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坚强同志：在战争的重压下

对大英帝国来说，1942年是前途黯淡的一年。2月15日，有将近14000守军的新加坡向人数较少的日本军队开城投降。四天后，战火烧到了澳大利亚：在惊慌失措的政府还在堪培拉（Canberra）做应对入侵的准备时，达尔文（Darwin）就已经遭到了空袭的致命打击。缅甸被占领，仰光（Rangoon）和曼德勒（Mandalay）分别在3月1日和5月1日陷落。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则于3月23日被攻占，而在4月的头两周一支日本舰队就已经在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尽情游弋。加尔各答（Calcutta）和科伦坡（Colombo）遭到了空袭，两艘英国巡洋舰被击沉。在2月底的爪哇海战中，一支弱小盟军舰队被强势敌人彻底制服。两个月内，日本海军就彻底征服了荷属东印度、菲律宾、新几内亚的大部和英国在西太平洋的一系列殖民小岛。与此同时，日本人正在制定夺取斐济和针对印度洋的远距离行动计划。

尽管早已有人预言了如此巨大的灾难，但这些逆转还是震惊了英国和帝国的其余部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发生的情况引起了全国性的反思热潮，人们在因自责深感窘迫的同时也在不停地追问，帝国目前到底处于什么状态以及帝国的未来究竟如何。人们也免不了气愤地指责别人应对此负责，同时为自己寻找托辞。

澳大利亚自认是第一受害人。新加坡（“澳大利亚的马奇诺防线”）陷落以后，《悉尼信使早报》宣称，“帝国正在经历一系列动摇其根基的灾难”，并得出结论：“我们与其说是在跌跌撞撞地奋力前进，不如说是得过且过地应付日子。”柯廷以他一贯的直率风格发声，指责英国应该为他祖国的困难负责，而希望美国能来助其摆脱窘境。他的这种背叛性的指责激怒了丘吉尔，不过丘吉尔本人也受到了澳大利亚外部事物大臣H.V.伊夫特（H.V.Evatt）的指责，称其对澳大利亚的处理体现了贵族的偏见。他宣称，首相“似乎对工党有着刻骨的仇恨和对独立思考的厌恶，这使得我们不可能与他共事”。这种似乎笼罩澳大利亚政府的歇斯底里似的情绪，令美国陆军空中勤务队的远东地区长官刘易斯·布里尔顿（Lewis Brereton）少将深感忧虑，因此他建议“在美国的影响下加强对澳大利亚政治的集权化控制”。

新西兰人做好了正面迎接敌人的准备。作为对新加坡失守消息的回应，新西兰首相彼得·弗雷泽宣布：“我们不会退缩，也不会沉溺于对战争资源具有更高分配权的人们的无益指责中。”在英国，包括丘吉尔在内的许多人都将澳大利亚的一触即跳与英国人民在危险面前的淡然处之做了对比。奥利弗·哈维在日记中写道：

柯廷政府声嘶力竭地向美国人求援，毫不掩饰对我们英国人的嫌弃。我认为恐怕是澳大利亚的“安逸生活”造成了他们的软弱和狭隘。然而新西兰人却与之大相径庭，他们被认为是克制、自尊和能干的典型代表。

作为对此批评的回应，柯廷在1944年5月对英国人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提醒他的听众，澳大利亚人在配给制和物资短缺方面受到的苦难比英国人只多不少。

澳大利亚在1942年最初的三个月里发出的刺耳的呼吁其实是绝望的哭号而非独立的宣言。然而所有人都清楚英国已经无法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防卫其帝国的边缘，而且其他自治领也无法提供任何帮助。一次绕过英国直接向加拿大寻求军备的尝试遭到了冷遇。加拿大负责军需的官员直率地告知澳大利亚政府：“如果英国让我们将给养运往中东，我们就将其运往中东；如果其让我们将之运往澳大利亚，我们就将之运往澳大利亚。”于是美国介入其中成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工厂：在1942年1月至6月之间，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和新西兰皇家空军从英国得到了54架飞机而从美国得到了230架，英国多余的飞机大部分都涌入了印度。与此同时，应丘吉尔的要求，五万名美军士兵被征召起来防守澳大利亚，尽管事实正如他的准确预测，日本人最终没有进攻那里。

