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中的大英——纪念

现在，所有的道路都通向法兰西，

活着的人步履沉重，

逝去的人却轻舞归来。

——爱德华·托马斯，1996

如果诗歌可以倒叙，

那么它的确会这样做的。

——卡罗尔·安·杜菲，2009

若非越战纪念碑的征集竞赛是通过设计方案编号而不是设计者的名字进行“盲选”，林璎的方案脱颖而出的可能性会十分渺茫。作为一个来自美籍华人家庭的21岁耶鲁女大学生，林璎在公开竞赛中很可能会被建筑专业受过系统训练的男子击败。当众人得知，林璎的作品被评委从大约1400个方案中选出并一致通过时，林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和言辞侮辱。本次征集方案的目的是建立一座越南战争纪念碑，地点设在华盛顿特区，具体位于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馆中间的国家神圣地带的中心地域。

林璎的提案风格和之前纪念美国战争英雄们的雕塑截然不同，比如说和1954年的硫磺岛纪念碑（这一问题我们在第八章里面进行过讨论）相比就是如此。为了缓和守旧主义分子的情绪，不久之后，在林璎的作品旁建起了获得第二名的竞标作品——真人大小的三名士兵的青铜雕塑，能够清晰可辨的是，他们分别是白人、黑人和拉美人。三个士兵虽然神情上似乎厌倦战争，但是却全副武装，看上去准备好了随时要去战斗。相比之下，林璎的提案非常质朴，是一座非具象派的纪念碑，两面长长的墙逐渐插入大地，在地面上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细长的V字形，最高部分离地也只有10英尺。墙面上按照时间先后顺序，陈列着越战期间所有为美国捐躯的军人姓名，包括女性军人。墙面是由黑色花岗岩制成的，能够反光。所以当游客们在找寻故人密友或是挚爱亲朋的名字时，会看到他们自己的面容。这种效果是十分强烈抽象的，也是十分私人的。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通过神秘的名字邂逅，该纪念碑不像通常的英雄雕塑那样直接期待人们的反应。尽管林璎在内心深处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但是她作品的概念回荡着过去的声音，能够看到雕刻着英军在一战中失踪名单的伊普尔的梅宁门战争纪念馆，以及索姆河的蒂耶普瓦尔纪念碑。事实上，鲁琴斯设计的蒂耶普瓦尔纪念碑对林璎的影响非常大。

抛开最初的争议不说，自从1982年11月越南战争老兵纪念碑揭幕以来，这里就成为华盛顿特区最受欢迎的地方，每年吸引着超过300万游客来访。如今这里已经成为美国的“记忆之地”之一。“记忆之地”这个难以翻译的新词是由法国学者皮埃尔·诺哈创造的，来源于他在1984—1992年出版的浩瀚的七卷本著作《记忆所系之处》的英文版名称，这一词汇有着不可言说的新意义。诺哈对于“记忆”这个词的应用是不确定的，表达的是一种自发的几乎是形而上学的力量，他把现存的民族精神浪漫化了，与之相比的是，他认为“历史科学”这个词是枯燥无味的。诺哈认为，20世纪80年代，法国的国家记忆因为科学历史而变得黯然失色。因此，他开始了一项由超过120位作者支持的记录纪念碑、仪式、信息和图片的计划，声称这个计划唤醒了全国同胞去理解“法兰西”的意义。尽管诺哈的“不变的想法”是十分高深莫测的法语词，但是他的作品在20世纪末被翻译成英文后，将“记忆之地”这个词变得十分流行。这个术语不仅经常被文化历史学家提起，它也成为符合大众普遍迷恋的场所或人造物品的代名词，比如说林璎的墙，它给予人们一些私人的回忆空间。

从国际范围的角度而言，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变得越来越热烈。柏林墙的倒塌和1989年的其他革命重新绘制了东欧的版图，实质上结束了从第三帝国毁灭之后被苏联势力根深蒂固笼罩住的半个欧洲大陆上的秩序。德国自从1945年分裂之后，在1990年的11月份又重新统一了。苏联在1991年年底解体了，留下了一群环绕在新俄罗斯共和国周边的急躁不安的民族国家。1989—1991年这些戏剧性的事件重新开启了许多来自1917—1918年的遗留问题。那个年代帝国倒塌，革命浪潮涌动。这些事件终于从1939年到1945年的悠长的阴影中浮现出来，也激起了对于一战的新兴趣。本章将要探索的问题是，人们是如何在后冷战时代纪念1914—1918年的，一些形式是苦涩的、分裂的，另一些则关注和解与调停。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一个不断被大众喜爱的倾向，即通过家族历史的方式将民族叙事展现到大众面前，这一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我们还要看到在前两章中提到的不列颠回忆模式的坚持不懈。不管修正军事历史学家做出了如何的努力，在英国，一战仍然被视为一种私人的悲剧故事，它被诗歌照亮而非历史记忆，它是回忆而非理解的对象。

冷战的戏剧性落幕终结了德国的分裂，但是它也重新开启了关于德国在欧洲的地位的历史问题。1945年以后，尽管在公开场合承诺德国终将统一，西方盟国却表现得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的固化状态十分满意，尤其是1961年柏林危机因柏林墙的建立而解决的时候，这种态度就更为明显。法国知识分子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曾讥讽地说道：“我太爱德国了，以至于我很高兴有两个德国。”1990年新统一的德国终于接受了波兰法律上的存在地位，并且放弃了其在东欧所宣称拥有的领土主权，从而结束了自《凡尔赛条约》以来修正主义者塑造的德国外交政策走向。但也带来了一个更加有争议的决定，即将首都从波恩迁到柏林，在1991年的联邦议院里有17人投票赞成通过。这引发了更多旧有的争论，评论家认为波恩以及莱茵兰地区代表着这个国家从1945年开始的新的西方民主制度。反之，柏林则代表着德国灾难性的一面，那就是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继承，这是不可磨灭的烙印。德国如今可以变为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这种论调听上去似乎有些乌托邦般不切实际。联邦德国国务秘书沃尔夫冈·伊辛格曾警告：“由于德国的特殊历史，我们的邻居和伙伴不会视我们为一个正常国家。”

许多时事评论员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即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存在两条令人担忧的平行线：德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对于欧洲的力量均势而言太强大，而对于发挥稳定的大陆领导作用又太弱小。 在德国强弱力量交界处之间徜徉的是1914—1945年30年来动荡和冲突的核心。但是德国国内外的乐观主义者则认为欧盟是欧洲自1918年以来所一直缺乏的框架。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坚称“德国是我们的祖国，而欧洲是我们的未来”。他的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重复托马斯·曼的格言是：“我们不想要一个德国的欧洲，但我们想住在一个欧洲的德国里。”这个国家通过了一条宪法修正案，要求联邦共和国寻求一个建立在民主、法治、社会的和联邦原则上的欧盟。也就是说，欧盟不应该建设成为一个集权的超级国家。

1989年，德国的邻居最初没有被这样消除隔阂的华丽文辞说服。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发出警告，欧洲也许会重新回到1913年，即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联合结盟对抗德国带来的威胁。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没有抵抗住科尔的统一计划时，法国领导人讨论又一次的慕尼黑阴谋——法国和英国如同在1938年一样，缺乏对抗德国的手段。但是科尔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统一的势头也变得不可阻挡。密特朗随即恢复了1950年后的法国战略，宣称“德国的问题将会被欧洲的磁力调节控制”。 作为接受迅速发展的德国重新统一的条件，密特朗强迫科尔接受欧洲货币联盟,以寻求把迅速发展的德国经济力量囊括在内。这意味着珍贵的德国马克，即战后西德的护身符这一宝贵财产的终结。1991年12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2002年1月发行的欧盟单一货币——欧元铺平了道路。

在整个过程中，英国保持了一个消极并且越来越孤立的态度。尽管柏林墙的倒塌作为自由的象征受到人们欢迎，但是一些英国时事评论员仍在讨论着“第四帝国”即将到来的可能性。货币的统一激怒了英国内阁大臣尼古拉斯·雷德利，他认为这是“一个德国设计夺取全欧洲的骗局”。至于将主权交给欧洲共同体，他惊呼：“那你还不如将它托付给阿道夫·希特勒。” 在做出此番激烈指责之后，雷德利被迫下台，但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私下里赞成他的观点。她对德国重新统一的反对，尽管反映出对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地位逐渐变得越来越摇摇欲坠的敏感度，也来源于她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坚定的反大陆的父亲的影响，年幼的她读了很多历史书。撒切尔在她的自传回忆录里明确表示，每个国家都有截然不同的国家角色。“自俾斯麦领导的德国统一以来，也许是因为国家的统一来临得太晚——德国在侵略和自我怀疑之间难以预测地变来变去。”她怀疑1945年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而且否定了德国这反复无常的国家会满足于在一个欧洲框架下的观点：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单纯作为又一个欧洲联合体制内的竞争者而言过于庞大，力量也过于强大”。她辩称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案,就是欧洲在力量均势的前提下建立一个紧密英法关系，而这种关系必须得到美国的支持才会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欧洲应该建立在大西洋联盟的基础上而不是欧洲联盟的基础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撒切尔竭尽所能地说服密特朗和乔治·布什，并经常从她那声名狼藉的手提包里掏出一幅地图,向众人展示德国在过去的各种布局，而这是当时大家“没有一起为未来提供保证的后果”。但是布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在欧洲服役而是在太平洋服役）并不赞同她对德国的历史判定。与此同时，密特朗和他的前任一样，选择通过欧洲联合的方式来解决德国问题。撒切尔反对欧洲联合的最终结果是，按照英国大使提供的报告，“英国公众对德国的理解度为历年最低水平”。1992年，撒切尔的继任者约翰·梅杰，尽管不是那么强烈的欧洲统一怀疑论者，但也领导英国自愿退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货币统一。

