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简史—— 1914之前—1914年 避无可避的必然命运

1

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

1914年8月2日的那个周日，巴黎东站聚集了许多尚算年轻的男子，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应该30岁左右。他们各自分成小拨，在讨论着什么。几乎所有人都戴着一顶鸭舌帽。他们穿着朴实，如同在工厂门前等待开工的工人们。他们肩上挂着布袋，腋下紧紧夹着一个盒子。无人喧哗。

而女人们大多面色凝重，站在几步开外的地方。一些孩子紧紧拽着她们灰色的裙角。

男性军事动员，巴黎东站，1914年8月2日，周日

这是法国发布军事总动员令的第一天。

而就在前一天，即8月1日周六，号召所有预备役军人遵照军人手册指示的告示已被贴满全法国。

时任内政部长路易斯·马雅是一名激进的社会党议员，他宣称：

“军事动员并非战争。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恰恰相反地，军事动员应该是体面地确保和平的最佳手段。”

然而，德国却于8月1日周六这天的19时30分向法国的盟友俄国宣战。另一边，奥匈帝国自7月28日开始就已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各国政府、国与国间的联盟所做的最后决议还有军事动员，这一切所产生的恶性连锁反应，将许多国家卷入了这场血淋淋的战争。德国同奥匈帝国同仇敌忾。法国则与英国共同支持俄国。几小时内，欧洲所有的大火车站都上演着同巴黎东站一样的场景。

与此同时，人们在乡下征调马匹。

数百万的男性都已准备好穿上军装，拿上武器，走向前线。

在这八月最初的日子里，他们未能料到的是，截至1914年底，他们当中将会有数十万人或死或伤。

这些穿着茜红长裤走在成熟的金黄麦地里的法国步兵，恰是德国机关枪扫射的目标。在3周时间里，法军就已折损8万士兵（其后甚至达到15万），并有10万伤兵。

1914年12月，或伤或死的法军总数上升至90万，其中阵亡将士约有30万。至于其他参战国家：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塞尔维亚和英国，他们同法国伤亡人数不相上下。

第一个死亡的、或言第一批死亡者中的其中一个，是来自法军骑兵第12军团的普杰。他于8月3日周一死于法德战场前线默尔特－摩泽尔省。在同一天，柏林正式向巴黎宣战。

而今，又有谁能记得1914年死去的数十万士兵？

他们的名字书写了二十世纪那漫长而惨痛的开篇。可他们早已被埋藏于开战起到1918年11月11日休战为止的几千万尸体之下。

而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任 ⁽¹⁾ ）死去的五千多万士兵也加入了这一队列。

因此，若人们想要了解二十世纪的大杀戮，就必须重新找出那些于1914年第一批阵亡的人们，重建当时事件发生的杂乱顺序。正是这一系列的混乱事件使得1914年最初的和平岁月不再，令各国走向战火。而欧洲战乱的火苗自六月起便已初现，到了八月，战火点燃了成熟的麦子。

1914年，这整整一年中，二十世纪就经历了惨痛的教训。这12个月决定了世界的命运。

负责指挥法国驻摩洛哥驻军的利奥泰将军很快就看透了这场战争。

1914年7月27日，当大战临近之时，这名将军在卡萨布兰卡对着他的心腹喊道：“他们彻底疯了！欧洲各国间的战争，简直就是一场内战。这是世界上不曾有过的最令人吃惊的蠢事！”

几个星期后的8月15日，在默兹受伤的年轻的戴高乐少尉在他的笔记本里写下了如下话语：

“那些平静地站着便死去的军官、一些顽固的军人安在步枪上的刺刀、冲锋的军号、离队军人极为壮烈的奉献……都无济于事。眨眼之间，仿佛世上一切美德在战火面前都没有任何意义。”

这两个亲历过一战的人，从战争开始的最初时刻，就已经预见到它在政治与军事上的后果。

在他们之前，其他人预感到战争的到来并非悄无声息、毫无预兆地，而是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地。

归附共和政体的君主主义者阿尔贝·德·曼在《巴黎回声》中发表道：“犹豫不决、倍感惊慌的欧洲准备好应对这场无可避免的战争，尽管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还并不为人所知悉，但这场战争偕同避无可避的必然命运来到了欧洲……”

