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简史—— 1914年7月16日～1914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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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13日，在进行了两日的航行后，普恩加莱独自一人伫立在“法兰西”号装甲舰的舰首。

他告诉舰长他希望独处，因为他要思考和冥想。

他远离了维维亚尼。而舰队自敦刻尔克起航开始，他便同维维亚尼并肩而行，试图与维维亚尼分享对国际形势的令人担忧的分析。

法国驻维也纳领事向他们保证奥地利准备一份最后通牒。奥地利意图强迫塞尔维亚在它的要求下或者选择投降，让奥地利官员在塞尔维亚进行他们的调查，这样也就否认了塞尔维亚的主权；或者拒绝投降，也就意味着选择对抗强大的奥匈帝国，与之作战。

而塞尔维亚唯一的机会将是求助于俄国。

法国的盟友俄国，则很可能被卷入这场冲突之中。

这两天来，普恩加莱在试探着维维亚尼的无知程度。这位政府总理似乎并不为这些国际问题感到担忧。

乔治·克列孟梭

“我感到很惊慌，”普恩加莱在他的日记里这样记述道，“我试图让他也知道这些事。”

维维亚尼只能察觉到巴黎的政治环境变化。由于无线电报的沟通联络非常困难，存在风险，所以近期使用有线电报。在收到的电报中提到了，军队委员会夏尔·恩贝尔作为报告人，在参议院所发表的报告引起的论战的激烈程度。

恩贝尔解释说，除了75毫米口径加农炮，法国不再拥有任何现代化的大炮，亦没有重炮。防御要塞还在使用1870年的古老大炮进行武装防御！

“我们既不受到军事防御的保护，也不被统治！”委员会成员克列孟梭这样喊出。

饶勒斯则更大声地驳斥他，痛斥“那些被可怖的揭示出的罪恶的冒失之举、致命的无能、迟钝、精神的怠惰，都应该让军事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对抗行为永远不被信任。”

克列孟梭再度拾起笔墨，这个自由人为7月14日军队在珑骧跑马场地游行作了报告，在他的报纸中写道：

“那般壮阔雄伟的场面，脑海里想到的是祖国。”

他不想要被人同国际主义者饶勒斯混淆在一起。

克列孟梭重复说：

“脑海里想到的是祖国……我们曾在1870年被人打败。然而我们，被紧紧地禁锢在法国还留存给我们的地方，我们不想，我们也不能再次经受同样的厄运。成为英雄是不够的。我们希望成为胜利者。”

这样的渡海经历本该令人着迷，在普恩加莱眼里，却显得无休无止。

在巴黎，他知道承担了外交部部长代理职务的司法部长比安弗尼·马坦（白里安）是无能的。白里安现由一名年轻、精力旺盛却毫无经验的国务秘书辅助进行工作。幸运的是，外交官飞利浦·贝特洛也在协助他，不过这也只是个机关工作人员。

而正是由贝特洛进行撰写有线电报的工作。不过，到达“法兰西”号装甲舰上的有线电报时常被截去了大段。

贝特洛就这样宣布，在维也纳，人们在7月19日决定了要向贝尔格莱德发布的最后通牒的最终条款。

是什么时候呢？这个秘密被保守的很好。

如果维也纳感受到法国的决心，也许它能放弃这种做法。

普恩加莱将这个问题从他脑中驱逐。

7月20日，“法兰西”号考虑到它的体积问题，它无法靠近港口，于是它停在了圣彼得堡的停泊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游艇亚历山大号前来与法国装甲舰对接。

沙皇在游艇上。

正是他将载着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到喀琅施塔得和他的夏宫－彼得宫。

7月20日，刑事法庭上，卡约夫人到庭。报刊媒体早已将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了这件诉讼案上。他们忘记了俄国、忘记了巴尔干半岛、忘记维也纳，而普恩加莱为此感到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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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20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坐在了沙皇的旁边，这二位一起坐在皇家游艇－亚历山大号尾部。

自俄国之行的最初时刻起，表面上是政府总理维维亚尼在制定和领导政府政策。而实际上俄国政府则把国家首脑－普恩加莱当做自己的谈话对象。

即使普恩加莱努力站在维维亚尼一步之后，他用自己话语中的坚定语气使俄国人更坚定自己的立场。

他非常高兴能够成为法兰西之声。

他得意地发现，从他们谈话的开始，他就在沙皇尼古拉二世及他的外交部部长萨宗诺夫面前占据主导地位。

此外，维维亚尼的无能，还有他的烦躁情绪迫使普恩加莱高声谈话，主导着谈话，有时还打断沙皇的话。

“我很肯定，”大使巴莱洛格这样吐露道，“在所有穿着华贵的达官显贵中，许多人都认为：这正是一名独裁者说话应有的方式。”

至于维维亚尼，“他低声抱怨、咕哝着，咒骂着，以至于大家都注意到他这一点，”普恩加莱如是记录。

巴莱洛格试图让他冷静下来，不过却是徒劳。

沙皇非常专注地听着普恩加莱的话语，然而很快他看上去就筋疲力尽了，尽管他不过才46岁。

但是，他似乎被“命中注定”所折磨，听任自己屈服于神的意志。

大使向普恩加莱解释这点时，补充说俄国皇太子阿列克谢患了血友病，俄国皇后亚历山德拉，也就是德国公主阿历克丝·海伦·露薏丝·贝娅特丽丝听信于“占星师”拉斯普京，后者断言自己能够在神的帮助下治愈皇太子。

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

尼古拉二世身边的人被外交部部长萨宗诺夫所掌控。萨宗诺夫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他是1911年被刺杀而亡的首相斯托雷平的岳父。

1905年的回忆笼罩在俄国宫廷，那一年俄国与日本的战争失败，还经历了国内革命的地震。

与法国的结盟成为俄国外交政策的拱顶石，普恩加莱保证双方相互结盟是实实在在的。

7月21日，在与尼古拉二世面对面的觥筹交错间，普恩加莱高声说出他对这个立场的肯定。

这使得战争支持者们异常兴奋，他们中有许多都是皇室宫廷中的要员。

沙皇叔叔的妻子，女爵安娜斯塔西，在7月20日沙皇举行的晚宴中正坐在法国大使巴莱洛格的身边。她对大使宣称：“战争即将要爆发了……奥地利不会再剩下什么了，你们也能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了。我们的军队将在柏林会师。德国将被毁灭。”

那四天俄方同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见面的情况就是如此。

7月21日，他们穿过圣彼得堡市。然而，他们忽略了让整个城市陷入瘫痪状态的大罢工行动。地形学家、有轨电车司机立起了路障，使得城市的全部街区都被隔离开来。哥萨克骑兵在街上冲锋，成功地让示威者远离政府队伍。

工人抢走了三色旗，要将它们撕碎，他们要将这做成红色的旗帜！

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并没有见到这样的俄国。

7月21日，在由法国大使馆举办的，于圣彼得堡开展的诸国大使接见会时，普恩加莱仿佛受到他与沙皇和俄国众大臣谈话时所享受到的主导地位激发，他对奥匈帝国大使弗雷德·扎帕利伯爵说了如下一番话，警告奥匈帝国不要对塞尔维亚采取一种侵略性的政策：

“塞尔维亚在俄国人民中，拥有一些非常热血的朋友。而俄国呢，它有一个盟友，那就是法国。有什么难题能让塞尔维亚害怕呢！……”

普恩加莱坚定地表达出，他作为国家首脑对自己力量的确信。他参加了7月22日在红村进行的十分壮观的军队阅兵式，这让他确信法国无懈可击。俄国能在德国边境部署近一百万兵力！

身着白制服的步兵，头转向主席台，他们给人一种刀枪不入的印象，浩浩荡荡的骑在马上的炮兵队列亦如是。

这正是“俄国压路机”，它已准备好出发前行。

军队在经过沙皇面前时，大声喊道：“我们非常高兴能为尊敬的陛下服务！”

