述了对茅茅党的打击：“士兵和警察在残酷迫害这个国家的黑人，每周都能听到从肯尼亚传来对黑人进行大屠杀的新闻。”一篇来自英国共产主义报纸《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的报道称“肯尼亚恐怖统治的残酷性只有纳粹党卫军对占领区的可以相比”。

这一番直白的论战表明了两件事情。首先，英属殖民地的出版自由程度引人瞩目。这一部分是由于对国内自由原则的运用，一部分是基于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承认：直言不讳的新闻不太可能扰乱对殖民地的计划。一个党派媒体搬弄是非的能力会由于群众性政党或工会的缺失而受到限制。西非比英帝国其他热带地区有着更多的报纸和读者，这些情况在战前慢慢变化，战后则发生了迅速改变。尽管如此，殖民部和它的地方官员仍感觉足够强大，可以任凭事情发展。一旦他们试图采取某些措施的话，可能会在英国引起反应，因为国家在和平时期对报纸的审查往往会让英国人无法忍受。

外部的共产主义宣传来自苏联及其卫星国，和随后的中国，它把每个殖民地的骚动都单纯地归为有产者和无产者全球对抗的一部分，并保证对后者给予共产主义援助。在今天所称的“第三世界”，苏联和中国所支持的人民革命使华盛顿和伦敦感到害怕。警告与事实上的威胁是否相一致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自1948年起，英国和美国政府都对颠覆行为感到极端不安，因为他们意识到许多殖民地的社会和经济状况都使其极易受到共产主义的煽动。不论它们真正的起因是什么，罢工和政治游行都常常被看作是共产党员地下活动的结果。

1947年末，殖民部让所有殖民地政府上报苏维埃在当地媒体进行宣传造势的证据。在北罗德西亚、冈比亚、塞舌尔、百慕大和巴哈马都没有发现。尼日利亚有证据显示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兴趣以及共产主义文学的存在，但没有有组织的政党。塞浦路斯的报纸上共产主义的文章，其中有一篇预言美国会加大帝国主义扩张。在黄金海岸的报纸中有大量的共产主义素材。联想到殖民地高发的政治和工会运动以及1948年2月在阿克拉突然爆发的骚乱，这让人心烦不已。对此次骚乱以及其他在新加坡和肯尼亚发生的事件的调查，令官员们无比焦躁，因为他们发现殖民地当局极度缺乏民众的支持。

在有可能叛变的地区以及非洲民族主义者中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搜集苏维埃阴谋证据的情报网。非洲在英国的学生和访问该地的政治家尤其受到关注。在50多年里，这两组人都曾被吸引到包括英国共产党在内的左翼阵营中。军情五处在1953年报告称，有两名突出的肯尼亚异见人士和英国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但后者“似乎不敢对他们给予太多的信任”。非洲访客经常受到热情的接见并由左翼工党议员款待，比如芬纳·布罗克韦（Fenner Brockway），用芭芭拉·卡素尔（Barbara Castle）的话来说，他对所有的殖民地自由运动有着“极大兴趣”。殖民部在1951年关于殖民地学生福利的备忘录中建议，提供“健康的社会爱好和好的生活条件”可能会是应对共产主义势力的良方，这使联络人感到担心。人们注意到，保守党已经开始讨好非洲学生，他们现在被看作各自国家将来的领导人。

在非洲，只有零碎的证据证明苏维埃在从事有组织的颠覆活动。1952年的肯尼亚危机中发现了许多似与情报有关的假相，以及一位可疑的苏联特工——拉赫曼夫人（M.A.Rahman），她的丈夫是一名刚加入印度驻内罗毕特派使节团的印度外交官。夫妇二人都受到了密切的监视，但没有具体的事情能把他们或者俄国的情报机构与发生在肯尼亚和中非的动乱相联系。