2

1913年的12月，在巴黎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人们并没有对伯爵阿尔贝·德·曼的宿命言论作出回应或评论。但是人们知道战争已在欧洲大陆上空徘徊，找寻着猎物。人们准备着对抗战争，要求对兵士、对武器提供更多的资助。这是一场在军界压力下，每个国家都参与的军事赛跑。

在伦敦，当时英国新上任的海军总司令温斯顿·丘吉尔，双拳狠狠砸在了英国国会下议院他面前的桌板上，他在此宣布：

“如果德国建造两艘无畏级战列舰，我们就要造四艘，如果它们造三艘，那我们就造六艘！”

法国媒体纷纷鼓掌表示对此番言论的欣赏。

巴黎在将英、法、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三国协约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德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通过对规定兵役时长法律的更改，将时长自2年延至3年，使得德国军队人数得以增加。法国对此法案的回应得到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赞赏。这位沙皇的统治，由于1905年同日本作战的失利受到了极大动摇，同年被严酷镇压的国内革命浪潮亦令他的处境雪上加霜。

面对三国协约，德国选择和奥匈帝国、意大利组成三国同盟，并在同盟国中起主导作用，以避免在冲突发生时，被法、俄两条战线夹击。

造成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紧张局势的原因众多。

在法国，谁能忘了那可怕而耻辱的1870年与1871年？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法国就败给了德国，被迫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还必须支付给德国五十亿金法郎，这令法国人倍感羞辱。

1870年于梅斯被俘的重骑兵军官阿尔贝·德·曼如斯回忆。

当他听闻1871年1月18日，恰逢1701年1月18日在柯尼斯堡成立的普鲁士王国的建国纪念日，普鲁士国王在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皇帝，德意志帝国自此成立，便啜泣不止。

原来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身着军装的显贵们面前，其中有穿着重骑兵服的俾斯麦，加冕成为了德意志帝国的皇帝。

日耳曼人的马刺划伤太阳王镜厅的木质地板。

1888年，威廉一世的孙子威廉二世继承了德国皇位。

1871年的伤口也并未结痂愈合。

阿尔贝·德·曼总是这样想着。

德国皇帝　威廉二世

他是法兰西院士，他还同莫里斯·巴雷斯和查尔斯·莫拉斯一样是民族主义者。复仇主义运动的称颂者保罗·德乎莱德是他的近友。而他回忆起他的祖国，想起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时候，就像一个年轻的学生般愤慨震怒。

人们唱道：

“你们无法拥有阿尔萨斯－洛林地区。

不论你们如何阻挠，我们将一直保持法国人的模样。

你们能够使平原、大地日耳曼化，

但我们的心，你们永远无法俘获它！”

他支持洛林人雷蒙·普恩加莱。后者于1912年成为政府总理，并在1913年1月17日成为共和国总统。

事实上，战争的危机在这十几年来并不曾远离。

1905年3月31日威廉二世在丹吉尔走下他的快艇。他头戴头盔、佩剑在身、手枪别在腰带上，全副武装在丹吉尔四处巡游。法国想要在摩洛哥王国建立它的保护国，而德国皇帝明确表示他的到访“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将尽其所能来捍卫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

1911年，法德再度因摩洛哥问题陷入了紧张局势。起因是德国“黑豹”号炮舰打算在阿加迪尔港入水。

而这些国际危机的出现也暴露了法国政坛各派为政、四分五裂的状况。

这些人中，有对俄法协约关系极其依赖的阿尔贝·德·曼、雷蒙·普恩加莱还有外交部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他们已做好了迎战德国的准备。

俄国驻巴黎大使伊斯沃尔斯基是反德战争的拥护者。他让沙皇的徽章再度成为有价值之物。这位大使用流通货币“卢布”收购报纸和收买新闻记者，以求他们支持俄国。

他的这一主张还带来其他影响：沙皇俄国政权向法国的银行借钱，后者将沙皇俄国的这些封号赠予资产阶级。

德尔卡塞和普恩加莱的外交政策也因此得到了富裕阶级和食利者的支持。

当时还有那些主张谨慎的人、现实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国际主义者，以及以饶勒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以约瑟夫·卡约（1911年时任政府总理）为代表的激进社会党。约瑟夫·卡约斥责德尔卡塞的莽夫政策。而饶勒斯则认为德尔卡塞是惊恐的小矮人。

1905年，由于众人反对德尔卡塞与德对峙的主张，他不得不辞职。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与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一样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1870年后，人们发现原本以为很遥远的战争，复始徘徊在欧洲大陆。

