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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莎王朝——后戴安娜时代的英国王室:威廉和哈里

历史大观园 列国史志 2020-07-28 09:35:52 0


王室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吗?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上人们普遍表现出一种病态的反应。英国媒体成了舆论的主导。用善意的语调来发表消极和批评性的观点,这似乎成了时尚。然而,以如此的方式为王室敲响丧钟也未必是个好办法。人们依然迷恋神秘的温莎王室,2002年的那场葬礼就是最好的证明……

1997年9月5日,星期五,当地时间18点整,伊丽莎白女王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沉痛宣告戴安娜不幸去世的消息:“上周日的噩耗传来,英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沉浸在戴安娜不幸去世的巨大悲痛之中。”3000万英国人聆听了这一讲话。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两鬓斑白的女王,看见她站在窗子旁边向外张望。白金汉宫外面的维多利亚纪念碑旁,人头攒动,哀声一片。134小时之前,戴安娜被确认车祸身亡。在这134个小时里,英国王室一直处在震惊之中。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不仅意味着一个生命的凋零,而且将一个家庭的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整个民族都陷入不安。因此,女王只能站出来,用缓慢的,却又坚定的语调发表了讲话:

我们所有人都曾经尝试,用不同的办法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此时,我很难表述心里的伤痛;在经历了震惊之后,各种感受随即涌上心头——从不敢相信,到无法理解;从愤怒,到同情。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都亲身经历了这些不同寻常的感受。作为你们的女王,作为一个祖母,我现在所说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

这是一次现场直播的演讲。在私人顾问的帮助下,女王亲自起草了这份发言稿。此前,女王也经常自己写稿,自己演讲。比如,每年的圣诞寄语和英联邦会议上的演讲稿都是出自女王本人之手。由于事出紧急,女王匆匆赶写出当晚的演讲稿,把它交给首相审阅;因为,女王所有的公开讲话都必须得到首相府的批准。据说,托尼·布莱尔的新闻发言人,事后被免职的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根本没有见到这份演讲稿;也有人说,他把稿子扔进了壁炉里,然后自己重新写了一份。罗伯特·莱塞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女王的书《王室》(Royal)中指出,坎贝尔只不过在女王的原稿中加了一句话:“……作为一个祖母……”

这或许是伊丽莎白作为女王和祖母所做的最重要的一次演说。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历史瞬间就此定格:戴安娜——威尔士王妃的不幸遇难,成为英国王室家族的灾难,深深刺痛了这个不幸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心。作为王位第二和第三继承人的两位小王子威廉和哈里来说,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就足够残酷的了。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位母亲,在离婚之后不再属于王室家族成员的她,却成为王室家族成员中,媒体曝光率最高,在民众中最受爱戴、最受景仰的人。就在事故发生的当晚凌晨1点之前,女王给英国驻法国大使馆打电话,询问有关隧道车祸事件的最新进展;而女王在此之后的所作所为,却是接连犯错,引起了公众的不满。

事后,所有媒体都把矛头直指英国王室,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女王一家在出事后一直躲在巴尔莫拉城堡,而且也没有在白金汉宫门口降半旗志哀,这些举动招致媒体的一致谴责。“当国家需要她时,我们的女王藏在了哪里?”《太阳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样的标题。在标题之下,还发表了一封致女王的公开信:“女王应该顺应民意,她应该立刻飞回伦敦,出现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

在强大的舆论面前,女王只好屈服;她按照《太阳报》的要求,做了她应该做的。如此痛苦的出场秀,如此被迫无奈的行为。在前儿媳意外去世之后,她只好硬着头皮回到伦敦,对着全世界的观众,发表个人演说:

首先,我代表我自己向戴安娜表示崇高的敬意。她是一个杰出的、才华横溢的人。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她都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能力;通过一颦一笑或是内心的热诚和友善,来鼓励别人。我非常赞赏她、敬佩她的能力,敬佩她那种无私奉献关怀他人的热忱,特别是对于两个孩子,她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在过去的这一周,我们一直试图让威廉和哈里从这次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们和家庭里其他成员都在一起分担这份不幸。所有见过戴安娜的人们都将永远怀念她。更有亿万群众,他们虽然无缘亲眼看见戴安娜的风采,但是他们却感受到,他们其实也彼此熟识;戴安娜将永远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女王本人从来不会作秀,她所说的一切,都是她内心的真实感受。女王如果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那么她一定会被揭穿。对于戴安娜的不幸离去,女王说的都是赞美之词。

绝大多数听众并没有发觉,女王演讲过程中,背景声也在帮助烘托气氛。罗伯特·莱塞最先指出,嘈杂的背景声中蕴涵了更多的哀思。这里面有窗外人群在宫外的栅栏前发出沉闷低沉的响声,那是人们摆放花圈的声音。与此同时,人们沉重的脚步声、轻轻的抽泣声、打开纸花包装的声音、街上汽车发出的悲鸣,还有些许的风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历史上最为独特的一个声场:人们在一个充满生机的城市里一声不响地默哀,这种感受可以说是空前绝后,难以名状。