撒切尔和梅杰的政策实际上展示了从20世纪40年代起建立的英国人有关两次世界大战的理解方式，而这种理解方式一直在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布什和他多数的同胞对于1989—1991年则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他们认为，冷战的铁幕的升起和苏联的垮台是美国力量和美国价值观的一个胜利。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断言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尽管“事件”还会持续发生，但他认为我们已经看见“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以及西方的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的全球化过程”。

关于美国必胜信念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美国人如何解读冷战起源的新一轮兴趣——把冷战追溯到1917年威尔逊和列宁的意识形态的碰撞。1991年之后关于威尔逊主义的书籍和论文在全美激增，内容涉及“威尔逊世纪”“冲动”“重要时刻”或者“劝说”的研究。这些作者仔细谈及威尔逊没有充分阐释的理念，包括用自由的国际秩序取代强权政治作为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这一原则指导了冷战后的对外政策，甚至塑造了德国的重新统一。据称，威尔逊主义“开启了国际关系规范和标准的变化”，并最终导致了全球的非殖民化，甚至总统的观念已经成为推行自由的主要工具。所以截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已经被定型，就算不是完全的民主，那么至少对民主而言也是安全的”。

按照历史学家弗兰克·宁柯维奇在1999年提出的观点，“威尔逊世纪”已经结束，“后冷战世界”并不是另一个“把威尔逊主义政策进行制度化”的机会，而是“将它们全部实施的一个良机”。 一些年长的新保守主义者同意宁柯维奇的观点。里根的前顾问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宣称：“并不是美国国内的力量,可以导致全世界的民主化进程，而是我们要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时代，我们可以又一次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随着2001年小布什上台，威尔逊主义在华盛顿重新获得了新生。年轻的新保守主义者，例如查尔斯·克劳塞默坚持认为，推进民主必将会是“美国新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试金石”，他把这种政策夸张地称为，美国追求在“单极世界”的“世界统治权”。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比如马克思·布特，将自己描述为“硬派威尔逊主义者”，意味着他们赞成用美国力量去推广美国的价值观。他们最喜欢的目标是中东。理查德·柏尔在2001年3月断言：“我认为在阿拉伯国家有一个潜在的市民文化可以引出民主机构，伊拉克是将此命题投入试验的最佳之地。”新保守主义者充分利用基地组织在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攻击，将此作为推翻萨达姆·侯赛因行动的借口。劳伦斯·F.卡普兰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当夜宣称“如果不是在行动上，那么至少在言语上，布什已经成为自威尔逊本人以来最像威尔逊的总统”，他还敦促总统要“完成威尔逊的未竟之业”。但是在伊拉克的这场行动最终被搞砸了，认为仅仅靠除去“暴君”就会带来“自由”和“民主”，这一理想化的结果并没有达到。这种解决方案过于简单，对“硬派威尔逊主义”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提醒。到了布什任期的结尾，他被公开指责是“服用了类固醇的伍德罗·威尔逊，一个荒诞夸张并且高傲自大的固执版本的威尔逊”。

与此同时，1991年在讨论美国外交政策时，威尔逊主义占了主导地位，终于解开了俄罗斯和东欧的历史回忆中列宁的束缚。正如我们所见，与对1941—1945年伟大的卫国战争纪念相比，俄罗斯对一战的回忆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尽管俄罗斯在1914—1917年的死伤人数大约为200万，但是苏联并没有可以与伦敦的和平纪念碑、凡尔登的杜奥蒙军人公墓、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碑或是柏林的新岗哨无名战士纪念堂相比的纪念形式。苏联也没有任何纪念碑纪念那些在战争中死于城市或乡村的人们。与之相比的是，法国、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它们大约有1500座公共纪念碑竖立在其国土上，以表达对那些埋葬在异国他乡土地上的挚爱之人的一份“遥远的悲伤”之情。然而，对于俄罗斯人而言，1914—1917年的战争不是一个遥远的冲突，而是一场发生在国境之内的残酷搏斗。可能是考虑到官方令人害怕的寂静，对于那些丧失亲友之人而言，他们的悲伤之情比澳大利亚人的悲伤更为“疏离”。

苏联的垮台给俄罗斯和西方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去研究1914—1917年的战争，这场战争既是对外战争，又是1914—1921年俄国连续危机中的一部分，而1917年的革命是其中的“支点”。这些研究通常跟随最近西方学者的研究主题，比如1914年的“战争狂热情绪”抑或是民族主义的全民动员。 俄罗斯人终于可以公开地纪念这场战争。在曾经的1915年全俄战争公墓的旧址（参见第六章），现在矗立的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的建筑群公园。其中多数的塑像具有俄罗斯东正教的宗教特征，还有一座由最初的公墓教堂改建而成的小教堂。当然，俄罗斯民族的象征也很突出，尤其是俄罗斯联邦的双头鹰。2004年8月1日，也就是战争爆发90周年之际，这一公园正式开放。但是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一个极具争议的地方。关于应该怎样纪念“所有为保护俄罗斯而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曾经和“红军”在内战中厮杀的“白军”，有着连续不断的争议。这反映出后苏联时代，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究竟是胜利还是灾难的潜在争辩仍在进行。

在部分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也见证了1918年规划的失败。南斯拉夫，这个扭曲的南部斯拉夫民族国家在一战后被塞尔维亚人统治。冷战期间，这个国家在半克罗地亚人半斯洛文尼亚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意志和技巧的运作下，成为一个联邦政体。但是在1980年他去世后，民族冲突和经济问题加剧恶化，而1989年的剧变则导致了南斯拉夫国家的解体。1991年斯洛文尼亚迅速脱离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在接下来的一年退出。波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992—1995）与科索沃（1998—1999）发生的冲突，都属于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这与一战之后东欧的情形极为相似。萨拉热窝作为1914年7月危机的导火索而臭名昭著，它在波斯尼亚战争中再度声名狼藉，成为现代历史中被围攻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捷克斯洛伐克是1918年由托马斯·马萨里克推动建立起来的，该国成为东欧剧变的另一个受害者。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由于领土争议引发了极度紧张的情绪，这在该国复杂多难的历史中曾经反复重现，并在共产党领导失败后达到了爆发危机的临界点。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国家在1992年的新年之夜解体。它的分裂虽然算不上和谐，但是与南斯拉夫那场恐怖的战争相比可以称得上是“天鹅绒式离婚”，堪与该国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齐名。

沿着苏联边境望去，90年代的活力有些不同——在那里，似乎又重新回到了1918年的旧秩序，而不是它所要推翻的那种秩序。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20世纪历史，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尽管自18世纪以来就受到俄罗斯的控制，但是在一战后这些国家迎来了它们的“自由时刻”：每一个国家都在1920年后，在与德国人以及苏联人的野蛮战争中获得独立，然而1940年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它们又被苏联吞噬，1941年被纳粹德国征服，1944年又重新被红军占领。在这一“双重占领”时期，当地人民为两方战斗，有一些和纳粹合作消灭犹太人。20世纪80年代末期，反苏联的抗议不断增长，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成为反苏联的领头羊——1989年，这三个国家的民众手拉手结成了人墙，目的在于纪念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这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证。1991年，乌克兰也从苏联获得了独立，与波罗的海国家不同的是，乌克兰从未通过世界大战获取自由。在巴黎和会上，短命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曾绝望地试图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但却被波兰和苏联在1921年分割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千名乌克兰游击队员与德国人站在同一战线上与红军作战，直至1943年该地区被苏联重新控制。

正如1991年西方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的那样，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成为20世纪德国和俄国不断碰撞的欧洲的“碎片地区”。这些国家是种族冲突、残酷政治和准军事暴力发生的“流血之地”，这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都是非常残暴的战场。