最清醒的法国人，同最认真的德国人都明白这点。战争不再仅仅是痛苦或惬意的回忆，而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将来。这头野兽就在那儿，向人们展示着它的獠牙。

历史学家儒勒·伊萨克的一段文字证实了这一说法：

“对于那些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1905年标志着命运的变化；战争从那儿开始推进。此前，人们谈论和平，谈论战争，但是我们，至少那些出生于1870年之后的人群，他们并不了解他们所谈论的东西：和平是一种习惯，就像每个人呼吸的空气，没有人会去探索它；战争就是一个名词，一个非常理论化的概念。当突然间，我们得知这种概念有可能转化为现实，我们对此都感到非常震惊，而这种冲击带来的是久久难以磨灭的回忆。”

在莱茵河彼岸，大学生恩斯特·荣格尔写道：“成长于一个非常安稳的年代的我们，都对不安稳的日子充满怀念，渴望着冒险。因此，战争紧紧俘获了我们，让我们为之痴狂。……毫无疑问，战争将让我们见识到它恢弘的场面、它的暴力还有严酷性。战争在我们眼里是一件非常有男子气概的事……”

作家夏尔·佩吉本人对1905年摩洛哥危机也有如下感触，“我的人生中、国家历史中、当然还有在世纪史中，一个新的时代已然开始。”

佩吉作为曾经的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同时也是饶勒斯的朋友，将成为强硬的主战派爱国主义者。

佩吉说道：“既然必须要参加战争，我更希望是我参加，而非我的孩子们。”

阿尔贝·德·曼、荣格尔或佩吉，以及其他众多人的话语都表明了他们并非听天由命，或是被动接受未来的人，他们充满对战争的渴望与希冀。

这是一种价值观的变化。这种价值观成为20世纪初期的主流价值观。而这正是人们面对1905年、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和1911年、1912年巴尔干半岛战争时所产生的反应和流露出的价值观取向。

这种价值观席卷了所有的欧洲国家。

1909年1月，意大利人菲利波·马里内蒂发表了《未来主义宣言》。

他写道：“我们要歌颂追求冒险的热情、歌颂劲头十足地横冲直撞的行动。英勇、无畏、叛逆，将是我们诗歌的本质因素……美只存在于斗争之中……我们要歌颂战争——这清洁世界的唯一手段，我们要赞美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破坏行为，我们歌颂为之献身的美丽理想，我们称赞一切蔑视妇女的言行……我们要摧毁一切博物馆、图书馆和科学院，向道德主义、女权主义以及一切卑鄙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想开战。我们歌颂声势浩大的劳动人群、娱乐的人群或造反的人群……我们宣告我们于今天创立未来主义。我们的目的是要切除这个国家肌体上生长着的由教授、考古学家、导游者和古董商们组成的臭气熏天的痈疽……”

马里内蒂写道：“我们昂首屹立于世纪之巅。”

一些社会主义者放任自己被徘徊于附近的、令人丧失理智、摒弃人文主义价值观的战争所吸引。

这些人，就像1911年的德国最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倍倍尔所想的一样。他们认为：“世界大战之后，将有世界性的革命发生”，这场革命将扫清当时的统治阶级。

倍倍尔补充道：“你们将会收获你们所种下的因结出的果。资产阶级的诸神的黄昏已近。”

尽管饶勒斯承认“一场在欧洲范围内的战争将促使革命的爆发”，但他依旧反对人们“对于战争的渴望”。

饶勒斯像一个预言家般写道：“然而欧洲范围内的战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将催生反革命危机、促使被激发的民族主义做出疯狂的反应举动、催生令人窒息的独裁行为、可怖的军国主义，还有由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暴力、卑微的仇恨、报复及奴役所组成的长链。 ⁽²⁾ ”

他补充道：“我们，因为我们深切知道这点，我们不想参加这场野蛮的赌博，我们不愿意让无产阶级将逐渐获得自由的确定性暴露在血淋淋的偶然性下……”

但是，如此明智的分析又怎能对抗渴望、对抗冲动、对抗未来主义还有那被视作“清洁世界的唯一手段”的即将到来的战争？

此外，法国人在1870年战败中受挫的锐气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阿尔贝·德·曼和其他民族主义者希望抹除俾斯麦加诸于法国的耻辱，他们希望让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重回祖国母亲的怀抱。不通过战争，这些诉求又从何实现呢？