军乐队演奏着《法国洛林进行曲》和《桑布尔与默兹进行曲》。

法国记者都兴奋不已。

他们忘了1905年俄国的战败。

唯有《人道报》的通讯员对他所听到的“这些揭示了一种封建时期才有的精神面貌的奴颜卑膝的顺从话语”感到气愤。

俄国人因普恩加莱的决心而深感安心。他们有种感觉，“历史性的日子、神圣的日子”临近了。

7月23日晚上，普恩加莱在“法兰西”号进行接见会时所作的演讲，也就是共和国总统俄国之行的最后几个小时里的那场演说，坚定了俄国人的这种信念。

那晚的暴风雨，如注的雨水不能抹去普恩加莱所说的话语。这位总统逐字逐句地强调道：“将两国联合在一起的协约牢不可破。对于每天出现的各种问题……总能达成一致，并将继续达成一致……两个国家有相同的，在力量、荣誉和尊严上的和平的标准。”

是事先商定好的演说词？一些外交官这样认为。

不过，他是以强有力的口气在“法兰西”号装甲舰上说出的话。在这个时刻，已有传言说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这样使得战争的威胁再度出现。人们曾以为已经摆脱战争。而战争却突然强势地徘徊在附近。

7月23日的夜晚，“法兰西”号松了它的缆绳，离开了喀琅施塔得。它驶向瑞典。普恩加莱计划于7月25日到达斯德哥尔摩。

7月23日，《人道报》发表了一篇饶勒斯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摘录被通过无线电报发给了普恩加莱。

“四处几乎都在开展着革命运动，”社会主义评议委员会委员如是写道……“如果沙皇引起欧洲战争或放任欧洲战争的发生，那就是非常不谨慎的行为。”对于奥匈帝国而言，也是一样的道理。

“在所有压迫和特权制度统治下，土壤都被侵蚀，”饶勒斯继续道，“如果战争的震荡发生了，那时一定会有崩塌、塌陷。”

7月23日，当奥地利人确定“法兰西”号起航后，便将最后通牒传达给了贝尔格莱德。

维也纳要求四十八小时内，必须向它传达有利的回复，也就是7月25日周六18时。

战争抓伤、撕碎了和平的大门，现出了它的獠牙。

16

在1914年7月24日周五的拂晓，暗淡的日光同被装甲舰“法兰西”号船头破开的灰色的海混淆在一起；浪花拍打着舰艇的甲板，普恩加莱、维维亚尼和外交官马士里在甲板上踱来踱去。

“法兰西”号的舰长交给普恩加莱一份无线电报。而海底电报则带来了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内容。奥匈帝国在德国的同意下，趁着确保“法兰西”号已在海面上时，奥匈帝国才向贝尔格莱德发出了这份电报。而此时，法国人再无法同俄国人进行商榷。

这恰是奥匈帝国想要粉碎塞尔维亚的证明。最后通牒全文的暴力条款也论证了这点。不过奥匈帝国和德国还是对俄国与法国的反应有所担忧的。

他们是否希望，人们又能否将冲突限制在局部范围内？

普恩加莱，头向前倾，双手背在身后，迅速向维维亚尼和马士里瞥了几眼，重复着：

“在最后通牒的要求中，对塞尔维亚来说有一部分是难以接受的。俄国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奥地利又会做些什么呢？”

马士里建议向奥匈帝国要求给予贝尔格莱德一个额外的延期。维维亚尼补充说，还必须进行一次国际会议，恳请英国进行调停。

这三人草拟了一份稿子，通过海底电报向不同国家的首都发去。

然而，俄国部长会议早已研究过发给塞尔维亚最后通牒的内容，并宣称：

“为了俄国的荣誉、俄国的尊严还有俄国的历史使命，如果俄国想要保有它在欧洲的地位，它就必须要支持塞尔维亚，而这在必要时，要诉诸战争。”

在巴黎，报纸出版了奥地利发出的牒文。一时间，焦虑攫住了那些最最明智的知名人士。

饶勒斯向所有他遇到的人表明他的忧虑。

“气氛极端地沉重”，他这么说，最后通牒的牒文令他惴惴不安。

“它似乎盘算好了，要彻底羞辱塞尔维亚人，或是将塞尔维亚粉碎……人们可以想想，奥地利的神职人员和军国主义者的反应。人们思忖这些人是否不期待战争，不致力于让战争变为可能。这实在是罪行中最最可怖的一种。”

1914年7月24日周五，战争扼住了欧洲的喉头，也扼住了饶勒斯的喉咙。在巴黎，舆论继续牵挂着卡约夫人的案件审理，卡约部长老练的辩护，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他利用证人陈述扭转了陪审团的意见，并因此他的妻子被宣告无罪。不过，所有的旁观者都知道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点燃的导火索已经十分靠近火药桶了。

7月25日周六是一个“灾难性的、令人焦虑的一天”。

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下船到了斯德歌尔摩。他们在自省中，参加完一个国家的外交礼仪接待活动，离开去参加另一个国家的访问接待活动。

他们是否还要按照原先计划的步骤，继续他们去丹麦和挪威的行程。又或者，他们是否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法国？

马士里得知威廉二世已经终止了他在挪威峡湾的巡航，他已经回到了基尔。

普恩加莱犹豫了。

回去的话，难道不是加剧了国际紧张的形势？最重要的难道不是将这场冲突局限在“区域内”？

不过，也许已经太迟了。

海底电报昨日，7月24日，报告称德国大使已经要求司法部长、临时外交部长比安弗尼·马坦接见他。

冯·肖恩男爵用暗哑的嗓音表明，德国政府认为这场冲突应该“只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间解决，任何其他国家的干涉行为都有想要带来难以估计的后果的嫌疑”。

普恩加莱注视着维维亚尼。

让·饶勒斯

政府总理从一个决定又转向另一个，然后，在恢复他的焦躁不安、激动和踌躇状态前，进入了让人难以忍受的沉默状态。

在25日这天的尾声，奥匈帝国，以塞尔维亚拒绝接受所有最后通牒中的条款为由，断绝了所有与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大使刚刚才离开塞尔维亚的首都。维也纳打算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战争让塞尔维亚投降。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决定终止他们计划好的中途停靠的行程，并返回法国。

饶勒斯，7月25日那天在昂市的维兹区。他来参加一次局部选举的选举集会。许多人们开始被焦虑情绪所压抑，在白炽灯灯泡强烈的灯光映照下，他们的脸庞紧绷着，脸色煞白，如同面具。他们走向主席台，饶勒斯同他们紧紧握手。他知道就在半小时前，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他只说了几句开场白，接着便是刺耳的满是焦虑的喘息声。

饶勒斯拆开这可能发生的普遍范围战争的齿轮：

“四十年以来，欧洲从未处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悲剧性的境地，我们正身处这个境地之中……”他这样开始。“每一个民族似乎都手举小火炬穿过欧洲的街道，如今火灾要降临。”

整个厅室寂静无声，感到恐惧。大家都知道和平受到了威胁，他们无法想象和平已经濒临灭亡。

“公民们！”饶勒斯继续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相当绝望的。在这个我们深受凶杀和野蛮威胁的时刻，我们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所有的无产阶级者聚集他们所有的力量……众人心跳的节拍一致能够驱逐这可怕的梦魇。”

人群的欢呼声彼此相通。人群散去，再度被7月沉重的夜晚所俘获。

必须要行动起来，必须用言语以外的力量掌握住这人群，让这些听众变为积极参与者。在《工团主义斗争》中，人们在7月25日周六呼吁在周末军队游行的时候进行示威活动。确实，人们在军乐队经过的时候喊道：“共和国万岁！”“打倒战争！”“卡约万岁！”“打倒三年兵役条款！”。在大道上，示威活动初露端倪。

人们感受到工人们为了和平的利益而沸腾的态势还在不断升温。

就在1914年7月26日这个周日的巴黎，数百名民族主义者在大道上游行，他们穿着三色旗，叫嚷着“军队万岁！”“法兰西万岁！”“占领柏林！”，甚至是“战争万岁！”。

饶勒斯正搭乘从里昂回到巴黎的火车。在第戎时，火车出了故障。为了查阅电讯，他着急地跑到当地报纸《第戎的发展》编辑部。他在那儿口授并编辑了给《人道报》写的文章。

随着他读到越来越多近期的新闻，仿佛被人们挤压他的身体一般，他蜷曲了身躯。

塞尔维亚颁布了全国总动员。它可能也已经邀请俄国参与到抵抗奥匈帝国的运动中来。

这些流言皆从圣彼得堡流出，尽管还未经证实，但对于饶勒斯而言，谣言已经反映了沙皇政府所采取的决定。谣言提到了军队的调动、俄国军队的局部动员。局部动员不过是想要掩饰俄国参谋部认为唯一可行且不可少的未能实现的全民动员行动罢了。

