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新发现的沃土——北美

在1605年夏天，伦敦的戏剧爱好者们为这样一部新剧《啊，向东》（Eastwood Ho!)吸引。一群自称“女王陛下狂欢之子（Children of Her Majesty's Revels）”的年轻男演员们在黑衣修士院内表演了这部戏剧。这部剧的作者是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本·琼生（Ben Jonson）和约翰·马尔斯顿（John Marston）。本剧可谓是一个急就章，创作周期很短。它同时也是一首讽喻诗，里面充满了有关时事的典故。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反对苏格兰人的，这也就使得新国王詹姆士一世对琼生心怀不满。这些作者们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将这部剧创作出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希望表现出当时因开发弗吉尼亚而引发的公众热潮。无论是从思想还是经济的意义上来说，建立一个北美殖民地这一事件都值得密切观察。

剧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曾密谋筹集资金，以便到弗吉尼亚探险。他们希望能在那里找到黄金。这三个人是：贫穷且愚蠢的绅士佩崇纳勒·弗莱士爵士（Sir Petronel Flash）、懒惰的学徒工水银（Quicksilver）以及刁滑的放债人斯库瑞迪（Security）。剧中有一个场景是，水银告诉斯库瑞迪，钱已经在弗莱士的船上藏好了。难以抑制其激动的心情，斯库瑞迪抒发了这样的感慨：

直率的年轻人啊！现在有一股直率之风随着他而去了。现在，我们当中少有这样的骑士冒险家。谁会将自己的安稳生活同充斥着不确定性的、完美的动荡生活作交换呢？你们这些真正的骑士冒险家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此后，这些将要成为冒险家的人们聚集到一起，在上船之前举行了一次酒会。而正是在这一酒会上，海鸥船长（Captain Seagull）对印第安人富庶状况的描述令他们无比着迷：

呦，好家伙！他们的油盘和夜壶都是纯金的。路边的链子也都是纯金的家伙；就是被他们抓起来的囚徒，脚上的链铐也都是金子做的。每到节假日，他们都会到海滩上收集红宝石和钻石，装饰在孩子们的外套上……

在这部剧创作的将近十年前，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就曾提出过近乎同样对奢侈品的要求。他向英国人保证，如果他们投资赞助寻找隐匿在圭亚那丛林深处的“黄金国”，英国就能够获得当时西班牙人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这一场景无疑是对罗利这一要求的讽刺。海鸥夸张的描绘手法与罗利的几乎如出一辙，无疑会令观众捧腹。他们可能也会认为斯库瑞迪对“骑士冒险家”的赞扬很好笑。所谓“骑士冒险家”，指的就是愿意冒极大风险的勇敢者。对于一位绅士而言，跨越海洋寻找财富是非常恰当的行为，甚至与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有着同等的价值。同样的观点也可见诸托马斯·德雷顿（Thomas Drayton）的《弗吉尼亚航行颂》（To the Virginian Voyage）。这首颂歌歌颂的正是1607年殖民者到弗吉尼亚的首次航行：

啊，你们这英雄的心灵！

国家也以你们为傲，

你们仍要追寻荣耀。

出发，然后征服。

就让那些畏葸不前的游魂，

满怀着羞愧，躲藏在家中。

无论以何种形式而言，在过去的30年里，对于一些殖民主义宣传者来说，这一感情是他们所需要宣传的主题。最具有说服力的是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这位牛津毕业生的目的在于，提醒他的国民他们所具有的、作为殖民者的神圣义务。他的《英国主要航海、航行、交通和地理发现》（Principal Navigations）一书最早于1589年出版。书中详细总结了英国所有的航海活动，并且试图证明，英国的航海事业历史悠久，并且具有神圣性。借助于过去的经历，哈克卢伊特试图唤起同时代人的使命感，号召他们去开辟殖民地、去探索未知远洋、去寻找新的贸易机会。