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在1942年初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而且尽管在日本登陆的威胁消退之后双方关系得到了改善，但一些不好的记忆却挥之不去。在1991年至1992年间随着澳大利亚共和党首相保罗·基廷（Paul Keating）的发言而重新浮出水面，他再次指责丘吉尔为了中东的战事而将澳大利亚置于危险中而不顾。这一指责就像1941年至1942年间的那些一样，过于简单化，没有考虑到英国在埃及和印度东北边境岌岌可危的局势。然而对澳大利亚来说，其在危急关头的英国战略中的排位如此之低，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人难以接受。

美国在1942年初就接过了防卫英帝国的重担，在它的努力之下，英国的殖民地失而复得，也许还挽回了一些声望。正是美国的战舰分别在5月的珊瑚海海战和7月的中途岛海战中击败了日本海军。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使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对比开始向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倾斜，并遏制了日本的扩张。8月，美澳军队进入反攻，开始进行旨在将日军从西南太平洋地区赶出去的漫长而艰苦的战斗。1942年至1945年间防守印度和夺回缅甸的行动是由帝国军队完成的，但是就像在其他战线一样，美制战机和装备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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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的危险局势引起了英国的恐慌。随着对战后重建计划的拟定，英国国内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严苛的自我反省时期。人们普遍相信无论如何英国也不能恢复到战前那种效率低下、贫富不均、经济萎缩的局面。新英国将会致力于社会和谐，把相当大的财富和力量用于重振工业，充分就业并为所有人提供公平、慷慨的教育体系和福利体系。发表于1942年12月的《贝弗里奇报告》阐述了实现这些的途径，这份著名的报告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被作为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国家将会变得更好，但是帝国呢？

新加坡陷落之后的几周里，帝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突然被置于公众的审视之下。英国驻军投降造成的震惊事实上打破了英国那徒有其表的全球性帝国假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对这个帝国本质的无情揭露。2月18日《泰晤士报》驻远东的通讯员发表了一篇关于投降背景的直率而一针见血的分析文章。其声称“漫不经心的殖民地统治惯例”消磨了那些官员的意志，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缺乏“动力”和“霸道”已经显露无遗。“政府在人民的生活中无足轻重”，作者总结道，他的观点还被扩展为一篇社论，其中指责马来亚当局“对当地政府和广大亚洲群众缺乏了解，除了可敬的中国人以外，他们的态度都是消极、怯懦和冷漠的”。

官方的审查防止了马来亚人、沮丧的印度军队以及缅甸人投向日本的详情出现在报刊上。然而，政府在议会中的批评者对比了马来亚土著的冷漠和为美国主子战斗的菲律宾人的勇猛，因为美国人承诺将在战后为其组建自治政府。《经济学人》杂志称，英国在远东的子民对帝国和盟军已经不再忠心。联合派议员，曾任马来亚地方长官的兰纳德·加曼斯（Leonard Gammans）在为其同僚辩护时，洞悉国民的自信出现了崩溃。“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自信，那么也就不要指望亚洲人和非洲人会相信我们是一个殖民强国。”他如是说。现在需要的是将新的活力注入帝国的旧理想，诸如“普遍的公民权、托管治理和愿景”。

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看，英国在马来亚的溃败是旧秩序及其仆从又一次的失败。毕林普上校的形象很快就被纳入了争论之中。他已成为思维僵化、骄傲自满和颟顸透顶的代名词，而这也被当时人视作“老家伙们”的突出特征。在左派的话语体系里，也正是这些人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治理得惨不忍睹。为评估军队士气而进行的日常军队邮件分析显示，在远东的灾难发生前夕，高层对“毕林普们”的抱怨与日俱增。著名的牛津大学历史学家A.L.罗西（A.L.Rowse）利用《泰晤士报》的专栏推测了帝国当前的窘境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公学培养的那种注重品格甚于聪慧的理念。而后者正是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安妮女王和两位皮特首相时代的大英帝国构建者的最主要品质。与此同时，政府宣布将对所有50岁以上的中校进行严格的测试，其用意大概是要将毕林普们清理出军队。