接受具有如此纠纷和痛苦历史的东欧并不容易。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看来，东欧剧变带来的似乎仅仅是在冷战中被压抑住的历史民族主义的解冻和复活，而且它所强化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威尔逊所认为的旧世界永远都存在永不间断的世仇。流行书籍则更强化了这样的印象，特别是在巴尔干半岛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古老的“幽灵”从历史的衣橱里浮现，从一个“已经组织好”的世界里走出来，“这是一个昏暗的舞台，在舞台上人们愤怒、流血杀人、经历幻想，并且忘乎所以”。据称，我们正见证着横跨东欧的“历史的重生”，“40年后它从人工冬眠中惊醒，并且面临许多需要赶上的任务”。 但是“历史”并不是自发的力量，它被当今政客自己的私利所用。最坏的例子便是南斯拉夫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当剧变发生之际，米洛舍维奇为了寻找一个新的爱国且合法化的继续其领导权的办法，重新激活了塞尔维亚民间的回忆，尤其是1389年在科索沃平原和穆斯林土耳其人的战争——将战败英雄拉扎尔大公的棺材抬着游街，在塞尔维亚每个城市和村落展览，其目的就是在1989年激起人们在600周年后的热情。正如同马萨里克和毕苏斯基年代是民族主义被民族主义者激发，1990年前后则是民族主义推动产生民族主义者。

前共产党东欧国家所谓的“回忆战争”是这种过程的一个延续，如同政治团体运用历史的不同版本来批判现在和塑造未来一样。在波罗的海国家，公众纪念碑变得特别容易引起争论。1947年塔林市中心竖立的青铜士兵塑像是为了纪念苏联“解放者”帮助爱沙尼亚从纳粹统治中的解放，2007年，这里成为一场暴动的焦点，人们促使政府将这个雕塑移动到城市郊区的一个军用公墓里。为了标记这个国家“真正的”解放，2009年塔林的自由广场规划了一个独立战争胜利纪念柱，以纪念1918—1920年爱沙尼亚抵抗苏联而牺牲的4000人。此一规划终于完成了本是一个计划于1919年，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启，但在苏联时代却被镇压的行动。然而，用如此具有民族主义的叙事口吻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极具争议性的。爱沙尼亚的俄罗斯人族群，大约占总人口的1/4，他们认为“纪念碑之战”关乎身份的认证，关乎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是在一个新的民族主义国家边缘化他们。这是在后苏联时代东欧多种族国家常见的通病，而且让人回想起第一章所描述过的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斗争。

东欧的民族主义者极力主张将苏联政权和纳粹等同看待，但这也是极具争议的，因为它质疑了20世纪西欧关于纪念大屠杀的中心地位，按照皮埃尔·诺哈的话来说，“你可以说它是回忆，也可以说它是浩劫”。 在新的千禧年到来之际，大屠杀已经成为“作为欧洲人”标志的一个必要因素，这已经不是一个因为害怕共产主义而团结起来的时代了。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是“一个绝对的道德魔鬼，这是对——容忍和多元——这些被视为当代欧洲文明基本价值观的理念的一种反动”。20世纪90年代，欧盟曾鼓励成员国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纪念日，并将1月27日作为大屠杀纪念日。英国在1999年签署这项提案，首相托尼·布莱尔公开声明他的决心，一定要“确保在大屠杀期间发生的违反人道主义的可怕罪行永远不会被忘记”——他引用了最近发生在科索沃的“种族清洗”浪潮作为“一个明显的需要警戒的例子”。

在美国，人们对于大屠杀的“普遍了解”是由于《辛德勒名单》，这部由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拍摄于1993年，轰动一时，并获得了七项奥斯卡奖。这部电影很少关注传统的道德影片善恶对决的纠结情节，而是通过两个人物——一个是帮助犹太人逃亡的纳粹，另一位则是虐待狂的纳粹党卫军集中营指挥官来展现电影的主题。更加重要的是，在同一年，华盛顿特区开放了大屠杀博物馆。该项目一直是犹太人组织长期努力的目标，但是它的实现需要一个刻意的“美国化”的大屠杀，即将“犹太人定位为特别的受害角色”，并将美国刻画成为“一个有特权的、非常消极的旁观者，因此也是一个道德上失败的见证人”。这些先驱者在首都的冒险成功地使大量小型博物馆或者纪念碑在美国其他主要城市落地生根。大屠杀在西方逐渐被视为“在过去是史无前例的，而在未来则会变得比较普遍”——换句话说“大屠杀的过去是主要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但是未来的大屠杀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但是，在后苏联时代的东欧，关于大屠杀历史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并没有得到承认。它们坚持认为纳粹和苏联在道德上一样恐怖。他们质疑2002年美国犹太后裔的历史学者提出的两者之间的差别：一方面，是法西斯罪行的“热”记忆，这目前仍然是一个烫手话题；另一方面，是不断加剧的“冷”的回忆，随着苏联时代在历史中衰微，其余灰逐渐熄灭。相反地，2008年捷克提倡的《布拉格宣言》中，关于欧洲良心和共产主义的提法得到东欧国家广泛支持，它们要求“许多罪行应该和纳粹罪行一样被纽伦堡法庭评估，因为这些罪行是违反人道的，应该以此作为对后人的告诫”。 这项要求被欧洲议会接受，但是却遭到俄罗斯和各种犹太人群体的公开指责。他们指出许多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曾伙同纳粹一起杀戮犹太人——这是个在新的博物馆里很少被回忆起的故事。这次让人担忧的辩论重新开启了在东欧“血流之地”对一战后遗产的关注，这里大约有“1400万人被两个政权刻意杀害，在超过12年里，1933—1945年至少有1/3的人因为被苏联人射杀或因饥饿而死”。迟来的承认这种罪行和记住这些受害者是21世纪东欧国家一个重要的需求，大屠杀的纪念不允许被蒙上阴影。正如波兰加入欧盟之时，波兰学者玛丽娅·贾尼恩所说：“对于欧洲，我们的回答是可以加入，但是同时加入的应该还有我们的逝者。”

在东欧，如同在俄罗斯一样，苏联压迫的结束意味着终于可以进行真正的历史辩论。而这是一个橱柜里藏着许多骷髅的地区——遗骸来自这一地区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首要战场，来自纳粹和苏联的双重占领和大屠杀，以及1917—1918年的革命和充满血腥的民族主义纠葛。1989年后，橱柜被仔细地检索了一遍，而且是被竞争的政治和种族群体仔细搜查并对其中的物品进行了精心挑选。这种苦涩，混乱的“回忆战争”接踵发生，从远距离的角度反映出一个渐进的、有层次的反应以及随后的折射过程，这些都具备英国自从1918年以来关于大战记忆的特色。

超越俄德边境，在某些一战不引起当今政治争议的地区，冷战后的时代给予当地人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并达成和解的机会。少数一些地区尤其引人瞩目。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出现在中东欧，在科巴里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博物馆，这一地区被英美国家更为熟知的名称是“卡波雷托”，这个名字让人联想起1917年10月意大利军队大撤退的场景。该战场现如今已经在斯洛文尼亚境内，是对12次沿着伊松佐河徒劳无益的进攻的一个讽刺注释，上百万的意大利人在这里死去。阿尔卑斯山的山麓地带仍然到处散落着一战遗骸，还有一个始建于1990年的博物馆，是当地狂热收藏者倡导的一项计划。斯洛文尼亚较早地进入欧盟，使其可以动用欧盟资金来建立一座小型但却非常重要的国际博物馆，馆中包含四国语言的介绍（斯洛文尼亚语、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公开的意图不是渲染民族主义情绪，而是记录那些交战各方的受苦的士兵，他们经历了29个月的战斗，科巴里德“不是一座关于胜利和荣耀的博物馆……而是关于征服和复仇，关于复仇主义和国家尊严”，指南手册解释说，“男人们在前线，他们或高喊或沉静，为了他们自己又或是为了他们受苦的同伴们——他们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无休止地喊道：‘这该死的战争！’”

这些跨国纪念计划里最复杂的要属位于贝罗尼的一战博物馆——一座法国、德国和英国联合纪念索姆河战役的博物馆。它是为了新目的而建，比邻的是战争中德国人作为总部的中世纪城堡。这座历史博物馆有着复杂的起源。它是80年代对家族历史热忱的部分产物，是掌握实权的地区领导人马克思·勒琼的脑力产物，他的父亲曾在1916年的索姆河畔战斗过，回家后身心破碎，成为一个难缠的家长。20世纪80年代，勒琼希望以一种实用的方式来接受索姆河战役所投射在他身上的阴影。他的政治影响力使政府担保了贝罗尼博物馆的资金，如同科巴里德一样，战地旅游的前景使经济恢复了活力，成为摆脱经济萧条的一个原因。