哈克卢伊特关于英国的扩张主义的看法同英国当时富于侵略性的政策相互呼应。这一富于侵略性的政策的支持者包括一群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朝臣和议员，其中包括莱斯特伯爵、弗朗西斯·华兴汉（Francis Walsingham）爵士和罗利。他们都憎恶西班牙的势力，并且积极反对天主教。他们之所以愿意支持这种殖民活动，是因为他们将其视作清除西班牙势力的一种手段。而且，正如在1580年的纽芬兰移民项目当中一样，这种殖民活动也便于将潜在的天主教反对派清除出英国。这些计划没有一个取得成果：由于缺乏经费，16世纪80年代在罗亚诺克和纽芬兰建立的小型定居点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这些殖民事业之所以会失败，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国家在与西班牙争霸方面投入了过多的精力。更有甚者，英国还打响了同西班牙之间的海上贸易战争。一些人就此尝到了荣耀和快速致富的滋味。它不但吸引了诸如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这样的大鱼，许多“小鱼”也从中收获颇丰。多赛特水手乔治·怀特（George White）的情况就能够为我们提供证明。是时，他拥有一艘35吨位的“韦茅斯的凯瑟琳”号，价值89英镑。其上还配有两架鹰炮（三磅炮）和两架小鹰炮（两磅炮）。1590到1591年间，“凯瑟琳”号抢劫并扣押了三艘葡萄牙、巴西殖民地的船。这些船同其上装载的货物加起来共价值3600镑。这一成功令怀特欣喜不已。随后，他卖掉了“凯瑟琳”号，并买了一艘更大的船。利用这艘新船，他再一次成功截获一艘巴西船只和一艘东印度船只，前者卖得了4200镑，而后者满载着中国丝绸、宝石和胭脂红颜料。

与维多利亚时期的其他水手们一样，怀特利用了公共的危机，来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种习俗古已有之。自百年战争开始，贵族指挥官们就不仅是为了皇家俸禄而作战。他们作战的另一个目的是勒索和抢劫而获得的利润。怀揣着衣锦还乡的梦想，士兵和水手们不惜远赴重洋作战。1628年，一本有关德雷克生平的通俗著作出版了。在这本书中，作者号召身处“这一呆板无趣、缺乏男子气概的时代”的年轻人们去追随德雷克的脚步，“他的足迹是神圣的，指引着我们通向金银财宝”。大约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许多人正是将这一信条奉为圭臬，并且走上了与德雷克相同的道路。就这样，贪欲和大胆拧成了一股绳，将伊丽莎白时期的水手和维多利亚早期的士兵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前者是18世纪的海军将领，热衷于赚取赏金；而后者则坚信，劫掠印第安人的城市能够给他们带来意外的财富。

这种脾性的人很容易就受到海鸥船长的蛊惑，认定弗吉尼亚是一片遍地金银的土地。自从1604年英西战争结束以来，在英国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跃跃欲试、整装待发。但是，事实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那些幻想一夜暴富的人很快就大失所望。例如，1613年，“几个追逐时尚的绅士”就带着极为厌恶的情绪从百慕大殖民地回国。这是因为，他们必须自己砍树来修造木质要塞。40年后这些人才获得了机会。彼时英国不时地与尼德兰、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爆发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的战争，他们不再需要自己动手修造要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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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啊，向东》当中，斯库瑞迪曾将可能在北美建立的种植园描述为“完美的、充斥着不确定性”的事物。由于之前冒险的失败经历，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令为弗吉尼亚公司投资的人们感到不安。然而，议会的支持还是为他们打了一针强心剂。1607年，詹姆士一世为新的殖民产业颁布了许可。此外，公司的财务状况稳定。而且，基于合理的经济论证，可以证明该公司的前景光明。这两点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事实上的保证，令他们对公司的未来更有信心。

1620年出台的一份章程许诺，假以时日，那些在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不断增长的居民点将会为英国提供足够的物资，继而使其达到自给自足。而在此前，这些物资在英国进口商品中占据了重要的份额。北美殖民地将会代替斯堪的纳维亚，成为轮船制造行业中沥青和木材的重要供应地。殖民地也将为母国提供“法国和西班牙的葡萄酒、水果和食盐”以及“波斯和意大利的丝绸”。受到这一论断的鼓动，投资者们为这一项目投入了大笔资金。13年间，这些贵族、朝臣、政府官员、乡绅（伦敦的报纸登载了公司活动的细节，而这些报纸在英国各郡大量发售）和商人们总计投入了200000英镑。