实际上,这是一次偶然的巧合。在实况转播时,摄制组临时把白金汉宫的会客厅改造成了摄影棚;然而,灯光师安排的设备并不能满足正常拍摄的需要,只好将仅有的灯光打到极限。这样一来,音响师皮特·爱德华(Peter Edward)的耳机里不断发出刺耳的噪音。他索性把麦克风移到了窗户前面,并采用同期声的方法录制女王的讲话。结果,灯光的噪音被彻底过滤掉了,人们听到的是窗外的背景声,而且感觉似乎屋里也有好多人。

我希望,从明天起,我们所有人都能聚集在一起,共同悼念戴安娜,对她短暂的一生表达哀思。我们要利用这次机会,向世界展示英国民众对逝者的共同哀悼和崇敬。愿逝者得到永久的安息,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带给更多人幸福,上帝保佑,好人一生平安。

罗伯特·莱塞说,这份演讲稿绝对是经典之作。阿瑟·爱德华兹(Arthur Edwards),《太阳报》负责报道王室家族的首席摄影师,最著名的女王观察家之一,他在事后回忆说,他亲眼看到女王在结束演说之后,完全是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她又回来了!”爱德华兹欣慰地说。的确,王者归来,此其时也。

在那个周五的晚上,积聚很长时间的全民悲痛彻底地爆发了。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地把花圈摆放在各地,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王妃的哀思。这其中,不仅是忠实的保皇派,也不仅是王妃的忠实崇拜者,而是几乎所有的人。在戴安娜生前居住的肯辛顿宫门前,整整六天,各行各业的人们都默默地守候在那里,他们中有律师、教师、厨师、护士、儿童、老年人、残疾人、身着制服的士兵和身穿黑色丧服的不良少年。在所有的悼念活动中,没有人再穿得花里胡哨。从周日上午开始,人们纷纷在宫廷的篱笆墙外放置鲜花,寄托哀思;周一,保安警察们没有继续把这些花束清理走。不断堆积的鲜花组成了一张巨大的花床,足足有膝盖那么高;每束花都用精美的包装纸或是塑料膜包裹起来,并夹带了许多小礼物:小瓷人、毛绒玩具泰迪熊、信和照片等。如此感人的场景,每个人看了都会为之动容。鲜花的香味久久地弥漫在伦敦城的上空,消散不去。

在王室家族看来,这无疑是一场全民疯狂的举动,尽管媒体并没有从中煽风点火。恰恰相反,媒体就像王室一样,错误地估计了当前的局势。在周日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肯辛顿宫门前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只有三个或是四个记者站在默哀的人群中。也许,记者们担心会惹祸上身。毕竟,戴安娜的死与那些狗仔队们的追踪有着直接的联系。媒体显然不敢再造次,以防引发众怒。

与随后的集体悼念活动相比,周日晚上早些时候举办的戴安娜的葬礼似乎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整个仪式的过程中,近100万市民走上街头(原本预计会有300万人参加),目送灵车缓缓驶去。也许是事先计划得过于周密,为了避免群众围观,灵车没有采用入城和出城的线路。不过,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要求,所有电视台都现场直播了葬礼的全过程。与王室家族以前的葬礼有所不同,这是一次普通人的丧葬仪式,虽然名义上戴安娜仍是王妃;但是实际上,这次葬礼根本算不上是国葬,倒像是一场集传统(棺材的尺寸是按照王室成员的标准定做的;侍卫官全程护送;正式的默哀仪式)和现代(戴妃生前扶助过的500多个慈善机构代表受邀出席了葬礼)为一体的王妃葬礼。在一周前还有些无动于衷的王室贵族见到如此的阵势,终于感到有些坐立不安了。身为女王的伊丽莎白再次挺身而出,代表王室在众人面前表明了态度:她亲自出席了戴安娜的遗体告别仪式,并在戴安娜的灵前鞠躬志哀。就在王室家族成员在戴妃灵前默哀之后,白金汉宫降半旗,以示敬意。坐在海德公园草坪上观看大屏幕直播的人们见到这一场景,禁不住齐声欢呼!这构成了这场英国葬礼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在威斯敏斯特宫里举行的悼念仪式上,著名歌手艾尔顿·约翰(Elton John)唱起了那首令人潸然泪下的挽歌;英国首相读了一段《圣经》,寄予哀思;戴安娜的弟弟斯宾赛伯爵更是发表了感动人心的演说,他表示将继承姐姐的遗志,担负起戴安娜两个儿子的“抚养义务和遵守家族传统”。他的这番话无疑是冲着温莎城堡的王室家族去的,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外的街道上,人们再次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在女王一家看来,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作秀。就在周一的时候,戴安娜的弟弟查尔斯·斯宾赛伯爵仍希望按照家族的传统,在故乡奥尔索普为姐姐举行一次私人的葬礼。而就在最为重要的时刻,他竟然当着全体英国人民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最终,戴安娜的灵柩运抵奥尔索普;在没有任何一家报纸倡议的情况下,家乡父老都涌向街道两旁,人们自发地把手中的鲜花洒向缓缓驶过的灵车,场面非常感人。戴安娜就此与英国民众永别,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然而,对于英国王室来说,戴安娜离去所引发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这几天,报纸上不仅有悼念戴安娜的各种文章,也有很多人开始为王室家族敲起了丧钟。也许,这样做未免太过着急。这恰恰是当今媒体行业的通病,他们不会考虑当事人的处境,而是力求对新闻事件及其后果紧追不舍,甚至每个小时出现的变化都要及时更新。在新闻报道上,各大媒体的观点也是大同小异,而从业记者的素质也是良莠不齐。记者们总是喜欢把鸡毛蒜皮的小事炒翻天;当事人皱一下眉头,似乎就预示着巨大的危机。报纸就是喜欢这样捕风捉影,最终还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收益。人们对于媒体的做法并不十分反感,毕竟这是英国王室历史上最轰动的一次事件,最严重的一场危机(只有2001年的“9?11”事件带给人更大的冲击力)。的确,这是一场危机。毕竟,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谈论英国王室的未来。