曾帮助建造贝罗尼博物馆的学者之一杰·温特教授观察到，勒琼的博物馆的妙思“来源于家族历史，他的家族历史”，但是勒琼的独特视角是“将这座博物馆视为一种将国家叙事变化为家族叙事的方法，并与不同国籍的广大公众共鸣”。他的概念抓住了20世纪80年代欧洲合作的心态，特别是德国统一后的心态变化：贝罗尼的战争博物馆在1992年开放，正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出台的那年。通过强调法国在索姆河战役中的角色以及英国的伤亡程度，博物馆挑战了对于1916年叙述的根深蒂固的那种国家范式——法国在凡尔登的惊恐状态，以及英国深陷索姆河的困境。“历史”这个旧词的新意是表达一种历史和纪念的混合，并且温特极力主张博物馆应该涵盖一个研究中心以促进学术和会议的发展。因而这一计划反映了关于研究大战的、不断增长的国际间的学者合作。

博物馆的内在设计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先例。它是对三个国家真诚的展示，用三种语言，客观并且严肃地讲述法国、英国和德国这三个国家的故事。展示物件的方式也很特别，大部分是以地板上的壕堑或浅矩形坑方式展出，目的是为了浮现三国军队住在战壕里的情景。如同关注士兵一样，展出也很关注平民。参观者遵循的是这样一个顺序，先是描述战前起源的展室，然后转到战争深化的1914—1916年，最后转移到1916—1918的总体战的介绍。但是在博物馆的中间，有一个奇特的大洞口——索姆河战役本身。不像对七月危机的升级那样进行逐步的审视，博物馆刻意没有尝试去解释或以一个历史事件的纪年方式去记录索姆河战役。相反的是，在1914—1916年和1916—1918年两个展室之间是一面空白的墙，此举意在传递“对于用直接、比喻方式来表现一场战役的不可能性”，或是“表达士兵肉体上和道德上的痛苦”：我们被告知，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言喻的”。在接受战役“隐性”特征的前提下，一个特别制作的电影运用蒙太奇的手法放映了一些当代的图片、文件和音频，而且通常采用了中世纪三部曲的形式。大多数材料来源于士兵，尽管也有定期发行的官员公报，比如说黑格将军1916年12月23日的命令。总的意向是为了表达索姆河战役是如何“被那些参战者理解的”，让观众自行回应，但它要表达的强烈印象在于，这场战役是难以描述的人类悲剧之一。那种印象是有预兆的，博物馆大量应用了奥托·迪克斯的蚀刻板画，来唤起对战争兽性的思考。最后一个展室的展出更加强化了这一点，因为它寻求“展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巨大的灾难，它决定了整个世纪的走向”。所以，尽管博物馆在形式和展出方面都有所创新，但用这种近乎形而上学的形式所传达的内容，仍然是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关于1914—1918的主题，即通过索姆河战役表现出一战是现代的大灾难。

抛开欧洲，在澳大利亚，从90年代起，澳新军团日的演变逐渐成为一个显著的民族主义与和解的混合物。政府尽管更迭，但却一直在持续培养公众对它的兴趣，在工党领袖鲍勃·霍克和保罗·基廷的努力下，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第十章）的自由党和1996—2007年政府领袖约翰·霍华德也给予了新动力。对于霍华德而言，澳新军团日既是纪念，也是庆祝——他在2003年曾说道：“庆祝一些美好的价值观，关涉勇气、胆量、友谊、正派，关涉一个国家乐意去做正确的事情，无论代价是什么。”这些澳大利亚价值观，他声称是“9·11”之后与恐怖主义作战的重要部分，因为他们曾经在过去和独裁者们抗衡过。 霍华德的政府为退伍军人事务部（DVA)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以发展其教育部门，并通过学校的资源推动澳新军团日。通过与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合作，退伍军人事务部资助完成了收集所有在战争中服役的澳大利亚人的名册，让他们的名字可以在网上查询到。这些数据库，涵盖1914—1918年30万人员的收录，以及1939—1945年超过100万的人员，这对于学者和系谱学家来说是无价之宝。但是批评家声称这种方式鼓励了家族历史“军事化”，因为澳大利亚人在和平年代的记录不太容易获取。的确，整体“军事化”澳大利亚的历史是抓住了20世纪对外战争的这一特点，并且分散了人们对21世纪白人定居问题和土著人被剥削问题上的注意力。

比对于新西兰人，4月25日变成澳大利亚的国庆节。晨曦仪式的出席率在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从1977年的仅仅2000人到1989年的6000人，再到接下来一年加里波利登陆作战75周年纪念的1.2万人，人数的不断上升使仪式地点不得不从前院转移到更为宽敞的平坦空地。到2007年为止，总计参加人数大约为2.8万人。 如今每年有超过6万的澳大利亚人参观达达尼尔海峡，到达达尼尔海峡朝圣的人，如潮水般增多。一些批评者公开谴责朝圣之旅为“多愁善感的民族主义”，声称如果澳大利亚人认为加里波利之战“有意义的话”，那也是因为这些意义是“在澳大利亚本土内创造的然后到土耳其去卸下”，而不是因为这些意义镶嵌在当地的地形中：“朝圣者应心怀神圣敬意而前行”，而不是在目的地找寻意义。

尽管如此，如果不考虑这种声音刺耳的且有时粗鲁的爱国主义，澳大利亚的回忆里有一份真诚的跨国维度。继1990年总理鲍勃·霍克先驱性的访问之后，每次加里波利的澳新军团日仪式，土耳其政府都出席了。澳大利亚纪念仪式现在承认土耳其人战斗的重要性，毕竟他们是在击退侵略者。被称作恰纳卡莱（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东岸的城市）之战的战役是一场巨大的胜利，也帮助土耳其的指挥官穆斯塔法·凯末尔成为土耳其的国父和现代土耳其的设计者。在最近的跨国历史研究中，“对于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印度人和德国人来说，加里波利之战不过是一连串长长的不幸的一战战役名单中的一次战斗而已。但是对于土耳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来说，加里波利是独特的——是他们民族独立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

这种对加里波利之战包罗广泛的观点应归功于澳大利亚国内来自土耳其群体的压力。与联邦德国相比，1945年之后的土耳其移民群体在澳大利亚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但是他们在诸如墨尔本这样的城市里在政治上举足轻重。1968年以来，在澳大利亚移民体系的协助下，土耳其移民不断增多。他们经常对国家的纪念仪式表示愤怒，因为他们被当成首要敌人。当他们第一次尝试加入墨尔本的澳新军团日游行队伍时，被老兵领袖拒绝，一个老兵警告他们“任何对我们开过枪的人都不能加入进来”。但是公众的态度逐渐转变，现在，土耳其人在每年的4月25日都参加多数重要的游行。1985年，土耳其政府重新命名阿里博奴海滩为“澳新军团湾”，凯末尔曾在这里指挥过战斗。与此相辉映的是，堪培拉修建了国父纪念花园，穿过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路就是它。以上这些都是作为回忆和解的一种新手段。

不列颠群岛如何与这个故事有关联？在后冷战时代，不列颠和爱尔兰受到一战后的再重组以及20世纪历史的影响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就民族身份而言，这种影响非常深远，因为1914—1918年所产生的吸引力和离心力都已经逐渐弱化。

1914年夏天，联合王国几乎濒临瓦解的边缘，爱尔兰内战即将来临，而且面临苏格兰自治法案运动的挑战，此外在威尔士，英国国教被迫同意政教分离。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分析的那样，大战点燃了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作为英国人的新感觉。但是却将爱尔兰分成两个对立的国家——一个仰仗英国保护新教的身份，另一个则通过与英国的一场恶战获得独立，并且还经历了更为凶残的内部冲突。1914—1918年的这一系列事件，重新定位了英国和爱尔兰在20世纪大部分时段的关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战所形成的这种定位与安置才最终趋于瓦解。

当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军团正在“为了小国家的权利而进行战斗的时候，自治法案的起因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伤亡”， 这看上去有点讽刺意味。英国在一战中的胜利引起的普遍骄傲感，导致数不清的纪念碑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经历苦难后，培育出对不列颠身份的新的认同感。尽管威尔士党和苏格兰民族党（SNP）都是在两次大战期间建立的，但是它们的影响力并不大，英国人的认同感在二战后又重振雄风。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电影保持了对英国“最好的时光”的民族叙事的共享。这是经济强劲增长的时期，与此相对比的是两次大战期间苏格兰和威尔士遭受到的经济萧条变得更为严峻。工党和保守党政府的经济干涉主义者在1945年后将近1/4世纪里，通过国家津贴、福利救济金和公共住房供给的综合措施使工会直接受益。直至20世纪80年代，1/3的苏格兰劳动人口被当地或中央政府雇用。甚至农村地区也受益了：到了50年代，林业委员会成为苏格兰最大的地主。直到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对手，战败的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才开始回温，战争耗尽了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的和精神的红利。苏格兰和威尔士的经济——严重依赖于重工业，如煤、钢铁和造船业的支撑，而这些都因为艾德礼的国有化政策而竞争力严重下降。在如此严峻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政治更有吸引力了：1967—1968年，苏格兰民族党终于在威斯敏斯特赢得一席之地，而威尔士党则戏剧化地抢夺了迄今为止一直是工党占大多数的安全选区。