英国议会下院中的毕林普们也遭到了围剿。政府对未作抵抗就将槟城及其储存的橡胶拱手送给日本的罪人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处理。这些人是那些应该被揭穿的毕林普中的一员，人们认为他们在帝国的其他角落里享受着特权生活。“大多数英国官员仍活在一个早已远去的世界里，”工党议员詹姆斯·米尔纳少校断言道，“此时此刻，他们正在离前线不过几英里远的加尔各答，穿着短上衣一边闲聊一边用餐。”他的话大体不错。在缅甸，言辞尖刻绰号“酸醋”的美国将军乔·史迪威正在为要和那些执掌帝国及其军队的人开会而怒气冲冲，因为他们是些“目空一切的讨厌家伙”。一个众所周知的代表人物撞到了他的枪口上，史迪威在日记里写道：“一个戴单片眼镜的蠢驴在午餐时说道：‘能喝上一杯鸡尾酒可真是不赖啊，是吧？这机会可不太多。我可是连啤酒都没时间喝呦。’”这些人高人一等、不拘小节的态度令美国人十分苦恼，而且这些人的数量可不少。美国人开始不断地在英帝国的各地、在军队的高层和政府与这种人狭路相逢。当时负责掌控远东战略规划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就被韦弗尔的固执回应激怒了，因为他计划为韦弗尔提供中国军队以帮助支撑行将崩溃的缅甸前线。美国人还总是觉得英国统治阶级缺乏进行一场现代战争的冲动和精力，也就更别提打赢这场战争了。

在英美两国，都有人在怀疑目前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帝国的阶级是否还应该保有其权力。“今后的世界上将没有特权的地位，无论是对个人来说还是对民族来说。”罗斯福在1941年11月做出宣言。他的国民倾向于赞成，以中左翼为主很多的英国团体也一样。但英国政府对这一点的认同度就没有那么高了，尽管其宣传还在一如既往地号召人们团结协作，平等地分担战争的重负。

但在帝国内部，社会层级并未因战争而发生动摇。1945年夏，随部队重新占领马来亚的士兵被那些从他们手中解放出来的种植园主及其妻子的势利言行深深地伤害了。那些人就像波旁家族的人们，明明记得发生的一切却没有学到任何教训。这并不奇怪，在帝国的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时间里，管理殖民地的精英几乎都是来自于上层和中上层阶级。战争期间身居高位的人来自于公学校友，他们上过牛津或者剑桥，而且在运动场上的表现比在考场上的表现还要好。品质至关重要。在面试未来的殖民地政务长官时，拉尔夫·福赛认为“握手时软绵犹疑”是一个显示内心软弱的迹象，应该特别加以留意。1914年以前，甚至很可能还包括之后，人们还采取了所谓的“社交测试”，候选人如果给面试官递了一支弗吉尼亚烟而非土耳其香烟的话，他的入选资格立即就会因不符合当时的社交规范而被取消掉。

因此英帝国的基调是偏贵族和偏保守的。这一点从那些印度官员及其太太在1945年7月末听到工党在大选中获胜消息时的反应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当他们乘游轮回国在地中海附近听到这一消息时，他们立刻就在担忧年金、公学和采矿权使用费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并就谁会接替里奥·埃默里出任印度事务大臣展开了讨论：

埃默里出局了，谁来接替？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上校”——他是个小贩但大家都这么叫他——听到传闻说是那个叫普莱姆·杜特（Palme Dutt）的家伙。我的天，好在他们至少选了个英国本土人来治理印度这片悲惨的土地，而没选黑人。

社会自负与种族自负相伴而行，皆可严重地危害英帝国。玛格丽·珀汉姆（Margery Perham）即持这种观点，她是一位非常博学而且敏锐的殖民事务评论家。但直到1942年2月的事件前，她都还毫无保留地支持当时家长式的帝国理念。在3月刊登于《泰晤士报》的两篇文章里，她对如果日本舰队在蒙巴萨（Mombasa）沿岸驻泊肯尼亚人应该怎么做这个敏感的问题进行了设问。她担忧，肯尼亚人可能会像马来人一样行事，因为英国对肯尼亚的统治没有能激起一点忠诚或者使其不同种族之间产生任何共同目标。问题的根源在于那些勤勉有加的英国殖民官员一旦完成其日常工作就会回到他们的宅邸和俱乐部，与各自为伴。这种自觉的疏离态度使他们没能赢得当地人的拥护，并令当地的统治阶层孤立于正在增长的受教育的少数黑人。假以时日，这些人最终会取而代之。