英国王室再次面临考验。王室成员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以前,王权统治的根基在于高官政客们的支持;而如今,民众的支持率却成为决定王室家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王室成员们必须时刻关注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并根据情况做出随机应变的反应,而且还不能过激。好在王室有着足够的时间。民众不会推选新的国王,女王可以安安稳稳地在宝座上一待就是50多年。王位的继承也有了充分的保障,每一次王位更迭都会按部就班地把第一继承人推上王位,没有丝毫的闪失。

不过,王室家族也意识到,获得民众的支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王室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让民众信服;否则,大英帝国将不复存在。在宫廷里,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她(女王)是在统治,而不是在摄政。”(She reigns,but does not govern.)这里,“统治”(reign)一词包含了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人民心甘情愿地接受女王的统治。如果民众不把女王当作统治者来看待,那么她所做的一切也就失去了意义。比如,女王给一座桥梁落成剪彩或是出席授勋仪式时,只有人们把她看作是至尊无上的君主,她的行为才体现国家或是地方政府的意志。也就是说,伊丽莎白·温莎本人并非与众不同,只不过身为女王的她却拥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

早在几年前,宫廷内部就每半年举办一次所谓“前途小组”(Way Ahead Group)座谈会;会上,女王、女王的丈夫、女王的子女们和几位重要的宫廷官员一起商量各项活动的日程安排,并讨论今后如何巩固和加强温莎家族在英国的统治。外界批评家们认为,在座谈会上,大家都避免触及最敏感的话题,也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结果。不过,每次会议结束后,总能有一些新的想法,然后再从外界寻求帮助。看来,新思潮又重新给王室带来了生机。

宫廷官员主动向罗伯特·沃塞斯特(Robert Worcester)求教。罗伯特·沃塞斯特是依普索·莫瑞(Ipsos MORI)民意调查研究所的负责人,他给这些宫廷官员介绍了在过去几十年里普通英国人与王室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此后,也就是戴安娜去世一年之后,王室宫廷内新设立了一个岗位——“公关主任”。英国煤气公司的公关部主管西蒙·里维斯(Simon Lewis)被借调进宫两年,出任这一要职。在此之前,查尔斯在戴安娜在世时就曾聘请一名新闻发言人,专门为自己服务(这也是卡米拉的主意);其他那些所谓的宫廷新闻官们只会编造些好听的故事,完全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在王室家族中,马克·波兰德(Mark Bolland)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媒体顾问,他恪尽职守的工作态度完全不亚于首相的新闻发言人。

慢慢地(不知不觉之间),舆论的观点有所转变。报纸上开始充满激情地报道伊丽莎白女王是如何体察民情,与民同乐。比如,女王走上街头,逛了一家鞋店;她甚至还参观了一家著名的烤肉饼连锁店的分店。1999年7月7日,她来到格拉斯哥市的一座刚刚装修一新的公寓,探望住在那里的42岁患有心脏病的苏珊·麦克卡伦夫人(Mrs. Susan McCarron),并和她一起喝了下午茶。有两张著名的和意义非凡的照片记录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其中的一张颇有些油画的韵味:在客厅茶几的左侧坐的是麦克卡伦夫人,女王则坐在右侧;而正是这张茶几寓意着格拉斯哥与白金汉宫之间的巨大差距。从照片上,人们能感到,女王是在刻意地试图融入这样一位普通妇女的生活,而实际上她们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彼此非常陌生。而第二张照片则要显得自然了许多:女王怡然自得地在给自己斟茶,表情非常自然放松。

是的,女王是不会变得平民化的。第一张照片传递出的信息正是如此。人们也不能奢望她会有什么改变。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快80岁了,她一辈子都养尊处优,在宫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男仆、女仆和其他用人照顾着她的生活起居。每当她走进一个房间里,所有的人都必须立即起立,向她致敬。饭桌上,在她没有动刀叉之前,所有人都必须耐心等待。放在麦克卡伦夫人家茶几上的饼干只不过是个摆设,因为人们都知道,女王一般不吃甜食。在平时生活中,就连她的亲儿子有时都要叫她“女王陛下”。由此可见,要想让女王放下架子,混同于普通民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是吗?第二张照片就明确地表明,女王是在喧宾夺主。这场女王秀的引申意义在于:王室成员可以成为普通民众的座上宾;而普通民众想要受邀来女王家做客,却是完全不可能的。女王的微笑和举止都无懈可击,在作秀方面,女王显然是个行家里手。事后,麦克卡伦夫人回忆说,她和女王的谈话非常轻松,这让她颇感意外,完全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内容,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麦克卡伦夫人和记者们都对此颇感惊喜,实际上近距离接触过女王的人们都知道,女王就是这么一个人。“她能使站在她对面的人消除紧张情绪。”英国驻德国大使皮特·托利爵士(Sir Peter Torry)回忆说。2004年在柏林,他曾经全程陪同女王进行国事访问。每一个和她会面的人都感到很舒服,她总能给他们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这就是女王的职业特性,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也构成了女王日常生活的核心。