共产主义的渗透多少有些言过其实，但情报机构对它进行的攻击与官方的反宣传是一致的。在这方面美国很愿意给予援助，1950年，美国国务院提议为殖民地策划一个关于宣传的联合项目，使用本土语言进行无线广播。殖民部对此并不热情，它预测到如果纽约的《美国之声》引进非洲的话会带来“政治问题”，而且不愿意将为数不多的美元投入到为殖民地进口美国无线装备上。最重要的是，有人担心美国人控制了广播的内容。殖民部把它的希望寄托在现存的殖民地广播电台上，以及对“特制平底锅”——由派伊公司为非洲听众制造的无线电接收器——的销售上。这些装备每套花费5英镑，因此民众负担得起。在北罗德西亚，每周的平均工资大约为1镑，“特制平底锅”十分畅销，1951年的月销量达到上千个。据估计，每个接收器带来大约10个听众，卢萨卡的广播站收到了大量的感谢信，其中一封写道：“这些无线装备是我们的了，如果我们要成为文明国家的话，请尽量使用它们。”

使殖民地成为冷战意识形态战场的构想对自治政策有深刻的影响。1947年，资深的殖民部官员已经开始对殖民地内部权力的缓慢、系统和逐个的转化制定详细的方案。它将会是一个慢慢进化的过程，从地方政府的选举开始，逐步向上发展，直到建成一个能对殖民地内部事情进行统治的全国性议会政府。待议会民主制羽翼丰满，殖民地的独立便指日可待。欲速而不达，当地民众适应民主的运作方式大约至少要二十年，或者三十年，最重要的是，要培养一批负责任和可靠的本土政治家。

但1948年，这一明晰、务实，且尤其可行的计划却突然被放弃了。这是由于2月份发生在阿克拉的暴乱使殖民部感到了恐慌，暴乱的根源在于对经济颓势而非政治变化缓慢失去了耐心。尽管如此，官方调查报告还是建议在宪法上迅速做出调整，把非洲人提升到黄金海岸的执行委员会去。1949年，一个非洲人委员会在一名非洲法官的带领下撰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对各政府进行进一步的开放。英国政府认可了两份报告，进化的过程被压缩成几年的时间，1950年就进行了选举。1952年2月，人民大会党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成为政府事务领导人，并在次年成为总理。

为什么政府在1948年如此担心？动乱出乎了黄金海岸当局的意料，它的应对十分笨拙。上级并没有对如何应对骚乱提供指导，直到1955年，殖民部才尝试制定应对骚乱的普遍政策。最初的尝试包括各种各样的方法，按照1948年圣文森特警察的规定，发空弹是被禁止的，也不许朝骚乱者上方开枪，因为“这可能会鼓励那些胆大妄为者和不法之徒”。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向骚乱者开枪在阿克拉的媒体报道中都是十分恶劣的事。自1945年起，政府发现向报纸隐瞒殖民地动荡的细节是不可能的。

在平息殖民地骚动的过程中，英国政府总是对武力尤其是枪支的使用十分谨慎，因为它否认了帝国的意义。在理论上和人们的想象中，英国的统治一直都是建立在善意和合作而非强制的基础上。在有些情况下不得不采取高压统治时，它也是在最后时刻才会有限地诉诸的手段。负责维持秩序的官员和士兵也很清楚，铁拳会引起公众不太明确但却十分强烈的敌意。一位名叫西蒙·雷文（Simon Raven）的军士以印度为背景写作《鸣金收兵》（1974）一书，其中有这样的描述：

“无所谓，”克鲁斯特巴阴沉地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该死的外国佬只需要张开他们的嘴巴流口水，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站在他们一方反对我们。没有人在乎真相。他们就是支持外国佬反对我们——话说回来我们自己人有一半也是这样。”

在英帝国最后的几年里，可以无数次听到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发出与此内容相同的抱怨。

英国政府没有无情地镇压异己，而是包容，或者说，令其窒息。通过促进黄金海岸走向自治，英国猜想它已经把殖民地从可能的共产主义颠覆中拯救过来了，并赢得了当地政治领袖的善意与感激。冷战使殖民地政府失去了从殖民监管到有条不紊地走向责任制政府的过渡机会。从此以后，英国政策主要集中在培养出最具影响力的本土政治家上，他们将从英帝国政府手中接过执政权。这是非殖民化的一个应对方法，非殖民化使许多人感到害怕，他们预言它会带来解决不完的问题。