在法国，人们都知道俾斯麦极具侮辱性的话语。

“法国人并不如人们惯常说的那样具有典范性。”德国首相曾对他的近属如是说。“作为一个民族，法国人同我们下层阶级的一些人民很相像。他们气量狭隘、粗鲁、身体健壮、爱吹牛、厚颜无耻，他们通过其自大粗暴的行为获得那些与他们相似的人的欣赏。”

俾斯麦倨傲地撇了撇嘴，继续道：“法国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傀儡国家……他们就仿佛是三千万奴颜卑膝的黑奴一般。”

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为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辩解而写道：

“是我们战争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获得了这些地区。但是我们打算依据上层人士具有的权利来支配这片土地。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权利不允许失败者的后代逃避对德意志帝国的责任。我们作为其他地区的德国人，正因为我们很了解法国和德国，所以我们比不幸的阿尔萨斯人民更知道什么对他们而言才更好。与他们的意志相左的，我们打算让他们做回自己。这些人的思想不仅仅不了解这一代人，也不了解那些逝去的历代人。我们祈求死者的意志能对抗生者的意志。 ⁽³⁾ ”

这是关于民族国家的两种思想理念的碰撞对立。

德国理念建立在“鲜血”之上，法国理念则是让国家建立在“每日全民公投”的基础上。（勒南）

有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这一问题，战争这一猛兽便有机可乘。

1911年10月，战争在巴尔干半岛找到了新的猎场。

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想要利用土耳其－“欧洲病夫”的弱点，趁虚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其位于欧洲的省份。彼时，土耳其军队正要抵抗意大利为夺取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今利比亚），意图于利比亚建立殖民地而发动的侵略战争。

雷蒙·普恩加莱

黑山共和国与希腊都加入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组成了“巴尔干同盟”（1912年3月13日）。

俄国支持“巴尔干同盟”，它希望通过斯拉夫人削弱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的实力。然而，首都位于维也纳，由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统治的奥匈帝国却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同盟者。

与此同时，法国与俄国结盟！

战争嗅到了这牵一发动全身的机簧。

巴尔干战争开始了。

1912年，雷蒙·普恩加莱，那个记得在他孩提时代，普鲁士士兵入侵他的家乡的巴勒迪克的洛林人成为了政府总理。

他去俄国进行访问，在那里，他受到了本该属于国家元首的礼遇……而他当时还并非国家元首。

俄国沙皇接待了普恩加莱并邀请他共进午餐。普恩加莱同外交部长谢尔盖·萨宗诺夫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前者坚决要求俄国人将铁路一直修建到同德国交界处，以使得在战争时能够快速地将部队运送到前线。

在德国，人们很焦虑。

包括冯·毛奇在内的将军们不断重复说着德意志帝国无法在俄法联合发起的突袭中取得胜利。

德国驻法大使、男爵冯·肖恩报告道，1912年8月雷蒙·普恩加莱回到法国时，受到了人民群众极其热烈的欢迎。

这位政府总理曾对其近属吐露，沙皇尼古拉二世夸赞他为使“法国军事和民族意识觉醒”所作出的努力。普恩加莱海承诺俄国人，法国的银行将再借一笔新款项给俄国，专门用于战略铁路的修建工程。

普恩加莱在南特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说，该演说广受新闻界追捧。

这次演说影射了“巴尔干战争”。政府总理用他颤抖却坚定的声音宣布道：

“让他人处于和平状态下，并非我们所能决定的。而为了让我们自己处于和平环境中，我们需要保有不喜战争且不惧战争的人民所特有的耐心与活力……只要那些可能出人意表地服从于好战想法的人存活在地球表面，那些真心实意追随和平的人们就不得不随时准备迎接各种意外情况。”

1913年1月17日，在由伯爵阿尔贝·德·曼召集的君主政体拥护者、民族主义者、天主教徒的投票支持下，雷蒙·普恩加莱以483票对296票的优势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大胜其对手儒勒·彭思，后者主要由“左翼代表”支持。还有69票投给社会党候选人。