但是，民族主义者的复苏在两个地区以不同形式出现。在威尔士，占压倒性地位的主题是文化，特别是威尔士语言的生存。1900年，超过半数的人讲威尔士语，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仅有1/4的人讲这种语言，1967年的《全国语言法案》给予威尔士语和英语同等的官方地位。民族主义者感觉威尔士仅仅关心“对于一种即将消失的生活方式的保存”，而苏格兰的民族主义则更加激进，探讨“建立一个与英格兰相区别的新型机构”。这种自从1707年就存在的独立法律和教育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基石。

在苏格兰，对于移交权力的压力变得尤为引人注目，大不列颠帝国的快速的分崩离析更是加大了这一压力。苏格兰为大英帝国贡献了人力、金钱和贸易，这与苏格兰本身所占英国的人口和大小是极度不成比例的。如今逐步被解散的苏格兰格子裙军团，曾经享受着“作为苏格兰民族象征的不可撼动的地位”。 1979年，虚弱的工党政府为了阻止苏格兰民族党而焦虑，安排了一场关于苏格兰和威尔士分权问题的全民公投，却没有赢得必要的多数票。20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政府有着中央集权的趋势，它卖掉了国有产业，并且大刀阔斧地削减公共支出，成功说服许多苏格兰人相信工会并不影响他们的权利。她的态度对此并没有帮助。用苏格兰托利党的话说：“玛格丽特的问题是她是一个女人，是一个英格兰女人，而且是一个颐指气使的英格兰女人。”撒切尔的本地税收改革（臭名昭著的“人头税”）是她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保守党从北方（指苏格兰）获得的席位从1979年的22个跌至1997年的0个。在更广的层面来看，90年代国际形势的转换也影响了众人的态度。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彼时的冷战都逐渐在历史中淡去，英国失去了“一个明显的他者，一个外在的敌人”，以帮助英国维持民族身份来对抗共同的敌人”。

当1997年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进行了一次新的关于分权的公民投票时，苏格兰选民果断地投票赞成，而威尔士民族主义分子仅仅赢得了一个勉强的多数票。尽管如此，1999年在爱丁堡和卡迪夫，新建立的行政部门和议会逐渐从威斯敏斯特获得越来越多的发展力量。在苏格兰，2007年开始执政的苏格兰民族党巧施手段，决定在2014年举行关于苏格兰独立的彻底的全民公投。这一年是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特别有共鸣的一年，因为正是700年前苏格兰人在班诺克打败了英格兰人。但2014年也是一战爆发的100周年纪念。最近关于权力下放和独立的讨论提醒人们，对于20世纪大部分时间来说，1914年是如何阻碍了英国宪法的发展。

如果英国重新回味大战前的辩论，会发现爱尔兰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超越它自身在1916年的重要分裂。到了1966年这横沟变得越来越深，时逢复活节起义50周年纪念和索姆河战役第一天纪念日，这些都是北爱尔兰问题（第九章）的催化剂。对于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和大多数爱尔兰共和国的人民而言，一战已经成为一本合上的书——爱尔兰天主教士兵的奉献已经被遗忘。1914—1918纪念馆位于都柏林附近的岛桥，在北爱尔兰问题激烈之际因害怕暴力所以多数时候纪念馆都处于关闭状态。1987年，爱尔兰共和军故意选择荣军纪念星期日去炸掉位于爱尔兰北部的恩尼斯基林战争纪念馆，致11人死亡。

20世纪90年代，看法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后冷战时代，对于一战的新兴趣是“关于20世纪暴力和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的循环”，对于爱尔兰问题的注意力也被置于这一宏大的叙事特征之中。 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约翰·梅杰和托尼·布莱尔促进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不懈努力，并将爱尔兰政府拉入其中，这种努力的成果已经逐步显现出来，其顶峰就是1998年的《贝尔法斯特协议》。此举不仅缓和了公众的紧张情绪，而且还为忠英派和共和党人提供了一个在新政府中共同合作的框架。同时，英国从阿尔斯特的街头撤军，允许过去卷入对英战争的爱尔兰人再度出现而不会太引起争议。一些在贝尔法斯特的群体领袖承认历史的敌对版本已成为宗派分离的根深蒂固的原因。他们试图恢复将西线作为共同的回忆地点。对于家族历史不断增长的热情提供了一个入口：讨论祖先战时服役期间的图片和言行录的会议帮助人们互相联系和建立网络，这些在北爱问题时期都是不敢想象的。“康诺特游骑兵团”为此目的提供了特别的帮助，因为这个军团在其名头中没有“皇家”这个词汇，对于天主教徒和民族主义者来说还可以接受。

两国政府在比利时树立“爱尔兰和平塔”即是以纪念与和解为主题。选择的地点是梅森附近，第三十六师（阿尔斯特师）和第十六师（爱尔兰师）在1917年6月曾于此并肩战斗。这座高达110英尺的塔是公众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致谢。1914—1918年，忠英派和民族主义者在此作为英军的志愿者并肩作战，总数超过21万人，其中2.5万人失去了性命。 之前的一些纪念碑，尤其是1921年在索姆河边的阿尔斯特塔，实际上已成为忠英派的纪念碑。和平塔由总统玛丽·麦卡利斯和伊丽莎白女王在1998年11月11日11点的纪念仪式后揭幕。这是爱尔兰和英国两国首脑首次同时出席公共仪式。

和平塔和环绕着它的和平公园由爱尔兰统一党政治家帕蒂·哈特和前忠英派议员，来自贝尔法斯特的格伦·巴尔二人发起，该计划的目的是实现群体和解。公园里刻在石头上的和平誓言宣称：“在这神圣的回忆圣龛里，各国士兵带着不同信念和不同政治立场在死亡中团结起来。我们向所有爱尔兰人呼吁，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和平和包容的社会。让我们铭记新教徒士兵和天主教徒士兵，纪念他们在壕沟中共同服役时所培育出的团结和信任。”新强调的“平等牺牲”听上去多少有点不自然。尽管一些曾参战的爱尔兰人，比如说像汤姆·凯德尔的确曾希望一同在战壕中服役会搭建弥合教派分离的桥梁。历史学家约翰·霍恩观察到“多数爱尔兰士兵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乎那些事情”。但是他们的意图并不重要了，“战争中死去的爱尔兰人今天都被重征入伍（仿佛经历战时却活下来的爱尔兰人从未如此过），他们为了一个非常政治化，或许出自好意的，相互理解并和解的共同公民计划而服役。”

尽管联合王国自一战后以复杂的方式前行，但英国在战争中自身的形象仍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塑造的形式展现出来。令人惊愕的是，一些军事历史学家抱怨，实质上有两个西线：一个是文学上的，另一个是历史的，二者相互独立，前者仍占据公众想象的主要空间。这些历史学家批评，尽管“这是一个恐惧和暴力之地”，但这也是“一个值得学习和技术革新的地方”。这里“终将标志着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胜利——至少从规模上而言的确如此”。

最重要的修正主义作品应属加里·谢菲尔德2001年发表的《被遗忘的胜利》，他坚持“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悲剧的冲突，但并非毫无用处，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正如与拿破仑以及稍后的希特勒抗争一样，这场战争是英国注定要面对的，并且注定要赢得的”，“是为了防止一个大陆国家统治其他大陆国家”的另一回合的较量。至于涉及英国军队的陈词滥调，如“驴子领导雄狮”，谢菲尔德辩称：“在战争属性发生革命变化的背景下，英国军队经历了血腥的学习曲线，体现出强大的战斗力量。”索姆河战役第一天处于“学习曲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强调行动效率的提升，构建准确并有效的推进弹幕射击，灵活的步兵战略和全武器合作，上述进步在1918年的最后“百日进攻”达到了顶点。“1815年的余韵”，这个短语意在从1918年的老生常谈的片段中转移注意力，比如3月21日的暴动或者是停战协议一周前威尔弗雷德·欧文的去世。谢菲尔德坚持认为，1918年的秋天，黑格将军的军队，即大英帝国在战役中部署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军队获得了“迄今为止英国军队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尽管年轻的美国军队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影响，谢菲尔德仍然质疑他们在1918战斗中的实质影响，并责怪他们粗糙的步兵战略导致的沉重损失，让人联想起1916年英国在索姆河畔的战斗。换句话说，1918年的美国兵又重新经历了“学习曲线”。