许多殖民地总督对印度的自治走向感到担忧，一位资深的殖民地部官员——拉尔夫·弗斯（Ralph Furse）爵士——怀疑政府是否听到了正确的声音：

一个欧洲人非常难理解非洲人的真正想法，一向如此。总的来说，现在当地人不能帮助我们什么，尽管巴罗策兰偏远地区的穷困老人差不多道出了真相：他告诉蒙克顿大人的委员会“他希望仍然受到乔治五世国王的庇佑”。非洲的政治家并不是非常可靠的向导。如其他政治家一样，他们大多数居心叵测，而有一些由于在海外受到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无家可归的人……非洲民众在这样领袖的带领下呼喊口号并不代表他们懂得口号的含义。

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英帝国仍然有大片区域未受到任何政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影响。旧有的生活模式像旧有的等级制度一样继续存在。1949年，一位在南部苏丹达尔富尔游览的冒险家遇见了一位当地酋长，他是“一位极年长的老者，胡子向外伸出，穿红色长袍，佩戴着金饰以及一个从他腰上垂下的长5英尺的鞭子，有11个儿子和无数的女儿。在他身后是一个60人组成的护卫队，而且还是身着锁子甲的护卫队”。英国已经统治达尔富尔超过30年。再往南一点，在乌干达北部，殖民地政府几乎也统治了同样长的时间，但地位仍未巩固，因为在卡拉诺佳地区，偷牛贼在20世纪40年代时有出现。

直到1957年11月，英王非洲步枪团（King's African Rifles）的巡逻队才穿过肯尼亚的偏远地区，让苏克族（Suk）和图尔卡纳（Turkana）的部落成员记起违法者所应受到的惩罚。他们在部落成员的聚会上进行步枪和布朗式轻机枪的射击示范，有一次还引爆了磷榴弹，之后一个地区官员评论道：“我想大家已经得到教训了。“50年以来似乎没有什么改变。空中警察仍逗留在亚丁腹地，在那里曾用66吨炸弹和247支火箭弹来惩罚商队掠夺者和中止1947年的一次部落战争。同年索马里的一次部落冲突造成数百人死伤，英国在1920年才刚将该地完全纳为保护国。

在动荡不安的所罗门群岛，殖民当局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日本占领结束后，大量的土著人实际上已经宣告独立，并投身于所谓的“马西纳运动”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船货崇拜，其信徒期望带有某个世界强国丰厚赠礼的大船到来。在“马西纳运动”中，男女生活在有纪律的社区并共同分担日常任务。该运动的共产主义成分令当地官员担忧，在几番安抚之后，他们于1947年8月开始动用武力。6月，一艘潜艇的到来并没有给异见分子留下印象，因此荣誉号航空母舰和竞赛号驱逐舰先后出动。它们在岛屿间的航行，结合50名配有步枪和刺刀（借自新几内亚军队）的当地治安官，导致了马西纳运动的失败。这个结局像一部伊林喜剧电影。警察——其中不乏马西纳运动的成员——和原住民一起踢足球，以4比3取胜，随后又有为海军军官和行政人员所准备的斐济盛宴和鸡尾酒会。在此之后两年，政府才开始放心地重新征收人头税，该税是群岛的主要收入来源。

有必要记住的是，当英国做出将会引起英帝国破产的安排时，仍有地区处于有效的殖民统治之下，也有其他一些地区的帝国王权脚跟不稳，岌岌可危。即使在工党执政时，旧有的等级秩序也未改变；1949年，苏伊士运河区卡塔尔拉（El Qantara）火车站的十个盥洗室分别标识如下：

欧洲军官

亚洲军官

有色人种军官

欧洲准尉和士官

亚洲准尉和士官

有色人种准尉和士官

欧洲士兵

亚洲士兵

有色人种士兵

ATS（本土辅助服务队——即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