英国和法国报纸在圣彼得堡的通讯员报告说，圣彼得堡发生了爱国主义者的示威活动，在车站、在月台上，人群聚集。

“火车上全是军官和士兵。这早已像是动员。”

这就是记者们所看到的景象，而外交官们和德国搜集情报者同样也见证了这些。

如何能阻止德国参谋部从那时起也进行他们的全国总动员呢？

饶勒斯无比焦虑，不过他并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第戎的发展》的记者们都带着敬仰之心，聆听饶勒斯在若干分钟的思考后口授的为《人道报》写的社论。

其后，他要求《人道报》的编辑不对他的这篇社论做任何修改，他力求突出法国军事上的弱点。

然而，他作出了反对行为。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在这些危急的时刻总是缺席。外省记者听到他口授了以下的句子：

“然而我们，我们法国人，我们可能在试图沉入漩涡中，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拥有一个为我们服务的政府？”

在饶勒斯眼里，没有什么比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的圣彼得堡之行更具有双重象征性了。圣彼得堡，这个战争之都。如同普恩加莱通过此行确认了法国的从属地位，使得巴黎权力变得真空（第二重象征）。

战争的大门已经打开。只剩下一个希望：希望冲突只是局部的，将一直只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其他的大国不因盟约产生的规则或战争逻辑而猛地扎进这趟浑水中。

天色已晚，而此时希望仍断断续续地同绝望在角力。

饶勒斯，每当他提起战争，他总是用非常具体、强有力的表达恐惧的词汇来形容：犯罪、凶杀、杀戮、伤寒、暗杀、屠杀、血。这个政治先知并不为他所说的话讨取报酬。这些画面如同真实的伤口般流着鲜血。

但这受启发的具有预示性的现实主义，与一种因人们常常未经历过却将它表达出来，使得战争更具传说意味的景象所带来的敏感相反，而这类人早已明白他们会继续充当他们预报者的角色。

在这决定欧洲命运的日子里，法国驻汉堡领事保罗·克洛岱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7月26日周日，这个要去做弥撒的早晨，白色的大布告贴在街道角落烟草商的店里，释放性的、冒险性的美丽词藻：战争！（德语）”战争的颂诗：人们喘不过气，人们被包围，人们在这人挤人的拥挤澡堂中筋疲力竭……突然，一阵风袭来，帽子飞走了……从工作中解放，解放妇女，解放孩童，摆脱被各种规定束缚的地方，是冒险。同一时间，在欧洲所有的大城市，汉堡、柏林、巴黎、维也纳、贝尔格莱德还有圣彼得堡。三分之一的海洋都化成了血海（《启示录》）。

“……好哇！那沐浴在油与巨大火焰的池中的大炮。又一次，人们将互相抱住，重逢、感受彼此的怀抱、相认。”

在巴黎，编剧亨利·伯恩斯坦过去曾游行示威反对《法国运动》，因为他做了逃兵。现在，他摆出姿态，用另一种更加粗俗和政治化的语调来表达战争同样的吸引力。

亨利·伯恩斯坦同约瑟夫·卡约进行论战。他在民族主义者舆论掌声中宣称：“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做出荒唐之举，我曾当众表示过后悔……我请求过再度让我入伍……而我也被核准了。我是一个作战的武器……我在动员令发布后的第四天出发，而动员令很可能就在明天。我不知道卡约哪一天出发，不过我要告诉他，在战争中，人们不能让一个女人代替自己，人们必须自己开枪。”

7月27日周一，在几个小时内，想要将冲突限制在局部范围内的意图似乎实现了。英国外交部大臣，准男爵爱德华·格雷先生提出让奥地利和俄国进行直接协商，法国支持这个提议。

7月27日周一的晚上，从9时到午夜时分，数万的示威群众，可能有十万到二十万人，在巴黎林荫大道游行示威。他们从歌剧院走到共和国广场。他们喊着“打倒战争！”。

由于需要战胜大量的敌人，庞大的警察队伍“疯狂地向人群扑打”，《小巴黎人报》这样写道：“林荫大道被一场渎神的示威所污染，”《时代日报》感到无比愤怒。人们指控饶勒斯“没敢对反对军国主义者集团说出一点点的责备话语”。

奥匈帝国外交部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

这些文章于7月28日周二问世。

奥匈帝国外交部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告知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塞尔维亚人已经对着奥地利人开火了。而事实上，恰恰是奥地利人对着塞尔维亚那岸射击了！

贝希托尔德伯爵是否故意撒了谎，或者，在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的前线上的人们是否只彼此开了几枪，他们无意发动战争，而各大国却因此为他们行为引发的后果深表担忧？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注意到若塞尔维亚接受了奥匈帝国发出的最后通牒的主要条款，事实上就已经表示投降了。而这样，“所有的战争理由”便就此消失。

然而已经太迟了。

7月28日周二，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了。

那一天，卡约夫人被宣告无罪。虽然民族主义者短暂却暴力的游行示威活动在巴黎立法大楼前发生了。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片段的结束，而形势的发展变得不合时代。

7月28日，饶勒斯去往布鲁塞尔参加第二国际的办公室特别会议。

这个会议以阻止战争的蔓延为题。

“诸多繁杂的事件都冲着一个黑暗的、十分恐慌的世界奔去，”饶勒斯对陪他到巴黎北站的莱昂·布鲁姆这样说道。“今日的世界从未有过，混乱、盲目和粗暴与这般悲惨的尽人皆知的事一起出现过的情况……人们思忖是否还值得活下去，是否人类并非命中注定的受苦受难的生物，因为人类对于服从于其动物天性，和同从天性中解脱同样无能为力。”

在布鲁塞尔，饶勒斯住在希望酒店……

第二天，7月29日周三，他要在民众之家同第二国际的代表们碰面。

7月28日过渡到7月29日的那个晚上，20时45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给他的表兄弟，沙皇尼古拉二世发了一封电报。这二位君主也都是英国国王的表亲，他们用英语交谈。

“带着最最担忧的情绪，”威廉二世在电报中如是说，“我得知奥地利对抗塞尔维亚的行动是你的国家先挑起的……”

为了给这项“行动”正名，他这样提到了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可憎的……可恶的刺杀事件”。必须要惩罚这出双重谋杀的始作俑者。

“另一方面，我极为明白，对于你和你的政府来说，对抗公众舆论的推力有多困难……”

“考虑到我们二人长久以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真诚的、温情的友谊，这就是为什么我将利用我所有的影响力来促使奥地利直接地同塞尔维亚协商，以期能和你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协议……”

“你真挚且忠诚的朋友和表兄弟。威利 ⁽¹⁾ 。”

7月29日周三早上1时，夜色正浓，沙皇给威廉二世发了电报。

“我很高兴你已经回到德国了。在这个危急时刻，我请求你帮助我。一个弱小的国家接到了一场卑鄙的战争的宣战。在俄国国内存在的愤慨，这我也完全能感受到的愤慨是非常骇人听闻的。我预见不久后，我可能在被逼无奈之下，采取一些会引起一场欧洲大战的极端措施。为了尽量避免欧洲大战这场灾难的发生，我请求你，看在我们绵长友谊的份上，尽一切可能阻止你的盟友们做的太过分。尼基 ⁽²⁾ 。”

一场区域性的战争还是一场欧洲大战？

7月29日周三，这是这个早晨伊始就要遇到的难题。威廉二世和英国人盘算着一个“区域性的解决方法”：让奥匈帝国军队占领贝尔格莱德，实施所有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中所包含的条款，然后退出塞尔维亚首都。

然而此时“军事”机制已经启动，这能成为一个比较现实的提议吗？

7月29日周三的8时30分，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走下了“法兰西”号装甲舰，在敦刻尔克上岸了。

气氛十分沉重。

来迎接共和国总统和政府总理的主管外交事务的副国务秘书阿贝尔·菲瑞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两位政要急急匆匆赶回巴黎的场景。

“他们刚在敦刻尔克上岸，”菲瑞写道，“无论是维维亚尼还是普恩加莱都不愿意相信战争开始了。在乘坐总统专列的三个小时里，我为他们朗读、评论文档。”