女王的这次出访策划得非常成功,给人们带来了不小的惊喜,就连资深记者克里斯托福·摩根(Christopher Morgan)也感到有些意外:“绝大多数英国人都搞不懂,女王究竟想干什么。”显然,宫廷里希望做出些样子,与以往有所不同。虽然说,“王室家族的迷雾不能就此被驱散”,但是摆摆姿态、做做样子也无伤大雅。王室家族开始频繁邀请媒体采访报道各类活动,比如王室成员的受职典礼、军衔和贵族头衔的颁发仪式、皇家晚宴等;甚至包括一些重要的国事活动,也会偶尔允许记者们参加,例如委派新任驻外大使的仪式。尽管,记者们参加这些活动之后,在撰写新闻稿时,并非都能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但是,这样做至少可以有助于改变舆论的导向。可以想象,那些授勋者(无论他获得的荣誉是国家奖章,还是贵族头衔)都会激动得两眼放光,他们肯定会对着记者们吹嘘,女王是如何亲自与他们攀谈了“好几分钟”(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在女王面前待了不到30秒而已);如此一来,碍于当事者的情面,记者们就不会对英国王室大加贬损了。对于那些有幸受邀参加王室晚宴的记者们来说,亲眼看见女王的风采,这本身就是心灵上的(有时候也是身体上的)一次洗涤升华;事后,他们在下笔时,往往情不自禁地就赞美女王,绝对没有半句亵渎的词句。多年以来,克里斯托福·摩根一直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开设有关王室家族的专栏,他的主要攻击目标就是查尔斯王子的不良财政状况;对于温莎家族的其他成员,他也常常揶揄讽刺,毫不留情。唯独对女王本人,他总是赞誉有加:“她给人们带来了最美好的东西。她总是能在特别的时刻带给人最简单的快乐。”他记述了女王出现在他面前那一刻,是那样光彩照人,彻底改变了他以前的看法。女王究竟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要弄清楚女王是何许人也,必须首先要懂得,女王对于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感到非常得意,”克里斯托福·摩根补充说,“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盛大荣耀的仪式活动里。”他之所以搞清了这一点,是因为他多次有幸亲历了女王参加的各种活动;女王就是女王,她的魅力无法阻挡。

当然,王室也有了一个新的理念,那就是要以专业化的态度来与媒体打交道。从最新出版的一些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宫廷王室的日常生活已经慢慢拨去了原有的面纱,作者往往不惜笔墨,并用赞美的笔调来描写宫廷生活。也许,作者们都忘记了,就在过去的五六年间,他们仍乐此不疲地披露王室家庭的危机和丑闻;仿佛一夜之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后来,有人甚至提出,要给当初被批判的受害者平反昭雪。比如说,人们重新审视了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在戴安娜去世那一周的做法。1997年9月的第一周,他们并没有像媒体和民众希望的那样,让威廉和哈里护送母亲的灵车,参加伦敦城举行的悼念活动;而是把两个孩子转移到巴尔莫拉城堡,让他们平静地度过这段时间。现在,人们似乎觉得这样做更为明智。首先,威廉王子自己就曾一再表示,他是个非常内向的人,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后来,人们才知道,威廉和弟弟哈里在那一周里,总是跑到宫外去玩。他们的表哥皮特·菲利普斯(Peter Philips)负责“监护”他们的安全。皮特·菲利普斯是安妮公主的儿子,生于1977年。三个男孩子一起去钓鱼,打野鸭,开着摩托车四处游逛。威廉的祖父母亲自带着他们出去郊游,在野外做烧烤,没有带一个用人,因此每个人都要负责收拾东西,整理行装。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威廉和哈里转移注意力,帮助他们从丧母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虽然,孩子们的舅舅查尔斯·斯宾赛在丧礼仪式上以“娘家人”的身份要求承担起两个孩子的教育和关爱责任,但是事实上,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斯宾赛家族都没有给予两个孩子关照;而温莎家族却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抚养孩子的重任。小王子们和女王的关系非常密切,只要他们愿意,女王随时都欢迎他们。有关他俩的各种决定都要事先征得他们的意见,而且从没有逼迫他们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每当威廉感觉在宫里待腻了,菲利普亲王就把他带到桑德林汉姆宫,教他射击游戏。每当哈里王子在外面受到欺负,行为有些异常,女王一家都会出面保护,为哈里辩护。(据同学们反映,哈里是个冒失鬼,而且脑子也不太机灵。)在两个孩子的要求下(尽管女王对此有些不太情愿),人们可以不再称呼他们“王子殿下”,而是直呼其名“威廉·威尔士”和“哈里·威尔士”。(当时的他们作为威尔士亲王的儿子,姓氏为父亲的封号,而不是温莎。)