珀汉姆小姐触动了一根敏感的神经。远东的战争在1942年春季已经很明显将很快扩展到印度洋，这场仗其实是一次种族冲突。日本的宣传将新加坡、香港和马尼拉的陷落作为亚洲人民的胜利及从白人统治下获得解放的里程碑来加以歌颂。澳大利亚战俘被迫去清扫新加坡的街道作为旧殖民秩序被推翻的标志；白人战俘无论来自地方还是部队都受到了系统的羞辱和虐待，这被受害者解释为一种种族报复的形式；一些人被肆意谋杀，就像1942年10月在直布罗陀群岛遇害的那22位官员、传教士和无线电操作员。

许多人听到了日本发出的种族战争号召。“我听到当地人说‘为什么抵抗日本人？我们受尽了白人的压迫，日本人不会比这更坏了。’”史末资在视察一支新组建的黑人士兵小队后如此写道。“但是，”他宽慰自己道，“我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出于谨慎保持着他们的忠诚。”但实际上许多印度人、马来亚人和缅甸人并非如此。在至今还云山雾罩的战争阶段（因为英国官方保密规定过于鬼鬼祟祟），许多印度人、廓尔喀人（Ghurka）和泰米尔人部队投降日军，组建了印度国民军（INA），作为致力于推翻英印政府的民族主义力量。详细的数字不为人知；在1944年陆军情报部门认为印度国民军有35000人，一年后据估计有两万印度军队投向日军，每七个被俘士兵中就有两人。

当1945年夏印度军队要面对筛查印度国民军的幸存者这个不愉快的任务时，其情报官员发现了一个曾积极协助日军的核心集团，人数多达7600人，其中还有些人因为犯下过丑恶的战争罪行需要加以惩处。其余的多是在1941年至1942年冬撤离马来亚和缅甸的大混乱中失去方向的普通士兵，以及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而选择配合的战俘。这些人大多是真的被英国遭受到失败惊呆了，因此对其旧统治者失去了信心。

加巴卡什·辛格上尉（Garbaksh Singh）是一个认为自己是印度未来的解放者的民族主义分子，英国情报部门认为他曾在新加坡的樟宜（Changi）监狱拷打、杀害过印度和中国战俘。还有些狂热分子比如占西（Jhansi）女王的女兵团在审问中拒绝合作，她们效忠1941年逃到德国的前国大党政客昌达拉·苏巴斯·鲍斯。他在柏林进行广播演讲指责民主制，将英国作为“进步与发展的绝对敌人”大加鞭挞。之后他于1943年6月乘潜艇抵达东京。就任印度国民军的领袖后，他全身心开始其重建工作。他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说者，印度政府把他当作强大的敌人。

印度国民军只是一个在印度进行颠覆活动以及在全亚洲进行反欧宣传的更大组织的一部分，这个组织由日本控制。它包括位于仰光专搞破坏和游击战的自治青年训练学校，以及在槟城负责培训马来亚人、中国人和暹罗人宣传员的学院。印度国民军士兵被告知一旦当他们和日军攻入孟加拉，当地就会爆发大规模反英起义。与此同时，训练有素的破坏分子和游击队员也乘潜艇登陆，但几乎全被截获。截至10月末，共有42支日本发起的“第五纵队”被情报部门破获。在战场上，印度国民军的表现也令其主人失望，经常有人重新叛逃回英军部队。

印度的政府对待印度国民军的态度非常严肃，担心其宣传会鼓动前线部队投降以及其特工可能在已经被国大党搅乱的地区激起叛乱。因此他们加强了对印度部队的监控和对部队邮件的检查。对抗日本的宣传也在进行，但是当局提醒作者在提及例如战后英国的“社会进步”等有争议问题时要小心处理，以免引起印度士兵追问为什么这些措施不能引入他们的国家。战后的亚洲政治是一片雷区，英国宣传工作者竭尽所能地避免提及除了日本获胜会彻底击碎印度实现政府自治希望以外的事情。美国的宣传则没这么多限制，1944年其对缅甸人发出信号表示盟军的胜利将“给缅甸带来和平与自由”。殖民事务部希望抗议这种对独立的承诺，却被希望与美国保持最好关系的外交部否决了。