《被遗忘的胜利》这篇论文引起了其他军事历史学家的共鸣，举例来说，威廉·菲尔波特在他关于索姆河战役的大量研究中，有意地将文章起名为《血腥的胜利》（2009），他从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角度对这场持续五个月的战斗进行了整体调查。对于菲尔波特而言，德国在索姆河的损伤是“这场战争的军事转折点”，尽管结局在两年后才到来。他主张这场战役可以同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比拟，两场战役都以巨大的代价换回了重大的胜利。那么，英国人为什么拒绝一个关于索姆河战役的类似主张呢？部分原因在于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国人完全被打败，的确是受尽侮辱，然而随着时间流逝，索姆河战役逐渐淡出视线，这期间并没有发生什么引人瞩目的事情。并且因为1942—1943年死去的是苏联人，而1916年死去的却是英国人，这个国家从未适应在战争中如此严重程度的伤亡。“学习曲线”这个术语来源于商业心理学，它直接切中许多英国人的要害，因为这个曲线被士兵的鲜血浸染得如此圆润。历史学者的意图，比如说谢菲尔德和菲尔波特的意图是从字面意义上和比喻上，拯救英国军队脱离泥潭。他们轻描淡写地掠过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的相反主张，他提出是海上封锁致使德国人投降。这些历史学者还不愿承认最终的“胜利”在1918年远不如1945年清晰明了的事实。谢菲尔德最多声称一战产生了“消极的利好”——换句话说阻止了某些更可怕的事情发生，即德国统治欧洲大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要在1939—1945年再经历一次痛苦，付出巨大的代价。

修正主义者们和专家们将辩论的术语本义悄悄改变，但他们改变不了公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这大约从一战80周年纪念日出版的三本关于战争的畅销历史书就可见一斑。

自1976年撰写《战争的面容》一书以来，约翰·基根明显没有改变他的立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98）一书中，他尖刻地驳斥“学习曲线”是“与敦刻尔克大撤退被称为为了登陆日而彩排的一场珍贵的两栖行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基根而言，1914—1918的战争科技和将军们精心策划的战略不过是简单地加剧了屠杀和杀戮。“只有一种以坦克和飞机为基础的十分独特的战略”，但是直到下一代军人才掌握这种战略，而当时只有它才能改变结果。基根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一个悲剧和不必要的冲突”——不必要是因为更好的外交手段可以阻止1914年滑向战争，悲剧是因为1000万人逝去并且一战的邪恶遗产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战的确是“一战的直接结果”。基根在书中的最后一页已经超过了历史探讨的范围，他断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从起源还是进程来看都是“一个谜”。“为什么？”他悲伤地问道，“一个繁荣的大陆，在其成功的鼎盛时期……选择冒着有可能失去它自身所赢得的一切和为世界所贡献的一切的风险，仅仅是碰碰运气，看能否在一场邪恶且自相残杀的战争中拔得头筹？”基根能辨识出的唯一积极面就是另一个谜——普通士兵们顽强的勇气，以及他们的战友情谊锻造出的一种被他叫作“西线和东线中的土木工程般的城市”。

这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叙述模式，但是最新的周年纪念日已经对其进行了重新包装。基根的书并不是最新的研究，许多资料来源已经有些过时了。与此相对比的是，尼尔·弗格森为80周年纪念日献礼了《战争的悲悯》（1998）一书，这本书由一个小组通过在德国和英国档案馆里对最近几年的书籍、杂志和文献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而著成。这本600多页的巨著细节充分，有理有据，并且可读性极强，全书充满了极具争议性的观点。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历史学家，弗格森的判断是，尽管拥有资源上的优势地位，但英国、美国和法国在进行战争时远远没有它们的对手有效率。用会计学的术语解释，同盟国花费36485美元才杀死一个敌人，是轴心国杀死一个人所耗费的金钱的三倍以上，“伤亡人数至少比杀死的敌人数多35%”。所以，这个学习曲线的昂贵学费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无论就金钱还是人命的消耗而言都是如此。被反事实的历史吸引，并且从90年代德国重新统一的有利地位和即将诞生的欧元视角审视1914—1918年，弗格森也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有偏见的观点，如果英国没有在1914年参战，德国将会取胜，英国和欧洲将会变得更好，“如果德国没有通过两次大战便达到了其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那么这个结果可能更为可取”。他坚持认为德皇的帝国与希特勒的不同，前者是被不安全感和虚弱驱动，而非弗里茨·费舍尔描述的对权力的贪求。弗格森的想象力过于活跃，如果不列颠没有在1914参战，他感叹“希特勒可能以画劣质明信片勉强维持生计”。与此同时，“若英国没有因两次世界大战而导致海外力量收缩，欧洲大陆将会转变成与今天我们所知的欧盟不完全相同的地区”。

以上多数属于纯粹的臆想，但是和A.J.P.泰勒一样，弗格森喜欢挑起争端，这是将一战用热辣的酱汁重新回锅以冒犯传统英国人的味蕾。《战争的悲悯》一书中所有辛辣刺激的新观点，根深蒂固反映的还是对于这场战争的传统观点，以西线和相关诗歌为主要核心。书的标题来源于威尔弗雷德·欧文，并以他作为全书的开篇和结尾。对于弗格森而言，战争的确是“使人怜悯”，但是他不会借助被人们经常引用的术语“悲剧”，因为那是莎士比亚式的对不可避免的事物的指代。他总结道，这不是悲剧，不是不可避免的事务，而“完全是现代历史上最大的错误”。

周年纪念日的第三个主要献礼是杰·温特和布莱恩·巴格特的《1914—1918：一战和21世纪的塑造》（1996），这本书改编成一部非常重要的电视连续剧，曾在美国和英国播出。与英国广播公司1964年播出的《一战》相比，30年后的这部作品是一个十分不同的奇观。温特将这场冲突视为“文化历史”，他想探索通过图片、语言和艺术的形式，阐释领袖们如何将“战争及其后果解释得通”。电视制作人巴格特在读过保罗·福塞尔的《一战与现代回忆》后，深受1914—1918年间的一战本身及其遗产的启发，正如同冷战的结束吸引着他和温特一样。个人因素在塑造连续剧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这两位作者都是美国人，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以及战争的无用性都受到越战的影响。而温特则是纳粹死亡集中营幸存者的后人，对于他而言，研究“当代人如何界定一战”就如同他自己如何“能够最大程度忍受20世纪最大的恐惧”——大屠杀。温特和巴格特对于一战的解读开启了“一个黑暗的先例，将集体暴力正常化”，并且是从1914年的萨拉热窝到1994年的萨拉热窝这样一个20世纪的典型“签名”。这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被称为“一部工业化的杀人机器”的原因，这部机器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极致程度。

电视连续剧由美国的公共广播公司（PBS）和英国广播公司联合制作。对于这部电视剧，两国的反应差异极大。在美国，PBS是一个很小的频道，但观众反响却十分热烈，并且是压倒性的积极评价，大约有500万个家庭收看了节目，各大主流报纸和杂志都有评论，并且还获得了令人觊觎的艾美奖和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他们对内战的兴趣又重新被肯·伯恩斯空前成功的1990—1991年的这部PBS连续剧点燃了，这是美国观众第一次接触1914—1918的欧洲“内战”。然而，在英国，尽管观众收看人数相对来说还比较多（平均有250万人），但是对连续剧的反应却是喜忧参半。对于英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关于不熟悉的一战场景，因为剧中有着欧洲大陆元素和文化上的偏见。此剧对于战争无用的鼓吹惹火了军事历史学家，比如约翰·特里恩，他是黑格将军的重要辩护者。温特不得不费很大力气为保留电影名称中的“大屠杀”而努力，这部电影是关于索姆河战役、凡尔登战役和帕斯尚尔战役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员工非常谨慎，极力主张用“牺牲”这个词汇，他坚持认为“牺牲有关救赎，而屠杀则不然”，并且“75万男人的生命的逝去没有任何救赎性的意义”。柯瑞里·巴尼特和特里恩同为英国广播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顾问，他也十分愤怒。在《哦，一个多么哀怨的战争》这篇文章中，他哀悼关于战略和政治的污点讨论。他声称，没有以上这些因素，战争将注定失去意义。巴尼特因为杰·温特而变得十分恼怒，称他是“在美国的学术界中聒噪”，且最终宣称，“他所表达出的过分自信和声明让我渴望将其中某一个挂在他的汽笛上”。

这些庞大而新型的战争历史，将战争展现为一个悲剧，“一个谜”，最严重的“错误”，或者是最恐怖的“大屠杀”，这些庞大的形容足以加强英国人所熟知的叙事方式。与修正主义军事历史学家的观点相比，这种观点更具吸引力。但是对普通观众而言，使战争跃然纸上的主流方式仍然是文学的形式。在20世纪90年代，战争诗人第一次与流行小说紧密联系起来。