女王一家的一番苦心终于得到了回报。据威廉王子说,他和菲利普亲王(“他经常逗我笑。”)、女王(“每当我遇到困难和问题,她都乐意帮助我解决。”)相处得非常融洽。2004年11月,威廉王子接受了BBC电视台的采访,这使他与媒体的关系也有所缓和。这也是王室的一招好棋。在戴安娜去世后,英国各大报刊的主编都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显然,孩子们的舅舅斯宾赛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那番演讲矛头直指女王一家人,而且赢得了民众的掌声。“对于那些始终跟王室唱对台戏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电视评论员和报刊专栏作家们都这么认为。实际上,正是那些怀里揣着报社合同的狗仔队们“把象征着古典狩猎女神的戴安娜,一个纯真无邪的少女,变成了现代社会被人竞相追逐的狩猎对象,成了大众舆论的众矢之的”。

为了避免悲剧再度发生,媒体和王室之间达成了共识。戴安娜去世的时候,威廉王子正在伊顿公学就读(一年后,哈里也来到这所学校上学)。媒体没有打扰两位王子的学校生活。对于每个英国学生来说,在中学毕业后到大学录取之前的这段时间,都要外出打工挣点钱。威廉王子也不例外。他和媒体谈成了交易,接受了两次媒体的跟踪报道,并按照媒体的要求进行访谈、录像和拍照;这两次电视片的内容都是媒体事先安排好的,一次是进入伯利兹(Belize)的热带雨林探险,另外一次是参加智利南部举行的一个扶贫项目。2001年9月,威廉进入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攻读为期四年的艺术史专业。此时,他又故技重施,与媒体频繁接触,赚取一些零花钱。开学第一天,媒体对威廉王子的入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观众也是大饱眼福。按照协议,媒体在此后就不再过多打扰威廉的生活——只有他叔叔爱德华掌管的阿登特传媒公司(Ardent Media)违反了原先的约定,继续跟踪拍摄威廉的校园生活。为此,父亲查尔斯直接出面与弟弟交涉,保护了儿子的权益。

哈里走的路与威廉完全一样。在中学毕业之后的那段过渡时期,他也是接受电视台的指派,先是前往澳大利亚昆士兰(Queensland)的托罗比拉(Tooloombilla)探险;随后,他又以援助发展中国家项目的名义飞往艾滋病肆虐的莱索托(Lesotho),参加那里举办的慈善活动——媒体全程跟踪拍摄,并进行实时采访报道。后来,就连王室家族的度假也成了媒体的采访项目,女王一家也都适应了在镜头下的生活,对于各种采访也都能灵活应对。帕迪·哈瓦逊(Paddy Harverson)接任马克·波兰德,成为查尔斯家的新闻官。他经常带着威廉王子出席一些非正式的王室新闻发布会,或是出现在瑞士滑雪胜地克洛斯特斯(Klosters)的酒吧里与周围的朋友亲密无间地攀谈。

这一方法的确非常奏效。威廉王子赢得了大众的喜爱,人们对他宠爱有加。尤其是他平易近人的形象,博得了大家的好感;在普通超市里,也能看到威廉王子的身影;在大学生宿舍,他像其他同学一样自己洗衣服,而且屋子里也凌乱不堪,他却乐在其中。他长相英俊,性格腼腆。2003年底,他与同住一层楼的女生凯特·米德尔顿(Kate Middleton)交往。凯特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没有贵族封号。威廉王子待人宽厚友善,具有很强的责任心(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他目前还不想为了履行王室的责任而放弃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很少人会相信,威廉王子会成为英国王室中最后一位放弃王位继承权的人。“威廉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一位德国记者鲁尔夫·泽曼–埃格伯特(Rolf Seelmann-Eggebert)说,“他知道未来将会遇到很多困难。他成长在这个家庭,他对于家人也具有很强的责任心。他只能一再强调,请不要打扰我的生活,希望这样的日子能维持更久一些。”

威廉的话起到了一些效果,但是这样的生活不会维持很久。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他对媒体这种言听计从的态度。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看到原本性格内向的他,为了迎合公众的胃口去接受媒体的专访,或是在晚上去娱乐场所寻欢作乐。特别是国外的媒体,他们并不认同英国同行的这些做法。在澳大利亚,哈里王子的到来就引起了当地人的反感。因为,为了跟踪报道的需要,英国电视台甚至动用了多架直升机全程拍摄。还有那些狗仔队们,他们整天蹲守在威廉王子的学校周围,为的就是能够抓拍到有价值的照片,再卖给报社,牟取暴利。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整夜地埋伏在威廉和哈里经常光顾的酒吧和舞厅周围,一刻都不放松。《太阳报》想要搞清楚,凯特是不是已经成了威廉的女友。《每日邮报》(Daily Mail)更是不惜血本,花大价钱购买哈里王子的女友切尔西·戴维(Chelsy Davy)的玉照;不过,他们雇佣狗仔队前往博茨瓦纳(Botswana)的热带丛林里偷拍哈里王子的时候,也惹上了麻烦,报社为此付出了一笔可观的赔偿费。

王室家族的肥皂剧重新吊起了人们的胃口。刚刚21岁的哈里就有了自己的角色,剧情内容完全是按照他的行为而设定的。哈里如今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平民王子:对纠缠自己的记者大打出手,又喜欢酗酒,而且还偶尔吸食大麻。更有甚者,哈里曾经参加过一次派对,并且大模大样地戴着绣有纳粹标志的袖标,毫不隐讳地谈着“殖民统治者和被殖民统治的人民”这样敏感的话题;此时,恰恰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之前的几天,因此哈里的行为引起了轩然大波。可以想见,人们慢慢对王子的言行举止产生了不满;不过,也有人对此表示理解。“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观察家报》(The Observer)的专栏作家玛丽·里德尔(Mary Riddell)说,“(哈里王子)就是这样性格的人,即便是经过公众舆论的抨击之后,也不能对他抱有太多奢望。”