在为了创造一个轻松、积极的部队气氛而为印度军队设计的乔什（字面意思就是“积极”）计划问题上，英国宣传工作者的处境要安全一些。在与缅甸接壤的边境服役的旁遮普士兵也许感受到了一些积极的气氛，当他们听到日本广播说鲍斯和印度国民军将在十天内进驻德里（Delhi）时，不禁笑道“除非坐火车否则他们到不了”。尽管被认为极有可能会对印度内部造成混乱，但最终鲍斯和印度国民军都没有对远东的战局产生什么影响。鲍斯在战争临近结束时死于飞机失事，这令印度政府长出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曾担心鲍斯过去的追随者可能在回国后成为暴力混乱的渊薮。

1944年在缅甸作战的军队中有三万名来自东非和西非的非洲民兵，像他们的印度同志一样，为了寻找政治不稳定的迹象，当局也监控了他们的通信和谈话。尽管陆军部在1939年10月就颁布了向部队派遣不同种族军官的命令，但黑人部队仍在受白人军官指挥。对黄金海岸的非洲民兵来说，其白人指挥官居然是来自南罗德西亚的白人定居者。

战争松动了英国本土的社会等级规范，非洲和西印度的等级规范却还和过去一样坚如磐石。英国殖民部采取了许多措施将其黑人子民与外部的任何可能令他们对自己的命运产生沮丧和不悦情绪的影响彻底地隔离开来。英国黑人与美国黑人士兵之间的交流被官方认为是不满和崩溃的巨大来源。衣着光鲜、收入不菲的美国黑人大兵引得贫穷的百慕大黑人频频侧目，因此在殖民部的压力下美国大兵被撤走了。驻防利比里亚的黑人士兵被禁止出入附近的英属非洲殖民地，原因依然是担心他们自信与富足的样子会引发不满情绪。

2000名在美国军队种族隔离政策下被贬去从事体力劳动的黑人士兵在1941年一到达特立尼达就引起了巨大骚动。他们到处花天酒地，使得一个不知名的当地民歌作者哀叹道：“我妻原本忠而贤/可恨大兵来捣乱。”特立尼达总督也被他领地里的不速之客搞得心烦意乱。他将美国黑人看作是黑人好战分子和正在非洲渐成气候的回归非洲运动的代表。而这两者在特立尼达都不受欢迎。因为近期黑人在那里的罢工，以及1943年美国政府强制性地以波多黎各人取代黑人。

这段历史揭示了英美种族问题思维的奇特分歧。尽管美国政府十分愿意与英国殖民部合作将英帝国的黑人隔离起来，但是许多美国政客和媒体人总是喋喋不休地大谈同为黑人却在受到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但这种道德说教却因为美国令人震惊的种族冲突史而显得没有什么说服力。种族不平等可以算是一种美国生活方式；战争期间多地曾发生对立的黑人与白人士兵集团之间的血腥暴乱，其中包括一个在英国的美国陆军航空兵基地。和也许曾经激怒印度国民军成员的那种情绪相呼应，一位被派往太平洋前线的美国黑人士兵据说要求为他准备这样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一个黑人，他死于一场为保卫白种人与黄种人进行的战争。”

英国的战时宣传在对付这种自私自利思想时没遇到什么困难，至少在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击败德国时是这样。《我的奋斗》中一段特别恶毒的话在非洲殖民地流传甚广，提醒黑人希特勒没有忘记他们：“除非假装自己是律师，否则的话那种试图教化半猿人的行为简直就是可耻的疯狂。”自1939年开始，信息部的殖民地部门就在不断通过电影、讲座、展览、小册子和路边剧等方式在英帝国内描绘英国的战争目的。纳粹的胜利将摧毁英帝国，而这正是其子民获得正义与进步的唯一希望。而在印度，宣传工作者则必须要小心不要自食其果，对德国的过度中伤恐怕会对全体白人的形象产生不好的影响，在提及为了自由和民主发动战争时又总是特别小心谨慎。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提醒殖民帝国的子民们，战后他们将被当作伙伴而非附庸。