小说家帕特·巴克写了一个三部曲，它们分别是《重生》(1991)、《门中眼》（1993）和《幽灵之路》（1995）。三部曲围绕着西格弗雷德·萨松和威尔弗雷德·欧文因患弹震症而在爱丁堡的克雷格洛克哈特医院接受治疗展开。第一本小说的开端是萨松所写的抗议1917年7月的公开声明，萨松是一位曾获得军功十字勋章的老兵，他认为这场冲突是“当我参加战争时是为了自卫和解放”，但是现在“却变成一场侵略和征服的战争……那些有权结束它的人故意延长战争”。帕特·巴克笔下的主角是神经病学家威廉·里弗斯医生，他的任务是“治疗”弹震症患者，这样他们就可以重返战场。三部曲围绕着“疯狂”这个主题，到底谁在这场罪恶的战争中是心智健全的？萨松和欧文之间的战友情谊或者至少是友谊改变了后者这个患有口吃的天才，使其成长为一个重要的诗人，并且能清晰准确地为战时所有的疯狂发声。萨松、欧文和里弗斯都是历史人物，此外巴克创造了比利·普里奥尔——一个不容于时代的双性恋工人阶层的低级军官，通过这个人物，作者探寻了战争时期的同性恋问题和英国及英国军队的等级结构。

普里奥尔对于1917—1918年伦敦的探究，是第二本小说的核心，但是《幽灵之路》却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重新回归到战争本身。小说的标题来源于诗人爱德华·托马斯的诗词，本章开篇曾引用过这段铭文，这是关于活着的士兵迈着沉重的步伐在通往法国的道路上前行，与此同时“逝去的人，迈着轻快的舞步回归”。普里奥尔被送回到前线，他在曼彻斯特第二军团服役，和他喜欢的欧文在同一个军团。这两个男人现在都习惯了死亡和杀戮，习惯机器般开枪射杀德国人，“如同杀死水桶中的鱼一样”，而且他们习惯了被战友们的鲜血和脑浆溅一身的场面。“我们是克雷格洛克哈特医院的成功故事，”普里奥尔讽刺地在其日记中涂写道，“以任何文明的标准来看（不过现在这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是恐怖的物体，但是我们的神经都很坚强，而且我们仍然活着。”

然而仅仅几个星期后，尽管停火谈判当时已在进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因为当时没有人能够看到继续下去的意义”），曼彻斯特第二军团被投入到一个运河交叉的区域，这是一片湿漉漉的土地，完全被敌人的机枪射程所覆盖。“整个行动是疯狂的。”一个被授勋的军官惊叹道。“成功的机会为零。”但是他们“被直截了当地告知一个简单却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断言，那就是大炮弹的威力将攻克所有对手”。由于担心这个典故并不清晰，巴克笔下的普里奥尔在日记中记录道：“我认为这些语言，会让所有记得索姆河战役的男人都会感到脊梁骨上一阵寒意袭来。”（此处没有学习曲线。）正当普里奥尔和欧文最后一次呼吸着桑布尔运河的空气时，在伦敦医院的里弗斯正经历着他的一个战友的最后时刻，那是一位年轻的军官，他的脸被炸得只剩下一半，小伙子不断叫喊着 “Shotvarfet”。“他在说什么？”他父亲极其痛苦地问道。他的父亲是一个退休的军官，直到那时也是一个坚定的、没有什么主见的爱国者。就在这一时刻，里弗斯突然意识到：“这不值得。”正当他思考的时候，声声叫喊响彻病房，这是来自受损的大脑和下垂的嘴而发出的没有意义的咕哝：“Shotvarfet，Shotvarfet”。军事历史学家布莱恩·邦德为此愤怒不已，他认为这是“最真实的20世纪90年代哀鸣的音符，这种对于1918年的转变的论调并不令人信服”。

另一本畅销于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是塞巴斯蒂安·福克斯的《鸟鸣》（1993）。战争消除了多年来他思想深处的观念。1965年11月，他年仅12岁，嗓音嘶哑，在学校里读过几乎所有死于两次世界大战的“老男孩”的名单。1988年的11月，他作为一个记者报道由林恩·麦克唐纳组织的沿着西线的旅行，这些老年人在整洁的英国花园公墓里，在他们逝去的朋友的墓前谈及故人。福克斯开始感觉到“这场战争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公众的理解范畴”，被20年后“第二次狂怒”遮挡，“二战得到了很好的纪念，这主要是受害者极力主张的结果，而这就导致看上去似乎没有给公众纪念早年的大屠杀留下更多的空间”。

《鸟鸣》的主角是斯蒂芬·福雷斯福德，他是一位因为战争而变得无情的低级军官，他变成和三部曲《重生》里的欧文和普里奥尔一样，几乎对他憎恨的战争上瘾了。小说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战争的叙述选择，按照福克斯的话是“英国军事史上最声名狼藉的一天”，即1916年7月1日。书中有30页的内容，引用了米德布鲁克的《索姆河战役第一天》。此书运用了熟悉的修辞手法，比如“喜剧似的歌剧”，上校向众人保证炮火封锁会使“敌人被完全地灭掉威风”，并且“只有少数枪支会向你开火”。但是也有着十分生动的想象的描写，比如福克斯描写道，黑暗最终突然降临了战场：“大地开始摇摆……仿佛12英里长的公墓里的尸体开始复活”，那些受伤的逝者的“弯曲而痛苦的身形”正缓慢爬行回到他们的战壕来，“重新获得他们的生命”。

我们关于士兵过着穴居生活的这种感觉被福克斯在其小说中反复强调，他提到这些人如同“下水道的老鼠”在下面无人之地的隧道里，使敌人战壕下的地雷爆炸，与此同时德国人正努力对英国人做同样的事情。福克斯宣称，挖地道构成了“地狱中的地狱”，而且他极其生动地捕捉并且描述了由此带来的幽闭恐惧症。在本书结尾，作者描述的是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刻，斯蒂芬从那个毁灭的地道里禁闭般的生活中获得了自由，但是却看见他的救命恩人穿着战地的灰色衣服，“一种最黑暗的梦的颜色”。他怒目而视，举起手臂做好搏斗的准备，那个德国人也是如此。但是接着两个人突然趴在对方肩膀上痛哭，用福克斯的话说：“这体现出人类生活的的苦涩的陌生感。”读到此处，对于文学家来说，这是欧文所作诗篇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回响，这首诗是“奇怪的相遇”，在诗里，诗人梦到他已经死去并且滑到“一个又深又暗的隧道”里面，那里直通地狱，一个“沉睡者”跳起来，在他眼中带着“怜悯的认同感”，说道“我是你杀死的敌人，我的朋友”，但那已是昨天。“现在，让我们睡觉吧……”至此，在《鸟鸣》一书中，生命是可模仿的艺术，一切都在可虚构的范围之内。

围绕斯蒂芬的战争故事，福克斯又延伸出其他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斯蒂芬在1910年和一个已婚法国女人的激情外遇，那个女人在亚眠生下了他的孩子，但他却毫不知情。这个前奏也使福克斯能够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以讽刺的笔调预测。举个例子，一个是昂科尔河的钓鱼之旅的故事。“你必须来”，斯蒂芬被告知，“他们在蒂耶普瓦尔有着有名的‘英国茶’”。但是为了回应读者过早提出的疑问，比如说“这些遥远的恐怖事情和我们的现代生活有什么关系？”福克斯发明了一个更有当代气质的角色来“提出这样类似的问题”。这个人物就是斯蒂芬的孙女伊丽莎白，她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试图了解她的祖父。在家族的阁楼上，她发现了他的日记，并逐渐地破译了他的日记，她还与祖父已经忘记的脆弱的战争幸存者会面。至此，将战争编入小说是90年代回忆的另一种方式，是对家族历史的一种热忱。伊丽莎白的兴趣使她面对这样一个未来，作为一个38岁的年纪已长的单身女子，她很有可能膝下无子就死去。“正因为她没有自己的孩子，她必须开始回首过去，理解过去一代人的不同命运”，感到“几乎如同是他们的母亲一般”，特别是对那个与她“自身血缘相连”的男人。

与《幽灵之路》黑暗、野蛮的结尾不同，福克斯给过去提供了一个救赎的机会。仿效斯蒂芬在战争末期和敌人“奇怪的相遇”，伊丽莎白最终找到了一个伴侣并且诞下了新的一代。为了履行她祖父对杰克·费尔布雷斯的一个承诺——这个“下水道的老鼠”般的人物曾经救过她祖父一命——她的新生儿取名为“约翰”，以纪念杰克死于白喉的儿子。因此，过去在某种程度上救赎了现在。这是福克斯通过他的书所渴望表达的，他希望他的读者也能如此，那就是做到他所称的“爱的姿态和对过去的补偿”。