不过,再怎么说,哈里并不是王室家族里的问题孩子,至少目前还不是这样。“真正的问题出在查尔斯王子身上。”克里斯托福·摩根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这样写道。女王一家人都认为,目前出现的所有问题都要归结于查尔斯,因为他始终无法割舍一段青春时期的恋情,而这最终导致他稀里糊涂地走上了一次名义上的婚姻。因此,宫里的人们都拿这个痴情的王子开玩笑;即便是在婚礼大典之前,他们仍放任他出去和别的女人在一起花天酒地。玛丽·里德尔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上述事实,她的资料不是从王室内部获得的,而是记载于政府官方的档案。从这些档案中可以看出,政府方面对查尔斯也很反感,“对他不理不睬”;查尔斯也总是对政府工作说三道四,对各种政治问题都要插手参与。查尔斯总是喜欢就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常常固执己见,有些甚至就是奇谈怪论,让人哭笑不得。与此同时,他平时里花钱“大手大脚”,生活极其奢侈。看来,查尔斯的生活还是一团糟,令人担忧。

查尔斯的问题让工党政府感到非常头疼,从戴安娜去世之前就有了苗头。这与查尔斯本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请大家不要忘记,查尔斯是个遭受过心灵创伤的人。”一个熟识查尔斯的密友这样说道。如同前文提到过的,他的少年时代过得并不幸福,他与父亲的关系一直都很糟。此后,他有过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先是和卡米拉,而后是和戴安娜,最后就是和公众。而这三种生活彼此之间没有丝毫的关系,并且充满了谎言、伪善、欺诈和诡计。查尔斯周围也有一些参谋,但是他们只会阿谀奉承,从不敢说逆耳的忠言(也许是查尔斯使他们变成了这样)。查尔斯总是生活在保护伞下,慢慢地成为他人的傀儡。“他缺乏自信,内心软弱。他身上有种骨子里的低贱感觉,似乎总是在卑躬屈膝地过活。”这就是曾经担任查尔斯私人新闻官六年之久的马克·波兰德对他的评价。

实际上,人们很难客观评价查尔斯这个人。有时,查尔斯在公开场合露面时给人的印象非常好;有时,查尔斯也会冒出好想法,比如出钱资助农村地区的住宅基建,大大缓解了伦敦周边土地使用的问题。当然,也有些时候,查尔斯在大庭广众之下的行为举止令人挠头不已。2005年4月,他曾在滑雪度假时对着媒体记者破口大骂,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花钱如流水,总是因此招致丑闻缠身,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比如,他偷偷摸摸地变卖国际友人赠送给英国王室的礼物,将所得收入据为己有;他的侍从都曾经遭受过他的白眼和歧视,这反映出查尔斯傲慢无礼的另一面。克里斯托福·摩根认为,人格分裂是查尔斯的最大问题。玛丽·里德尔则认为,查尔斯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也从不考虑他的行为对别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只要是能娶卡米拉为妻,他可以不顾一切。不过,玛丽·里德尔也认为:“查尔斯可以成为一位很好的国王。”而马克·波兰德却不这么看,他宁愿把希望寄托在威廉王子身上。

在过去几年里,查尔斯一直非常信赖波兰德。在戴安娜去世后,波兰德成了查尔斯的媒体顾问。戴安娜发生车祸之后的几个月,查尔斯的名誉并没有一落千丈,这都要归功于波兰德的努力。他创意发起并实施的“PB行动”(Operation PB),改善了卡米拉的公众形象。戴安娜的突然去世打乱了查尔斯的很多计划,其中就包括1997年9月他出席英国国家骨髓捐助协会举办的活动;这家协会成立于1997年4月,卡米拉正是该协会的发起人和赞助人。这原本是改善查尔斯和卡米拉在公众心中形象的最好机会。然而,戴安娜的去世却让这一计划彻底泡汤,许多嘉宾都断然谢绝了邀请。

不过,波兰德很快就取得了成功。卡米拉曾经一度被人们称为破坏他人婚姻的“女妖精”,是这桩世纪梦幻婚姻最终毁灭的罪魁祸首(在戴安娜车祸之后,卡米拉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而一年之后,卡米拉慢慢被社会所接受,以慈善家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与此同时,人们一度把查尔斯看作是杀人凶手;经过波兰德的公关行动之后,查尔斯的支持率也有所改观:在查尔斯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诚恳的、充满爱心的父亲,一个有责任心的儿子和一个从善积德的楷模。不过,取得如此成功的背后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围绕着“公关行动”,宫廷内部也爆发了一场战争。马克·波兰德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很多人都在暗地里对他大加指责)。因为他把本来属于王室内部“前途小组”会议中的讨论内容透露给了几家媒体的记者,而且特意筛选了一些令其他王室成员感到难堪的消息,当然同时也包括为王子增光添彩的内容。王室内部开始并没有计较波兰德的做法,不过一旦超出了限度,就会惹来麻烦。几年以来,王室内部的秘闻已经成了记者们炒作的主要对象,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严重的后果。