弗吉尼亚公司的支持者以及早期移民曾经以为，从纽芬兰向南到卡罗莱纳，整个北美海岸线上的定居点都处于“不冷也不热”的温度带内。与此同时，他们也以为，既然切萨皮克湾与西班牙处于同一纬度，人们势必能再次种植大量的地中海作物。在首批登陆的人当中出现了葡萄园丁的身影。直到1620年，种植橄榄树的计划也仍旧在日程当中。此时，参与者本应对殖民地有更深入的了解。很快，人们就发现，这是个疟疾多发的地区。而且，在酷热的夏季，他们汗如雨下。此时，新来的人就像木材一样，需要“烘干”。冬天则冷得出奇。在1609-1610年的冬天里，灰心丧气的人们宁可“缺胳膊少腿的，在英国”的街道上乞讨，也不愿意在弗吉尼亚再多待一些时日。没过多久，公司就处于破产的边缘。1624年，王室收买了属于公司的定居点。

烟草业不但拯救了弗吉尼亚，并且令其蒸蒸日上。其繁荣程度甚至令垦殖者与政府都深感震惊。1617年，人们首次开始尝试在北美殖民地种植从南美进口的烟草。这一尝试大获成功，从而开启了一场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幼年殖民地以及英国经济的面貌。此时，烟草还属于奢侈品，吸烟也是富人们的特权。有些人会为获取特等圭亚那烟叶支付每磅2英镑的价钱。从弗吉尼亚种植地大批进口的烟叶则改变了这种状况。到17世纪中叶，烟草零售价已经跌至每磅1先令（5便士）。吸烟成了欧洲各阶层人民共同的爱好。17世纪30年代，弗吉尼亚烟草业的兴旺无意间敲开了广阔市场的大门。自此，这一既能安抚神经、又可提神醒脑的药品远销欧洲。到1700年为止，英国本国消耗了1300万磅弗吉尼亚生产的烟草，而与此同时，它还向欧洲转口了2500万磅烟草。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一数字一直在稳步增长。

弗吉尼亚烟草的繁荣对英国及其经济都具有长远的影响。17世纪20年代正是殖民地的黄金时期。当时的一个评论家极富洞见，指出“比起女王的战争来说，国王的和平更能削弱西班牙的势力”。他的逻辑十分简单。在之后的日子里，许多殖民主义的宣传家们都唱出了同样的论调。财富从弗吉尼亚流向英国，大大加强了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根据政府税务报告，在1699到1701年间，因进口烟草而获得的税务收入已达421000镑。这一数据占据了所有关税收入的20%。此时，弗吉尼亚和附近同样生产烟草的马里兰人口总计已达92000人，而且均已成为英国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

从聚集财富的层面上来说，弗吉尼亚已经超过了1610年在纽芬兰建立的小殖民地。它也超过了那些1620年建立的小型殖民地，即那些马萨诸塞海湾公司控制下的殖民地。总之，在期望与现实之间有着一定的差距。在一份1611年的报告中，为了吸引投资，一位来自纽芬兰殖民地的早期垦殖民将小定居点描绘成“非常诚实的地方，既安宁又富有希望，遍地都是赚钱的机会”。然而，前一年抵达此地的一名游客在他的家书中却这样描述殖民地的情形：“野蛮的纽芬兰！此地给人们带来的唯有与获得报酬不相称的繁重劳动。而唯一能令人有一丝满足感的也就只有这些微薄的收入。”这一荒凉土地吸引人之处在于其岸边丰富的鳕鱼资源。早在16世纪20年代，许多英国渔船就已经来到此地捕捞鳕鱼了。人们首先将鳕鱼捕捞上岸（一开始是用鱼钩和鱼线），然后将其用盐腌制、晒干并用烟熏制。最后，人们会将其同许多桶的鳕鱼油一起运送到伊比利亚半岛，并在那里用它们交换当地产品。到1620年为止，每年都有300艘船到访这里。而且，根据一份要求海军保护的请愿书中的内容，这些船雇佣了共计一万名水手，“不仅如此，英格兰西部地区还有两万人都完全仰仗着他们糊口”。