一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喊出了“普恩加莱，就是战争！”的口号。

在巴黎的人们向新当选的总统发出欢呼。队列自发形成并涌向爱丽舍宫，继而拥向了市政府。至少有30万人参与了这样的队伍来表达自己的喜悦。夏尔·佩吉十分兴奋，并写道：“普恩加莱先生在一场影响深远的群众运动中上台，在全民族持续不断的热情活力中上台。这种活力同人们所能想象的同知识分子与投降派－饶勒斯主义者倡导的运动截然不同。”

这当真是饶勒斯和倡导谨慎对外政策的人遭遇的一个严重挫折。

1913年2月20日，最高权力交接两天后，在久久不停的掌声下，普恩加莱在他的首次议会讲话中谈到：

“唯有随时为战争作准备，一个民族才能确实地处于和平环境中。”

索邦大学极受尊重的学术泰斗，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拉维斯从1909年起便写道：“欧洲将要开战，因为它为战争做着准备。”

在普恩加莱主持的第一次部长会议上作出决定，法国驻俄国大使由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出任。泰奥菲勒·德尔卡塞为前任外交部长，在1905年“摩洛哥危机”中被迫辞职。

而俄国方面，则由同样为前任俄国外交部长的伊兹沃利斯基出任俄国驻法大使。

这项针对德帝国的坚决主战政策已然自我组织好，而德国方面，则是由于德国将军的推动，德国始对法国的这一政策作出回应。

而掩藏在表面上自称理性的分析下的，是对战争大获全胜的渴望。

在德国与法国，人们为增加兵力进行投票。（法国的三年兵役条款由此而来）

至于伊兹沃利斯基和德尔卡塞两位大使，他们已有十分坚定的信念。正如阿尔贝·德·曼所写的那般，战争偕同“避无可避的命运”变得“不可抗拒”。

在1912年11月于巴塞尔新教教堂举行的第二国际大会上，饶勒斯公开反对这些政策。他所发表的由教堂钟上铭文所启发的演说引来了阵阵欢呼与喝彩：

“Vivos voco, mortuos plango, fulgura frango（拉丁语）……我呼吁生者，希望他们奋起反抗出现在视野里的那头怪兽；我为逝者心碎，那些不可计数的逝者，躺在那儿朝向东方，他们散发的浊气如同悔恨一般涌向我们；我打破那闪电，那在积云里做祟的战争的闪电。”

然而，他的呼吁并未引起重视。

在记者们的笔下，（这其中许多记者已然被俄国大使所收买，）他变成了民族主义者德国绅士饶勒斯，德国的代理人！而事实却是伊兹沃利斯基和德尔卡塞，普恩加莱与德国参谋部掌握领导权。

德尔卡塞在被任命为常驻圣彼得堡的驻俄大使的第二天，就告诉时任外交部政治事务长莫里斯·帕莱洛格他的意图。“俄国军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强劲的进攻状态，最多15日。这正是我将不厌其烦地灌输给沙皇的理念。至于外交词藻、古老的欧洲各力量间平衡的玩笑话，我将尽可能少地涉及到。这些不过是连篇累牍的废话。”

这种拒绝谈判的态度意味着承认战争将在未来发生，战争极有可能发生！

渐为法国总统所熟知的傲慢自大的伊兹沃利斯基同样也是一名“主战的大使”，他坚信俄国若想继续屹立于世，必须利用对外进攻的政策将俄国人民团结在沙皇尼古拉二世周围，因为自1905年起，俄国沙皇的统治就在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进行的革命起义下岌岌可危。

“普恩加莱先生对我表达了想要时常见到我的想法。”伊兹沃利斯基写道，“他告诉我，每当我想同他交谈的时候，都可以直接同他交谈：在当前艰难时局下，这种特殊的变通手段对我们更有利，让我们更加方便……”

正如约瑟夫·卡约对1911年摩洛哥危机的评论中所总结的那样，普恩加莱为他的俄国盟友毫无保留地提供支持，他拒绝所有与德国和解的想法。

沙皇尼古拉二世赞扬普恩加莱的政策，其中最有用的是将兵役年限延长至3年。

尼古拉二世说：“一个民族若要变得强大，就必须要有军人的精神。”他十分高兴能够在身上观察到这样的精神面貌。他为法国政府能保有并发展这种精神感到高兴。

而柏林那头，人们非常关注由普恩加莱、德尔卡塞和战事部长亚历山大·米勒兰主导的法国政策的变化。

德国外交官在出访法国的过程中，发现人们在所有的城市都创立了健身社团，以使年轻人身体素质能够符合服兵役的条件。

每个周六的夜晚，在那些有士兵驻扎的城市，总有队列伴随着军乐在大众住宅区行进，走遍所有街道。孩子们在军鼓、军号、法国号前翻着筋斗。

军队理应是人民的军队。米勒兰还有参谋部希望终结对反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宣传。这些宣传呈现了不怀好意、坏脾气、报复心强且粗暴专制的军官的那副吹毛求疵的军士的模样。