17

在巴黎，1914年7月29日周三，13时20分，总统乘坐的专列在巴黎北站停下。

站台上彩旗飘飘，挤满了人，他们呐喊着“法兰西万岁！” “占领柏林！”高唱起爱国旧曲：

“你们无法拥有阿尔萨斯－洛林地区。

不论你们如何阻挠，我们将一直保持法国人的模样……”

普恩加莱出现了，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

人们瞥见挥舞着旗帜的莫里斯·巴雷斯被年轻人环绕着。

爱国者联盟动员了它的成员，这次的迎接活动并非自发组织。

在场的军官被人群围绕，收到热烈的掌声。一名海军上将大声说道：“我们本不应该指挥上帝，但是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当时机成熟时，法国将已准备好。”

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向汽车走去，军官很难为他们在热情洋溢的人群中开出一条道路。

似乎没有人能想起此刻，这场冲突是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两国间的冲突……大家说着柏林、威廉二世、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还有有力的俄国盟友。

在火车上，普恩加莱从阿贝尔·菲瑞口中得知，沙皇在未进行告知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动员他的军队了。

法国驻俄国大使，莫里斯·巴莱洛格已向沙皇的外交大臣萨宗诺夫保证，俄国可以依靠法国给予的支持。

他的行径已然超出了给他的指示。不过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满足于让人给巴莱洛格发出一封电报，以要求他促使沙皇避免做出任何挑衅动作。

挥舞着旗帜的人群在缓缓开动的汽车后奔跑着，巴黎北站附近的街道满是熙熙攘攘的示威者。

“我从未如这般从道德上和身体上都感到难以保持无动于衷，”普恩加莱如是写道。

“这就是团结的法国，”他说道，“政治纷争此刻都被遗忘，而国家之心在它崇高的现实中得到了表达。”

“我从未曾经历过如此令人感动的场面，质朴无华、伟大、充满热情、团结而庄严，所有的一切都使得这次的迎接活动变得难以忘怀。”

在爱丽舍宫，部长们聚集在一起，他们等待着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的到来。

临时外交部部长比安弗尼·马坦，在总统和总理安顿好后，便开始向二位汇报最新的消息。

最重要的消息便是同沙皇“半官方式地”发出部分动员令有关的消息。不过沙皇发布全民总动员的敕令已经准备好了。

在波茨坦，德国将军们在威廉二世身边不断强调着俄国发起的这些举措所带来的危险。俄国的军队将在德国动员令尚未确定时展开行动。

人们得知德国外交大臣哥特列·冯·加奥向德国驻俄国大使发出如下信息：

“我请求您让萨宗诺夫先生关注并严肃对待，如果俄国继续采取发布动员令的措施，将迫使德国也发布动员令这一事实，请他知晓，在这种情况下，将几乎没可能阻止欧洲大战的发生。”

这则消息于7月29日周三下午伊始便由电报发出。

德国就此决定冒着“一场欧洲大战”的风险。联盟体系、各国参谋部提出的战略上的迫切需求正是国家元首越来越难以控制、阻止的机制。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想象着另一方将会退让。人们并未选择战争，但是人们却把它当作外交手腕的一个因素来要挟对方。

普恩加莱在这个7月底如是写道：

“德国的懦弱之处便是始终扮演着纠纷发源地的角色……唯一能够让危险远离的方法便是表现出不屈不饶的坚决态度和沉着的冷静。”

普恩加莱并未估摸到战争早已跨越过了门槛。

情况是那样的危急。

然而，在布鲁塞尔集会的社会党代表们也同国家领导们一样盲目。

他们决定第二国际大会将在8月9日于巴黎举行－而不是维也纳－而在那之前，将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表达和平诉求的示威活动。

饶勒斯，当他在布鲁塞尔皇家马戏团大厅，在一万多人面前发言时，他似乎无视了需要采取应对措施的紧急性。8月9日的情况将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就在11天后。他不曾自问。

他的演讲激动人心。

他描述着战争的可怖。

“有什么理由，你们要给我们送来那些尸体？……”

“当人民终于走过被基督教统治的二十个世纪，当人权准则取得胜利近百年，数百万的人们可能在不知晓为什么的情况下，在领导人不知晓为什么的情况下，在互无仇恨的情况下，就互相撕扯、自相残杀吗？”

与其说这是对展开行动的呼吁，倒不如说是一场沉思，仿佛饶勒斯不再相信进行普遍性罢工这一方案，能迫使各国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调停举措和谈判协商。

“我们，法国社会主义者，”他呐喊道，“我们的使命很简单：我们不需要强迫我们的政府采取一项和平政策，因为我们的政府正在实施着这样一种政策。”

他用郑重的口吻补充说：

“我有权在全世界面前说，此刻，法国政府是令人钦佩的英国政府最好的和平盟友。法国政府首倡进行和解，它还向俄国谏言，令其谨慎、多加耐心。”

为了给自以为巴黎此刻正采取一项和平的政策的信念注入更大的力量，他重拾起他自己过去的态度：

“我从不曾犹豫用自己执着的意志给自己的生命招来沙文主义者的怨恨，这种怨恨并不会因德法关系的亲近而减弱。”

在危机的这个阶段，饶勒斯以为主要责任在莫斯科、维也纳和柏林身上。他仍在宣传英国提议进行的和解举措。继而，在他演说的结束语部分，他喊道：

“所有国家的人类啊，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完成的和平与正义的作品。”

他受到了热情的欢呼，整个大厅的人们站起身，晃动旗帜和手帕，自发组成了一个队列。与此同时，饶勒斯筋疲力竭地回到希望酒店。

饶勒斯不知道俄国已经发布动员令，他不知道德国已然知晓此举。他们认为这场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间的冲突酝酿着欧洲大战。

从那时起，饶勒斯的愿望，即得到法国支持的“令人钦佩的英国政府”所求的“和解”早已看上去像是过时的假设。

在深渊的边缘，国家领导们在此时此刻，被这场咆哮的战争所震慑、吓得动弹不得，他们看到了这只怪兽的黄眼睛，于是他们犹豫了。

在下午将尽的时候，这个7月29日周三，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接见了军事首长们。

“将这场冲突演变为一场扩大化的战争，这将是一种癫狂的行为。”他喊道。

他要求军事首长们离开房间，他口授了一封新的发给尼古拉二世的电报内容。

已经18时30分。

“对于俄国而言，它肯定能只做塞尔维亚冲突的一个旁观者，能够避免让欧洲卷入这连俄国都从不曾见过的最最恐怖的一场战争。”

尼古拉二世在两小时后给出了回复：

“把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问题交由海牙会议将是比较合适的。我对你的智慧和友谊有信心。”

“你亲爱的尼基”

威廉二世却感到不耐烦。海牙国际法庭？

尼古拉二世，正直的尼基，是不是在嘲弄他？

德国皇帝于是接见了战事部长，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陪同将军的还有德国军队参谋长，路德维希·冯·毛奇伯爵。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也加入了他们的会议。

所有的人都坚持认为有必要颁布动员令－这对于德国人来说，就是宣战的第一份文件－既然俄国人，他们谈论和解，谈论国际法庭，继续动员行动。

威廉二世用粗暴、生硬的声音再度口授了一封电报给沙皇：

“任何的调停都是不可能的，”他说道，“如果，就像你和你的政府放任流言所说的那样，俄国为对抗奥地利进行了军事动员。”

“从此以后，这个决定所带来的所有负荷都压在你的肩上，你承担着选择和平还是战争的责任。威利。”

1914年7月30日周四，这是一个灿烂的夏日。尼古拉二世彻夜无眠。他要在白天接见军事首长们。杜马会议－俄国议会议长，这个“如俄国人民代表的长官”的人也将为全民军事动员进行辩护。