同样，那些定居更南边的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清教徒定居者们也没有交上什么好运。他们所面对的也是一片不友好的土地。在横跨大西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作过多考虑，以为自己将要抵达的地区与英国的气候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他们迅速醒悟了。在1629年，其中一人极为悲伤地写道：“从10月中旬到翌年5月中旬，这片土地都沉睡在冬天的死寂之中。”他同时也提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因“无法忍受的严寒”而奄奄一息。

死亡率确实很高，但清教徒们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在他们眼里，死亡与烧山开荒、垦殖土地以及播种谷物一样稀松平常。这些男人和女人们受到上帝意志的强烈感召。他们之所以会主动从英国离开，是因为17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的加尔文宗信仰为政府所忌惮，并受到由国家控制的教会的系统性迫害。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们逃到了美国。这无疑帮助他们摆脱了不宽容的精神世界，也表现出了他们对所谓天意的笃信。他们认定，天意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凡是上帝选中的人都能够飞黄腾达，反之则处处不顺。按照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公司总督约翰·温思罗普的说法，他们能够在北美定居下来，正体现出来上帝对他的选民们的偏爱。1634年，在听说当地印第安人中间爆发天花的消息之后，他这样写道：“他们都死于天花了。这正是上帝宣告我们所有财产正当性的体现。”

到1660年为止，新英格兰殖民地的人口数大约为三万人。在这些人当中，大多数是清教徒。其中有很多不容于之前沿海殖民地的宗教正统，并逃到此地避难的人。在清教徒们当中，宗教观念的争论相当常见。这也就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分裂，并迫使传教者从那些不能接受其意见的团体中脱离出来。一位热衷于弥尔顿学说的清教徒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就是一例。他曾在剑桥学习清教，并于1631年抵达新英格兰。在教条般激进主义的指导下，他认定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并没有将印第安人土地分配给当地殖民者的合法权利。也正是出于这一动力，1636年，他自愿离开原来的殖民地。与一小拨支持者一道，他创建了一个新的殖民地罗德岛（Rhode Island）。此后，这一新建立的殖民地也成了其他被放逐的异端们的聚居地。

自16世纪70年代初开始，有关如何将另一批宗教异见人士（即天主教徒）赶出英国的讨论也已经提上日程。弗吉尼亚不欢迎英国的天主教徒们。直到1634年，巴尔的摩伯爵向满怀同情的查理一世提出要求并得到特许状之后，英国的天主教徒们才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殖民地。为纪念查理一世的皇后亨利埃塔·玛丽亚，这一新的殖民地被命名为马里兰（Maryland）。官方警告在此地殖民的天主教徒们，要求他们必须小心地控制加入者的数目，以防和他们的新教邻居们产生冲突。

哈克卢伊特将天主教徒和清教徒归为“多余人”的范畴。他认为，将“多余人”赶到海外殖民地居住有利于社会的整体福祉。乞丐和罪犯也都属于这一范畴。在1615年，他的这种要求变为了现实。人们将一群罪犯运送到了弗吉尼亚，以缓解当地劳动力短缺的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新的一批不受社会欢迎的人出现了。其中人数最多的是爱尔兰反抗者以及1642-1652年内战中的战俘。1650年，人们将在邓巴（Dunbar）捕获的苏格兰战俘以每个人15镑到20镑的价格出售。这些人就这样成了契约奴。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他们必须在主人的种植园内劳作。1660年之后，因为方便而又能获取利润，这种惩罚手段渐趋流行。

至少在1660年以前，这些极其不受欢迎的移民们还只是北美移民中的少数。几乎所有移民的男人和女人们都是自由人。他们移民到美洲只是为了靠自己的双手养家糊口。那些资助了首次殖民活动的公司们希望能够获取地租以及买卖土地的收入。因此，他们最初的投资大多集中于运送健康的劳动力以及购买劳动工具上。而这些劳动力所获取的劳动成果也将被用于回报这一投资。