于是希特勒就成了恶人的反面典型。就这样，他出现在一直精彩的豪萨语诗歌Hitler bata kasa里，翻译的版本也依旧铿锵有力：

英国人对付恶人有办法；

希特勒为祸四方；

英国人能够对付德国的希特勒；

希特勒无父无君鸡鸣狗盗。

英国人能对付德国的希特勒。

黄金海岸的一个歌词作者在一首传统风格的战歌中呼唤帝国团结，妇女会在战鼓的伴奏下吟唱它：

不列颠帝国的妇女放声歌唱

她们的勇士激励了准备为自由献身的坚定同志

自治领和印度

以及在那遥远的七海之岛上的赤子

祖国英格兰的赤子

放声高唱吧，大英帝国的妇女。

现代的宣传技术在1941年的北婆罗洲得到了应用。鉴于日本的威胁，一次巡回展览展示了放大的英国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照片，以安抚人心。英语和马来语的战报在传阅时还附上了一封致户主的留言：“请把马来语的那页新闻交给您的勤杂工或男仆。”还有很多以“飞越婆罗洲”和“为胜利筹款”等主题的公共讲座，还上映了一部鼓舞人心的电影《卡维尔护士》（Nurse Cavell），片中的女主角因为在1914年勇敢地违抗德国人被处以死刑。

不同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没有试图争取大英帝国臣民的支持：这可以理解，因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种族主义色彩的信条。然而它们却共同努力利用近期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来争取阿拉伯人的民意支持。英美被描绘成犹太人的同谋，因此也就是全世界阿拉伯人的仇敌。当盟军在埃及和北非取得胜利以后，突尼斯广播电台在1942年12月宣称：“英美为了报答犹太人，要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变成第二个巴勒斯坦。”

英国的宣传不但高扬英美的正义性，还激励英帝国各个层级每个角落的男男女女都为帝国的战争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相同，英帝国调动了所有自治领和殖民地的资源支持战争。培训战斗人员也极为重要，参加这场战争的士兵人数为：

以上数字表示所有曾经在这次战争中服役的人员，但是在一些时候曾经解散了部分军队。南非第一师在解放了阿比西尼亚之后解甲归田，而当日本被赶出新几内亚之后澳新士兵也在1943年至1944年转而去支援工业生产。然而在1945年，澳大利亚依然有36.5万名武装人员，其中4/5是志愿者。加拿大面临着和一战中同样的人手问题，到1943年，自愿去海外服役的人数逐年降低，因此次年政府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好在那些被强制征来的人只是被派往西印度群岛驻防，而不是意大利和法国前线。

非洲的情况令人尤其印象深刻。1943年初，耐瑟兰德为英王非洲步枪团提供了两万人，还有13000人承担了战争劳役，主要是在北罗德西亚的铜矿中。这个数字占了其成年男性总数的1/3.至此，殖民地当局遭遇了人力短缺，在埃及和北非进行的机场和基地的修筑工作尤其如此。和在上一场战争中一样，最高指挥部强烈要求黑人士兵帮助白人守卫前线，在1943年至1944年初，这种呼声更高了，因为大量军队正被集中起来进行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行动。

1943年7月，肯尼亚政府报告说67000人入伍已是极限，无法再征召更多。总的来看，搬运工作在东非地区不受欢迎，尽管政府做了“细致的宣传工作”，但这在民间习惯面前毫无作用。“人们对在上次战役中遭受的辛苦和损失仍然记忆犹新，认为我们不守承诺的想法依然徘徊不散。”乌干达总督向白厅如此进行了汇报。他和坦噶尼喀总督都因为找不到身心合格的志愿兵而灰心丧气，后者甚至担心也许他将不得不强迫别人站出来。尽管各殖民地政府总算完成了征兵定额，但他们也指出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减少了从事战争物资生产的劳动力。

掌握好穿制服的战士与穿工作服的军需物资生产者之间的比例关系至关重要。“这场战争不是人的战争，而是高度专业化的机器之间的战争。”1941年8月丘吉尔告诉麦肯兹。除去加拿大，英帝国制造高精装备的潜力有限，使得南半球的自治领和殖民地几乎完全依赖英国本土和美国。好在1940年7月有关国家在德里召开会议后，他们开始试图改善战争物资在该地区的生产和分配。