尼古拉二世听着这群或那群人说着。

7月30日16时，他签署了颁布全民军事动员的敕令。该敕令将在7月31日生效。

九百万人将穿上军装。

尼古拉二世想要相信，在向德国人民表明他的决心后，他已经避免了战争。

而对此，俄国人刚刚作出了一件具有侵略性的行为。这使得威廉二世有种被他的朋友尼基所愚弄的感觉。

在巴黎，军队首长霞飞将军，向他的部长阿道夫·梅西米要求下达动员令。

他保证，如果这项决定被拖延，法国军队将无法应对德国的进攻。

这个7月30日周四，维维亚尼和普恩加莱仍在犹疑。不过在圣西尔军事学院，对新军官进行任命的仪式——“凯旋仪式”被取消了。现在已不是进行阅兵的时刻。

大家希望英国政府保持其对三国协约的忠诚，站在法国和俄国这边。维维亚尼对英国政府明确表达如下观点：

“我们已经让我们的军队在距离国界十公里处留守待命，我们禁止他们进一步靠近。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坚持要表明，法国并不为进攻行为负责，俄国也不对此有责任。”

人们是否仍能避免这场无情前进着的欧洲大战？而人们－其中大约有几万的民族主义者－是爱好和平的；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即使他们做好冒险的准备，他们难道也不想要战争发生？

在7月30日周四的夜里，奥匈帝国的所有军队都已被动员。

然而，就在这同一天，法国总工会秘书长莱昂·儒奥发给德国工会中心秘书长电报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他在电报里恳请后者对其政府施加压力以保障和平。

饶勒斯不愿停止阻止战争的发生。

7月30日他从布鲁塞尔回国后，17时15分，他往众议院处去。

记者们将他包围。

“英国的调停并没有失败，”他说道，“我对于当前这种悲观主义和惊慌情绪感到不解。”

他又去往《人道报》的总部。

人们告诉他政府禁止召开本应在瓦格拉姆厅进行的法国总工会大型会议，并且所有的地铁出口都已有警察重兵把守。不过，尽管在警察的粗暴行为下，集会开始自发在星型广场和特纳广场形成。整个夜晚，巴黎的这个街区都将是暴力上演的场所。

在劳工联合会和社会党的呼吁下，外省的各城市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示威活动。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布雷斯特、在布尔日、在里昂还有瑟堡。在每个城市，这数千示威者喊出他们拒绝战争的心声。这是一股和平主义的潮流，那么强烈而迅猛，它似乎已经开始涌动。

法国总工会希望在8月2日周日组织一场盛大的示威活动。

饶勒斯更希望人们能够等到8月9日再进行示威，那一天将召开第二国际大会。

“我们应该不计代价，”饶勒斯说，“让劳动阶级免于恐慌和疯狂。”

饶勒斯补充道，他相信现在欧洲所处的紧张的状况还将持续十多天。经过讨论，法国总工会的代表们最终同意了饶勒斯的观点。他们明日，即7月31日还将在联盟委员会内继续讨论这点，但是他们却已经做出了决定。

饶勒斯深感万分疲倦。他快速下楼到他常去的一家餐馆－金公鸡餐馆吃晚饭。这家餐厅坐落在蒙马特街和飞铎街的交叉处。嘈杂声、灯光、高声阔谈交织在一起，证券交易所雇员还有闲逛在那儿的记者们的注视的目光，都在音乐和歌谣所组成的喧嚣声中。

还是应该回到书房，继续写作。头是那么的沉重，不过随着在页面中间以《必要的镇静》为题所涌现的词句出来后，头也变的轻盈起来。“战争的疯狂”，饶勒斯说着。危险存在于“人们感到的烦躁不安和蔓延开来的焦虑”之中。危险是巨大的，不过，它却并非不可战胜的。饶勒斯补充说：“外交争斗必然将延续好几周时间。”

他并未掌握俄国军事动员的最新讯息，他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甚至不知道在维也纳，奥匈帝国已经决定进行军事总动员。

从此往后，是那些军事机器和它们的要求占了上风。参谋部的分量、他们的技术理性和他们表现出来的逻辑占了优势。

而后，如果说“外交斗争”不会在几个小时内结束是正确的判断的话，饶勒斯忘却了从联盟机制形成时起，从法国和德国争夺摩洛哥时起，“外交斗争”就已经发生。

1914年7月30日这将要结束的一天，不过是十年前开始的一个进程的终结。

饶勒斯对此并不知晓吗？或者是，他不愿意想起这些？

在这夜的炎热中，他的文章被带到了版台上等待印刷，而通报为争取和平而发生的示威活动在外省众多城市发生的电讯堆砌成山。人们得知，在巴黎的特纳广场和星型广场，示威者和警察间的血淋淋的对峙发生了。饶勒斯下楼到科洛桑街和蒙马特街岔口角落的科洛桑咖啡馆餐厅去了。

他想得出神。一整日的筋疲力竭都写在他的脸上。他慢慢地啜饮着。他低声说着如果战争发生的话，它那残忍如野兽般的冲动将会苏醒：

“我们要等着被杀死在街道的角落”，他说道。

他笨手笨脚地坐上了一辆出租车，身体是那么沉重。他的眼光看向他方。

一名29岁的男子就在那儿，他的目光追随着远去的出租车。

他在窥伺着饶勒斯。他名叫拉乌尔·维兰。他前日从兰斯来到这儿。金发、细细的小胡子随意地横在他的脸上，显得很不精神。他的母亲因“长期躁狂症”被拘留起来。他不爱他的父亲。

他加入了阿尔萨斯－洛林青年拥护者联盟，他早早便想过要杀死威廉二世。十几天前，即7月19日，他前往赛夫勒参加天主教露天赈济游艺会。他曾到射击摊位前，他在摊位前整整三个小时。他不停歇地进行无声、精密的射击。

7月30日周四快要22时，他走向了《人道报》的编辑部。他从未见过饶勒斯。他观察到一群人从报社走出。可能饶勒斯也在其中？维兰向一名工人询问，而后者为他指明《人道报》报社社长。维兰想象中，他应该更年长一些。他向科洛桑咖啡馆餐厅走去，发现饶勒斯坐在朝向蒙马特街的窗户附近。在维兰的口袋里藏着一把手枪。他在口袋里的手抓紧了枪托。

尔后，他犹豫了，走远了，却又返回。饶勒斯出现了。那群同社会党领导人一同走出《人道报》报社的男人中的一个为饶勒斯叫了一辆出租车，饶勒斯乘上车离开了。机会就这样被错过了。

维兰还会再回来的。他认为他还应该找到卡约。于是他离开了。

18

这是1914年7月31日令人窒息的拂晓。

安德烈·纪德在他位于诺曼底大区屈韦尔维尔的房产里，正坐在他的书桌前。

他缓慢地书写着，注意不遗漏在他的日记里书写下他每一日的所见所感。

他在重新读着他昨晚刚刚记下的句子，在7月30日周四，这静止的、黏糊糊的夏夜空气中所记录的句子。

“我们的邻居，乔治从勒阿弗尔回来了。”他写道，“他跟我们谈到在信用社前无止尽的队伍和安保人员。大家都到信用社去取钱。在餐馆里，侍者在为顾客服务前，都会先提醒此处不接受钞票。

“储蓄所拒绝一次性给予超过五十法郎的款项。银行们只根据一定比例来回应需求。”

纪德划了一条划线，写道：

“7月31日周五，人们准备好进入一条充满血与阴影的隧道中。”

同一时间在鲁昂的一个印刷厂内，首批《鲁昂快讯》已经印刷出品，它将于7月31日早上进行出售。

在某一页中间，有一段阿兰的话语，有一栏他悲怆的文字。这位早已在战争的另一边的哲学家，他似乎看到这一切的后果，在文字里表达出了他的想法。

“在这之后，人们，”他写道，“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将缺少真正高贵的血统……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将夺去最高贵的血统……是的，可以脱离军队，这也不过是为了马上被机关枪扫射而亡。作为葬身之地，这是一个多么好的选择！非正义的行为将朗诵几句葬礼上的祷告；但这所有这般美妙地死去的人得出的教训又能给谁以启示？我害怕看到伪善获得的令人震惊的成果，排场盛大却实质卑劣的演说横行的时代……我希冀英雄的亡灵回归，他们欣赏这他们将用生命的代价赎买的尊贵的和平。”

然而，无论是纪德还是阿兰，抑或是那些拥挤在储蓄所窗口前，被恐慌所俘获的不知名者，他们都无法想象一场波及一千万人的战争！

无论是国家元首还是将军们，没有人能想象到一场大规模的屠杀正在酝酿。

然而，1914年7月31日周五这天，整个欧洲都行驶着装满军队的火车。在兵营大院的地板上，是募集的成千马匹的马蹄掷地之声。人们要将它们套在炮兵的辎重车上。人们为屠杀做着准备。