即便是按照当时的标准，移民美洲的选择也充满着不确定性。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些男人和女人仍旧愿意离开英国？最为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英国的工匠、工人以及家庭仆人向来有在乡间四处寻找工作的传统。伦敦吸引的人口数目最多。1600年，伦敦人口数为二十万人，而到了1650年，这一数字就增长到了三十五万人。此时，伦敦的人口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因此，伦敦的人口之所以会增加，完全是因为外来务工者的涌入。既然德文郡的瓦工可以不断地更换工作，那么，他选择从布里斯托到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寻找工作，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一直以来，熟练工人就是弗吉尼亚公司重点招收的对象。1620年，他们贴出的广告上写着“出身工人世家或者接受过专门训练者优先”的字样。苏塞克斯的钢铁工人尤其受到他们的欢迎。

几乎所有去北美的人都是契约奴。他们或者有义务在种植园工作，或者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四到十年不等）凭借自己的手艺赚取工资。一旦雇佣期限已到，他们既可以在当地找工作，也可以选择回到家乡。从1654到1660年，有三千多个来自布里斯托的契约奴到达殖民地。其中，一半以上的人会在弗吉尼亚以及马里兰的烟草种植园工作。大多数契约奴此前的身份是小农或佃农，但也有少数是熟练的手工工匠，例如铁匠和箍桶匠。多数人来自布里斯托及南威尔士周边的城镇，年龄则大多在18岁到25岁不等。

这些年轻的男人（女人也一样）是新殖民地的命脉。这个社会没有妨碍个人发展的障碍。正因为如此，所有人都跃跃欲试，希望发家致富。在那一时期，人们几乎都做着类似的梦。他们相信，出身或社会关系已经不再重要，只要有才能、展示的机会以及一点好运，他们就能大获成功。下一个世纪伊始，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书中的人物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就完美的实践了这一信条。摩尔出生于新门监狱。她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手段赢得了财富和地位，却在一系列盗窃之后重新沦为阶下囚，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作为重罪犯，她被发配到了弗吉尼亚。在故事的最后，她与曾是强盗的丈夫一同努力，终于跨越了出身的鸿沟，摇身一变，成了富裕而受人尊敬的种植园主。

《摩尔·弗兰德斯》并非是完全虚构出来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信“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应当由其才能决定”的作家所写的宣传册。1755年，一位跟随爱德华·布拉多克将军（General Edward Braddock）驻扎在弗吉尼亚的官员回忆道，他曾与一位“富裕的种植园主”共进晚餐。他发现，这位种植园主的妻子“曾经蹲过纽盖特监狱。每年都有大批的人从那里来到弗吉尼亚。其中多数是狡猾的荡妇，一些人傍上了愚蠢的种植园主”。但这个人并不蠢。他之所以会与自己的妻子结婚，一方面是因为她温婉可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有着管理种植园事务的“能力与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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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竞买北美殖民地的最主要的原因，一直以来都是为了榨取殖民地的财富。但是，从一开始起，它就与道德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道德需要的根源在于对天命、世界的本质以及世界居民的认识。

1609年，一位护教者为弗吉尼亚公司编纂了布道词。在文中，他将美洲描述成一块“曾错误地被野兽们和不理性的生物（例如美洲原住民，当时称印第安人）占领”的土地。按照作者的说法，英国人重新控制这片土地是符合上帝意愿的。哈克卢伊特的信徒、牧师西蒙·珀切斯（Simon Purchas）于1625年坚称，北美“处女地”是上帝给予英国人的馈赠，因而是神圣的。“智慧的上帝令野蛮部族富裕，而这些财富也吸引了基督徒，使得他们前来追求之。”