1911年，饶勒斯写下《新军队》一书，试图在书中为军人精神、人民和爱国主义构建另一种关系。使其能与谨慎的对外政策相适应。然而他的理论再度被人忽视。

1913年，将兵役时间延长至3年的法案被提交到众议院（7月～8月）。所有大报纸和民族主义者都将矛头指向饶勒斯。

1913年3月13日，《巴黎回声》的专栏编辑弗兰克·诺安写道：

“法兰西说，闭嘴，饶勒斯先生！因为这句话非常重要，我要保证让您和您的朋友能够听懂，所以我要为他们，也为您进行翻译。（德语）法兰西说，闭嘴，饶勒斯先生！”

饶勒斯，这个不断被媒体打击的人，是一个“德国代理人”。

作为权威的《时代》日报，人们总是赞扬它的尺寸拿捏，它实是一份半官方的报刊。该日报曾写道：

“十年来饶勒斯一直全力与民族利益作对，这个外国辩护人。”

夏尔·佩吉变成了一个狂热的爱国者。他将自己所有的热情与才华投身新的事业中：

“战争年代，”他说道，“只存在一种政策，那就是国民公会政策。但是不应该对国民公会政策视而不见。因为饶勒斯驾驶一辆大马车，马车发出的如鼓声般震响的隆隆声试图掩盖这一伟大的声音。”

因此饶勒斯注定要被“判处死刑”。

然而，1913年12月2日，时任法国总理路易·巴尔杜，一个普恩加莱的忠实追随者被推翻。

他成功地组织投票通过了三年兵役条款。但他在借入13亿法郎用于资助新军事项目花费的税收模式上失败了。约瑟夫·卡约主导了免除债务认购者的赋税的行为。

当战败的巴尔杜从波旁宫的议事大厅灰溜溜出来时，社会党议员冲他吵嚷道：“打倒三年兵役条款！”

过渡政府由激进党加斯东·杜梅格组阁主持。他承诺绝不改动三年兵役条款。定在1914年春天的国民议会选举将决定他的命运。

在那之前的5个月，每个人都认为会上演党派之间的激烈冲突。那么强烈的冲动、那么紧绷的状态。

法国的对外政策才是真正的讨论焦点。

德国领导人相信，法国不可能变换方针。

1913年11月，威廉二世在波茨坦接待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时，对他吐露说：“与法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将是我的下一场战争。”

冯·毛奇将军重复道：“既然无可避免，自然越早越好。”

必须赶在法俄的钳制夹击增强前，赶在俄国军队完成现代化、赶在铁路修建到达德俄两国边界前。

根据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伯爵将军从1891年起便在准备的计划，一旦法国沦陷在闪电进攻中，他就打算打破比利时的中立立场，占领比利时，使德军能从背后进攻法国军队。俄国随后也将被打败。

威廉二世自然不会告诉阿尔贝一世，冯·施里芬和冯·毛奇意图穿越比利时作战，并占领比利时。他只明确指出德国的战略在于进行“防卫战争”。

威廉二世只对比利时人民的国王重复这些：

“事实上，法国自身想要发动战争，它为此进行武装。对三年兵役条款进行投票的举动恰恰说明了这点。法国媒体的措辞也表现出了对我们日渐增长的敌意。法国人民想要复仇的心态也通过越来越具有倾略性的方式展现出来。”

听到这些话语，比利时国王回想起比利时驻法男爵纪尧姆发给他的公函。这位外交官书写道：

“正是普恩加莱先生、德尔卡塞先生、米勒兰先生还有他们的朋友想出并追随民族主义的、带有沙文主义的好战政策。我们已观察到这种倾向的复苏。这对欧洲而言，是非常大的隐患……我从这儿看到了威胁今日欧洲和平的最大隐患。 ⁽⁴⁾ ”