尽管方式不同，而且有时候不那么自然，但是帕特·巴克和塞巴斯蒂安·福克斯在某种程度上都利用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人的回忆方式。这种回忆指一战是不证自明的无用的战争，对索姆河战役宗教般的关注，以诗人为主的声音，例如托马斯和欧文。他们的小说变成畅销书，《幽灵之路》获得布克奖，这是英国小说的最高奖，而这明显让许多人对于一战有了更加生动并且长久的印象。“人们应该读读这本书，”《鸟鸣》的一个读者评论，“要想知道一战中发生了何种恐怖的事情，可以不去读一本阴暗的真实历史书，但是这本书值得一看。”另一个人将《鸟鸣》描述为“一本让我能理解曾经没有认同感的历史中某段时间的书”。小说，换言之，比事实更真实。小说的影响力通过银幕进一步扩大。巴克的三部曲被压缩为一部电影《重生》（1997），在美国发行时以《对白之后》为标题，与此同时《鸟鸣》终于在2012年被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的公共广播公司改编成两集的电视连续剧（尽管将伊丽莎白的情节全部删除）。在英国，这两集连续剧的第一集吸引了700万观众，第二集吸引了600万观众。这种关注的程度是所有历史书不可比拟的。在美国放映的时候，这部电视剧也十分受欢迎。当福克斯在1993年的曼哈顿首次兜售自己用打字机打出的文稿时，他败兴而归。但是到了2000年，归功于电影和电视以及小说的影响，关于一战的英国叙事在大西洋另一端受到了重视。

对于这些小说家来说，回忆的地点对于小说情节十分重要，并激发了他们一些最诗意的描写。在福克斯的《鸟鸣》中，伊丽莎白在探访位于索姆河畔鲁琴斯设计的宏大的蒂耶普瓦尔战争纪念馆之后，她的探索变成了一种迷恋，因为她被纪念馆多重直立的拱门上凿刻的7.2万个英国人的名字所吸引，“仿佛天空的表象已经变成文章的脚注一样”。这些“男人是战死在沙场中吗？”她问道。“不，”看门人回答道，“这是那些失踪的，那些没有找到的人的名单。另外的一些则在公墓里。”所以这些“仅仅是……未找到的”，她喘息着，“这场战争所有的？”那个男人摇晃着他的脑袋，“只是那些在战场上的。”伊丽莎白在纪念碑的台阶上跌倒。“我的天，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在这个个人回忆地点的邂逅中，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她的“奇怪的相遇，过去突然变成现在了”。在《另一个世界》（1998）里，帕特·巴克对一位受到索姆河战役困扰的老兵的精神领域进行了细致的探索。对于那位老人的孙子尼克而言，蒂耶普瓦尔真的十分可憎。那在提醒他，“一个战士”的头盔里却没有了头颅。不，比这还严重：受难之地，充满了头颅骨的地方。蒂耶普瓦尔是一个“彻底毁灭的抽象”之地，没有“战胜死亡的胜利，只有死亡的胜利”，这些都十分不同于鲁琴斯和吉卜林在1932年设计拱门的意图，也就是刻入石头的“他们的名字永远地活着”。换言之，记忆之地，还是观光场所，这主要取决于观看者的眼睛。

所有这些小说都围绕个体的士兵展开。通过英国兵的经历，体现一战期间英国的身份认同方式，探索他们的心灵和肉体。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迷恋的标志越加明显。英国军团下定决心号召一项运动，那就是在11月11日重新恢复两分钟的沉默致哀，而不是仅仅简单地在阵亡战士纪念日的时候举行。对20年代和30年代这一惯例的恢复从1995年开始实施，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日。在新的千禧年，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一战家族历史研究的发展，因为士兵的记录在网上都可以查到。这使人们可以舒服地在家里进行研究，而不是到伦敦西南的国家档案馆查阅。

在新的千禧年早期，随着最后幸存的老兵逐渐去世，公众对于英国兵的迷恋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个哀伤的时刻不仅仅是在英国发生，全世界也是如此。在所有前交战国家中，幸存的老兵都被官方鉴别，官方对他们的晚年进行调查，媒体也对他们做出近乎死亡的预测。举例来说，在澳大利亚，社会见证了被叫作“不断增加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倒计时”，即2002年的最后一个澳新军团日。 一个来自塔斯马尼亚，名为艾礼克·坎贝尔的男人，在仅仅16岁的时候曾经在加里波利作为弹药输送兵服役过几个月。在人生弥留之际，他被大批政客和媒体称赞为“澳大利亚的传奇”，他还被看作国家和加里波利的“最后活着的纽带”。当他以103高龄去世后，国家给坎贝尔举办了国葬。在美国，1917—1918年的“最后的步兵”，弗兰克·W.巴克尔斯在2011年2月去世之后，110岁的他被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直到去世前他都口齿清晰并且思维敏捷，他已经成为在华盛顿林荫路的国家一战纪念馆运动的头号招牌。在法国，“最后的法国兵”被认为是拉扎尔·蒙蒂塞利，很不巧的是，他在一战中既代表过法国军队参战，又代表过意大利军队参战。他拒绝了官方将他与众位国家最伟大杰出之人一起葬在先贤祠的要求，选择安息在巴黎郊区的家族墓园。但是蒙蒂塞利同意了为他举办国家葬礼，2008年3月，当他以110岁高龄离世后，法国在荣军院为他举行了风光的国葬，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出席了葬礼，并随后在福煦元帅的墓旁为一块纪念碑揭幕，以献给所有那些参战的人。纪念碑上写着：“法国细致地保留了对于那些融进历史中的人的回忆，比如说一战中的法国士兵们。”

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一个共性，那就是人们对这些人可以活到如此高龄的敬畏之情。他们体现出的脆弱和1914—1918年图片上所呈现出的阳刚之气的视觉差距是如此之大。平凡的人们因为他们的长寿而变得不平凡，他们不断地被称为“英雄”，至少被视为英雄一代的代表。人们开始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追溯一战的“跃然纸上的回忆”的最后线索将要消失。

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情绪在2009年11月11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一次活动中明显体现出来，活动的名称就是“为象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人效劳”。活动的起因是参加过1914—1918年一战的三位英国老兵的去世。被官方指定为“最后一个英国兵”的人是哈利·帕奇，他生于两个世纪之前的1898年，在1917年的帕斯尚尔战役中打过仗也杀过人。1918年后他过着普通的生活，在和平时代成为一个水管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个消防志愿者，他还有着一段悠长的退休时光。只是到了21世纪他才开口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 2005年回到帕斯尚尔。后来他的故事被拍成电影，写成书籍和诗歌以做纪念。

2009年11月，为了纪念“这了不起的一代的离去”，战争诗人变得十分活跃。唱诗班唱起了以威尔弗雷德·欧文为背景的诗，选自本杰明·布里顿的《战争安魂曲》——《羔羊颂》。演员杰里米·艾恩斯在献给第一次世界大战诗人的诗人角落纪念馆的支持下，朗诵了由桂冠诗人卡罗尔·安·杜菲创作的现代诗。她的《最后岗位》开篇以欧文“为国捐躯”的著名诗词开始，欧文以一个士兵因戴防毒面具动作过慢而挣扎的噩梦画面，描述出“仿佛在绿色海洋之下”：

在我所有的梦里，早在我昏暗的视线前，

他猛地向我冲来，在水中挣扎、哽咽、淹死。

但是杜菲的濒临死亡的士兵是榴霰弹的受害者，并不是毒气的受害者。她想象诗人以倒叙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决心重新谱写他的过去，所以我们看到英国兵站起来，惊住了，在“恶臭的泥巴里”，他的血喷回到身体里，回到成千成百更多的男人身上，“一列一列的英国男孩闪回/回到他们的战壕中”；也回到未来，丢下他们的枪，回到充满咖啡和“热乎的法国面包”的城镇里，抛开战争本身，“从历史中释放”和“几百万生命仍然有可能活着”——生命充满了爱和希望，而不是“现在进入故事中/去死去死还是去死”，在泥泞中被遗忘。然后，杜菲写道：

你看见诗人将他的小册子收起来并淡淡一笑。

如果诗歌可以倒叙，

那么它的确会这样做的。

《最后岗位》是一篇敏锐而犀利的文章，是1917年以来一个诗意的作品， 运用了大家熟悉的泥土和死亡的修辞，但是却将它们和当今世界的图片融合，比如按下倒退按钮和在法国蛋糕店用早餐。杜菲颇有想象力地用诗歌将历史倒叙，渴望消除恐怖和救赎过去。这也是福克斯在《鸟鸣》中所表达的期望。但是《最后岗位》中的辛酸来自她知道，我们也知道的事实，那就是诗歌不能“以倒叙的方式讲述”。

然而，历史可以做到那一点，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历史”是一个诠释和重新诠释的过程，而不是引用不可改变的事实。就算历史学家谱写未来，按照顺序叙事，他们也会倒退着思考现在而退向过去。关于过去和现在的对白成为这本书十分有活力的中枢。在最后一章我将尝试“用倒序的方式讲述”——将1914—1918年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带入到如今的框架中，浓缩关于一战的英国观点，并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