马克·波兰德后来终于被迫离职。为了发泄不满,他偶尔也在外界对以前的雇主说三道四,从媒体那里获得些利益。在宫里,像他这样喜欢嚼舌根的人为数不少;而他还不算是最阴险的。相比之下,另一位跟随查尔斯多年的贴身男仆,后来被提拔成查尔斯私人助理的迈克尔·法赛特(Michael Fawcett)则更为狡诈。有人把法赛特戏称为查尔斯的“皮衣”,整天如影随形地跟着他;此前,戴安娜也有一件自己的“短裙”,那就是王妃的贴身侍卫巴特勒·保罗·布瑞尔(Butler Paul Burrell)。可见,对于查尔斯的一切,法赛特了如指掌。

法赛特自从成了查尔斯的随从以后就成了宫里其他员工的眼中钉;因为查尔斯对他宠信有加,给他很高的薪水。据说,他是个性情粗鲁,具有很强统治欲的家伙。甚至有传言说,这位薪水最高的男仆实际上是查尔斯的男宠。不过,这种说法显然不太可信。不过,其他有关他的传言似乎更贴近事实。2002年,法赛特由于涉嫌参与为查尔斯做假账而被辞退。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获得了50万英镑的解雇补偿金。他用这笔钱开了一家公司,并凭借与王室的特殊关系,做起了特供商品的买卖和承办各种高档酒会的生意,获得很多订单。与此同时,他仍和查尔斯王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经常出入查尔斯居住的克拉伦斯宫。据知情者透露,他的势力甚至比查尔斯的私人秘书迈克尔·皮特还要大。而迈克尔·皮特曾经担任女王的总管司库,从职位上来说,他本应是查尔斯最值得信赖的人。

显然,查尔斯有把柄落在法赛特的手上,所以也不敢对他做什么。有媒体甚至开价50万英镑购买法赛特的回忆录,但是这位44岁的“老油条”显然对此不屑一顾。有不少人都认为,法赛特对于查尔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婚姻危机中的所有内幕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一旦开口,有可能把整个王室家族都拖下水。这些秘密也就是法赛特得以要挟王室的最好武器,也是他今后一生的保障。无论是谁,都要给他面子,不敢慢待他。

但是,那些管不住自己嘴巴的巴特勒之流给王室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上文提到的戴安娜的“短裙”——巴特勒·保罗·布瑞尔在过去几年里,一直与王室纠缠不清;一会儿威胁说要写书,披露宫廷秘闻,一会儿又虚情假意地放弃出书计划;最终,他还是抵御不住金钱的诱惑,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对于这样的无耻小人,英国王室岂能轻饶。2001年初,英国警方从他家里搜出了342件戴安娜王妃的遗物,其中许多器物一直装在盒子里从未开封,藏在他阁楼的地板底下。据媒体估计,这些遗物的价值总共高达500万英镑。两年之后,布瑞尔的案子在法院审理过程中遇到了麻烦,对于他的起诉被撤销;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伊丽莎白女王突然想起来,布瑞尔曾经跟她提起过,他手上握有一些揭露戴安娜之死真相的确凿证据……

2003年,布瑞尔终于出版了自己的书。其实在2002年之前,他还没打算真的下笔呢。书中充满了对戴安娜王妃的美好回忆和真实事例;而他笔下的查尔斯王子则是个恃宠跋扈、相貌丑陋和不可理喻的家伙。在一场婚姻战争中,如此立场鲜明的书按说也就是畅销一阵子罢了;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本书却畅销不衰,特别是在德国。与此同时,威廉和哈里两位王子也旗帜鲜明地站在布瑞尔这一边,公开指责父亲查尔斯,缅怀母亲戴安娜。2003年,随着布瑞尔事件在法律诉讼程序上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宣告结束,英国王室的声誉也急转直下,步入低谷。马克·波兰德认为,他好不容易帮助王室恢复起来的良好形象,随着这次事件而化为乌有。2003年3月,安东尼·霍尔登在具有左派自由主义倾向的《观察家报》的周日特刊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布瑞尔事件的爆发及其回忆录的出版,标志着查尔斯王子走向灭亡的开始。“20年来,查尔斯仗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做了许多出格的事情,比如傲慢无礼地辱骂媒体记者,侮辱宫廷员工;对此,我都曾逐一进行披露。令我感到吃惊的是,直到布瑞尔出书揭露他的种种丑行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才开始失去了对这位王子大人的信赖。他怪异奇特的生活方式让人感到失望透顶,而他沉溺其中,看来是无可救药了。”

2004年,布瑞尔事件再次烟消云散。到了2005年,提起布瑞尔这个名字,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时间很容易冲淡人们的记忆。2005年春,英国王储查尔斯殿下再次向他的人民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安东尼·霍尔登对此也一定大吃一惊):他要娶卡米拉·帕克·鲍尔斯为妻!嫁给查尔斯之后,卡米拉将被封为康沃尔公爵夫人。消息一经宣布,民众对此表示支持,不过大家都谨慎看好这桩婚事,觉得也许能够成行。