事实上，1913年12月2日巴尔杜政府在“打倒三年兵役条款”的呼喊声中的倒台，这一事件恰恰反映了法国内部意见的不统一。

对战争的期待、对复仇的渴望确实存在，但谨慎思虑后作出的停止挑起战争的决定中不包含这些，法方更不会作出主动宣战的决定。1870年拿破仑三世所引发的战争后果，依旧是能引起法国人灼痛的回忆。

而实际上，这涉及执行一项“承担战争风险”的政策，法方深信另一方，即1871年的战胜者德国，这个曾经从祖国母亲的手上夺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战胜方，已经准备好进攻法国。因为德国想要同法国彻底结束一切。后者自1871年，一直在进行重建工作，重振旗鼓，并建立起了一个巨大的殖民帝国。

然而，承担战争的风险、保持对战争的渴望、流露出复仇想法，这些确实吸引着战争这头野兽，尽管人们并不真的想要进行战争。

法国驻德国武官如是写道：“德国媒体不仅仅引述了我们对战争表示出的态度，更将其夸大……因此，在德国很有可能形成一种同法国的战争无可避免的想法。”

法国议员弗朗西斯·德·普桑斯，他是饶勒斯的朋友，1911年4月他在《人道报》中描绘了有自己鲜明特质的国家的环境。据他描述，法国此时显现出一种“普遍的疲劳感和普遍的厌憎感”，因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早已变成了一个集团，为了让选民依附他们，他们内部划分着共和国的特权。大大小小的特权标志着共和国道德的沦丧。

普桑斯继续道：“人们看到那绝大多数人掉入了爱开玩笑的怀疑主义空间……这常常是某些凶险的冒险之旅的序篇。”

他总结说：“在我看来很显然，我们双眼紧闭，滑到了某个斜坡上，在这个斜坡的边缘是那大张其口的大战深渊。”

战争，深渊？

一头食肉野兽不怀好意地徘徊，嗅着它的猎物，或是如同马里内蒂和其他未来主义者重复说的那样“清洁世界”。

1912年在人们肯定由冶金行业赞助的《舆论》周刊上（这些老板都加入了冶金工业公会内），两名作家－阿尔弗莱德·德·塔德和亨利·马西斯，他们都是拉莫斯的近友，以假名阿格东签署了一份对巴黎资产阶级青年的调查。

神秘的爱国主义、对行动的渴望、可接受战争可概括几乎所有的答案。

“战争，这个词突然间又有了某种诱惑力。”阿格东写道，“这个词是如此年轻，如此崭新，还装饰着让无休止的好战天性在人心复苏的吸引力。年轻的人们令它充满令人沉醉的美丽，而日常生活却会剥夺去这份美丽。”

“战争，尤其在他们眼中，是人类最崇高的美德展现的机会，他们视这些美德为最高品德：毅力、自我控制、为一项高于自身的事业而牺牲奉献。”

以“今日的青年”为名发出的调查，似乎是《未来主义宣言》，以及恩斯特·荣格尔在1914年之前的思想状态在法国引起的回响。

“人道主义的教理并不能培养学生”，阿格东继续道，“出于对窃窃议论或是倒彩声的畏惧，这样的教授只会谨慎地谈论德国作风。”

阿格东引用了年轻人宣扬的如下言论：

“一场战争将让我开心，战争将让我们所有人开心……有一天，让我们再度品尝到血液滋味的拳击战会到来……战争不是一只残忍、令人憎恶的野兽。这真的只是一项运动……这就是我届时所参与的，且所有的运动员都同我一起参与的运动。”

阿格东概括认为，这表现出了一种民族情绪。

“对空想家、人道主义者、蠢货、和平主义者和虚伪、卑微之人的鄙夷从未这般本能地爆发出。”

新闻界和法兰西学院那般兴奋，该调查被发表在一本获得颁奖的书籍里。《晨报》在其1913年1月23日的第一版面上以《青年的奇迹·爱国情怀的苏醒》为题刊登了该调查。

一名日报记者询问当时非常受欢迎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后者说道：

“怎可能不为看到一群更有勇气、更大胆的、对自己肩负责任有更好认知，且一言以概之，就是比他们的前几代都更富有法国人气质的青年们而感到高兴呢？”