结果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专业化与合作化。拥有先进机床工业的澳大利亚从1941年8月开始生产轻机枪、24磅炮和防空炮，其中一部分直到1942年初才运到英国。南非的冶金工业负责生产机库和可折叠桥梁，但一开始却因为缺少掌握复杂工艺的技师而受到阻碍。新西兰生产无线电设备，热带殖民地则提供原材料，锡兰在马来亚陷落后迅速地提高了其橡胶产量。

这个突击式的计划填补了空缺，但帝国工业能效的最终统计数据反映了英帝国内工业产能的集中程度：

以上数据不含南非生产的装甲车和摩托车以及印度生产的步枪和弹药。

英帝国提供的相当多装备、物资和服务费用是最终由英国买单的。战争一爆发，印度和殖民地在伦敦的英镑储备因为被宣布为不可兑换因此实际上处于冻结状态。然后就被征用作为军费，因此殖民地进口货物时是赊购或者以国债等形式支付的。结果造成殖民地欠英国的债务额从1939年的1.5亿英镑飙升至1945年的4.54亿英镑。印度因此获利颇丰，因为根据1940年的《国防预算协定》，英国承诺提供部署在南亚次大陆以外的印度军队的全部开支。1939年时印度欠英国3.5亿英镑，而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反而欠了印度12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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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英国还面临着其他一些不那么明确的账目要结算。二战期间，丘吉尔曾查禁了一幅海报，上面画的是一个体型佝偻的小孩在一片阴暗潮湿的空地玩耍，旁边的墙上写着“疾病”和“漠视”，海报的说明为“找回你曾经的不列颠”。其他不那么尖刻的宣传材料未遭查禁，不过也传递了同样的信息：人民的战争将会是消除无知、贫穷、住房简陋、失业问题和疾病等全国性革新时代的序幕，而这一切都应该由一个仁慈的国家来完成。负责军队教育的人员以如何将这些变成现实为题组织了无数次讲座、讨论和辩论。这在五年的时间里就将战士们变得比他们1918年的前辈少了许多恭顺，政治上更加激进，也更了解这个世界。他们为1945年7月工党的选举胜利做出了贡献，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不是决定性的贡献，他们对于这带来的前景也比别人要兴奋得多。驻防印度和远东的部队中的信件检查员发现“普遍认为他们（工党）将在战后重建中创立奇功”。

有色人种士兵也在期待一个更好的未来。据工党的殖民事务专家阿瑟·克雷奇·琼斯说，黑人士兵与其英国将士同仇敌忾。1945年10月对印度士兵的一项调查显示，以期待程度排序，战后他们希望获得：一个舒适的家、一份年金、一个体贴的太太、一个孩子、了解预防疟疾的方法、一两头牛、教育系统、一家妇产科及综合医院、猎枪和一匹马。

对许多印度士兵来说，1944年至1945年在意大利前线的服役经历使他们了解到了其祖国的落后，并使他们产生了回到家乡、改变家乡的强烈冲动。知识看来是民族复兴的关键，一些土兵要求建立传授技术科目的国民教育体系。有人说道：“西方人在艺术、文化和社会革新方面太先进了。印度在每一方面都落在后面。主要原因是种姓太多，我国人永远也不会团结起来做任何事。”

战争也使非洲士兵开始审视自身和他们村庄以外的世界。“非洲人正在试着站起来并用不同以往的眼光看周围。”曾在缅甸指挥东非士兵的小说家杰拉尔德·汉利写道。在看到印度的贫穷之后，战士们对印度的敬意消失了。尤其重要的是非洲人获得了新的体会：“如果人学会了吸烟、吃罐头和读报纸，那他将渐渐变得想继续满足这些感官，而他也就需要赚更多的钱来这样做。”非洲旧文化成了这一变革的牺牲品。当人们问他为何没人再唱传统歌曲时，一个罗德西亚土兵回答道：“为什么我们还要唱那些东西？我们像欧洲人一样有了报纸和思想。那种音乐属于老人和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不过对旧文化的忠诚依旧顽强；汉利的战士就没有接受那一小撮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影响。汉利确信：“土兵对‘乔治国王’的感情，不仅仅和对‘主人’的日落故事一样，而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把他当作全体不列颠人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