军事动员在俄国进行着。奥匈帝国也展开了军事动员。法国采取了军事措施。英国皇家海军大厦处于戒备状态。为了能够在接下来的时刻宣告“战时状态”，德国参谋部早已下达相关命令。

事实上，这种安排早已是德国参谋部在进行形势分析后决定采取的战时措施：德国唯有在采用进攻策略的情况下，才可能战胜法俄联盟。

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将军死于1913年。在他之后，他的继任者是冯·毛奇。他们都打算绕过法国难以攻陷的防御工事网络，而采取从背后攻击法国军队的方式。其中，凡尔登正是法国防御工事网的拱顶石。

赫尔姆特·冯·毛奇

德国部队将向北方前进－这是以横穿比利时为前提，包围那些被吸引到洛林和阿尔萨斯地区的法国人，从北边来的德国部队将对他们进行封锁行动，他们便如同在瓮中。

只需六周即可战胜法国。铲除这个敌人后，就像1870年～1871年 ⁽³⁾ 那样，德军就将转头对付俄国人。

由冯·毛奇发展出的施里芬计划要求必须追击法国人和俄国人。冯·毛奇同战事部长冯·法金汉还有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一样，煽动威廉二世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法国和俄国因此必须舍弃塞尔维亚，或是拒绝舍弃塞尔维亚，而德国就将开展它的进攻策略，这就是施里芬计划。

7月31日周五13时，威廉二世让步了，德国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然而，“表面上”这还并没有发生战争。德国皇帝在14时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去了电报。

“我并非如今威胁到世界和平的这场灾难的祸首，”他口授道。“在这个时刻，你仍有权力来防止它发生。俄国能够等待我调停的结果，没有人威胁俄国的体面和实力。我的祖父在他临终的床榻上，将你和你的帝国的友谊托付给我，对我来说这份友谊始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欧洲和平仍能被你拯救，如果俄国接受停止一切威胁到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事措施。”

“威利。”

一小时后，尼古拉二世发来回信：

“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你的调停工作，这开始给我一切都能和平地结束的希望……从技术层面说，已经不可能停止我们的军事准备措施，而这都是由于奥匈帝国的军事动员所导致的。我们极其不愿发生战争……我的军队将不会做出任何挑衅的举动……”

“你亲爱的尼基。”

几个小时后，德国驻俄国大使递交给尼古拉二世一份最后通牒：如果俄国不停止它从7月24日便开始进行却没有对外公布的军事动员，德国也将在最后通牒到期时，即8月1日周六正午，进行它的军事动员。

这将是一场欧洲大战，因为俄国的盟友法国始终保证将与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

英国的态度让法国非常担忧。普恩加莱刚刚亲笔致信给英王乔治五世。

“如果德国，”普恩加莱说道，“确信英法协约得到公认，在必要时于战场上，这将有极大可能使得和平不被破坏。”

英王草拟了一个他的大臣们口述的含糊其辞的回复。

在巴黎，除了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之外，仅有几名政府成员清楚局势的最新进展。

当饶勒斯到达众议院时，他还一直相信法国政府支持英国进行调停。

在波旁宫的走廊里，人群密集。部长们经过，吐露出事关隐情的只言片语，记者们窥伺着，提供着信息。

饶勒斯参加了社会党团体的会议，人们为内政部长马尔维采取的禁止法国总工会进行示威的决定而担心。一个代表团在与部长碰面后已返回：内政部长拒绝撤销他要采取的措施。

饶勒斯出来后，来到走廊中。人们聚集在一个带来新消息的部长身边：柏林已经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即德语“战争危险状态”。铁路交通应该已经被切断，机车应该已被拦截。

饶勒斯同也出现在这些走廊里的马尔维交谈。饶勒斯提高了音调，现在正是亟须向俄国施压的时候。

“俄国应该，”马尔维说，“接受英国的提议，否则法国有义务告诉它，法国将不跟随它的决定，并选择和英国同一战线。”

马尔维用非常疲劳的语气，虚弱地说着担保的话。不过饶勒斯不再相信政府的决心：“如果不能强硬地施压，那么事情就无可挽回了。”他威胁称：“政府的责任将变的极其大。”

马尔维避而不答。走廊里人声喧哗。焦躁不安的饶勒斯仍希望保有信心。

人们寻找着字典。有人给德国大使馆打电话。他们必须精准地明白drohender kriegsgefahrzustand（德语）这个词组的意思。

饶勒斯略感安心：这个意思至多不过是“戒严令”，“戒严”。然而，他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他让那些围着他的议员和记者作见证。他说出：

“不，不，进行过大革命的法国不能跟在满是庄稼汉的俄国身后，跟它一起对付经历过改革的德国。”

继而，他又重新说起了他对马尔维说过的话，我们的国家看起来是俄国的从属国，他叫喊道，带着暴躁和愤慨的情绪：“走吧，我们一起去为伊斯沃尔斯基，这曾经的沙皇外交部长、俄国驻法国大使解开世界大灾难的锁链。他为没能在1908年收取奥地利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让给奥匈帝国所支付的四千万小费而愤怒异常！”

已经19时了。作为社会党代表团的一个领头人，饶勒斯向外交部走去。然而，同时承担着外交部长职务的维维亚尼，正在接待德国大使冯·肖恩男爵。聆听代表团的是副国务秘书阿贝尔·菲瑞。这个男人年轻、聪明。

饶勒斯颇带威信的与他谈话。

“请您注意，”他开始说话。他发难道：

“你们同我们的盟友俄国交谈时太过软弱。”

阿贝尔·菲瑞叫嚷道，试图用巴黎陈述观点时表现出的决心来说服饶勒斯。

“我们是这么做的。”他说道。

饶勒斯进行复述。应该迫使俄国接受英国向俄国和德国提议的仲裁。

“这才是义务，这才是拯救。”

菲瑞说了几句客气话。“我感到很抱歉，饶勒斯先生，您不能参与到我们当中，来给予我们您的建议。”

人们不敢向饶勒斯说出真相。他们畏惧他的目光，害怕他无情的智慧。人们在内心深处都明白他是对的。饶勒斯并没有上当。

“我向您担保，”他如是说，“在同样的条件下，你们将带领我们走向战争，我们会战起来，我们将向人民喊出真相。”

由于他正直的品性，他向菲瑞动容地说道：

“你们都是伊斯沃尔斯基和俄国诡计的牺牲品；我们要向你们告发，草率的部长们，我们应该被枪毙。”

这是饶勒斯最后说出的话。

菲瑞没有勇气对饶勒斯对峙，不过他向一名议员嘟哝，如同供认：“一切都结束了。再没有任何事可以做了。”

德国大使冯·肖恩男爵刚刚辞别了维维亚尼。

他向政府总理即外交部长维维亚尼正式通知，德国要求俄国在四十八小时期限内停止对军队的动员行动。

继而，他以一种威胁的口吻，要求法国政府如果“德国与俄国之间爆发战争，法国要保持中立。法国要在十八小时内给出回复。”

冯·肖恩收到发自柏林的最明确的指示：

“在您提出这个问题后，立马发回电报。事不宜迟。”

维维亚尼避而不答，“我绝对对所谓的俄国军事动员毫不知情。”

这确是事实。法国驻俄大使巴莱洛格延误了发出在德国由冯·肖恩男爵给出最后通牒后到达的信息。

“法国，”维维亚尼继续说道，“并不想参与到这场争议中。它将以它自身的利益为行动指南。”

维维亚尼从未在任何时刻提及进行中立的可能。

冯·肖恩于是避开不谈柏林给他下达的指示的后文。

“机密：如果法国政府宣称它将保持中立，这不太可能，我请阁下您向法国政府宣布，我们不得不要求，作为其中立的担保，法国要将要塞图勒和凡尔登交由德国占领，而在与俄国的战争结束后，我们将归还这两座城市。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要在从现在开始到第二日的16小时内给出。”

一个代价等同于投降的中立条款。

德国参谋部提议这个“条文”，因为他们知道这将让法国不可能选择中立。

因此，它选择了进攻的战争，这同施里芬计划在这方面的规划是相符。

1914年7月31日周五下午，再没有人质疑战争已经打碎了大门，再没有人质疑它已经驻入人的思想中，然而一个月以来，自从6月28日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以来，极少有人认为战争有可能发生。