年轻的一代从未经历、见识或想象过机关枪的扫射、数千重达一吨的炮弹的攻击，还有窒息瓦斯横行的战争时代景象。这不是一项运动，这是一场屠杀。人们或被残杀、或窒息而亡。有些人残疾了，双眼瞎了，甚至面目全非。他们也不曾见过那些不知餍足的硕鼠，因大口吞食了腐烂在战壕里的尸体血肉而体格硕大。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未来将是什么样毫不知情。

直到1914年8月2日周日才颁布军事总动员令。

1913年8月2日，22岁的让·阿拉尔－梅斯在《巴黎回声报》上发表了描写他所在班级到洛林地区，靠近维翁维尔村的东部前线之旅的故事。

“我们大约有150人……所有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学生还有圣西尔军校第六军团的学生……我们所有的人都怀有相同的愿望、同样的目的、还有一样的梦想！离我们不远处，土地就突然不再是法国的领土。我们围绕在军官们身边，他们给我们讲述着悲伤的，啊，古老的，让我们触动很深的故事。我们的视线一直落在被德国兼并的那片土地上。” ⁽⁵⁾

这些年轻人，他们能听得到饶勒斯的呼吁吗？这些未来的军官，他们中大部分人将死于战争的前几周。他们一腔热血、满怀爱国之情，随时准备为至高无上的事业作出牺牲。

饶勒斯预言，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将是“‘三十年战争’之后最可怕的牺牲”。

他继续道：“资本主义不希望进行战争。然而，他的无秩序令他无力阻挡战争的到来。只有一种团结一致的强有力的力量，那就是国际无产阶级。”

饶勒斯错了。他国际主义的“乌托邦”遮蔽了他的双目。各色人种者都披上了他们国家的军装，准备着保卫他们神圣祖国的土地。

饶勒斯还忘了世上还存在恶意中伤的行为。

他低估了莫拉斯的影响力，后者在《法国运动》中写道：

“我必须要提到饶勒斯，他不仅仅是议会里令人沮丧的煽动者，也是德国行贿给法国反军国主义受贿者的中间人……由国家机构进行的一项可靠调查，将通过研究饶勒斯所有的文章和演说，让德国黄金所收买进行的任务都浮出水面。”

饶勒斯尤其忘了外界对他的排斥，就像诗人、作家、所有重新找到民族和信仰道路的人们、以及将战争视作孕育其所追求的纯粹文明的子宫的人们，对他所做的那样。这些人随时准备为战争献出生命。

正是阿波利奈尔于1913年在发表了《地带》这首诗，该诗收录在《醇酒集》中。“最终，你还是厌倦这旧世界了。牧羊女，啊！埃菲尔铁塔，那一群羊今早都咩咩叫了。你在古希腊罗马年代活腻了……唯有欧洲，你不是古旧的，啊！基督教。最现代的欧洲人是您，教皇庇护十世……是比飞行员更好地飞上天空的耶稣基督。他保持着世界高度第一的记录……”

饶勒斯也忘了夏尔·佩吉于1913年12月发表的名为《夏娃》的诗歌。

诗歌将全新一代人的感受性提升到最高点。他们做好准备奉献出自我，将信仰与祖国相结合，整个欧洲都与之相关。

《Gott mit uns ⁽⁶⁾ 》刻在德国军人的腰带上。

后备部队中尉佩吉不曾缺席过任何一个后备部队军官被强制参与的军事时期，他写道：“那些为大地的肉体而死的人是幸福的。然而，前提是死于一场正义的战争。那些为每寸土地而死的人是幸福的。那些以尊严的方式而死的人是幸福的。那些在大战中死去的人是幸福的，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倒在了土地上。那些死于最后的包围中的人是幸福的，他们被围在盛大葬礼的各种布置里……那些逝去的人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重返（上帝造人的）黏土的最初形态。那些在正义的战争中死去的人们是幸福的。那些成熟的麦穗、被收割的麦粒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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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加罗，《二战史》，第5卷，巴黎，XO出版社，2010-2012年

(2) 　这些即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种族灭绝、大破坏。

(3) 　引述自让–保罗·布莱德2011年在巴黎Perrin出版社出版的《俾斯麦》。

(4) 　让－雅克·贝克在《1914那年》（巴黎， Armand Colin出版社，2004年）引述道。该作品非常重要。

(5) 　引述自伊夫-马力·阿德李讷《1914，欧洲的一场悲剧》（巴黎，Ellypeses出版社，2011）。这是一本经过深入研究的、令人振奋的历史随笔。

(6) 　“上帝与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