结果,婚礼被搞得一团糟。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王子再婚的婚礼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糟糕。“显然,他们是在敷衍了事,箱子里没有什么东西。”鲁尔夫·泽曼–埃格伯特在德国电视台转播这场婚礼时,如此评论道。人们都明显地感觉到这场婚礼的失败之处:结婚仪式没能获准在温莎城堡内举行,而是改在了当地的民政处。由于从法律上来讲,查尔斯的再婚是否合法,最终没有明确的说辞;各方人士在婚礼前几天对此一直争论不休。更倒霉的是,由于原定的婚礼日期与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annes Paul II)的葬礼发生冲突,婚礼不得不延期举行。为此,许多原本受邀参加婚礼的欧洲王室成员向查尔斯表示了歉意。伊丽莎白女王倒是借着这个机会,吩咐媒体大肆炒作了一番,用来取笑儿子的愚蠢行为。

整个婚礼差点就被搅黄了。终于,人们敲定了4月9日这个吉日。天气预报说,婚礼当天会晴空万里。婚礼当天,温莎城堡外聚集了几千名群众和游客。仪式开始时,还有些人在一旁欢呼;很快,人们的声浪就被请来的爵士乐团的演奏声盖过。不知是哪位高人想出了这么一个绝顶聪明的高招,让爵士乐手在民政处门口演奏,缓和了尴尬的气氛。此时,《镜报》的前任主编皮尔斯·摩根(Piers Morgan)正坐在BBC的演播室里。几年来一直跟王室过不去的他,用一种略带讽刺的语调说道:“这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经历的王室家族最伟大的时刻之一。”如此简朴冷清的婚礼场面使他产生了一种幸灾乐祸的愉悦感。王室的未来恐怕就是这么一番模样,他不依不饶地补充说。

与其说这是一场喜庆的婚礼,倒不如说这是批评家们的一个节日。女王陛下根本不支持这门婚事,不过对于她来说,装成一副开心的样子,倒不是一件难事。《太阳报》记者阿瑟·爱德华兹拍下了女王和查尔斯夫妇走下温莎城堡圣乔治教堂台阶的这一经典瞬间;从照片中,人们可以明显看出女王是在强颜欢笑,而且还在言不由衷地祝福着这对新人。《太阳报》专门聘请了唇语专家,破译了女王和儿子儿媳在台阶上的对话。“还算不错哦。”女王对站在台阶上的儿子说道。“是啊。”查尔斯回答说。“我们现在就离开了。”女王说。“哦,我本来想咱们一起拍张照的。”查尔斯又说了一句。此时,女王早已转过身,离开了查尔斯,离那位刚刚结婚的儿媳妇更是远远的。没过一分钟,女王便走掉了。从女王那里,卡米拉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微笑都没有得到。

婚礼举行的前一天晚上,英国ITV电视台特意选播了已经连续播映40多年,至今仍颇受欢迎的著名肥皂剧《加冕典礼街》(Coronation Street)中的一集。在那一集里,男女主人公肯(Ken)和戴德雷·巴罗(Deirdre Barlow)破镜重圆,第二次走上婚姻的殿堂。虽然略低于之前的预期,但是当晚的收视观众人数也达到了1200万。第二天上午,收看王子第二次婚礼的电视收视人数仅为700万(婚礼的实况转播不是在黄金时段)。或许,现实中的王室真人秀其实才更吸引人?对此,路透社在周一就给出了最终的答案。有几位评论家直截了当地指出,王室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对于王室的未来,他们表示有些担忧。特别是相比上一代的统治者而言,这次婚礼颇有一种江河日下的意味。

人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社会病态的反映。大家在对待王室的态度上已经出现了分歧。英国媒体成了舆论的主导。用善意的语调来发表消极的和批评性的观点,这似乎成了时尚。然而,以如此的方式为王室敲响丧钟,也未必是个好办法。2002年复活节前的星期六,101岁高龄的太后与世长辞。各大媒体原本以为,民众对此的反应会非常冷淡,因为人们对于王室家族似乎已经感到厌倦。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葬礼当天,英国人成群结队地涌向伦敦,默默地伫立在泰晤士河两岸,目送着太后的棺木被送往威斯敏斯特宫。负责葬礼活动的官员以及各大新闻媒体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来应付如此的场面。就在同年夏天,英国举行了女王登基50周年的大庆,各大媒体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家们在几个月前就开始大泼冷水:没有人会来参加,没有人会对此感兴趣;王室盛世时代早已结束了。克里斯托福·摩根在女王登基庆典当天也走上街头,看到周围簇拥的民众,感到非常迷惑不解。“我原来以为来到这里的都是些二战老兵,”他说,“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许多年轻人是来到城里参加派对的;而当他们看到女王坐着皇家马车经过的时候,都齐声欢呼,激动得连嗓子都喊哑了。

对于媒体接连不断的负面报道,王室家族显然感到有些不满。如今,恐怕只有一些地方报纸对王权统治还怀有敬意。王室也只能指望这些报纸,替自己摇旗呐喊,以便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罗伯特·沃塞斯特证实了这一点。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王室的支持率始终没有下降:70%的英国人认为,王权统治是正确的,应该继续保留。当然,在某些时期里,这一数字会有一些上下波动,不过总体来看,基本是稳定的。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人们都会发现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王权体制。”一位研究英国王室家族荣辱史的资深学者曾经这样说道。温莎家族的未来也会有这样一个答案。未来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Charles III)肯定会与伊丽莎白二世有所不同。而在他之后的威廉五世(William V)将会又是另外一番模样,而且肯定会超出我们目前的想象。总而言之,王权体制将成为一个巨大的衍生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与时俱进,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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