报纸将巴尔干半岛发生的各种事件、各强国间紧张的局势都降级写在了内页的低处。

可是，7月29日《费加罗报》在卡约夫人宣告无罪的第二天，能够这样写道：“让激进共和国被泥泞和血液所覆盖的当代最大丑闻……”不过，两天后，还有谁能记得抨击这档事的这篇社论？

在圣西尔军事学院，新的晋升被命名为旗帜十字架 ⁽⁴⁾ 。一名少尉对他的同僚们发表讲话，颂扬对1870年战败者的回忆。这些“来自我们杰出种族的士兵……沉睡在边疆的那边，你们不久后也将睡在我们国境的这边。”

其他戴着白手套的年轻军官，戴着装饰有羽毛的圣西尔军校军帽，他们宣誓要攻击敌军。

然而，对于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这些已经相信国际范围罢工、相信无产主义者的人们，想到“国际化，人类方重兴！”他们拒绝屠杀他们的外国同志。对于这些人而言，7月31日周五是倍感受挫的一天。

“如果军事动员已经进行，我可能被谋杀，”饶勒斯吐露。

他今夜想要为8月1日的《人道报》写一篇文章，这将是一篇类似于《我控诉》的文字，它将会把这些“草率的部长们”的丑事公布于众，这些“没头脑的神思恍惚的人”。

不过，首先，他必须先恢复体力，进食晚餐。

他进入了位于蒙马特街的科洛桑咖啡馆餐厅，同一些记者坐在一张桌子上，并背对着这条街。

而出了厅之后，人们观察着饶勒斯，打量着他。他的一部分同志为他感到担心。可他看上去却无动于衷。一名记者向他展示了自己孙女的照片。饶勒斯向他问着孩子的年龄。

没有人看到拉乌尔·维兰在1914年7月31日21时40分靠近窗户，撩起了窗帘，将手枪瞄准了饶勒斯，往他的脑袋上开了一枪，杀死了饶勒斯。

一个女人尖叫道：“饶勒斯被杀了，他们杀了饶勒斯！”

人们跑了起来，抓住了拉乌尔·维兰。

一名药剂师拒绝提供安瓿剂用于饶勒斯的注射。

“我不会给饶勒斯这个恶棍、这个要对战争负责的强盗提供任何东西。”

拉乌尔·维兰

1914年7月31日暗杀让·饶勒斯的始作俑者

在科洛桑餐厅内，一名穿着作战服的军官摘下他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将它放在饶勒斯的胸口。这是杰拉尔上尉致敬的表示。

女诗人安娜·德·诺阿耶写下：

“我看到了这个能干的人死于夏天的一个夜晚。

一尊庄严的卧像。一张桌子在旁。

他荣光沉睡在简陋之侧。

我看到了这个令人敬畏的死者还有他简朴的房间。

这个房间沉浸在这个男人的沉默之中。

敬意包围了冥想的氛围。

这个沉睡着的人被渴望和平的人铭记在心。

……

历史夺去了这名英雄，泪流满面、惶惶不安，

他被杀死在军队之前。”

19

“他们把饶勒斯杀了。”

聚集在新月咖啡馆前的人们低声重复着这句话，仿佛他们就跪在响着丧钟的教堂里一般。其中一人说道：“明天警钟就会被敲响。饶勒斯被杀了，接下来就是开战了。”

阿娜·德·诺阿耶通过电话得知了这个消息，她回忆道：“这位英雄在屠刀面前倒下了，和平已逐渐被蚕食殆尽。”

消息传到了香榭丽舍宫——各部长们正汇聚在此，谈论着如何答复德国大使冯·肖恩给法国总理维维亚尼下的最后通牒。

饶勒斯被谋杀了？

其中一位部长在事后回忆道：“在几声惊恐的呼声后，在场的人都陷入了沉默。”

内政部长马尓维在离开了一会儿之后回来说道：“警署的人给我打电话了，说是三小时以内巴黎会发生暴动，郊区将会有游行集会。”

“什么！”一位部长忍不住嚷道“外战加内乱？这会儿可都给碰上了！”

会议决定把本要派往前线的两个装甲团留在巴黎维护秩序。

马尓维并不赞同逮捕那些和平主义者、工会主义者和君主政体的拥护者——这几类人在每个省都被划归到一份档案B里。原定是要将他们监禁起来以防万一的。

“把断头台 ⁽⁵⁾ 给我，我保证我们打胜仗。”战争部部长阿道夫·梅西米曾多次宣称。

最后还是马尓维占了上风。

众人决定寄希望于人民的爱国情怀，尤其考虑到，拉乌尔·维兰在被逮捕之后宣称，他对饶勒斯的谋杀完全是出自个人动因。

“真是个十恶不赦的糊涂虫。”普恩加莱评论道。

他在给饶勒斯夫人写的信中说道：

“我听闻了您丈夫遭遇的那场可怕谋杀。他虽然一直都是我的死对头，但我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以及品行。在这么一个民族团结显得前所未有重要的时刻，我坚持要向您表达我对饶勒斯所怀有的崇敬。”

勒内·维维亚尼起草了即将向全法通报的《政府宣言》。

他曾是饶勒斯的朋友。在文中，他向这位“社会主义共和党人”致敬，并强调：“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为了和平，我支持政府的爱国行为……国家正处在危急关头，政府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及整个民族的爱国主义：人民必须保持镇定，公共情绪不能有过大的起伏，否则首都将会陷入动荡。”

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

在1914年7月31日星期五这天的晚上，以反军国主义、和平主义为人所知的记者吉斯塔尔·埃尔维写下了次日，也就是8月1日《社会战》的头版文章：

“必须保卫国家！他们谋害了饶勒斯，我们不能谋害法国！”

8月1日，莫里斯·巴雷斯在饶勒斯的遗体前弯腰鞠躬，他后来写道：

“饶勒斯此刻是如此的孤独！我深谙其立场，因为（对相互政见）理解的缺失并不能阻隔一切。这是一个高尚的人，是我的精神信仰，也是一个伟人！永别了，饶勒斯，你本是一个我可以自由崇敬的人 ⁽⁶⁾ 。”

同样在这天，在土伦的一家啤酒店里，一位海军上尉在听闻了这则消息后评论道：

“也好，长痛不如短痛。如果这消息是真的，我会给酒保5法郎。”

笔名为Gyp的当红女作家马爹利·得·让威尔女爵在她的日记里写道：

“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如果《行动法国》和它的主编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那他们本可以做得非常漂亮……媒体的态度太让我吃惊了。这是多么巨大的转变啊——可怜的饶勒斯竟被那些标榜爱国 ⁽⁷⁾ 的报刊或明或暗地哀悼着，这些对我而言，不仅仅是难以理解更是难以置信。”

他还满足地写道：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通常比较活跃的政党的宠儿，饶勒斯有点突然的遇害并没有多少成效。”

人们没有忘记饶勒斯，但又能怎么样？

消息传出来了：政府成员在1914年8月1日开会并决定于9点进行全国总动员。次日，动员令正式公布。各地政府的门前都张贴出了这些白色的布告，警察将出征路线发放到被动员入伍的人手中。

另一则消息从周六开始也传播开来：8月1日当天，法国政府回复了德意志帝国大使的最后通牒，法国在其中虽态度坚决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强硬的态势，看守边境的法国士兵甚至收到这条命令——往后撤退10公里以免出现任何意外情况。

在一份《法兰西民族征召令》中，维维亚尼在没有言明德国威胁的情况下透露了共和国边境正面临着风险，但他在其中也声称，法国政府相信可以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

“动员并不意味着战争。”他在最后总结道，“就目前的情况看，动员是在恐怖中维护和平的最好办法。”

8月1日17时，冯·肖恩向德皇威廉二世转述了法国政府的回复，后者在听闻邻国进行全国总动员的消息后，在其位于柏林的宫殿的阳台上发表了演说：“德国正在经历一个阴暗的时刻，四面八方虎视眈眈的人正逼迫不得不拔出利剑。”

另一边的法国，警报声回荡开来。

阿尔贝一世（前排左）与乔治五世（前排右）巡视比利时军某团

8月1日，身在诺曼底的安德烈·纪德从大约下午3点开始听到了警报声。

“变了脸色的邻居，压抑着呜咽声和我们说，‘是的，是警报声，动员令已经发布下来了。’”