在这一时期，人们似乎都极为狂妄，认定美洲大陆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处女。她带着丰厚的嫁妆，就等丈夫上门迎娶。罗利用伊丽莎白一世的名字将北美东海岸的殖民地命名为“弗吉尼亚”，这并不仅仅是出于一名朝臣奉承的需要。这一命名背后还有深意。在其请求占领圭亚那的上书中，他将这一地区描述为“一个还保留着童贞的国家，没有经受过侵略、政变或加工。它的土地没有经受过蹂躏，也没有因为施肥而失去地力”。在《啊，向东》当中，海鸥船长用一种更为粗俗的方式团结了将要定居殖民地的人们：“来吧，小伙子们！弗吉尼亚正等着我们破除她剩余的童贞呢！”在所有将美洲比作清白少女的人当中，最为著名的是约翰·多恩（John Donne）（他的名号之一是弗吉尼亚公司的牧师）。在他的《致床帏间的女人》（To his Mistris Going to Bed）中，探险者和种植园主都扮演了勾引女性的角色：

请允许我用双手触碰，并自由地抚摸，

向前、向后、在中间、向上、向下，

哦！我的美洲！我新发现的沃土……

许多英国人所碰到的道德问题在于，他们应当向谁宣称自己是这肥沃、未经耕种的土地的主人？主流意见为这一问题给出了最能令人接受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这一意见认为，世界秩序是由上帝制定的，人在其中的地位也是由其决定的。弥尔顿为殖民活动辩护，指出“上帝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世界……指示人们在其中居住”。仁慈的上帝赐予了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此地的原住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好运，更不要说利用这些好运了。他们不但有意忽视自己的好运，而且生来就有着种种道德缺陷。这些都使得他们失去了对土地的继承权，转而将土地拱手让给勤奋的外来者。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稍加改动，来解释大洋洲及非洲的问题。

一百年以来，在欧洲探险家们的详细报告之中，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美洲印第安人描述为一个堕落且低等的人类种族。马丁·弗罗比舍爵士（Sir Martin Frobisher）于16世纪80年代遭遇了北加拿大的因纽特人。他将因纽特人描述为“粗暴的野兽”，“不讲卫生，从来不使用桌子、板凳或台布”，甚至还住在洞穴里。50年后，一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也做出了类似的描述。无论是圣劳伦斯河流域印第安人的食人习俗，还是他们公开折磨囚犯的行为，都给这位传教士留下了心理阴影。因此，他将这些人描述为“除了一张人皮外，他们简直就是凶暴的野兽，没有一点人性”。他们绝对遵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对文明的定义。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些美洲人显然并非文明人。

在首次碰到欧洲人的时候，美洲原住民坚信自己遇见了某种超自然的生物。在墨西哥，阿兹特克皇帝蒙特祖马二世相信，征服了他的人民的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是羽蛇神（Quetzalcoatl）下凡。60年后，当德雷克在加利福尼亚登陆的时候，当地的米沃克人（Miwok）把他们当成了神。印第安人们立刻给他们献上了牺牲。令来访者们困扰的是，就好像在想象自己见到鬼魂时所做的一样，有些米沃克人开始自残。各处的印第安人都把欧洲人当作神：他们的船是移动的小岛，船上的帆是云，而大炮是制造闪电和雷击的工具。欧洲人很轻易就利用了这种无知。1633年，一个法国船长用一把磁化了的剑刃吸住了一把刀。这很令印第安人着迷。按照他的话来说，印第安人将会“想象我们具有某种神力，并因此而崇拜和畏惧我们”。

印第安人的风俗令多数欧洲观察家们感到失望。他们的社会似乎没有秩序，而在文艺复兴人看来，这一点正是文明的重要组成要素。他们是偶像崇拜者。而且，根据一个波士顿清教徒科顿·马特（Cotton Matter）的说法，他们是“懒惰的寄生虫，极其喜欢无所事事”。在他的心目中，懒惰是恶行中的一种。因此，殖民者们占领此地也就是正当的，印第安人遭到驱赶也是上帝的旨意。正如以色列人驱逐异教徒的迦南人一样，上帝希望殖民者将印第安人驱逐出去。

然而，就好像莎士比亚《暴风雨》中所描绘的凯列班一样，虽然印第安人们无法成为新世界土地的主人，他们却可以接受教化。在1614年上演的假面剧《弗吉尼亚公主》（The Virginian Princess）当中，这种教化思想也从异邦的形式当中表现了出来。异教徒的印第安贵族们穿着依理高·琼斯（Inigo Jones）所设计的金线刺绣的、装饰有羽毛的豪华服装，并接受了以詹姆士一世名义所写的致辞：