纪德来到克里克托，布告已经张贴在政府门前的墙上。

“警钟声停止了。”他写道，“巨大的警报声在整个国家上空回荡过后，只留下压抑的沉默。天上飘起了细雨，回来的路上我一个人都没碰到。因为动员的缘故，那些面包店、鞋店、皮具店里的男员工在今晨5时便已出发了。”

“在心脏的位置，我只感觉到一块潮湿的碎布堵在胸口。战争这一执念似乎在我的两眼之间横亘成一道令人生厌的条杠，我的所有思绪都为其所扰。”

这种感受与焦虑不只纪德一个人有——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英国外交事务部国务卿爱德华·格雷也感受到了，甚至连战争的来源国——奥匈帝国及俄罗斯帝国的首脑们也感受到了。

英王乔治五世在给俄皇尼古拉二世——也就是他的嫡亲兄弟——的电报中写道：

“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些小的误会竟然会导致我们与德国如此突然的决裂。我提醒你这是个误会，是希望它可以瓦解并给和平一个可能。”

英国的迟疑让普恩加莱担心不已。

巴黎希望英国可以加入法俄战营，但伦敦则更倾向于相信时局还没有糟糕至此。同时，人们还知道威廉二世又给尼古拉二世发了一则电报。

但在1914年8月1日星期六这天，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每个人都知道战争已是不可避免。

当卢森堡被德军入侵而比利时岌岌可危的消息传来时，伦敦下定了决心。

正如伦敦政府时常被提醒的那样：“安特卫普这个港口城市，犹如一把瞄准英国心脏的手枪。”所以，英国不可能看着德军入侵比利时而没有任何军事行动。

德国在给比利时的最后通牒中声称：“法国军队有可能经由日韦、那慕尔 ⁽⁸⁾ 两地朝拉莫茨进发，目的就在于进入德国和比利时领土。”比利时国王阿贝尔二世不以为然。

毕竟局势已经说明了一切。

他回复道：“任何的战略利益都不能为侵犯主权的行为开脱。比利时政府将坚持到底、竭尽所能击退任何入侵其领土的行动。”

战争就这样来了，德军的施里芬计划拉开帷幕。

1914年8月3日周一18时45分，冯·肖恩向维维亚尼提交了德国向法国宣战的宣言。

“德国政府及军事机构在德国领土上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明确由法国飞行员实施的敌意行为”“其中的部分行动因为飞越了比利时上空，已经对该国的中立立场构成为威胁。其中的一次行动还对周围的设施进行了破坏；另外在埃菲尔山地区也发现了行动实施痕迹；还有一次军事行动对卡尔斯鲁厄及纽伦堡两地的铁路进行了轰炸。”

完全是一派胡言。

英国驻德大使要求会见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并向他转达了英方的通牒：“如若在24小时之内，德国不放弃入侵比利时的行为，双方将不得不兵戎相见。”英国政府还提及了1839年签署的一份协议，其中规定英国将在比利时遭受攻击时伸手救援。

德国总理感慨道英国竟能对这么一份“破纸片”给予那么多的重视。

让德国同样失望的是，意大利认为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解除了它作为盟国的义务，因此意大利选择了中立。

然而，德军并没有撤退。

相反地，德方开始有条不紊地实施其施里芬计划。

8月1日夜，德国向俄罗斯宣战。在此之后的几个小时，战争的硝烟令整个欧洲都紧张起来。

甚至在冯·肖恩向法国传达宣战宣言前，德军的骑兵巡逻队便已深入法国领土，直达贝尔福地区的容谢勒村，并在当地与法国军队进行交火。

双方各损失了一名将领——带领德军分遣队的卡米尔·迈尔少尉以及法军步兵排长儒勒-安德烈·别儒下士。

双方在本次交火中不分伯仲，但各折一兵之后将是成千上万名士兵的牺牲。

谁人能料想到这八月初的交火将是屠杀的开始呢？

年轻的随笔作家兼史学家雅克·拜恩威尔与莫拉斯 ⁽⁹⁾ 是密友，他在自己8月3日周一的日记中写道：“生活仿若悬在了电报上……德军向比利时下的最后通牒犹如晴天霹雳：这已经说明他们将从北方入侵法国，正如他们的战略家多次宣告的那样，而法国，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次警告，却还是没有寄予足够的重视……在这场战争里，一方面，英法两方不仅很平静甚至有点和平主义的倾向，可以说他们在信条上确信战争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而敌军一方，却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并动用着一切可用的资源在筹备着战争。”

然而，年轻的人们涌上巴黎的街道，哼唱着《马赛曲》，高喊着“攻向柏林！”

安德烈·纪德

“错过今天的巴黎的人可以说错过了一切”夏尔·佩吉写道，他在这次游行中要求把自己扮成步兵队里的一名少尉。

拜恩威尔并没有被这股热情带走，“人们妄想战争将在2个月最多3个月后结束”他写道，“人们相约在10月底相见，那些我在8月2日一起吃午餐的军官们甚至已经在为胜利干杯，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去参加一场延续一个夏天的战役。首领们警告说起初会有些艰难，我们不得不先撤退，但在10到15天以内我们会继续前进。对老百姓而言，每个人都在战役打响的最初几天期待着占领南锡的消息，但等着他们的将只有失望……相信战争很快会结束也许是另一种拒绝相信战争会发生的方式，这种轻信的态度在当时的法国随处可见，这个国家在事实面前紧紧抓住最后一丝希望……”

人们真的抱有希望吗？

8月2日，回到巴黎的纪德记录道：“空气中弥漫着令人压抑的焦虑，巴黎表现出了它不真实的一面。没有汽车的空荡街道上，挤满了紧张却又平静的人们。马路上有很多人拿着行李箱，在酒馆门前有人高声怪唱马赛曲，时不时身边就有载满行李的汽车飞驰而过。”

纪德希望可以加入红十字会。

“中心办事处位于弗拉索瓦一世街21号，里头一派繁忙景象，各个阶层的妇女（但更多是高阶层背景）纷纷在报名表上签字，表达了自己的服务志愿……”

而几条街开外，暴力正在上演。几伙人在责骂着那些招牌上带有德国或其盟国元素的商店的经营者。

“我看到了一家叫玛吉的奶品店被洗劫”纪德陈述道，“我似乎到得有点儿晚了，商店里已经变得空荡荡的，两位身材壮硕的男人，在警察默许的情况下，刚刚用木耙把门面的玻璃打碎。他们中的一个爬到一处货架上，手里拿着一个棕壤质的咖啡壶，向众人展示了之后哐啷一声摔在了马路上——大家欢呼了起来……今天早上，一些小混混趁着警察不在破坏了一架自动称重器，拆开了它的外壳拿走了里头大大小小的钱币……几乎没有什么新的消息传来，但却突然得到一个令人惊愕不已、难以置信的消息——冯·肖恩先生竟然还在巴黎！”

纪德在一家报刊亭前停了下来：《人道报》的头条上是饶勒斯的照片，下面用大写的字母写着：“面对外敌的入侵，社会主义者将完成他们的使命，为了祖国，为了共和国，为了共产主义。”

1914年8月3日的这个周一，《社会战》的主任吉斯塔尔·埃尔维在向战争部部长梅西米写的信中说道：“我恳求您将我编制到第一批出发的军团里，这将是对我特殊的恩惠。在被大学开除、被律师协会除名并因缺乏爱国主义之名被判处了11年狱刑之后……我确信您可以理解，共和国欠我这一次光荣的补偿。”

“法国万岁！——简短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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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廉二世的昵称。

(2) 　尼古拉二世的昵称。

(3) 　以及1940年。

(4) 　译者注：Croix du drapeau

(5) 　断头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曾被当局用于处决政见不同者。此处为相同含义。

(6) 　此处意指，饶勒斯除政见方面与他持不同观点外，其他方面均令其崇敬。

(7) 　爱国色彩明显的报刊都支持对德宣战。

(8) 　两地均为比利时瓦隆区城市，其中日韦处于法比交界处。

(9) 　夏尔·莫拉斯（1868-1952年），法国记者、随笔作家、政治家及诗人，日报《行动法国》创始人。