弗吉尼亚的王侯们，你们需即刻放弃，

你们对那些太阳神无根据的崇拜……

而且运用你们这可爱的奉献之心，将这些活动转向

这不列颠的福波斯（阿波罗）神。

起初，为了教化当地的印第安人，弗吉尼亚公司的管理者们制定了大量的计划。而且，在殖民初期，殖民者和当地人之间的关系一度很和谐。但是，随着殖民地面积的扩大，殖民者们需要新的土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然要牺牲印第安人的利益。1622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一场大屠杀中，超过300名殖民者被杀。自然，这在殖民者当中激起了新的、更剧烈的愤怒。“比起用正当手段教化他们来说，征服他们要来得更为容易，”公司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写道，“因为他们既粗鲁又野蛮，还不穿衣服。他们抱团行动，这或许有助于他们取得胜利，但无益于文明。”假以时日，美洲原住民将遭受致命的打击。殖民者不但会毁坏他们的帐篷，践踏庄稼，而且会“骑马驱赶他们；嗜血的猎犬也将紧随在他们的身后；獒犬将会把他们撕成碎片，因为它们只会将这些光着身子、晒得漆黑且畸形的野蛮人当作一群野兽”。

这一将印第安人赶尽杀绝的要求并非特例。无独有偶，在南非、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渴求着土地的殖民者们都喊出了类似的口号。他们希望能毫不留情地打击那些没有人性的敌人。值得注意的是，与在北美所进行的殖民活动同时，人们也开始在爱尔兰定居。比起北美殖民地来说，在爱尔兰建立的定居点规模大得多，其居民大多是苏格兰长老教派移民。1622年到1642年间，为了教化讲盖尔语且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十二万名殖民者来到了爱尔兰。弗朗西斯·培根毫不掩饰地将这些爱尔兰人评价为“拖文明后腿”的人。在大西洋的两岸，殖民者们都遭到了分散却又顽强的抵抗。两岸的殖民者们也做出了类似的反应：诉诸屠杀以及极端的镇压手段。半个世纪以来，新英格兰的殖民者们一直在和印第安人作战。这无疑麻醉了他们的神经。1703年，欧洲殖民者屠杀了当地的佩科特人。在一个教士的鼓励下，一个士兵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有的时候，教义要求我们必须杀死女人，并将孩子同他们的父母一同杀死。”在其建立初期，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公司就在其印章上刻上了这样的图案：一个印第安人。在他的头部上方还有一个卷轴，上面写着“过来帮助我们”的字样。

在北美，要求土地的不只是美洲土著。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weaty of Tordesillas）。条约规定，在教宗敕令的保障下，二者平分新世界。作为新教徒，英格兰人显然无视了这一条约。1497年，约翰·卡博特（John Cabot）打破了这一条约，对新世界的土地提出了诉求。在亨利七世的资助下，他跨越了大西洋，并在新苏格兰或者纽芬兰登陆（没有人能确定是哪一个）。他在形式上以国王的名义占领了那块地方。此外，12世纪威尔士王子马多克传奇般横跨大西洋的航行也值得称道。在伊丽莎白时期扩张主义者们的笔下，这一非现实的故事几乎等同于史实。他们引用这一故事，以推翻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对新世界的统治。

然而，人们根本没有必要提及这一古董级的荒谬言论。这是因为，到了1600年，伊比利亚国家显然已经没有足够的海上力量来维持其在新世界的霸权。自1560年以来，法国、荷兰和英国的海盗们已经多次挑战了两国的权威，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尽管如此，在1565年，西班牙还是成功地将法国殖民者们从圣奥古斯丁赶走了。几年间，弗吉尼亚人害怕自己也会遭到同样的待遇。但是，这一担心没有成为现实。自1604年以来，英西关系一直发展良好。况且，1609年，西班牙又同荷兰开战，因而需要英国供应粮草。这样一来，西班牙就更加不可能同英国交恶。在最初的大约30年里，北美定居点没有受到过外界势力的侵扰。这无疑有利于其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